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传播和地理

直到19世纪电子科学发明了电报，交通和通信才得到了有效地统一。因为电报技术使得信息能够和交通系统所能承受的速度同样快。普雷德(Pred)记录并图绘了电报出现以前信息在美国国内以及在美国和外国中心之间流通需要的时间。他还指出，虽然这些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其完全取决于交通技术的改进。例如，1836年的邮政法案支持“特快”邮件路线，并且增加汽船在交通运输中的比重，使得辛辛那提和纽约之间公共信息上的时间滞后性，从十九天减少到七天。

虽然臂板信号、篝火和烟雾信号让通信脱离了交通运输的限制，但电报和海底电缆对运输和通信进行了最主要的联系，并带来了重大的地理影响。电报使得信息在国内得到及时传播；通过海底电缆，信息跨越了海洋。通信和运输系统共同努力奠定了现代美国商业制度的基础(Chandler，1977)。电报扩展了即时价格信息的传播范围，同时铁路加快了将产品推向市场的速度(DuBoff，1989，1984)。与此相伴随的是，铁路公司和新的“交易”工作随着组织创新应运而生。这些交易工作，包括商人、批发商、零售商等，他们将形成于新的交通和通信系统所能延伸到范围之外的网络紧密联结(Beniger，1986)。今天，智能高速公路和地理信息系统与交通运输和通信系统相结合，有效地提高了大型组织分配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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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不断下降的运输技术性价比提出质疑很难。然而，价格性价比走向并非是一味下跌的。例如，在美国小城镇的状态大幅度地受到巴士服务上升和下降的影响(Schwieterman,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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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距离来说对于时间的描述已经被通信琐碎化，即使并没有被完全地扁平化。地理学家因此转向更有趣的测量维度，例如成本空间聚合(cost-space convergence)。成本空间融合指，在一定距离中信息传递所需的花费(Knowles，2006)。例如，一个电话的时间空间融合仅仅依靠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电话的存在，而成本空间融合因地点的不同而变化，且影响企业在全球的运作。

在马隆和罗卡特(Malone and Rockart，1991)经典研究的基础之上，李华(HuaLee，2007)通过对将通信应用到空间化业务的三个阶段的描述，深化了他们的研究。降低通信成本的第一阶影响在于用信息技术替代人际协调。这主要表现在，电脑系统削减了在银行后台和保险业工作的员工，以及在电话公司的接线员。通信费用下降的二阶效应，表现在扩大了用以管理活动的通信规模。因此，旅行社和网站可以更便捷地给顾客提供多样性的旅游服务，航空公司可也可以提供更广泛的票价。三阶效应的出现伴随着向通信密集结构的结构性转移。其中包括企业内部结构中，当销售人员给顾客送货时，他们通过使用手提式电子设备，对销售过程中的每一个项目进行记录。每晚这些信息都会汇总到高级经理人手中，他们对价格、产品和营销做出迅速调整。通信密集型结构同样跨越了公司之间的界限。举例来说，这个结构将纺织品供应商、制造商和零售商连接在一起，建立内部网络，以减少商品库存，并能迅速对流行趋势的变化做出回应。

研究者还发展了社会空间的方法，以指代特定地区内社会交往的数量衡量不考虑传播者之间的距离而进行传播可能性的变量之一(Abler，Adam and Gould，1971；Hagerstrand，1968)。社会空间的方法多被应用于创新和扩展模式的研究，以计算所花费的时间。比如一项新技术从一个地区发展到另一个地区的时间。

除了这些有关时空融合的客观方法，地理学家还考虑了直观或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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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层面的融合。事实上，埃布勒等建议：

从长远来说，人们对于距离和空间的思考比空间和距离“真实”的本质更重要。即使……融合对于产生一个在功能上没有维度的世界是成功的，但是人们依然会对地域及他们所能感知的距离产生强烈的情感(Abler et al.，1975: 53)。

事实上，融合的方法因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而不同。尽管时空融合和成本空间融合都清晰地表明，地域之间更加靠拢。埃布勒指出，“对于那些拥有较少资源的人来说，时间空间融合可以被忽略。实际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融合促成了‘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极化”（Abler，etal.，1975：9)。例如，他引用的研究表明：在美国的大城市中，对白人而言，家庭和工作地点的平均距离减少了；但是对非裔美国人来说，平均距离却增加了。

研究文献提供了大量普遍的结论。不断降低的交通和通信的性价比促成了空间融合。融合的范围很普遍，但又因文化、社会和政治状况而有所不同。文化条件包括存在于特定地域以及地域之间距离的价值观念。例如，一个在俄亥俄州阿克伦城的人，在朝着纽约进发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感觉。他对于纽约以及从阿克伦城到纽约的距离的感觉，取决于他把这次旅行当作是去世界文化中心参观的机会，还是将它降格为一种野蛮的行径。社会变化包括个体在各种经济、教育和社会身份等级结构中的位置。这些使得融合成为理所当然的现实，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融合实际上是无法想象的。最后，有关交通(航空运营商飞这条线路吗?中途不停？多久一飞？价格多少？)和通信(两座城市的通信质量和费用)的政治经济决定影响着融合的本质。研究表明，融合通过增加空间的灵活性(更好利用计算机通信技术)和强调非技术因素的重要性(加强或者阻碍融合)以对地理进行转型，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的终结”。埃布勒对于前电脑时代的描述仍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一个没有距离的社并不会是无差别的同质的空间；因为在这个空间中，偏好将进行自由的支配，这就使得世界将会产生很大的不同和差异性”（1975：53）。政治经济学家能做的唯一修正就是：这个世界同样是非常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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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分散和集中

关于组织地理位置重要性的研究以位置或者后勤理论为指导，这是一系列由艾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在1909年首次系统化的观点(Chapman and Walker, 1987；Hoover, 1937;Isard, 1956)。①韦伯和他的追随者制定了规范的办法，旨在帮助企业在成本最低的位置建立工厂和办公室。他们考虑运输、制造(特别是劳动)，以及销售成本，并以此选择最便宜的位置。韦伯对位置研究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聚合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的概念。这个词意指在一个地点对工厂和办公室进行集中的价值。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公司在一个地区的聚合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Saxenian，2006)，这一个概念变得特别重要。对企业实际选址做法的研究证实了韦伯主义者所认为的“次优”因素，其中包括了在企业选址决策中“个人考量”的影响。由此产生了对于地址选择的行为研究路径，它来自对成功和不成功的企业实际选址做法的推断。这一视角中概念和想法主要来源于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的著作，特别是他有关信息处理过程中时间限制的想法，从而导致了有限理性和满意行为的概念(这往往与最优性相对立)。根据这种观点，时间对各种空间选择施加了限制，从而限制了理性决策，进而限制了人或组织处理信息的能力。

除了常规理论家考虑的制造和移动物品的成本外，行为学家还考虑在企业中，制定和移动信息的成本，包括企业选址的信息。行为学家认为，常规理论家所认为的最佳选择往往只是理想化的(也是很少被选择的)，因为这些选择忽视了生产、加工，以及及时进行信息传播(这些信息和地点的选择直接相关)的实际成本。普雷德创建了一个“行为矩阵”，旨在纠正规范方法中的“信息盲点”。“行为矩阵”将对位置的评估计入其中，而这些位置的评估，涉及信息以及公司对这些信息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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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韦伯的研究直到1929年才进入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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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选址决策的实际过程，并考虑到在决策过程中作为决策变量的信息，行为学家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研究慢慢转向传播的作用，特别是计算机通信在选址决定中的作用。研究通常阐述的一般结论是，技术增加了位置选择的数量，因为它克服了从物理上接近信息资源的需求。交通运输和电力技术一度消除了选址比邻于水域的需求。现在，计算机通信网络的普及削弱了一家公司需要选择一个特殊地址的需求(接近于无线通信网络)。选址决策越来越多地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上：即认为从任何地方到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合理地沟通。因此，决策基于仍然存在的机会和制约因素，如劳动力、客户、环境因素。

运输业特别是通信业的发展，让企业远距离的经营变得简单，同时曾经不是低成本高收益的地理优势也得以被运用。实际上，集中和分散是构成当代经济地理学结构性转变的同一个过程。因此，重要的是研究空间聚合，这对城市、城镇及其居民有实际意义。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关注空间聚合尤为重要，因为权力在创造新的空间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Gibson，2003；Gibson and Lowes，2006)。具体来说，空间聚合产生了新的层级结构，财富和权力集中在一些城市，而其他城市中则下降。它同样建立了一种层级结构，将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城市的某些区域，而其他区域的财富和权力则下降。这些区域差距和正在日益明显的社会阶层差距共同存在。例如，纽约的财富权力上升和底特律的下降直接影响居住在这两座城市内部及附近居民的生活方式机会。同样，曼哈顿向权力中心转型也是以纽约周边市区(少数除外)的衰落为代价的。

这种空间化研究路线，进一步表明了在媒介集中分析中打开新局面的价值。空间聚合，以及所有权的聚合，是商业集中的重要形式。它汇集了诸多公司，无论是与所有权有关的还是无关的，将它们与生产商、供应商，并与之相互依存的客户联合到了一个密集网络里。而这种相互依存性，在全球城市的地理层面得到加强，并通过电子化途径向全球扩散，因此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力量的集中形式(Sassen，2001)。这一发展对于通信和信息产业特别重要，因为它们是生产者服务部门的核心，而后者是如今空间聚合的主要原因。从本质上来讲，通信和信息处理过程，以及相关产业，从根本上促进了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经济转型的主要形式：在企业的空间聚合中，经济力量不断集中。但是，还必须强调指出：媒介、电信和计算机设备与企业的整合，实际上使得所有的公司都成为传媒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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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家公司比沃尔玛对此有更好的领悟。沃尔玛以经营商品零售业为主，但如果不能掌握信息通信技术，它在当今的世界中也就不会成为最强大的公司。信息通信技术使得公司能够协调其供应商和经销商的网络。沃尔玛的供应商来自世界各地，但主要来自中国；而沃尔玛的经销商，将商品运输到零售商店中。对于买什么、向谁买、买多少以及以什么价格购买的决策，而进行的密切的协调，使该公司能够在相关企业中占据主要的地位。备受质疑的劳动力实践、在竞争中残酷的优胜劣汰，以及强大的游说努力对于公司的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这种强大的游说努力不仅发生在华盛顿，而且还发生在北京，以及其他世界权力中心。除此之外，从公司对客户、工人、供应商、经销商等身上搜集到每一份数据，所进行的实际的价值提取的能力，对于公司的成功也至关重要。当然，还包括将此信息传达给那些处于最有利位置的人的能力(Bianco，2006；Fishman，2006)。此外，作为在美国唱片音乐的第二大经销商，沃尔玛同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介公司之一。

对于空间聚合的研究和对于更为传统的媒介集中的研究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这主要体现在它们共同提供方法来预见一个具有经济活力且充满动力的行业。空间聚合和媒介集中对于全球政治经济的空间化全景的描述都是必需的。不过，两者都需要进一步加深对政府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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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家

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认定，当代的国家机器不仅仅对企业及产业结构的变迁做出了反应，而且还回应于科技和服务的变迁。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有证据，足以认定国家机器以积极的法律、规范和政策指导促进了这些变迁的发生。事实上，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下面的结论：政治经济学如果更强调政治(political)，必然会从中受益，这会使得人们注意国家在面对传播产业的反应角色，同时注意到国家作为构成性(constitutive)的角色。这种正确的认识很难达成，因为国家在传播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多来自政策制定者。在他们的修辞框架下，国家角色就只能流于狭隘了，仅仅只有一些例外(Braman，2007)。这种趋势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深谙于法律、规范和政策过程并能掌握它们的语言是相当困难的。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问题是，为了要完整地解释国家的角色，将国家一媒介关系放置在较为宽广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中，政治经济学必须将政策行动的认知，转为政治经济学的认知。

这个问题，以及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在规制(regulation)这个概念中展示无遗。论述传播产业规制问题的文献很多，其中虽然有些不同的重点，但我们发现，这些文献一直坚持规制是政府对市场问题的反应。对于这个问题解释非常广泛，包括：自然垄断状态的存在、产业界对于政治机制施加的压力、来自市民团体的公共利益和压力等。对于这个问题的界定是有意义的，但是每种定义都倾向于把规制当成政府对其所认识到的问题的反应。结果，政策制定者与学术分析家在检视产业规制的时候，往往只分析政府的实践，辩论的问题则侧重于需要更多还是更少的规制。因此，关于国家在传播产业的角色的辩论，经常变成了规制与解除规制之间的选择。

政治经济学的路径，特别是充分反省国家之建构角色的政治经济学，对此问题的看法相当不同。政治经济学将整个社会场域(包括工业活动的类型)视为规制的一种形式。①举例来说，主要受到产业决策的影响，而不是国家介入的社会场域，可以说其特征是一种市场规制(marketregulation)的形式，它和国家规制(stateregulation)相对立，后者指的是国家扮演了影响社会场域的主要角色。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关于是否解除规制的政策辩论是相当虚假的，因为解除规制根本不是规制的替代性选择。反之，真正的辩论应该在不同的混合形式中进行选择，究竟是强调市场机能、国家介入，或者在两者之外找寻其他组合。消除政府的规制并不是解除规制，而更可能是扩展市场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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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没有陷入语言的陷阱，它集中评估了不同规制形式(比如市场和国家)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为了思考解除规制这一个概念所掩盖的国家的建构角色，重新评估规制就显得十分地必要。它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对国家问题研究走出了新的一步，也就是强调研究国家如何积极主动地建构规制的形式。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切入点，就是研究当前国家建构活动的四个过程，而国家的建构活动则来源于空间化和商品化。第一个过程是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也就是国家的规制形式舍弃了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及其相关标准(如普适性)，而采取市场标准，建立市场规制。在传播领域，这意味着即使在国有和公有的广播和通信公司中，也都更加强调市场机能与盈利性。具体来说，这使得对受众规模和广告收入更为强调。制作节目的时候，需要考虑外销国际市场的可能性，也需要考虑这个节目与其他盈利媒介的联系。在电信领域，商业化意味着建立并组织网络和服务，服务的对象偏向于能够带来更多收益的顾客(主要是商业用户)。即使这意味着网络建设将侧重在国际大都市之间建立全球性网络，而不是把网络延伸到乡村和缺乏服务的地区。商品化使得国家传播机构将电信、网络和其他的盈利性活动同邮政及其他服务性活动区分开来，而服务性活动是由宪法和法律所强制要求的。商业化的支持者们论述到，商业化并不否定公共服务的目标，它甚至有可能更好地达成公共服务的目标，比如增加服务的普适性(Noam，2008)。相反，商业化的反对者们反驳到，商业化是转化传播流通空间的手段，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商业化将不可避免地有利于一个阶级的使用者，而不利于其他的阶级。

第八章 空间化：空间、时间和传播

① 被称为“规制学派”的学者们在这方面起着领导作用，但是其他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也提出了这个论述。在“规制学派”的主将利佩茨(Lipietz，1988)看来，规制是在特定的社会领域中对矛盾倾向的调整。

②由于市场结构的不同，在市场形式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规制类型。这些类型的两端分别是寡头垄断和完全竞争的规制形式。一般传播部门中所谓的“扩大竞争”实际上是指一个或者更多的新公司加入社会场域，使得规制的形式可能由垄断转移到双头垄断或者寡头垄断。因此，“扩大竞争”可以使得政府的监督不断减少，这样的政策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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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由化(liberalization)指一系列的国家介入来增加在市场中参与者的数量。典型的做法就是引进竞争，或者减少引进竞争者的困难，从而使得更多具有竞争力的传播服务的提供者进入市场。通常来说，这涉及在国家垄断或者私人垄断的市场中，引进一个私营竞争者。自由化和商业化不同，对于传播产业来说，商业化就是使所有的商业实践都符合商业标准，无论是否存在着竞争。而自由化则特别强调增加在市场中企业的数量。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国家通过在原有的广播和电视服务中引进私营竞争者，从而对传播产业进行了改革。支持者们认为自由化使得价格降低，服务扩展，通常加快了创新的过程(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2007)。然而，批评者反驳到，自由化只是以私人的垄断规制形式取代了国家的规制，伴随而来的是，价格、服务以及创新都有利于垄断卡特尔的利益和具有优先权顾客的利益(Schiller，2007)。

第三个过程是私有化(privatization)。从本质上来说，私有化是国家介入而卖掉国有企业(如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或国营电话公司)的过程。私有化有多种形式，通常根据出售的国营股份的比率、外国企业所有权允许的程度、分作多长期间出售，以及国家在私有化之后是否采取特殊的形式继续介入(典型的做法就是设置规制机关)来进行划分。私有化过程加速进行有着许多的原因，其中包括：意识形态上倾向于私人控制经济活动的政府不断地兴起；国有资产卖出后，虽然只可能是一次，但对国库而言却是一笔新的收入，而且颇为诱人；以及跨国商业和政府组织的压力，其中有世界货币基金组织（The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世界银行(TheWorld Bank)和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TradeOrganization)。对于私有化的支持者而言，私有化是必需的，因为商业化充其量也只是市场控制的第一步，而且是不充分的第一步(Vickers and Yarrow，1991)。私有化的批判者们认为，私有化将使完全的市场规制成为主导，从而消除了任何可能的可替代的规制类型；企业出售给外国公司以后国家主权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对国家政策控制权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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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府自身创造了地区性或者是全球性的组织，从而使其具有了不同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的程度。这其中就包括地区贸易联盟(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The North American Free Agreement，将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系起来)。从全球的层面而言，世界贸易组织管理大多数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且就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发展(或者欠发展)的条款进行协商。对于传播领域而言，国际化过程尤为重要，因为传播网络的国际化需要国家之间一定程度的相互协作。再一次需要强调的是，在传播领域，国际化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国际电信联盟(The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Union)在19 世纪60年代就促使各国政府在电报政策上进行合作。最近，各国之间建立了新的协定使得最富有的国家能够对全球传播政策施加的控制更为严密。这些发展带来了国际政策制定领域的显著变化，其中包括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TheNewWorld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NWICO)最主要支持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影响力的下降，也包括国际电信联盟对大型私营电信公司的开放。

随着这些组织权力的不断削弱，用以聚会以及制订计划的短期的、特定功能或技术的网站的影响力不断增加，特别是那些汇集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者的网站。这些网站基本上都存在于对规制活动正式和公众可以获取的网站之外，而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者通常对科技、服务和定价进行协调。在互联网时代，对于重要全球域名系统监管的正式的、规制的权力已经交给私营机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TheInternetCorporation for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在美国政府的管理下运作。通过所谓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过程，使其真正根植于全球治理的想法，为不同的观点提供了舞台；但这并未改变那些对互联网具有影响力的决策。

第八章空间化：空间、时间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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