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诚然关于集中的观点或是宽泛，或是狭隘，但是它们主要的焦点都集中在所有权上，并把它作为测量集中的核心标准。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宽泛的观点对于企业董事会(corporateboards of directors)分析的兴趣。这种途径并不旨在考察媒介的所有权，而是要勾勒出对于公司绩效负有主要责任的不同人员之间的关系。虽然管理公司董事会的法律因地而异，但是大多数公司履行董事会的职责形式是一样的：一是选任最好的管理层，包括任命最高执行主管；二是决定主要预算分配，诸如资本的支出和削减，其中包括建造和关闭厂房和办公室等。董事会通常由股东选出，但实际上，董事会自行决定自身的组成。董事会的大小因公司的规模和经营的多样性而不同，通常有十个到四十个成员。在董事会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内部成员和外部董事。内部董事通常指公司管理层人员，而外部董事通常是其他公司的执行主管，这一分类可能同时包括市民社会组织的象征性代表。

举例来说，2008年1月1日时代一华纳董事会，包括下列成员：

理查德·帕森斯，时代华纳董事会主席

詹姆斯·巴克斯代尔，巴克斯代尔管理公司主席

杰弗里·比克斯，时代华纳主席和最高执行主管

史蒂夫·博伦巴克，2004年至2007年希尔顿酒店公司，联合主席和最高执行主管

弗兰克·考菲尔德，克莱恩纳·帕尔金斯·考菲尔德·菲尔斯，共同创办人和合作者

罗伯特·克拉克，哈佛大学著名售后服务教授

马提亚斯·德普夫纳，阿克塞尔·斯普林格报纸分部，主席，最高执行主管和负责人

杰西卡·埃因霍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主任

鲁本·马克，高露洁公司主席

迈克尔·迈尔斯，福斯特曼·里特公司特殊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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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诺瓦克，明兹·勒文·科恩·费里斯·格拉弗斯基和波比奥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

弗朗西斯·文森特，文森特企业主席

黛博拉·赖特，卡佛合众公司卡佛联邦储蓄银行主席，最高执行主管

在这个较为典型的案例中，董事会既包含了企业高级层级中的董事，又包含了主要来自其他企业的董事，他们其中的一些来自非企业部门。同样寻常的是，时代一华纳董事会中有两位女性，且没有一个董事来自于劳工阶层，抑或是当下活跃的许多公民运动的组织。

对企业董事会的研究考察了董事会成员与共同信托责任之间的联系，即最大化持股人投资收益的责任。分析家们把连结形态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连锁(directinterlocks)，两家公司由同一个人产生联系，此人既是一家公司的主管，又是另一家公司的董事。另一种是间接连锁(indirectinterlocks)，两家公司之间的联系源于第三家公司的董事。高露洁和斯普林格(AlexSpringerAG)通过与时代—华纳公司直接相连(代表出席时代一华纳董事会)，而具有共同的职责。另一方面，高露洁和斯普林格之间同时通过有人担任时代一华纳董事而存在着间接的联系。此外，企业董事会尝试着不仅仅在一处董事会发挥作用。比如说，弗兰克·考菲尔德(FrankCaulfield)同时也是外交关系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是相当重要的研究和政策机构，并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有相当大的作用。史蒂夫·博伦巴克(Stephen Bollenback)在担任KB家庭(KB Home)董事会主席的同时，担任了哈乐娱乐集团(Harrah's Entertainment，Inc)以及梅西百货公司(Macy'sInc)的董事。因此，媒介集中通过在相同的市场竞争中分担责任而得以延伸。对公司董事会的分析通过运用相同的统计手段、网络分析和矩阵代数，而发展出了若干严格的标准(Burt，1992；Scott，1991)。这类分析的核心论点是，董事会结构的重叠为相关公司的代表提供了密切合作的机会和密切合作的责任，而这些公司有些原本应该是互为竞争者的。

第八章空间化：空间、时间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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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事会以外的其他地方也为精英集团提供了相互影响和共谋的机会。这些地方包括私人的会所、协会与专业组织，它们是阶级权力网络的交叉点。全球精英每年在瑞士达沃斯(Davos)的年会就是一个主要的例子。然而，企业董事会和上述的场所不同，因为成员们往往需要承担法律信托的责任。时代一华纳董事会不仅仅为来自不同公司精英提供聚会和商议共同议题的机会；同时，董事会成员代表时代一华纳公司肩负法律的责任，从强调间接连接重要性的观点来看，他们也为对方公司的利益考虑。正是通过这个过程，集中具有了这样的特征，即相关公司的合作和计划，既是机会也是责任，彼此的区别变小了，竞争也缓和了。这个过程由许多日常接触与互动构成，赋予了集中一种霸权(hegemony)的性质，一种理所当然运用权力的权利。

对于企业来说，还有许多一起合作的重要机会，因此权力的集中并非需要实际意义上的合并。这些形式包括一系列的“团队协议”(teamingarrangements)，如为了特定计划，比如媒介联合制片或者为了共同开发新技术(Fuchs，2007)而采取企业伙伴关系(corporatepartnerships)或者战略联盟（strategic alliances)。它们也可以是销售协定（merchandisingarrangements)，它把媒介公司与销售和市场开发公司联系起来。①这些实践行为对包括媒介公司在内的企业来说并不新鲜，但是这些年来，它们越来越普遍。这部分缘于空间化的过程让企业在一定的时期(如某项计划进行的期间)能够重构内部的运营程序以及它们外部的关系，但又不会引起组织上的分裂—组织上的分裂在过去经常使这些协议无法得以运行。无论这个计划是否成功，公司都能够重新建构，完成其主要的经营业务。而且，他们之间能够同时存在合作和竞争。

理解这些发展的一个要义在于：用来描述这些发展的语言之所以产生，不仅具有分析的价值，同等重要的是，它具有公关的价值，比如说协同作用(synergy)。因此，像策略联盟和协作作用这样的术语，固然有其修辞上的分量，但也同时负载了不同的含义。①从字面上来说，策略联盟是指让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企业，或者这些企业之内的特定单位，在没有产权变化也没有相互投资的情况下，共同执行一个或者多个项目。联盟可能涉及一个新的公司的成立，尽管这并不是必须的。媒介合资制片协定就是纯粹策略联盟形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经济压力驱使并有较低生产成本的诱导下，这个形式的联盟迅速成长，支配了欧洲影带以及电影的制作。国际化联盟也对一度自成一家的美国制片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类活动同时将在新传播科技领域内的企业联系在了一起。举例来说，IBM和苹果两大激烈的竞争者为了共同开发新一代的元件，如超强个人电脑系统而形成策略联盟。因为IBM已经放弃了大部分的硬件经营(曾经备受好评的IBM个人电脑现在归以中国为基础的联想所有)。苹果公司现在与为企业计算机流水线提供处理器的英特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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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瓦斯科(Wasko)所指出的，销售协定通常是对版权商品进行制造和销售的机械性行为。授权是一种法律途径，版权商标的拥有者可以通过对商标名称、相似物或者形象的使用，而得到特许权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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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因为很多原因将企业合并，如对于高清晰度电视或者新一代电子影像播放器的技术标准而达成一致的需要。此外，还可能包括游说政府，以寻求援助。这些援助包括去除他们认为不公平的竞争、防止知识产权的窃取，以及反对输入更多低成本外国工人的需要。

最近这一波媒介合并和联盟的浪潮，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家企业都急于从硬件与软件系统的整合中获益，并借此控制整个生产、分配、展示或者演映过程中的主要环节。具体而言，企业都想在娱乐和信息网络的重建过程中成为必不可少的参与者。这也就是为什么新闻集团(NewsCorporations)购买了社会网站个人空间(Myspace)，微软通过极大的努力购买雅虎。这些发展将垄断的幽灵召唤了出来，并达到了新的高峰，以至于最后一家整合的集团企业可能具有实质控制传播、信息和娱乐的生产与流通的潜力。然而，在科技快速发展的环境中，怎样的企业和科技特殊的联合将是最成功的？这个问题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一家企业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挑战苹果在美国作为最主要音乐经销商的主导地位？一家企业是不是需要聚焦来自社会网站监控数据的开发和营销？非常大的公司可以通过在多个领域的投资而分散风险，因为它们可以承受其中一些领域的投资失败。谷歌曾经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但是因为它能够集中于满足微软不能满足的特殊需要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微软所不能满足的需要往往是因为比尔·盖茨(BillGates)公司的广泛投资而导致的。

第八章空间化：空间、时间和传播

①在赫伯特·席勒看来，协同作用是一个光鲜的字眼，表示企业集团控制了整个消费形象与产品。瓦斯科汲取了米汉的“文化基金”的概念，认为文化协同作用是这些公司所创造的这种文化现象的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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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权力网络也可能通过产品植入和销售协定而构成，各家企业通过这个方式结合，一起销售特定的媒介产品，如故事片或者体育明星。这一分水岭的时刻出现在糖果制造商M &M 公司将好时公司(Reese'sPieces)的糖果植入电影《E.T.外星人》之中，而拒绝了制作人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phenSpielberg)所提出的当时更为流行的商品。在电影上映之后，好时的销售量大增，而制造商也蜂拥地将他们的产品植入好莱坞的电影中。然而，产品植入并没有得到每一个人的支持。在美国，代表好莱坞媒介产业工作的作家工会和演员工会都对此举行了反对游行，因为他们并没有从产品植入的过程中获得经济上的收益。销售协定不同于产品植入。以媒介公司为例，比如好莱坞的工作室，销售协定意味着授予第三方制造商使用电影角色姓名、肖像来为服装、玩具以及传媒产品等衍生产品命名的权利。如今销售协定非常有利可图，以至于许多动画片制作期待从中获利，而不是依靠票房获得更多的收入。尽管这样，这仍然是件冒险的事，因为很多电影在这方面最终还是失败的。体育是所有销售协定中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在这里，运动员通过和协会以及大型广告(或是管理)咨询公司签订一系列的合同协定，运用在各种媒介上精心打造的形象，获取丰厚的利润。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整个体育销售协定市场的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仅美国就占据了超过25亿美元。同样，由于这项业务获利丰厚，将赌注压在运动员身上，一旦其声誉受损将增加这项业务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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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联盟的纯粹形式涉及签订合同、协调合作，但却不涉及全部或者部分的股权买卖，可以说这开创了企业集团实务的新天地。但是在传播产业史上，由联盟而形成的一个新的实体或者是导致其中一方进入另一方的情况，也并不新鲜。联盟跨越产业部门或者产业技术的现象也不奇怪。电子媒介史上最大公司之一的美国无线电集团(RCA，the RadioCorporation of America)就是在策略联盟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在20世纪20年代，它是电子媒介早期发展中的主要企业力量基于策略联盟关系而组成的，这些企业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 &T)，西屋(Westinghouse)、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以及联合果品公司(theUnited Fruit Company)(这个公司投资大笔资金设置无线电通信网络，以联络公司在美国及拉丁美洲的运营)。20世纪60年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美国无线电集团(RCA)以及国际电话电报公司(The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Telegraph Company)形成新的策略联盟，创置了美国通信卫星公司(TheU.S. Communication SatelliteCorporation,Comsat)，负责创建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卫星系统。以上这些例子绝非例外，传播产业不同部门的主导公司各自在传播技术的相同或者不同领域中创造了联盟的成功案例。美国无线电集团和美国通信卫星公司的例子清楚地提醒我们，资本主义的动态过程历来如此，必无特别之处。正如弗农(Vernon)所指出的，今天的联盟与当年彼此竞争的炼油商和经销商联合拥有油田和矿山的做法，在功能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如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ARAMCO)、南秘鲁铜业公司、几内亚的哈尔高公司(HALCO)。变化，包括商业界结构的变迁一直在持续。

然而，当前重新建构的浪潮中，在一些方面，它与既定的模式存在着差别。第一，可以说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在加速进行。企业集团重新建构的步伐，正式与非正式结合和分离的过程都在加快速度，并且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此外，通过这类活动进行空间集结面对的限制少了很多。从前的联盟很少跨越国界，如今跨国联盟已经稀松平常。其中包括：合资制作和签约协定一起推动某项计划，以及各种形式的所有权联合(可能是创建一家新的企业，一家企业进入另一家企业，或者是完全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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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政府的角色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稍后我们还会以更多的篇幅讨论这个问题，但这里需要先强调国家活动的显著变化。固然国家活动因为国家及其历史情境的不同而存有差异，但总体来说，以前的国家在传播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现在很不相同。这是因为传播产业和其他的经济部门不同，它曾经完全归国家拥有，或者说，即使它不完全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也通过国家预算的分配、政策的监控以及规范的过程，与广泛的国家职能紧密地结合。回到美国无线电集团的例子，策略联盟的创立有美国政府的全程参与，这是除了政府对电台具有所有权外的一个最好的选择。公司得以成功组建的交换条件是允许政府介入董事会和管理层。同样，联盟组建美国通信卫星公司时，也满足了美国政府的具体要求，否则它就将面临着完全国有化的威胁。结果新公司不仅要受到政府的规范，还要允许政府代表直接参加董事会。需要承认的是，国家拥有传播设备并提供传播服务的事例仍然存在，在电信与广播电视部门中尤为突出。但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国家的参与正在减少。此外，虽然国家在跨国联盟中仍扮演特定的角色，比如规范合资协定，但是这也在发生改变。如今，无论是在本国之内或跨越国界，更典型的情况是，相关的公司自己直接进行协商。现在的国家在评估是否有反托拉斯的情形，或者评估贸易的影响上仍发挥着作用。今天，国家更多地鼓励这类协定，而并非规范它们或者入股参与。在以前，策略联盟的出现一度是国家政策选择工具(choseninstrument)的结果，如今则是企业集团的政策使然。企业集团以此扩张，找到合作伙伴，一起集结专业技术，并且共同承担风险。

再者，当今联盟的形式越来越显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即最主要的传播资源的使用者(users)也被拉入联盟组织中。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正如联合果品公司参与美国无线电集团联盟所表明的，策略联盟在传播史上早有先例。然而，最近几年来各种策略联盟所涉及的企业集团用户特别包括了银行、投资公司与其他大型传播消费企业，这说明以前偶然的事物正在变得越来越平常。正是深刻地认识到传播和信息技术对于自身发展与控制的重要性，业务范围在传播产业之外的公司也开始运用个人的力量或者联合起来，引导传播产业的发展方向，创建高质量而低成本的网络与服务，以求符合自身的利益。传播产业的空间化过程涉及了越来越多的大型用户，这表明重要的权力转移已经发生，传播产业的中心有了许多新的参与者，加入传统的生产以及销售硬件与服务的公司中来。除了重要的权力转移以外，空间化的过程也重构了传播产业的版图。以前偏向高度分化的部门，其界限与其他经济产业部门，很容易就可以分得清楚，现在则越来越整合到一个更大的经济体中，各个部门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传统上消费服务的部门，现今却变成了重要的生产者，我们从私人资料网络、家庭录像服务和即时库存控制系统等许许多多快速成长的商业活动，就可窥测。实质上，传统的产品类型，以及与之相伴的法律、规范、政策机构都正在解体。美国公司与日本公司的差别何在？电话公司、有线电视公司与电脑公司的差别何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如何区别？随着我们向全球化电子服务市场(electricservices marketplace)的接近，所有的这些差异都正在消失。①这些发展是在更大的过程中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公司采取了新的组织结构(neworganizationalstructures)，这个结构具有两种能力，一方面掌握资源，另一方面又能灵活地应对变化的市场。经济的重新建构有时候会产生企业的聚合，但这并不是成功的关键。更重要的是，企业必须使得自己的结构更为灵活，这样才能快速转化成新的形式，以满足变化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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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虽然企业的规模和集中化很重要，但是它们只是理解传播产业转型的一个起点。全球性的重构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使得控制的形式扩展到更为灵活的其他形式。最重要的条件是，资方要控制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中的核心环节(拥有全部的产权只是许多形式之一)，同时要保持灵活性以应对市场与技术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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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或许，由于媒介公司在新的现实面前感到迷茫，因此它们总是倾向于坚持旧的分类，这也就造成了媒介公司之间激烈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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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空间聚合：重绘企业空间

策略联盟与其他形式的产业联结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们在不涉及产权改变的前提下，甚至在不需要重大投资的情况下，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反思传统的对企业集中问题的研究。公司规模与市场的控制，依旧是企业集中的重要指标。但是企业重构同时产生了另一些集中的模式，它们以生产者、供应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紧密联系网为基础。所以，除了对于权力传统的层级结构这个集中研究所聚焦的问题为外，我们现在需要观察网络层级结构的发展。

除了企业集团的重新建构以外，产业活动空间类型的变化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产业集中。具体来说，与原先的预测相反，电信的发展并不一定促使商务活动的分散化，而是使得商务活动更多地集中在纽约、伦敦、东京和其他国际大都市，这为空间集中作为商业活动的一种主要形式提供了依据。经济重构和空间整合是人们对地理学兴趣复苏的核心要点。虽然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注意到了这些发展，但是它们对于地理学的影响最为明显。地理学如今处理的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其中包括了空间结构与资本积累、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关系(Bruff，2005；Graham, 2002; Harvey, 2001; Vertova, 2006)。

交通和地理

在大部分人类的历史中，交通是缓慢和无效的，且附之以昂贵地克服地形的成本。在18世纪的末期，除了一些驿站马车和轮船之外，交通工具甚至没有人来得快。地理学家记录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由科技的革命而带来的变化。19世纪见证了作为推进装置的蒸汽机的使用，以及钢铁在远洋船舶、火车和铁轨上的应用。20世纪，以汽油为动力的内燃机的诞生，使得卡车和小汽车的广泛使用成为可能。大型的远洋超级货船，集装箱运输以及商业的喷气式飞机使得旅行的时间大大缩短(Dicken, 1986)。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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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隆(Malone)和罗卡特(Rockart)界定了三阶效应，尝试着理解以交通为基础的变化的重要性。当人们乘坐火车或者汽车，而不是骑马或者是坐马车的时候，新旧技术的更迭是一阶效应。随后科技的发展导致了二阶效应的产生，比如人们更多地从一地到另一地，不管是每日的工作，还是去拜访远处的朋友，或者是出席商务会议。最后，三阶效应以新的密集的交通社会模式的形成为标识。这其中主要包括了城市化、购物中心，更近期的是大量的城市远郊富裕阶层居住区，使人们生活在城市以外的半郊区地区。

我们可以从所谓的时空融合(time-space convergence)来理解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的地理上的根本性大转变(Brunnand Leinbach，1991)。例如，直到16世纪，以每小时三英里步行在波特兰、缅因和圣地亚哥之间，需要耗时两年；17世纪，骑马代步将时间减少为八个月；19世纪中叶的驿站马车和四轮马车将完成这个行程的时间又缩短一半；到了20世纪之交，火车将其降至四天之旅；在1950年，空中飞行需十小时；而如今更是只需要花费五小时。16世纪以前的人要是体验一下今天的交通方式，圣地亚哥实际上相当于如今距波特兰十五英里。或者，就横贯大陆或者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而言，美国像马里兰州和纽约州这样的州距离东京比殖民地时代距离费城更近(WoytinskyandWoytinsky，1955)。同样，汽车技术的创新和公路技术的发展将伦敦和爱丁堡之间的路程由1658年驿站马车所需花费的20000分钟，缩短为1840年公共汽车所需的2500分钟，至1850年铁路的800分钟(1950年为400分钟)，到1970年乘坐飞机来往这两座城市单程只需200分钟。这表明这两座城市以每年29分钟的速度在聚合。尽管伴随着交通运输的革新，地理聚合的速度在降低。1840年以来，用马拉的长途客运车辆和帆船的最高时速不过十英里，而现在由于喷气式飞机的发明，现代交通运输速度已经是原来的七十倍了。①

第八章空间化：空间、时间和传播

①劳伦斯(Lawrence，1983)提醒我们，我们不仅仅需要注意的是克服地理限制的运动速度，而且需要注意服务的定期性。举例来说，从纽约到利物浦定期游船服务的发展相当重要，因为它相当规范，其中包括两地之间的信息分配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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