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由于过分的强调阶级的分类观，在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分析中联系观和形成观的研究并不多见。这是可以理解的，考虑到阶级权力具有加深人们“异化”感的能力。正如布尔迪厄(Bourdieu)所阐述的，在“权威语言的力量下”，从属阶级只能：

不断被迫接受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并把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谨记心中；他们总是对自已产生陌生感，他们不再是自我评价的主体，也不再是自我信念的核心(转引自Mattelart and Siegelaub，1983：19)。

对于传播研究形成观分析的起点，来自马特拉(Mattelart)。他认为这项分析的任务就是寻找“失落的范式”，包括从属阶级如何自我建构：一方面涉及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另一方面，涉及对自身需求和利益产生的自我意识。马特拉(Mattelartand Siegelaub，1983)承认超越分类观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他强调在西方社会之外，在西方社会对工人阶级普通的传播研究传统之外，考察大众媒介的使用和大众文化的实践。通过这种方式，他探讨了西方之外的人群是如何创造他们自己的传播方式、发展他们自己的传播语言，以及形成他们自己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构了自身流行的霸权，这种霸权与统治阶级的霸权相互构建，而且相互抗争。并且，这种霸权为社会行动(包括阶级斗争)提供了独立的土壤。政治经济学家开始从实质上对构建阶级形成观的要求进行回应(Artz, Cloud and Macek, 2006; Calabrese and Sparks, 2003; Downing,2001; Dyer-Witheford, 1999; Fones-Wolf, 2006; Mazepa, 2007;Schiller，2007b)。政治经济学开始将工人阶级看成是传播和文化的实际生产者。同样，对于扩展阶级视角研究的讨论也很重要，因为这些讨论通过强调传播产业中的劳工问题而超越阶级的分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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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社会阶级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对工作场所阶级权力研究的历史由来已久从19世纪围绕着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过程中将执行和观念进行区分的简单讨论而展开的争辩，到当代关于对布雷弗曼(Braveman，1974)著作的辩论，从而使这个问题重新焕发了生命力。对阶级的当代研究而言，存在着许多的分析角度，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对此进行更为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强调在传播工作场所，阶级权力是如何削减劳工，以及通过监控实施对剩下劳工进行控制（Deuze，2007；Huws，2003；McKercher andMosco, 2006, 2007; Mosco and McKercher, 2008)。此外，学者通过对传播领域中劳工和阶级联系观和形成观的研究，不断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

因为传播和信息技术已经变得愈加具有影响力，基于这些技术层面上的工作也随之越来越受到关注。同时，对于所谓的知识职位的阶级构成越来越投入特别的关注。对于这个问题的涉猎富含了政治和理论的内涵。有些学者对于知识劳动力的界定非常的狭隘，通常将其与那些直接操纵符号以创造原发性的知识产品相连接，或者是对现存的知识产品添加额外的价值(Florida，2002)。根据这个观点，知识工人指的是，作家和艺术家，网页设计者和软件工程师，大学教授和电影导演。他们构成了一个所谓的创新阶层可以将知识的力量转化为政治和经济的力量，正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他1973年的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预测的那样。

对于知识工人更广泛的定义包含了那些处理、分配和传递信息与知识的劳动力。这就包含了在小学和中学层面的学校教师、大多数的记者、图书管理员、媒介技术人员(比如电信和有线电视的工人)，同样还包括在邮政服务部门工作的工人(参见，例如Day，2007；Deuze，2007； Kumar, 2007;Martin, 2007; Tracy and Hayashi, 2007)。这些都被认为是知识工人，因为他们的工作越来越多地涉及对信息或者信息技术的运用，以快速和有效地传递产品，其产品价值在于扩展接受者的知识。从本质上来说，知识工人代表了在知识部门中的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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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在生产和销售知识产品产业链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是知识工人。在这个观点看来，硅谷中收入很低的女工，以及那些在海外生产和组装有线和电子零部件的女工也都是知识工人。因为她们是价值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价值链为知识型工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硬件条件（PellowandPark，2002；Smith，Sonnenfeld，and Pellow，2006)。同样，通过电信网络出售产品和服务的呼叫中心工人，同样符合这个广义定义下的知识工人，因为他们对于销售信息起到了核心的作用，而且他们使用传播技术完成他们的工作。此外，要不是不断发展的监控技术，那么对于这些知识工人工作的管理和控制将变得异常困难。而监控技术，往往是传播和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Head，2003)。

本质上来说，对于媒介和知识劳动力的阶级分类观分析将产生上述三个层面的层级制。但是仅仅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我们需要跨越外部的标准，而检验工人们自身的主观体验。其中包括理解知识工人是如何组织和建构自身的工会。这就将我们引向社会阶级的联系观和形成观。工会将不同种类的工人在同一个组织中联系在一起，比如美国传播工人工会(The 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CWA)以及它加拿大的同仁加拿大传播能源和文员工会（TheCommunications，Energy andPaperworkers Union ofCanada，CEP)。在工会中，有记者和电话接线员、翻译者和售后服务的提供者、保健医生和印刷工人，同样还包括编写和广播新闻的人员，以及照相、摄影、音效工作人员，将节目提供给观众和听众。上述的两个工会在动员三个社会层次的知识工人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附之以有效的劳工行动。但是，在北美传播领域中比较混合的劳工联合(其中包括一些有创造力的工会没有能够联合起来)始终让一个问题悬而未决，那就是工会将如何将自身与知识工人这个术语相结合(McKercher and Mosco, 2007; Mosco and McKerch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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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直接与强调社会阶级的重要性相关联，因为对于如何思考知识型工作范围的论证同时也是对社会层级制的思考。很多对知识型工作的研究认为，将其范畴变得更有包容性，对于工人们的发展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因为工人推进了这个范畴不断宽化的进程。但是，对于某种类型定义的选择同时暗含着谁将成为知识工人中的主导，以及人数的多少。将对知识工人的定义局限于佛罗里达(Florida)所谓的创造性阶级，或者甚至局限在“超级创造性”的核心，都将很大程度上给予知识工人优先权相比较于采用一个更广泛的定义，其包含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工人，比如说所有呼叫中心的雇员，这些人很难被贴上优先权的标识。创造性的阶级为某种类型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可能性，比如对知识创造者进行的权力转移。对于知识工作范畴更具有异质性的考量，指向了另一种类型的政治：人们预测知识工人能够跨越职业和国家的界限而进行联合；知识工人是否可以将他们的团结性从建立在对自身社会阶级地位分类观的基础上，转向建立在形成观的视野上；最后，知识工人将如何运用他们的阶级团结？

对于知识工人概念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解具有重要且不同的政治含义。联想到我们刚刚描述的在纵向层级制中运行的连续体，位于最高层的直接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工人，以及那些位于最底层制造计算机硬件的工人。同时，知识工人也可以横向进行分类，在连续体的一端纯粹地强调内容范畴，而在连续体的另一端纯粹地强调技术范畴，而大多数的知识和信息工人位于这个连续体的中间。强调内容和技术团体包含着佛罗里达所指代的创造性工人，但也包括许多其他类型的工人。强调内容范畴，具体包括：艺术家、娱乐提供者、教师、记者、音乐家以及其他可能被称为文化工作者的人员。强调技术范畴，则包含了：软件的设计者、生物化学的工程师、视听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创造性的贡献在于创造符号、设计技术生产和信号生产的人员。这种类型的分类包含了文化劳动力和其他的生产者通常被认为是内容的生产者。通过这种方法的检视，就很明显发现，我们面临着困境，即所有的人都被称为了知识工人。工程师和作家之间存在着哪些共同点？记者和通信专家之间的共同点呢？音乐家与癌症科学家之间的共同点呢？不管纵向维度的层级制，宽泛地或者是狭隘地对于知识工人的概念进行界定，我们始终面临着存在于聚焦于创造文化和聚焦于技术论点之间的分歧。这个问题从社会阶级的分类观或者联系观的视角来看确实如此；但是从形成观来看，不尽如是在阶级中，知识工人如何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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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分类具有实际意义，因为文化和技术工人越来越多地在同一个工厂工作，或者参与到同一个劳动过程之中。这就提出了非常明显的问题：他们是否可以和谐共处？更重要的是，技术和文化知识工人经常出现在同一个劳工组织中。诸如美国电讯工人工会和加拿大通讯能源及文书工人工会将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工人进行联合，他们中不仅仅有在纵向层级制中地位高的人员与地位低的人员；而且还有(在横向层级制中)位于文化和技术分类两端的文化工人和技术工人。这对于建立劳工团结性的前景而言，意味着什么？劳动联合在一个单独的工会，或者是一个单独的国家，还是需要跨越边界，或者是跨越一个或者多个海洋，才能够实现？考虑到标识知识工人意义的横向和纵向的分类，我们很容易意识到组织知识工人所面临的挑战。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昭示了其中的一些成功与失败（Mosco and McKercher，2008)。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简单来说，对于“世界上的知识工人是否将联合起来”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全球的政治经济。

第二节 传播与社会性别

政治经济学从社会阶级入手来考察结构化的过程。前面的章节认识到阶级分类观的价值，并描述了它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同时，也指出了在此基础上，如何将阶级的联系观和形成观囊括其中一并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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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种转化通过强调阶级意义的深化，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不断地得到强化；而对社会阶级意义的考察，往往是大部分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基石。虽然阶级的课题非常的重要，但对结构化的分析还需要引进一些其他的概念坐标。

虽然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社会阶级这个切入点是必需的，但是它却不是结构化以及与传播关系研究的充分条件，部分原因在于阶级的分析没有对社会性别问题进行研究。用詹森(Janson，1989)的话来说，社会性别问题是“社会建构的沉默”。就像前面的章节所阐释的，与其他的研究路径不同，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性别问题并不保持完全的沉默，虽然它的典型做法就是将社会性别作为阶级关系的一个维度进行分析。举例来说，政治经济学对于信息技术和全球的劳动分工的研究，描绘了女性工人在微电子产业中所面临的双重压榨：一方面她们拿着最低的工资；另一方面，她们忍受着最为残酷的工作环境(PellowandPark，2002)。然而，即使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性别研究已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它并没有在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范围之内，尽最大可能地全面地将社会性别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之中(McLaughlin，2004)。

一个明显的任务是，我们应当考虑性别研究的各种社会取向，评估它们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相容程度。我们的目标不是为社会性别(说得再具体一些，为女性)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寻找到一席之地，这种“寻求女性地位”的观点恰恰是问题症结所在。相反，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如何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最好地对社会性别问题进行理论化。也就是寻求理论上的共识，即使不能达成，也要找到框架之间能相互交融的概念和研究地带。米奇·李(MickyLee，2007)、麦克劳林和约翰逊(McLaughlin and Johnson， 2007)、米汉和赖尔登(Meehan and Riordan，2001)、萨拉卡奇斯和谢德(Sarikakis and Shade，2007)以及其他学者在试图弥合各种视野的裂痕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此外，政治经济学承认明确的女性主义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明确的女性主义从对女性主义的特定关怀出发，思考女性主义与其他研究取向之间的关联(Cha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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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er, and Fleming, 2004; Rakow and Wackwitz, 2004)。

政治经济学是最可能和社会性别理论达成一致的，因为它们都同时强调社会性而不是生理性或者是心理性的范畴。此外，根据一系列社会理论与政治经济学取向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得到了下面的排列：首先，结合最紧密的是那些以社会阶级作为切入点(social class as an entrypoint)的理论，例如从阶级开始考察社会性别和权力的关系；其次，强调社会再生产(socialreproduction)的理论；最后是聚焦于社会性别和阶级两重性(duality ofgender and class)的研究，或者说研究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相互构建的理论。

从阶级出发的社会性别理论强调的是生产体系，并且把社会性别置于其中进行分析。举例来说，这类观点考察国际分工是如何创造出劳动力层级，而把女性置于最底层的低技能、具有依附性的弹性工人的后备军中。传播学的阶级分析也相似地考察了在媒介与信息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劳动力层级，在整个阶级分化的系统中强调了非常重要的社会性别分化的存在(Antcliff，2005；Huws，2003；M. Lee，2007；McLaughlinandJohnson，2007)。进一步说，诸如此类的分析认为媒介享用机会的多寡取决于所属的阶级，阶级分析的方法将社会性别纳入这个传播系统，来探究媒介分享在社会性别问题上的影响。例如，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在贫困人口中享有媒介的机会很少，而社会性别权力体系又使得女性在贫困阶层中地位更低。因此，也就使得女性和男性比起来，更加被边缘化，以至于很少能够享用到媒介、通信和信息技术其中包括在这些产业内的工作以及由这些产业所创造出来的传播资源。

社会再生产的理论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向社会性别分析进一步迈进，因为它使得我们关注的中心从媒介的生产，或者就媒介的使用而言，从受众的生产，转向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具体而言，研究的焦点从工作场所转移到了家、家庭和性的倾向。虽然研究的领域主要涉及社会性别的分析，但是政治经济学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社会再生产的分析考察资本主义和阶级的再生产，以及社会关系在家与家庭中的再生产之间的结构联系。从这个观点出发，媒介通过女性的活动使得生产力的能量得到补充，而将人们和消费网络联系起来，从而使得家同生产和消费的系统联结起来。然而每一次新媒介与信息技术的浪潮，都使得消费网络得到加强。为了完成这个循环，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需要、兴趣与欲望，成为娱乐与信息节目的源泉，进而成为推动消费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载体（Dines and Humez，2002；Lovell，Hartmann，andKarski，2006；MoscoandMckercher，2008：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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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再生产所进行的明确的功能主义分析坚持，并且认识到：相互矛盾的趋势和对抗形式的存在使得资本和社会性别权力之间的联系变得疏松了。举例来说，像亚当·斯密、马克思和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对于社会性别问题的理解是多维度的(同样，也包括对种族和民族的理解)。即使阶级权力所构建的生产层级将女性摒除在外，最好的情况也是将女性边缘化，但其仍旧消解了许多限制获得人力资源的传统行为。因此，尽管资本主义持续地为女性构建许多工作贫民区，但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放松了对女性在教育、职业，以及其他女性社会活动和社会流动形式的限制。相似地，传播的系统将女性与消费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同时也为打破女性传统的角色、实践和价值提供了相应的机制。这些都是证明资本主义是发展和矛盾结合体进一步的论证。此外，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资本主义在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中制造了社会矛盾，其中包括阶级与社会性别。资本主义运用权力来构建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关系，但是资本主义并不能保证这个过程一定成功，主要是因为参与到这个构建过程中来的个体是具有自反性的，并且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而采取社会行动。这个过程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认识到传统纽带断裂的可能性，并且都积极地参与到对传统纽带重塑的过程中去。因此，再生产的过程受到了挑战，对资本主义社会抵抗的力量成倍地增长，但同时也被分散开来。

阶级和社会性别同时成为反抗与抵制的基础，且有时候步调一致。比如在女性占有绝对数量优势的电话接线员中，女性核心组织和电话工人的工会为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而进行斗争。但是，像在女权运动内的争辩所表现的那样，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其中的一个矛盾的来源就是，在更广泛的社会情境下，阶级和社会性别的结合往往会出现裂痕，这些裂痕可能很严重。这种矛盾反映在下面的争论中：举例来说，阶级理论相对强调阶级分化的弥合在于给穷人提供更多获得和控制传播工具的可能性；而社会性别理论相对重视在社会阶级中弥合社会性别的分化，所以在媒介企业中，需要为女性开放管理职位。社会再生产理论受到了挑战，但是挑战社会再生产的形式同样也受到了冲击(Bakkerand Gill, 2003; Meehan and Riorda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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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性别问题上，除了从阶级入手的研究取向和强调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取向，还有一类观点把性别和阶级看作相互独立的(independent)类别，认为两者都为社会权力关系提供了基石。根据这个观点，社会既是一个父权社会(社会性别分化)，又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社会性别和阶级在社会领域中独立共处，有时候相互作用，有时候相互建构(Steeves，2001；也可参见Meehan andRiordan，2002；Sarikakis andShade，2007)。建立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二元性上的研究路径，最近出现在女权理论的一些领域中(参见第六章)。这种研究路径的有利之处在于，它的研究领域比较开阔，使得我们不至于在关注一个方面的同时忽视了另一个方面，这在资本主义的父权制和父权制的资本主义研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个取向面临的难题是所有二元性理论都普遍存在的，例如，如何确定其领域的特征：父权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两者之间谁是形容词，谁又是名词；以及如何确定两者相互作用的性质。另外这个路径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在没有阶级或者社会性别作为切入点的情况下，该怎样研究两者相互建构的过程(Dines and Humez，2002)。

这三种研究路径为总体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性别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它们的长处是相同的：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可以应用于传播研究中具体的结构问题的分析，比如说：媒介的享有权问题，媒介组织中的权力掌握问题，以及政策决定过程中的参与权问题。这些研究路径的缺点也具有共同性：很少注意到社会形成的过程，尤其很少注意人们是如何积极地建构大众传媒、阶级和社会性别选择范围(比如说异性恋和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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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观聚焦于社会性别产生的过程。这种社会性别的身份是在社会结构、传播的手段、传播的产物与能动的个体(个体在社会关系中以社会性身份行动)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举例来说，形成观通过与媒介机构的关系考察社会性别的形成，而媒介机构通常存在于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的背景下；电视媒介；电视节目；以及受众(他们的大众媒介经验与自身具体的，但往往是能动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相联系)如何理解并对节目做出回应。对形成观维度出发的分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非常少见，其中部分的原因在于它要求一种独到的跨学科和跨国界的视角，并且需要跨越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分析(McLaughlin，2004)。最接近的要算是社会历史研究了，在这里不管政治经济学还是文化分析，都让位于对特定一个时期的社会性理解(Curran，2002；DiCenzo，2004)。①这就再一次印证了，社会再生产这个术语在描述社会性别认同过程中太过简单与模糊，因为它暗含了一个“复制式”的社会发展理论，并认为文本和社会经验之间只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文化分析学者取得了进展，提示我们文本的多义性从广义上来说，包括媒介产品的整个范围。但是文化分析者还是流于简单化，也就是说，他们对媒介产品和对媒介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制度性过程的关系，存在着长期的忽视。同样存在着的是，他们忽略对个体社会能动性的社会性内涵分析的趋势。此外，制度和社会角色不仅仅是为文本和个体的能动性提供了语境，它们还为在文化研究中制度和社会分类的盲点提供了解决的方法。制度和个体的能动性完全参与到相互的形成过程中。大众传播科技的社会历史研究对于记录这个复杂的过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其中包括：道格拉斯(Douglas，1987)对于科技和社会性别在相互构建“业余”电台和男子气概形成关系的研究(也可参见Douglas，2004)；比瑟姆(Beetham，1996)对于女性杂志发展的研究；哈拉诺维奇和拉宾诺维奇(Haralovich andRabinowitz，1999)对于女性和电视娱乐历史的研究；以及格林(Green，2001)通过社会性别和种族的视角对电话历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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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迪岑佐(Dicenzo)的文章非常重要，因为它既是对女性主义媒介历史的导入，同时强调了许多压力点的研究，如对女性、媒介、特定历史时期历史的平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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