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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这个概念在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84)的著作中得到了最杰出的论述。从一开始，吉登斯试图用自己的结构化理论来弥合这样的裂痕：有些理论突出结构；而另一些理论则强调行为和能动性。这其中就包含了结构主义理论(建立在涂尔干、列维一斯特劳斯以及阿尔都塞的著作基础之上)、行为理论(包括马克斯·韦伯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学家)和现象学理论家(舒尔茨以及伽达默尔)之间的理论“裂痕”。

为了进行这种弥合，吉登斯认为：结构具有二元性，它既包括强制规则，又包括能动资源。结构不再是给社会生活套上样板的僵硬框架，它既形构行为，又为行为所重构。就此而言，结构和行为在不断变迁的社会模式中相互联结。因此，吉登斯自己也认识到，结构化这个概念对于社会思想而言并不是一个崭新的语汇。它无疑是马克思历史著作中的核心元素，最显著的体现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在这里，马克思阐述了他的名言：人民创造了历史，但却是在自己无法决定的条件下创造的。结构化这个概念现在广泛地被应用在传播研究的领域中，包括我们对媒介实践活动认知拓宽的尝试(Couldry，2004)，对企业公共关系的研究(Durham，2005)，以及运用新的科技的协作性工作的研究(Evans and Brook， 2005)。

结构化理论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对社会变革的强调。这里所说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过程，它描述了结构如何被人类的能动性行为创造和再创造；而同时，人类的能动性成为这些结构的媒介。功能主义者、制度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往往倾向于将结构看成是完全成形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这些思想往往遭到直接的批判，而结构化的概念对这类批判做出回应。上面所提及的路径对于理解结构的运作有着重要的贡献，但是它们并未对社会变化给予足够的描述。考虑到结构和能动性的关系，我们同时需要考量结构的维护和社会变化必然性之间的联系。就像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Hobsbawn)论述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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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人类的能动性。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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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模式仅仅认识到系统的维持，这是不够的。它应当反映出稳定和冲突这两种要素的同时存在…这样的一个二元的(辩证的)模式从建立到运用都相当困难。而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由于喜好和情境的不同，人们习惯于将这样的二元模式简约为一种稳定的功能主义，或者一种变革性变化。而结构模式的有趣之处，却恰恰在于它是两者的结合(1973：280)。

本章试图通过将结构化理论与商品化和空间化的过程相联结，从而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结构化通过强调和对能动性、社会关系、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实践问题的涉猎，对于特定结构(主要是企业和政府机构)的政治经济分析的趋势进行平衡。同时，参照加纳姆(Garnham)以及其他人的论点，结构化的观点同样否定了另外一种极端的认识，即：认为对能动性的研究可以在没有结构的情况下完成。这是因为结构为能动性的运作提供了所必需的媒介。结构化理论是认知社会生活的一种路径，它旨在强调目标导向、自反性的人类行为；而同时并不放弃去理解权力的“缝合”，它们与社会行动相互建构。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它太强调个体的能动性，而把结构的概念限制在一系列的运行规则(operating rules)和一个资源库(store of resources)之中，个体从中各取所需。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的概念并不总是具有一致性，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他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往往没有联系对权力的理解，没有联系一种更广泛地对社会的批判路径。这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运行规则，就像汤普森(Thompson，1989：63)指出的那样，这些运行规则包括“道德规则、交通规则、政府组织规则、语法规则、礼仪规则、足球规则”。虽然吉登斯意识到存在着一系列令人难以理解的可能性的规则，但是他并未能够对此问题进行令人满意的回应他没有能够明确地提出什么是明显区别于其他的社会(social)规则。也许一旦对社会规则进行明确的界定，他将难以建立超历史(transhistorical)的理论，而这个理论是他对立于马克思的要素(Giddens，1981)。在资源的问题上，同样如此。吉登斯的资源一说也包罗万象，从福利机构的咨询服务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期货买卖都属于这个范畴。同样，一旦按照确定的形式来安排资源，就会使得其中的某一项资源(如权力资源)获得比其他种类资源重要得多的地位，从而将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广泛的理论转变为对众多社会表象之一进行特殊的历史性的解读。而政治经济学对于结构化的解读恰恰强调了这一点。具体来说，政治经济学在保留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和行为二元论一般观点的同时，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权力(power)上，以及将结构化植入于社会分析的批判(critical)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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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焦点从实质和方法论上深化了政治经济学的权力分析。就像前面几章所论述到的，政治经济学对构成权力生产、分配与使用的商品、制度、实践以及社会影响等诸要素进行了持续性的分析，对社会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包括对传播实践的解释。为完成对权力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运用了适合对权力进行大规模分析和宏观分析的概念和方法。例如，这些概念与方法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能够检视鲁珀特·默多克新闻集团是如何通过合并、购买、劳动实务以及借贷来积蓄力量，进而扩大媒介和信息商品的生产，以左右政府的规范政策。运用这类方法时，政治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是关于传媒集团的营业收入、组织结构、雇佣情况的数据，同时政治经济学家也聚焦于传媒集团对于政府机关(比如规范和政策机构)的建议。

结构化理论强调社会行动和能动性，并通过考察权力在构成的、互动的、微观的层次上的运作，扩展权力的概念。举例来说，时代一华纳董事会面对如此众多的宏观压力，如何制定出优先的议事议程，从而决定进入此特定市场而不是另一个，购买此公司而不是另一个，投资于此项新技术而不是另一项。这些决定被规范地用于客观地评估规范行为的“底线”。实际上，底线的客观评估值是宏观压力平衡的一种测量。然而，客观地评估掩盖了一系列微观的权力斗争，这些斗争源于具体的管理者和董事会成员狭隘的利益。政治经济学家需要使用和他们培训时期所掌握的不同的研究方法，将这种评估扩大化。这些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志、民族方法学、参与观察法和其他观察社会实践的方法对一系列特殊的行为主体而言，社会实践构成了权力的含义(Pendakur，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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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重点不仅是社会性，也有微观性。对于能动性研究中的问题之一，就是能动性强调微观层面的分析，所以更容易聚焦于个体的研究。但是能动性源于对结构化社会意义的理解。能动性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社会学概念，它指的是作为社会行为者的个人，其行为源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矩阵之中，其中包括阶级、种族和社会性别。这些社会的和个体的趋势强调了在对结构化研究中的现存的一种张力。归纳起来说，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结构化是检验结构和能动性相互建构的一个切入点。同时，从结构化出发，可以扩展权力的概念。除此之外，以结构化为杠杆还可以了解在政治经济学中社会关系所采用的形式。

当政治经济学将目光投向能动性、过程和社会实践时，它倾向于聚焦在社会阶级(socialclass)上。我们有许多很好的理由将阶级的结构化作为核心起点来理解社会生活，因为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了阶级的分化在继续。然而，结构化的其他维度与阶级分析相互补充又相互冲突，其中包括社会性别、种族和基于公共议题的社会运动(比如网络链接)。和阶级一起，这些共同构成了传播的社会关系的大部分议题。

从结构化理论的使用出发，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社会：在社会场域，由能动性所引发的建构性的行动与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和社会运动关系相互塑型。根据这个观点，社会的存在，即使不能说是天衣无缝的整体，但是至少可以说，在社会领域内，各式各样的过程交织形成了可以识别的社会关系。聚焦于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和社会运动关系，并不意味着这些关系具有本质性，而所有其他的关系可以被忽略。相反，上述的论断再一次强调了这些关系是对于结构化分析的核心的路径，这些关系范畴仅仅具有纯粹的名义上的价值，而社会场域也并不是简单的这些关系范畴的一个连续体。阶级是真实存在的，它既是一种社会关系，又是一种分析的工具。此外，结构化的过程建构了霸权(hegemony)霸权被理解为对世界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和自然而然的认识。霸权囊括了从宇宙观(上帝还是自然统治着宇宙)，到伦理观(正确和错误之间的区别)，再到社会实践(什么构成了好的行为习惯)的各个方面一出现在每天的生活中，并引起冲突。霸权是一个既存的网络，由意义和价值相互构建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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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通过展示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如何运用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和霸权等术语，而对这些术语进行分析。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超越下面的这样一个观点，也就是：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和霸权等术语仅仅是媒介影响下的关系范畴。本章旨在将这些关系范畴作为对传播实践中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 of communication practices)的描述，包括它们是如何组织起来服务于个体的能动性，而正是个体的能动性产生了这些关系范畴。为了脱离在各种各样的结构化的过程中存在着的矛盾和冲突，传播的媒介以完全的主流、反主流和可替代性的形式而组织运作。

第一节传播与阶级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分析是驻足较多的领域之一(Weeden andGrusky，2005；Wright，2005)。传播和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一开始对阶级概念进行分析时就认识到，这是一个“有明显困难”的课题，无论是它的内涵范围的确定，还是它对于社会分化的具体应用，都是如此。这个术语来自拉丁语classis，指的是罗马人中按照财产进行划分等级；16世纪它出现在英语中，意指按照名利虚荣划分的不同门第，这个说法为凡勃伦(Veblen)所赞同。关于阶级这个术语的问题之一，在于它的含义极为宽泛，可以指代动植物的种群，也可以指人类的集合体，并没有特定的社会性含义。工业革命伊始，现代的阶级划分标准(比如下层阶级、中产阶级、上层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就逐步取代了原有的标准，比如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分类。我们也日益认识到，社会分化不仅仅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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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阶级概念的争论主要围绕着它与分类观、联系观和形成观之间的区别而展开。这些术语被有效地应用于所有社会分化的主要形式之中，包括种族和社会性别。阶级的分类观(categorical)主要是对一类人群进行界定，以他们的财产和收入来衡量其经济地位，进而判断其社会地位。阶级的关系观(relational)认为，人群基于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这个主要的过程中作用的不同，而形成了阶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阶级不是依附于个人或者群体的某种位置，而是一种关系，以生产资料所有权为基础将资本和工人阶级连接起来。根据联系的观点，资本脱离了工人阶级无法独立存在，反之亦然。因此，阶级也就被具体地表现在对资本和工人阶级进行连接与区分的流变性的关系中。最后，像威廉斯(1976：58)指出的，阶级是“一种形成(formation)，在历史因素的作用下，人类发展了对于自身环境的意识，并随之发展了相应的组织结构”。根据这个观点，阶级并不是一个外在的范畴，也不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它是构成认同的一系列的价值。

虽然有如上的区分，但是这些关于阶级的思考之间有着大量的重合。举例来说，社会学家E·P·汤普森的大部分的著作同时采用的是阶级的联系观和形成观。另外，他对于英国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考察了工人阶级在与新的资产阶级的关系中如何兴起。在他们的新工厂中，资产阶级需要雇佣工人一曾经在手工作坊和农业生产中独立的劳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工人阶级以新的价值观进行自我认同，并形成了所谓的工人阶级的核心。对这些定义的某些特殊的维度也存在着长期的争论。什么是阶级分类的标准收入、财富、权力、社会地位还是这些因素的组合？什么界定了阶级关系生产资料、再生产还是管理？什么构成了阶级意识：个人意识、社会传播还是组织的反抗？对于这些问题，以及不同立场之间的相容性存在着广泛的分歧，这些是当下关于阶级讨论的主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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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含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阶级的文献，主要从分类观的视角出发，探索阶级权力的重要性。这些研究展示了媒介精英们如何创造和再造他们对传播事务的控制权，分析了媒介精英们的阶级成分及他们内部的融合与分化。早期的研究包括米尔斯(Mills，1956)对于美国媒介和娱乐界经营的研究以及克莱门特(Clement)关于加拿大媒介精英的评估。

一些类别的研究标志着当代对阶级的认知。第一种研究类别沿袭了检验媒介功能的悠久传统，其中包括对社会阶级建构中新闻和娱乐的研究(Bullock, Wyche and Willams, 2001; Heider, 2004; Kendall,2005)。这类研究分析了媒介是如何代表社会中的阶级分化，以及阶级的组织成分实际的表现，或者在社会中它们应当如何表现的问题。其中的一些论点强化了阶级的刻板印象，尽管这表现在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来说，举例来说，通过这些描述，工人阶级的“权威性”得到了直接的加强；另一方面，通过对上层阶级不道德或者是完全的不理性的行为的描绘，上层阶级的阶级地位普遍地被降低了。诸如此类的描绘暗指那些上层阶级并不能够进行自我控制，更不用说它们对整个社会所施加的理性和系统的剥削。

接下来，当代对阶级和媒介的研究同样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北美以外的媒介，以及投向了与大众媒介和新的传播和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不断壮大的阶级网络(Chakravartty andZhao，2008；Chinn andFairlie，2006; Graham, 2002; Mansell, 2002;Pendakur, 2003; van Dijk,2005)。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的关注。在这两个国家过去的几十年中，媒介和信息技术空前地发展。关于电子化鸿沟或者新的媒介服务可获得性不平等的分配的研究相当显著与重要，其中包括了社会与全球化层面上分化的研究。同时，有些研究尝试着通过检验如何发展一整套的传播与信息服务以满足人们对于传播这一基本人权的需要，超越对数字化鸿沟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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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越来越多的研究因循着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关于权力精英经典著作的传统。这些研究检视将媒介企业家和其他的精英阶层进行联结的密集网络系统，包括一系列企业董事会、商业协会、公民自治组织和私人的俱乐部(Artz andKamalipour，2003；Chomsky，1999：Edge, 2007; Herman and Chomsky, 2002; McChesney, 2000;Rothkopf，2002；Sussman，2005)。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类研究描述了媒介商业巨头，如加拿大的阿斯皮尔家族(Asperfamily)是如何构造自己的传媒帝国，从而影响政府。同样，这类研究强调一系列强有力的机构性的“过滤装置”，如何在精英媒介中完成对新闻建构塑型的过程(如《纽约时报》)。其中一些研究认识到媒介不断地扩张到更宽广的信息领域，并描绘权力是如何被应用于不同的项目之中，如创建一个高科技的商业区(从社会对此更需要的部门中汲取资源)，以及在新出现的社会中，推广全球的品牌。

第四，有些研究集中考察了阶级统治在政策制定和规制中发挥作用的过程(Burkart and McCourt, 2006；Chakravartty and Sarikakis, 2006;Mosco，2003；Schiller，2007a)。这些研究范围广泛，涉及对电子音乐、互联网、通信系统以及信息资源管理的斗争。具体来说，这些研究强调动员阶级权力，以构建一个利润可观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对音乐进行数字权利的管理；在对互联网的管理中扩大企业的控制；在通信和信息领域，从公共的利益转移到基于市场的定价。

这些阶级分析的形式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论证了：阶级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对于社会传播领域的生产、分配、消费的信息。然而，这些分析很大程度上来说，都是从分类观(categorical)的维度对阶级进行考量；而其主要的兴趣在于决定阶级在一个范畴中的位置，同时描述相关的行为类型，包括负责对阶级范畴再生产的行为类型。这些类型的分析突出强调了阶级作为一种结构，阶级的形成过程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这些研究对自由主义多元论者所进行的批判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自由主义多元论者看来，阶级结构的存在往往是被否定或者被忽视的；而媒介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仅仅是一个民主的市场的自然产物。按照他们的观点，市场需要做出某些调整，但是因为分析的主要单位是个体的消费者(被界定为个人或者是企业)，其所谓的调整也就是改善市场服务于个体的功能，而不是缓和根本意义上的阶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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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分析的分类观对自由主义多元论提出了有力的批判，但是如果再注意以下三点的话，它的批判会更加有力：首先，更多地强调阶级的联系观(relational)和形成观(formational)。第二，将阶级与结构化过程中的其他切入点联系起来，包括社会性别(gender)、种族(race)和社会运动(socialmovements)(这些运动将抵制的力量组织为阶级权力)。最后，更紧密地与霸权(hegemony)的建构相结合，或者是“常识”的社会构成相构连。

当分类观界定阶级时，它往往以特定阶级范畴所包含的要素，即财富或者收入为标准；而联系观则寻找阶级类别之间的关联。根据这样的观点，阶级不是由它包含或者欠缺什么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它和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没有劳动阶级，也就没有统治阶级，反之亦然。阶级之所以称之为阶级的主要原因在于阶级之间的联系要素，举例来说，包括：生产资料、再生产资料、传播工具等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这种关系可以用许多理想的类型进行概括，如：协调型(harmony)，阶级之间相互整合，并共同接受阶级关系；分离型(separation)，一个阶级从根本上被排除在另一个阶级之外；冲突型(conflict)或者说战斗型(struggle)，阶级关系通常是相互抗争型的。

在实际的研究中，分类观和联系观会有部分的重合，因为一谈到阶级类别，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区分各种范畴的阶级关系。因此，即使完全是对传播业精英阶层进行的研究，也会涉及这些精英对劳动者和消费者造成的影响。同样，联系观也会自然地涉及不同阶级关系所连接或者区分的阶级范畴。在实践中，这两种观点虽然只是在程度或者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对于阶级的整体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政治经济学中强调分类的观点的结果之一，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对于阶级的解读，即强调资源对于阶级的重要意义。上层阶级拥有资源，也就拥有了阶级权力；而这恰恰是下层阶级所不具有的。这个发现意义重大，但又不够完整。决定阶级关系性质的资源分配方式对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意义。有的阶级试图打破这种方式，有的阶级则试图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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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即根据缺少的东西也可以界定阶级。我们需要再一次承认，缺少对生产资料、再生产资料和分配资料的控制，也就会相应地缺少财富、收入及各种机会。在传播领域，同样需要指出的是缺乏对传播工具、大众传媒、通信的享有机会而造成的后果。分类观尽管重要，但是也仅仅限于得出这样的结论较低的阶级缺乏带来权力的资源。一些社会学家强调这个问题，而把阶级结构看成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阶级序列(上上层阶级、下上层阶级，等等)。在这个序列中，沿着阶梯往下，阶级所占有的资源也一层层减少。在传播学中，菲斯克(Fiske，1989)很有名，就在于他特别针对文化资源领域而提出了阶级序列观。这种序列观是否能够很好地扩展到阶级结构，并且认识到阶级范畴边界的模糊性，这个问题有待于商榷；但是对于阶级分类观和联系观之间的真正差异而言，菲斯克所做的仅仅是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而并没有对此进行本质上的厘清。社会联系观拒绝消灭阶级范畴的要求，因为社会联系观反对将阶级范畴仅仅看成是真正连续体的机械存在，而强调应该把阶级范畴看成是范畴之间真正关系的具体化，并重点突出阶级的形成(formation)。

阶级形成在结构化理论中是一个核心概念，因为正是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阶级结构充当了社会能动性塑造阶级的媒介。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们将阶级视为社会形成的一个活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运用阶级结构中的资源，但同时受制于这些资源。阶级因此不只是一个相对而言有没有资源(包括传播资源)的类别，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系列变化的社会关系(来自于社会能动性对这些关系结构的运用，和受到限制的行为)。在社会行动的过程中，人群自我建构，同时建构了阶级关系。与分类观相比，形成观显得不那么机械化，因为形成观既把阶级看作是社会生活的核心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阶级各方进行社会活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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