传播政治经济学

尤其重要的是保持“网络中立”的斗争。当媒介公司增长利润的压力增长时，公司试图重构他们的网络去赚更多的钱。尤其是，他们喜欢为信息高速公路创造一种较快和较慢的“通道”，为付高价的内容提供者，比如某个广告客户，或者为那些与网络服务提供者有关的人，比如它自己附属企业预留快速带宽；而对那些付费低廉的人或者竞争者，网速将会很慢。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在主流之外的公司网络站点，比如另类媒介站点，它们没有资金为快的带宽付费，所得到的服务质量必大打折扣。为回应这个威胁，媒介改革运动为立法和规范而战斗，立法和规范将保留那些已经是标准实践的部分，即平等对待所有内容(有个别例外)等于给一条信息高速公路以同样速度，发布关于质量的同一标准。无论这些斗争的结局如何，政治经济学学者显然已为围绕主要传播问题而开展的行动主义的整体复苏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

结论

这一章论述了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趋势，包括研究的全球化。这个领域不再如从前那样打上了具体的地区趋势的烙印，也不仅仅是由北美和欧洲的研究所支配。政治经济学研究当前是全球性的，因为遍及全世界的日益对论述全球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在做着这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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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领域也把其研究领域扩展至传播历史，尤其是对商业和政府中支配性权力的抵制历史。在这样做时，历史研究揭示了未经检视的建立支配性商业体系的替代方案的故事，而这滋养了更广泛的反对运动。政治经济学已经偏离其传统焦点论题检视支配性权力和剥削过程，而转移到论述抵制的立场。这些立场尤其包括女性主义有关媒介和传播的立场。

再者，政治经济学已开始转向，从强调检视旧媒介中权力如何运作转向针对新媒介的多种路径。除了解释新老媒介的连续性，如描述支配性权力如何使用二者去赚钱，政治经济学学者也处理了新媒介对传统资本主义发展类型提出的挑战中的非连续性。再者，它们例证了新旧媒介的允诺之间的关联，以及更为重要的是把这些努力与达到顶峰联系起来从电报时代到因特网，到社会中的权力体系。政治经济学学者也看到了尤其是新媒介产生的突出社会问题，比如，知识产权的控制，电子监管以及网络经济的重要性。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后趋势是政治行动主义的高涨，这包括诸如民主传播联合会和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协会这样既已确立的组织的发展壮大。新的国家范围的(自由出版)和国际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运动也为它们注入了活力。

后面三章将描述和分析一种指导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的理论。有一节描述理论路径的哲学基础，然后，我要转向其主要维度：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的过程。

第六章 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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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商品化：内容、受众和劳动

第一节 第七至九章导言

前面数章检视了政治经济学进路、传播的概念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本书现在要提供一种指导我们理解的一般理论。具体说来，本章和接下来的两章将提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框架。本章以一种哲学基础开始，接下来探讨思考本学科的核心观念。

我们一开始先以非技术性语言思考哲学基础，然后进行更加正规的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倡这样一种理解方式：将指导思想的抽象概念和我们的感官所接受的具体观察都接受为真实的存在。因此，它反对在某些理论当中盛行的观点：只有我们的观念或者只有我们的观察一一而不是两者都包括在内才是实在的。政治经济学也反对这种立场：现实不存在，观念和观察在重要的意义上都不实在。此外，这种哲学意味着现实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不能被简化为一种本质。仅仅是经济(比如，金钱是推动媒介的唯一力量)或者仅仅是文化(比如，人民的价值观塑造了媒介)都无法像魔钥似的开启我们对传播的理解。这种哲学基础也将社会变革、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的观念推至最显著的位置，这些观念要求重新评估政治经济学的传统重点，即强调媒介企业等社会机构，或者将社会阶级视为一种结构，而不是一种社会关系，

接下来，本章和后面数章将这些观点付诸实践，识别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出发点的三种过程，由此引导我们如何将政治经济学应用于传播世界。商品化(comumodiication)就是将因使用而产生价值的物品转化为可以销售的产品，其价值来自它们能交换来的东西。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将一个朋友们喜欢的故事转变成一部可以在市场上售卖的电影或者小说的过程。人类的传播行为如何成为一种为了牟利而制造的产品？空间化(spatialization)是这样一种过程：大众媒介和传播技术克服了地理空间的限制。比如，电视将全球事件的图像传送到世界各地，克服了距离障碍。此外，各个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电脑通讯在全世界范围内经营生意，由此能够更广泛地接触顾客、工人、技术和资本。当需求出现的时候，比如可以在别处获得成本更低或者技能更高的劳动力，电脑通讯也使得它们能够灵活地采取快速行动。当传播遍布全球、商业利用传播在全世界范围内创造和制作产品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第三个关键概念是结构化(structuration)，即创造各种社会关系的过程，主要是那些围绕社会阶级、性别和种族组织起来的社会关系。例如，政治经济学描述了准入大众媒介和新传播技术是如何受到了社会阶级不平等的影响，这种不平等按照收入和财富区分人们，使得一部分人有准入的经济能力，而其他人则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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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加正规的术语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以特定的认识论和存在论原则为基础。认识论就是理解我们如何认知事物的理论范式。传播政治经济学基于一种唯实的、包容的、建构的、批判的认识论。它是唯实的，主要是因为它承认观念和社会实践都是实在的(见Latour，1999，第1章；Shimony and Malin，2006)。在这个意义上，它既不同于提倡只有观念才实在的律则式(nomotheticapproach)，又不同于主张观念不过是为人类行动的个别现实贴上标签的个殊式(idiographic approach)。①由此出发，政治经济学也是包容的，因为它反对本质主义或者将所有的社会实践简化为唯一一种政治经济学解释的倾向，提倡一种将观念视为研究一个多元化社会领域的出发点或者切入点的理论范式(ResnickandWolff，1987，2006)。为了理解社会现实，你需要选择各种观念和理论。选择一种观念或者理论而不是另外一种，是因为你作出结论说这种观念或者理论比它的替代选择更有价值。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断言这些选择就是理解社会实践的最好的或者唯一的方式。

第七章商品化：内容、受众和劳动

①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Windelband，1848-1915)最先使用nomothetic和idiographic这两个术语来描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方法，前者基于康德所描述的总体归纳的倾向，常用于自然科学；后者基于康德所描述的具体说明的倾向，常用于人文学科。—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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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认识论是建构的，因为它承认因果决定的种种限制，包括因果关系分析的前提：各个单元作为充分形成的整体、以线性方式互相作用。政治经济学宁可将社会生活理解为一套互相构成的过程，它的各个单元在形成的不同阶段互相作用，其方向和影响只能在具体的研究中得以描述。最后，这种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是批判的，因为它将知识视为与其他知识体系和社会价值互相比较的产物。例如，笔者的政治经济学是批判的，因为它常常将在研究中获取的知识与替代性的知识体系进行比较，比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多元论政治科学和文化研究。此外，对于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收集的知识，这种理论范式的衡量标准是多年以来指导很大一部分这种研究的社会准则，包括民主以及构成民主的公民参与和社会平等。

认识论为理解我们如何认知事物提供了一个框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存在论为理解存在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框架。具体说来，存在论区分将各种事物视为结构或者视为过程。这条河是一种物还是一种流动？它两者都是，可是哪一点受到强调呢？传统上，政治经济学强调物或者结构，例如跨国媒介公司和监管它们的政府。笔者的理论框架则提倡通过将各种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置于最显著的位置，偏离这种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理论范式。这就意味着，本研究以这种观点为出发点：社会变革无处不在，各种结构和机构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与仅仅识别出各种相关机构相比，发展切入点以描述各种过程的特性要更加有用。根据这种观点，研究媒介机构很重要，可是这种研究是建立在分析一种社会过程比如将故事转化为电影和其他有销路的产品的基础上。

以这种原则为指导，本章剩余的部分和接下来的两章以三种启动过程为政治经济学描绘出一幅翔实的地图：一开始介绍商品化，即将使用价值(use value)转化为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的过程；接下来介绍空间化，即传播对空间的转变；最后介绍结构化，即通过社会手段建立各种结构的过程。将这些过程置于最显著的位置并非要代替各种结构和机构，这样做的话无异于以一种形式的本质主义代替另一种。这些过程毋宁是一些切入点，它们组成了一种实质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解释社会现实的多种可能方式里一种优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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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何谓商品化?

亚当·斯密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分了使用价值(即一种产品的价值来自对一种特定人类欲求或者需求的满足)和交换价值(即一种产品的价值基于该产品能被用来交换什么)。商品是当产品的生产主要围绕着交换过程组织起来的时候，这些产品所采用的特定形式。商品化即将使用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的过程。

马克思的《资本论》一开始就分析商品，因为他发现商品是最可见的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最明确的表现。资本主义外表上基本就是各种商品的巨额积累。尽管这种外表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里并非没有受到关注，古典学派倾向于将其自然化，马克思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其展开了批判。斯密及其追随者所谓“不证自明、由自然强加的必然性”，对于马克思而言却不过是“一种社会形态在此，生产过程控制了人，反之却不然”的产物(Marx，1976a：175)。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关键之一，就是解构商品以确定其外表有何含义，揭露隐藏在商品形式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正如加利(Jhally，1990)所记录的，在传播文献对于商品形式作出的少数几种持续分析当中，马克思广泛观察了商品和使用价值的含义。对于马克思(1976a：125)而言，商品来自形形色色的需求，既有物质的也有文化的(“来自胃也好，来自想象也好，并无不同之处”)，其用途可谓“千差万别”。商品可能来自形形色色的社会需求，包括满足生理的饥饿感和满足或者违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地位惯例。此外，与一些诠释相反，使用价值并不局限于满足生存的种种需求，还延伸到由社会构成的形形色色的使用。

第七章商品化：内容、受众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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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批评家不满意这种理论，认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与其说让事情变得更明了，毋宁说变得更含糊。例如，根据萨林斯(Sahlins，1976：15)的说法，马克思承认所有价值的社会性，但是倾向于将使用价值自然化，“将使用价值的社会决定因素弃之不顾，只关心它们满足人类需求’的生理事实”。鲍德里亚(Baudrillard，1981)延伸了这种批判，强调使用价值最终被摒弃于构成特定交换价值的成套结构和惯例之外。这种批判提醒我们：马克思的主要目标是质问资本；由于以此为基本兴趣，他忽略了详细处理体现根本否定资本主义的观点，包括使用价值和一个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社会勾画出的社会轮廓。尽管如此，这种文化批判也为政治经济学划定了一条它不会跨越的边界，因为这种批判的目标并不局限于指出差距。它也代替了一种完全按照文化惯例的具体规定来定义价值的唯心主义相对论；人类文化实践的可变性说明，这实际上相当于任何事物。政治经济学承认可变性，可是又对其加以限制，认为各种使用无不受到商品结构特征的“调节”（用马克思的术语）或者“限制”（用雷蒙德·威廉斯的术语)，从它们那里实现自身的存在。汲取了鲁宾(Rubin，1886-1937)的观点①，加利(Jhally，1990)建议，使用“部分必要性”的语言来评价马克思对于“有用性并非悬吊在半空中”的认可。与此相对立，有人可能建议各种使用价值互相构成，并保留由社会构成的使用价值和来自一套特定的社会安排比如产生交换价值的市场的价值之间的区别。

剥除马克思称之为商品外表的“洋葱皮”就会揭露出一个生产体系。在商品化与传播的关系里，有两个总体维度很重要。其一，传播的各种过程和技术促进了整体经济的普遍商品化过程。例如，提高服装产业的传播渠道，特别是随着引进全球的电脑和电信技术，将信息扩展到生产、分配和销售的整体循环。这提高了盘点存货控制，由此节省了空间，提高了商店仅仅储存顾客需求商品的可能性。其二，影响社会整体的商品化过程渗透了传播的各种过程和机构，以至于社会商品化过程的各种进步和矛盾影响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传播。例如，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加速的企业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国际趋势在全世界范围内将公共的和国有的媒介和电信机构转化为私有企业。这将公共服务传播转化为商业传播，前者有社会义务提供全民准入和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的内容，后者只向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提供准入，并提供将受众移交给广告客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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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国经济学家鲁宾被公认为他那个时代研究马克思价值理论最重要的理论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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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书关注将传播放置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中，因此从商品化的一般过程开始、检视其如何与传播发生关联非常有用。从资本的角度而言，生产过程起始于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这些商品。全部产品的出售价格比起初的投资要多，多出来的部分就叫做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本身可以被用来投资以进一步扩大资本的积累。在本质上，资本是通过生产和交换过程得以扩展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分析，得出结论说这些是剥削的过程，因为资本家控制的扩大淘汰了替代性的生产体系，迫使劳动力进入一种社会关系，它在其中和土地、原材料一样处于一种商品或者生产要素的地位，并被迫放弃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结果，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换取不足以酬报其所出售劳动的工资。通过绝对剥削(延长工作时间)和相对剥削(强化劳动过程)等深入榨取剩余价值的过程，商品劳动力实现再生产。剥削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必要条件，可是剥削的程度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状况。例如，当工人组织工会或者采取其他方式反抗剥削的时候，资本就必须在劳动过程中做出调整。因此，商品的出现满足了资本主义市场的要求，而商品也是一整套隐蔽的社会关系，它们将资本与商品劳动力联系起来，两者为了控制由生产和交换产生的价值而开展斗争。例如，出现在影像商店的好莱坞电影的数字影像光碟也是一整套社会关系，将好莱坞的制片人与电影演员、导演和编剧联系起来，他们为了谁能从通过在商店里销售或者在网络上发行产生的价值里获利而开展斗争。

第七章商品化：内容、受众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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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商品通过将剥削的社会关系以一种令其貌似自然的隐蔽方式呈现，将这种社会关系客观化。因此，在我们眼里，一台电脑就是一种具有一套确定使用价值和由其价格标明的具体交换价值的商品。它在使用和交换中的价值倾向于蒙蔽人们的理解能力，阻止他们将这台电脑看作一种国际分工的具体化，这种分工令生产关系沿着阶级、性别、国家和空间的维度分层。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commodityfetishism)的分析揭露了更深层次的蒙蔽性。按照这种分析，商品不但隐蔽了各种社会关系，隐藏了围绕价值的斗争，还自具生命和权力，超越了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命和权力。对于马克思而言，这种拜物教曾经局限于宗教：

因此，为了找到一种类比，我们必须遁入宗教的蒙昧王国。在那儿，人类大脑的产物作为自具生命的自主人物出现，既互相建立关系，又与人类建立关系。充满人类手造产品的商品世界同样如此。我把这个叫做拜物教一旦劳动的产品被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它就会依附于其上，因此与商品的生产密不可分。（1976a：165)

其实，对马克思而言，商品拜物教比它在宗教领域的对应物更加强大，因为商品拥有实体化身，能将自身直接呈现于感官之前，而宗教信仰却不能。①按照这种观点，商品包含双重蒙蔽性。首先，它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社会关系自然化。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电脑，而不是在生产现场围绕生产电脑的工人会挣多少钱等的斗争。其次，商品被物化(reified)，即它自具生命，与个人和社会相对立，并成功地塑造后两者。我们将电脑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偶像，体现了笔者所谓的“数字化崇拜”(the digital sublime)(Mosco，2004)。上述第一点将商品视为一个生产过程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一种重大社会斗争的社会结果；第二点完全切断了商品和一个生产过程的联系，将其放置在自身的社会领域里。电脑扮演的角色是一种超越人类的力量，那种力量塑造、确定、限制或者以其他方式控制社会发展。这种双重蒙蔽的结果就是，一个社会过程的产物被赋予自主的存在和塑造社会生活的权力(Free and Hughson，2006;Hope and Ross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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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们可能驳斥这种论点，认为它不应当将实在(real)和物质(material)混为一谈。一种神灵可以是实在的，却不是物质的。尽管如此，赞成商品拜物教并不依赖于认同由于某种原因商品比宗教信仰更加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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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化指的是将使用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的过程，即将价值由其满足个人和社会需求的能力确定的产品转化为价值由其市场价格设定的产品。部分由于许多政治经济学思想将重点放在结构和实体上，而不是放在过程和关系上，商品化这个术语尚未受到大量的显性研究。尽管如此，它暗含在对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种种讨论当中，包括市场的全球扩展(Fürsich and Roushanzamir, 2004; Murdock and Wasko, 2007)、公共空间的私人化(Gibson，2003；Schiller，1989)、在人际生活(EwenandEwen，2006)和性行为(Mayer，2005)中交换价值的增长。

将商品化和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客体化(objectification)区别开来很重要，人们倾向于将它和这两种过程联系在一起。商业化是一种更加狭隘的过程，具体指在受众和广告客户之间创立一种关系。例如，电视广播频道的商业化意味着广播广告的增长和将受众移交给广告客户的节目制作得以发展。既然市场不仅仅包括商业化，还包括劳动力的商品化等，我们将商品化视为一种范围更加广泛的过程。客体化是一种经常与商品化混淆、但范围更加广泛的概念。例如，卢卡奇(Lukács，1971)在研究物化的著作中描述了一种过程，在此人际关系“具有物的特征，因此获取了一种虚幻的客观性”。商品化是这种过程的一种具体形式，在此获得虚幻客观性的“物”是一种商品，即价值由市场决定的物品。客体化是一种普遍过程，指非人化(de-humanization)发生的许多不同方式。政治经济学集中关注这种过程的一个重要表现：商品化过程。

第七章 商品化：内容、受众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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