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今天，各种斗争聚焦于将这些权利扩展到经济一类的新领域，由此产生的观念包括参加工作、加入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和达到满足基本需求的生活水准等权利。这些斗争也致力于扩展社会公民身份，包括参与社群和保存、使用公共领域的权利。最后，行业工会和社会运动已经将公民身份和一套传播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后者包括传播信息(而不仅仅是接受信息)和使用那些令传播权利成为可能的公共设施的权利，比如受教育权和使用传播工具包括全民的公共邮政服务、全民的电话准入，现在还包括了全民的国际互联网准入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公民身份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包容在内的概念，也可以被用作一个排除在外的概念，即作为一种将“我们”与“他们”分离的手段。这可以以积极的方式完成，以便建立内部的共同一致，也可以以消极的方式完成，成为将人们从集体成员的利益当中排除出去的一种手段。可是，总而言之，在更多情况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内围绕公民身份的斗争代表了一种争取包容更多人的斗争，聚焦于努力扩展充分参与一切社会领域的权利。

结论

传播政治经济学所倡导的一种理解方式把引导我们思想的抽象观念和我们凭感官感知到的东西或者具体观察都当作真实的存在。因此，它反对在某些理论当中盛行的观点：只有我们的观念或者只有我们的观察而不是两者都是实在的。政治经济学也反对这种立场：现实不存在，观念和观察在重要的意义上都不实在。此外，这种哲学意味着现实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不能被简化为一种本质。仅仅是经济(比如，金钱是推动媒介的唯一力量)或者仅仅是文化(比如，人民的价值观塑造了媒介)都无法像魔钥似地开启我们对传播的理解。这种哲学基础也将社会变革、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的观念推至前台，这些观念要求重新评估政治经济学的传统重点，即强调媒介企业等社会机构，或者将社会阶级视为一种事物或结构，而不是一种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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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化是开始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化的切入点。商品化被定义为将因使用而产生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传播)转化为因投入市场而产生价值的商品的过程。有三种类型的商品化对于传播很重要，分别是内容、受众和劳动力的商品化。在所谓的内在商品化里，商品导致新商品；在所谓的外在商品化里，它们通过与非商品化的产品和服务相关联而被制造出来。通过在私人生活中培养亲密、友谊和亲情以及在公共生活中发展民主和公民身份，商品化的替代物可以存在。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下一章将论述第二个切入点：空间化的过程。

第七章 商品化：内容、受众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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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空间化：空间、时间和传播

商品化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或者说切入点。这样，它开启了一个分析的领域，其中包括源自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过程研究，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彼此联系，并与商品化联系在一起。本章将讨论空间化这个切入点，这一术语来自社会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79)所指称的克服社会生活中空间和时间限制的过程。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来说，空间化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传播是在社会中实现空间化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正因此，空间化使得传播产业格外重要。

虽然人们对于空间化的兴趣较之于过去正变得越来越浓厚，但是社会科学家，包括政治经济学家对此问题却关注已久。对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来说，如何测量土地和劳动时间的价值以及如何理解市场的空间扩张和劳动分工之间的关系，都成为核心的议题。在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接近空间化的概念，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73)中评论了资本主义“以时间消灭空间”的趋势这指的是资本日益增长地利用和改进运输和传播工具，从而减少用于在两地间移动货品、人和信息的时间的能力。因此，作为资本扩张限制的空间距离的重要性大大地降低了。在对这个理论进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家中，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1972)尤为突出。他不断努力，试图在不同媒介形式、时间、空间和权力结构之间建立联系。当代政治经济学(Harvey，2006)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资本并没有消灭空间，而是通过重新构建人、货品和信息之间的空间关系转变了空间。在这个重新构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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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本自身得以转型。①

对于“空间化”这一术语的使用来源于对全球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传播学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在过去二十年里所使用的概念和观点。举例来说，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1990)曾使用时空延伸(time-spacedistanciation)这一术语，探索时间和空间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减弱。电子邮件可以轻易地穿过半个地球，这种便捷性揭示了时间和空间能够更好地作为弹性资源的合理性(Giddens，2000；HuttonandGiddens，2000)。地理学家戴维·哈维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描述与此相似，虽然这个说法更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含义。例如国际银行系统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处理大约数万亿美元、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的资金流动和其他事务，这些往往很少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信息技术的社会理论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989，2002)则提醒我们注意他所谓的流动的空间(the space of flows)——组织能够不依附于任何特定的地理位置而建立本地和全球的网络，物理空间的重要性相对于流动的空间已经降低。曾经的商品运输需要水流得以保障而运作，当货品从密西西比河一路向下到达新奥尔良港口时候，这些特定的地理位置对于构建当今的政治经济而言并非举足轻重。女性主义地理学家朵琳·梅西(Doreen Massey，1992，2005)强调用联系的观点来解读空间。她认为空间包括了许多动态的社会关系，组成一种“权力几何体”（power-geometry)。她同时揭示出，这个概念和对空间的传统性别认知有很大的不同。对空间传统的性别认知往往是一种没有时间的状态，而且它将空间看作“时间的切片，大地母亲的变化能力依赖于时间的动力”。最后，空间政治经济学家萨斯基娅·萨森(SaskiaSassen，2007)图绘了一个新的网络的图景，它涵盖了金融资本、全球城市和从民主视角出发抵御

第八章空间化：空间、时间和传播

①我们不能够苛求马克思所说的消灭空间。他承认在实际中，这将意味着资本投入注意力的转移，开始指向不同的空间，特别是新的市场：“运输和传播设备的发展所带来的机会，使得资本必须为越来越远的市场而服务，简单地说为世界市场而服务。”（载Grundrisse, de la Haye, 1980: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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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业主导的全球化的传播。

第一节传播与集中：作为制度延伸的空间

一般来说，空间化研究强调的是组织活动的地理和制度的延伸，而传播政治经济学所特别论述的空间化，主要涉及传播产业中企业权力的制度延伸。这主要表现在媒介公司规模的快速增长上，包括财产、营业收入、利润、雇员人数和金融市场中股票的价值。政治经济学特别强调企业集中(corporate concentration)的不同的形式，或企业增强自身的组织以主导市场的途径。这一聚焦的主要原因在于更好地理解权力在传播领域的运作，因为企业集中对整个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企业集中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控制传播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并限制竞争，进而限制社会可获取的信息和娱乐的多样性。虽然对当代传播的图景而言，增长以及合并成为最为核心的特征，但是对这些发展的社会影响的关注则由来已久。例如，一百多年前，巴尔扎克(Honore deBalzac)就批判了查尔斯·哈瓦斯(CharlesHavas)对于电报服务拷贝的垄断而造成信息资源的减少。

最简单的集中形式就是一家媒介公司购买另一家同行公司的控股权。①《纽约时报》购买《波士顿环球报》就是这个基本形式的最佳例证。对集中不同类型的传统研究将集中分为横向(horizontal)和纵向(vertical)形式。然而，虽然这些术语被广泛使用，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传播研究中，它们的概念、界定和应用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对媒介集中研究的不完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媒介产业对研究课题的影响力所造成的它促使我们更多地致力于对产品市场化的研究，而非对媒介集中本质和内涵的揭示。概念上共识的缺失部分也是产业飞速变化和发展的结果。产业结构、科技、服务以及国家政策和法规的变化(后两者的变化通常落后于前面的变化)，使得提供一种被普遍认可的语言用以图绘媒介集中变得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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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控股和主要股权的定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在一个股权很分散的公司，取得2%的股权就算拥有了主要的股份。但是也有人认为，只有拥有51%或者更多的股权才算控股，从而控制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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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术语上有限的认同后，我们就可以来考量媒介集中的几种主要思考方式。横向集中往往发生在当一家媒介公司购买另一家媒介公司的主要股份，后者可能并不与前者的行业直接相关，或者其主要的资金来源根本与媒介无关。①第一种，或者说跨媒介集中（cross-mediaconcentration)的典型例子是一家传统的媒介行业公司(比如说报纸)购买了一家较为现代化的媒介公司(比如说广播电台或电视台)。这是像报纸出版业的产业在面临新的媒介形式时维持盈利的一种方法。鲁珀特·默多克(RupertMurdoch)新闻集团对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和社交网Myspace的购买就是例证。横向合并同样发生在当媒介公司转向完全与媒介无关的产业或者当媒介公司被非媒介公司吞并时。举例来说，2007，谷歌兼购了谷奥(Panoramio)，一家旨在帮助数码摄影师对他们的照片进行地理定位、存储和组织的公司，这一兼并使得谷歌能够更好地使用谷歌地球(GoogleEarth)和谷歌地图(Google Map)上的图片。被非媒介公司接管的例子来自通用电气公司(The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对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收购。通用电气公司是一家电子产品和承揽国防业务的公司。而它曾在20世纪20年代就是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拥有者。这种形式的横向合并造成了企业集团(conglomerate)所有权的产生和扩张，这往往是不同产业公司合并的产物。

纵向合并描述的是在相同的产业生产线上企业的集中，使得一家企业能够控制整个生产过程。时代一华纳对于美国有线新闻网(CNN，

第八章空间化：空间、时间和传播

①“不直接相关”这个短语很重要。这不仅仅只是定义问题，因为购买一家相关的公司将降低某一个或者更多个市场的竞争程度。反之，人们也会认为购买一家相关的公司更有可能提高市场的效率，因为这能够使得买方公司的经营更为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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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leNewsNetwork)的购买为时代—华纳公司提供了更多分配其新闻产品的机会。同样，美国广播公司(ABC，American BroadcastingCompany)电视网对娱乐体育节目网(ESPN，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ProgrammingNetwork)体育电视和电台的购买，为其自身在体育节目的发展和成本的节约方面提供了诸多良机。这通常也被称为向前的整合(forwardintegration)，因为它使得一家企业在实现价值的循环上前进了一步。当《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购买了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的造纸厂，从而使其公司的控制扩展到生产过程最底层的时候，向后的整合(backward integration)往往会发生。一家公司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由纵向整合所带来的经营合理化的机遇，它就很有可能获得竞争的优势。当然，这也取决于公司对于生产阶段流程管理的能力。如果电视网拥有了节目制作公司，那么它就能够保证以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得到节目。与此相同的还有，拥有自身设备补给的电话公司，控制了掌握电影播放场所发行片商的电影公司，以及拥有自己网站的电脑公司。

这些形式的整合是控制不确定因素的必要手段，这种不确定性往往产生于当一家公司不得不依赖于外部的市场来完成生产周期(Wayne，2003)。商业史学家早就认识到整合过程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不管我们称它是财团、经营、组织还是垄断资本主义。举例来说，钱德勒（Chandler，1977）记录了整合企业的经营策略，如杜邦(DuPont)、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和希尔斯(Sears)，它们在数十年都成功占据支配地位。钱德勒认为，这些公司成功的因素在于它们采用的经营策略能让本公司不受许多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的左右—比如在生产周期中存在许多强有力的竞争者所导致的不确定性。通过生产线上分工的竞争，这些公司在这个受到保护的环境中创造了许多的市场。通用汽车公司的成功和其他公司的失败，一部分的原因在于通用汽车公司横向和纵向的整合保护了它不受市场竞争的伤害；同时，创造了一个内部市场，使得旗下的奥斯莫比(Oldsmobile)、庞蒂亚克(Pontiac)、雪佛兰(Chevrolet)、凯迪拉克(Cadillac)等不同的车厂以各自独立的生产线来迎合各自增长的目标。在这家多层分工的整合企业中，执行董事会既是经理又是银行家，负责评估各公司经营的成功，并相应地调动资源。①根据钱德勒的观点，组建这个结构的公司会从内部市场的竞争中获益良多，即使他们降低了外在公司敌意竞争的不确定性。钱德勒和其他商业史学家(也参见Brunn and Leinbach，1991；Yates，1989，2005)同时指出，传播与信息技术以及运输系统都成为这些系统的核心，因为它们为经营提供了工具，以控制整合的速度和形式。对一家整合的、多层分工的公司来说，其成功来自能及时评估各部分的相关绩效。比如，哪个部分的投资回报最好？为什么？诚然，快速有效的传播系统对于内部信息交流的多样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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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后跨国企业(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的加速发展为媒介产业的增长提供了另一种形式，并日益引起传播学者的关注。正如史密斯(Smith，1991)、汤斯托(Tunstall，1977)、温瑟克和派克(Winseck andPike，2007)所指出的，跨国媒介公司像大众传媒本身一样历史悠久。在19世纪，新闻的生产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被三家国际新闻大集团控制英国的路透社(Reuters)、法国的哈瓦斯社(Havas)、德国的沃尔夫社(Wolf)。它们把世界的市场分为若干垄断区域，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摒除竞争。②这个趋势在最近几十年中又有所扩展，传播公司不断寻求新的产品市场、低成本劳动力和政府监控与管制最少的地区。传播产业对于跨国化的一般过程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媒介直接通过广告，但却又间接地以各种媒介的形式引起人们对包括特定媒介产品在内的一般商品的关注。此外，传播的方式，包括新科技在内的通信卫星和高负载电缆，使得各公司能够在大部分的传播产业中，以更高的成本利用率和更容易的方式跨多个国界而进行运作。一些大的跨国媒介公司仍然在某个特定的国家保留了基地；然而，这些公司越来越能够运用其生产、销售、劳动力和财务方面真正意义上的跨国性维度，超越其基地所在国家的法律、规范、文化和金融上的限制。

第八章空间化：空间、时间和传播

①钱德勒对照了两类公司，一类是成功的公司，它们运用了多层分工的准市场功能。另一类是不那么成功的公司(如福特)，虽然它们的整合程度也很高。在他看来，这些不那么成功的企业忽视了内部市场的功能，仅仅保留了功能性的企业结构。它们根据传统的财务、销售、生产和会计来划分内部部门，这样就排除了企业内部的竞争，或者说这样的部门部分使得内部竞争很难产生。

②在世界范围内的报业卡特尔垄断下，美国显得最为焦躁烦怒。美国要求规模和资产本身不应该决定谁将控制信息的生产和分配。若干年后，像许多世界上比较贫穷的国家，如出一辙地将向美国提出这样的要求(Schiller，1976：26-29；也参见Cooper，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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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在媒介、传播和信息的不同领域中大量出现了巨型的全球企业。其中包括时代一华纳（Time-Warner)、贝塔斯曼(Bertelsman)、新闻集团(NewsCorp.)、迪士尼(WDC)、索尼(Sony)、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维亚康姆(Viacom)以及其他许多公司。这些公司通过控制生产、分配和放映等环节来完成纵向整合；而它们的横向整合跨越了一系列的媒介产品，包括软件和硬件，并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国际劳动分工，灵活而更符合成本效益地使用劳动力、资本、研究和发展。它们的经济权力非常集中。然而，聚合的公司形式并不是唯一的，也不能算是对全球重构最有效的企业回应。高度整合的联合大企业从内部竞争中获益，同时又收缩了外部市场的力量。但是，这样做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大型的联合企业通常意味着巨额的负债。此外，虽然联合大企业提供了巨大的灵活性，但同时可能助长官僚主义的趋势，阻碍创新部门的活力，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20世纪90年代的微软(Microsoft)以及新世纪的时代—华纳公司(Time-Warner)。

政治经济学家对集中的许多不同形式都存有兴趣。不过，他们最主要的兴趣集中在所有权(ownership)的问题上，因为它是媒介集中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主要是因为所有权的集中限制了生产者和销售者，进而限制了传播和信息的流通。因此，对纵向和横向及跨国的集中形式多样性的研究往往源于对所有权集中后果的讨论。虽然对于测量集中程度及其重要性的评估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政治经济学家主要聚焦于公司控制的市场份额，公司的规模和市场中产品多样性的研究。然而，这里的分析单位都是公司，其所有权必须与市场中其他公司的所有权不同。例如，在报纸市场中，默多克新闻集团(Murdoch'sNewsCorporation)拥有的日报和甘尼特集团(Gannett)旗下的日报被视为是竞争对手，但是两家报纸都是甘尼特旗下的报纸，所以就不是竞争对手。虽然这里强调的是市场，但是检验集中度的单位仍然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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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化较为宽泛的概念一方面考虑到市场的因素，另一方面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所有权的集中度上。而所有权的集中，使得公司可以使用在一系列市场(a range of market)中运作的资源。此外，分析的焦点从纯粹的产品的数量(有多少数量相同的产品)转移到了产品的多样性(diversity)(产品如何不同)。举例来说，这一途径可以很好地解释《华尔街日报》(TheWall StreetJournal)作为新闻集团的一个单位，使用母公司及其分部的生产、金融和政治游说能力。《华尔街日报》(TheWall Street Journal)因此从根本上不同于完全没有这些背景的公司。然而，如果只是进行特定的市场分析，它无异于其他没有母公司联系的独立公司。

除此之外，这个较为宽泛的集中形式的分析使得我们的注意力不再单纯地局限于市场中渠道的数量问题上，而是转移到各个频道提供的内容的多样性上。根据这个观点，在一个特定的市场里面，尽管只有一家公司垄断有线电视的所有权，但它同时在许多不同的频道中提供多种不同的意见；而在另一个特定的市场中，虽然存在所有权不同的许多报纸，但其观点大致相同。那么两种情况比较，还是前者的集中度较小。虽然对于集中不同形式的测量实属不易(什么构成了一种相同或者不同的观点），但是建立在市场份额指数上更为狭隘的视角，只能提供一种机械式、不全面的集中度的测量。①

第八章 空间化：空间、时间和传播

①正统的经济学家不愿意对较为宽泛的多样性观点多做研究，不管它有什么价值，因为它没有办法进行经验的测量。正统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将竞争者的数量和节目的多样性同等看待；同时将节目预算的多少与产品的质量等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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