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第三节 传播与种族

阶级分析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社会性别领域，而将社会性别理论化这样强有力和多方面的努力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焕然一新。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相比，当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宽广和更深入的社会经验。然而，阶级和社会性别，无论是分开说，还是将其组合起来，都未能穷尽对于理解结构化过程至关重要的范畴。因为这两个概念并没有为种族的权力和与其相关的范畴，如民族和民族主义，留出足够的空间。

1903年，美国黑人民族主义者W·E·B·杜伯伊斯(Dubois)说道：“20世纪的问题，是肤色界限的问题。”对他而言，在国家内部和跨国家之间，肤色的划分是区别社会内部分化的主要源泉，也是区分大多数富裕且强大的国家(主要是白人占多数的西方社会)和世界上其他贫困且具有依附性国家的标志。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传播学研究主要通过强调媒介和信息科技在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广泛地研究帝国主义问题；并且扩展用阶级划分来考察世界的方法—而不是社会性别划分（国际劳动分工中女性问题的研究)和种族划分(Ehrenreich andHochschild，2003；Sarikakis and Shade，2007)。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将种族视为结构化过程中一个重要要素的原因，这一点尤其重要。种族分化是当代全球政治经济下多层层级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种族既作为一个范畴，又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对于国家和全球资源(包括传播、媒介和信息技术的享用权)个体和集体的享用权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对于种族分类观的理解类似于对于阶级和社会性别分类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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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分类观强调了由种族分化所带来的对传播资源不同的获得权。其中包括对以下资源的获得：传播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U.S.，GAO，2008)，以及在媒介、传播和信息科技产业中的工作(AnkneyandProcopio, 2003; Benson, 2005; Green, 2001; Gutiérrez Chao andWilson, 2003; Johnson and Flamiano, 2007; Newkirk 2002; Thanki andJefferys，2007)。同时，它还包括媒介对少数民族形象范围和种类的描述(Clawson and Trice, 2000; Downing and Husband, 2005; Gray, 2004;Henry and Tator，2002；Myers，2004)。金姆(Kim，2008)描述了其中的许多刻板印象在今天仍然存在：

黑人是具有威胁性的；

黑人女性“心直口快”；

亚洲人和亚裔美国女性是性感的，但同时往往比较被动：

亚洲人和亚裔美国男性缺乏男子气概；

拉丁美洲人并不被认为是当然的公民；

中东人是可疑的恐怖分子

原住民是“高贵的野蛮人”。

塔博尔(Tabor)证实了美国广播电视业对种族歧视的纵容由来已久，他举出大量例子来证明广播电视的管理机构—联邦通讯委员会(The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对于电视业中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采取了纵容的态度：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白人中的一批超级种族歧视者经营着密西西比一家代号为“WLBT”的杰克逊电视台。每当电视台转播的电视网节目中出现非裔美国人的时候，屏幕就被故障信号所覆盖，字幕显示“抱歉，线路故障”。宗教界人士和当地公民纷纷聚会，声讨杰克逊电视台抹杀少数民族权利的行径。然而，联邦通讯委员会不顾他们的抗议，仍然有条件地给该台续发了执照(Tabor1991：612)。

第九章结构化：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社会运动、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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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法院推翻了这个决定，但是联邦通讯委员会不顾法院判决，还是向该台续发了三年期的营业执照，直至联邦上诉法庭最终裁决联邦通讯委员会必须吊销发给WLBT的执照《基督教联合教会诉联邦传播委员会》，F.2d 543，549-550(DCCir. 1969)]。虽然早在1968年，联邦传播委员会就已经接受了在广播电视业中反就业歧视的法规，但是直到1989年才有了第一例该委员会对有照电视台就业歧视行为的控诉案。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种族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核心要件。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层级制中，包括阶级、社会性别；更重要的包含了种族。此外，种族也是全球政治经济下技能和控制管理的核心要素，而当今的全球政治经济越来越主要地由微电子和信息生产来进行界定(Smith，Sonnenfeld, and Pellow, 2006)。

对媒介和传播享用权中的种族分化，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并不是没有问题。当少数民族被排除在传播网络之外的时候，企业就失去了将其市场扩大深化的机会。同样的结论对于阶级和社会性别也适用。在创造市场过程中的一个原则性错误，就是往往倾向于在新的人群和旧的基础上进行折衷。而旧的基础必须被新的信息和图像取代，因为这些新的信息和图像将最终挑战主导大多数视听空间的话语权。

对于种族和媒介分类观的分析强调了种族对于各种形式的媒介享有权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而强调种族和媒介社会联系观和形成观的研究相对较少(Gandy，1998；Green，2001；Hunt，1997；Leung，2005)。这些都表明，要理解种族在媒介中的结构化过程，就不得不考虑它的运作方式，包括少数民族为获得大众媒介工作机会的斗争；反映少数民族实际生活状态的非主流媒介的创建；以及改变大众媒介中少数民族信息和娱乐节目的内容而施加的压力。同社会性别的研究一样，对于种族最有趣的研究也聚焦于社会历史的分析。萨克斯顿(Saxton，1990)就用这样的方法研究了美国白人种族主义的历史。他强调经济杠杆的作用，包括从奴隶市场到被隔离的职业市场；同时他也重视文化的力量，其中就包括对于种族自卑感和大众娱乐(比如白人扮演的化装黑人滑稽乐队的表演)的学术分析这些都生产了一系列的种族(和社会阶级)关系。这些都远远地超越了白人种族主义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些种族(和社会阶级)的关系也被视为是一种社会实践，在种族冲突和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变化的背景下不断被检验、挑战、修正和重塑。这些实践因此本身也就具有了社会冲突的烙印。举例来说，白人扮演的化装黑人滑稽乐队的表演使得种族主义得以强化，但是如今它成了社会讽刺的力量，尽管小心翼翼，但是却直接对种族主义展开了攻击。像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Lincoln)、马克·吐温(Mark Twain)以及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这些身份各异的人物，在萨克斯顿(1990：390)看来，“更多的是白人种族主义的政治的合作者，而并不是反对派……但是他们使我们对于人类可能性的视野变得更为宽广”。除此之外，在白人种族主义构成和再生产的每一个阶段，反对派力量(如非裔美国人中的废奴主义者)都积累了浩如烟海的反种族主义的文献，极大地动摇了种族主义存在的核心前提。上述讨论对西瓦楠丹(Sivanandan)关于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结论进行了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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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把殖民主义看作是单向的，看作是强加于个体的，看作是对个体的掠夺，看作是强大到使个体难以抵制的，都是不正确的。从你自身的文化中，语言中或者是宗教中，总会存在一种抵抗的力量。这种抵抗力首先采取存在意义上的反抗反抗一切有违你本性的事物(1990： 3，也可参见 Linebaugh and Rediker，2000)。

第四节 传播与社会运动

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共同构成了整个结构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对这个过程进行完整的分析，就应该包括对代际间和其他过程进行考察，虽然这样做的危险在于容易掉入多元综合体的陷阱里面，进而认为不同的社会范畴具有同等的影响力。政治经济学的路径将结构化作为一种社会过程，而且这种社会过程从对阶级的分类观、联系观和形成观出发，检验了它如何主要与社会性别和种族相互建构。这种研究路径很有价值，但是同时也存在着风险，使人们很容易对这些术语在实际中的运用和整合产生机械的认识。哈拉维(Haraway)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指出了将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三者联系起来的困难，并且建议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几何学：

第九章结构化：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社会运动、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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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女性主义理论中有最美好的意愿、最好的作者论点以及最精彩的前言评论，但是其很少将种族、性/社会性别和阶级放在一起分析。除此之外，对女性主义学者而言，建立种族/社会性别系统和性/社会性别系统同样重要，而且两者并非是同一类型的分析。此外，对于社会阶级的分析呢？建立一个“不同要素”的理论很有必要，这个理论的路径、范式和逻辑都需要冲破二元论、辩证法和自然/文化之间的藩篱。否则的话，三个要素总会简化为两个，很快又会变为一个，站在前列孤立无援。没有人提出考虑四个要素，这些在政治上也至关重要(1991：129)。

哈拉维的观点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来说很重要，即便仅仅因为她质疑了各种本质主义，不管是建立在阶级、社会性别还是种族基础之上。然而，就像上述引文所表现出来的悲观主义色彩，也使哈拉维的论断超越了这些路径；她回避了本质主义，而是将她的论证建立在切入点和多重测定上。虽然本书对于考察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等社会关系的研究更为乐观，但是必须承认，对于在广泛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其他形式的考察，也是非常有益的。两个可能的研究焦点是社会运动（socialmovements)和霸权(hegemony)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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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社会运动进行的分析，通过聚焦社会能动性和社会行为，具有了超越传统社会分类观的优势。社会运动将不同身份的人聚合在一起，或多或少被一个特定的利益所整合，比如说反对已经建立的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并寻求变革。社会运动能够使同一阶级地位的人走到一起，如工会主义者、穷人，或者是商业精英；也能使人们因性别问题联合起来，如女性主义运动；因种族而联合，如美国人权运动与黑人权力运动。除此之外，社会运动还能动员其他身份类别的人群，如年龄和国籍。然而，社会运动之所以成功，通常是因为它们能够超越特定的身份类别，以一种具体的利益或事业将身份各异的人团结在一起，比如说支持公平贸易和反对以企业为主导的全球化的运动。

最近几年，以追求共同的利益和事业来取得认同的社会运动引起了大量的关注。这些社会运动不排除对社会分类观的关注(如，女性主义运动可能是最强大的社会分类观影响下的运动)，且主要围绕着特定的目标。这些“新社会运动”中包括非常著名的环保运动、全球化运动、健康运动(尤其是对艾滋病病毒的抗争)、性偏好(同性恋)，将跨越传统社会分类观下的人群联合起来，为给予非传统的社会分类更多的关注打下了基础。

虽然在对于新旧社会运动哪个更具有政治优越性问题上争执不下但是新旧社会运动之间的界限并非铁板一块。一些人认为，全球传播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得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都更为重要；但是，另一些人则反对这个立场，他们认为，一种后福特或者后现代的信息经济已经消除了社会分类的重要性，且更关注能够将不同人群集中在一个共同事业下的社会运动，比如说环保运动(DellaPortaandDiani，2006；McDonald，2006；Meyer，2006)。旧的社会运动路径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要点相联系；而将注意力放在新的社会运动的人们更强调文化认同，包括各种媒介的权力(社会网点、实况电视、快闪族)。这些形成了新的文化链条，而其中的一些被推进为全面的运动。不幸的是，虽然对于新的社会运动的研究已经具有了新的基础，但是打破旧的基础却占去了太多的注意力，以至于共同的基础得不到重视，这个导致的结果就是，对于在新旧运动之间可能形成的政治联盟，很少被关注到。但是这个趋势稍稍有了些改变，因为新的研究尝试着将社会阶级，这类早期存在的社会范畴，和一些新的社会范畴，比如环保主义和性偏向连接起来。对于环境、社会性别和种族的关系无疑为20世纪后期主要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基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再存在阶级分化，劳动力已经不再是社会运动的焦点和社会运动的核心力量，同样，这也并不意味着工会主义已经毫无政治意义了(MoscoandMcKercher，2008)。除了关注政治活动的过程，社会运动观路径的价值，主要就在于它并不认同对新旧类别强制的分类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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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它已经影响到了传播方式和内容的发展。所有主要的社会运动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组织对内和对外传播的问题，并因此发展了自己的传播策略和政策。其中重要的议题，包括：民主化(democratic)如何才能成为组织内部传播的准则，社会运动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外部传播的主要形式，以及社会运动需要运用何种程度的专业和专家意见来指导媒介活动。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ToddGitlin，1980)的早期著作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强调社会运动的媒介政策与它最根本的目标之间是不能割裂的。具体来说，他指出，美国学生的反战运动就在它允许其领导人成为媒介人物之后丢失了民主的精神支柱。

对于主要围绕着媒介生产和政策进行的社会运动，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本身也作出了贡献。从连接政治经济学、社会运动理论(Hackettand Caroll，2006)、组织传播理论(Ganesh，Zoller and Cheney，2005)和自治社会思想(Dyer-Witheford，1999)的视角出发，世界范围内的非主流媒介运动已经对主流的媒介形态、技术、形象和信息提出了挑战。这些运动包括扫盲运动、街头剧场、非主流的报纸、录影带和电影制作、卡通、公共有线电视计划、可供选择的电脑网络、录影带的非法复制、电脑黑客，以及其他形式的网络行动主义。它们因向既定的媒介形式挑战的方式而不同。一些形式，如在古巴和尼加拉瓜等国的扫盲运动，除了政治哲学和实际的需要以外，对于技术密集型的传播和教育形式都提出了质疑(Mattelart，1986)。其他的形式，比如录影带的非法复制、电脑黑客，以及网络行动主义，对传播工具集中的控制权提出了挑战(Hanke，2005；Kahn and Kellner，2004)。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通过非主流报纸和公共电台与有线传播，提供了与主流媒介在本质上具有差异性的讯息和形象（Howley，2003，2004；Stengrim，2005；Switzer andAdhikari, 2000; Waltz,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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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在对主导的媒介政策有组织的挑战中也有显著的作用。围绕着“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而组织的运动是最重要的国际间的努力，虽然这一点上存在着争议，但是这一运动旨在取代媒介决策制定的主导形式，主要是西方社会跨国企业对于主要大众媒介的生产和分配的控制(Sosale，2003；Traber andNordenstreng，1992)。这个运动在今天仍旧在继续，这些运动围绕着信息社会世界峰会(The WorldSummit on theInformation Society)和许多其他组织，旨在在被国际组织接受的基本的人权中，更有效地注重传播权利（ChakravartyandSarikakis，2006;Thomas, 2006)。

大量的社会运动关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策制定过程，其中包括促进对执照颁发、电波分配、产业结构以及媒介内容的民主化决策的尝试。历史地分析，在美国，这类运动尤其强大。在电报和电话的发展上，斗争非常激烈由工会和乡村政治团体领导，要求将电报、电话业公有化，至少也要遵循公共邮政服务的旧例，在电信业发展中保障社会控制(DuBoff，1984；Stone，1991)。无线电和电视广播的发展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斗争以工会和教育的利益为先导，以促进公共广播电视的发展，以及对商业频道施加强硬的法规（Fones-Wolf，2006；McChesney, 1993; McKercher and Mosco, 2007)。

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发展，为广播电视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民权运动通过法庭裁决，为代表普通公众利益的组织赢得了合法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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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之前，联邦传播委员会这个联邦的管理者认为，普通公众的利益将会对其权力进行篡夺，因而将其排除在外。女性主义团体加入到民权运动的阵营中来，抨击了既存的雇佣实况和有辱妇女形象的节目(Creedon，1993)。在这些左翼运动的鼓动下，右翼也组织了自己强大的媒介运动，攻击那些他们认为有违道德的节目（Jamieson and Capella，2008)。当代对于互动媒介发展的兴趣，尤其是在媒介集中和获得新媒介资源上长期的不公平问题上，讨论激烈。同时，它将公共利益再一次植入媒介改革运动中，使其具有了新的生命力(CommunicationWorkers ofAmerica, 2007;McChesney, 2000, 2007)。

第五节 霸权

霸权，通过描述我们关于社会的常识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提供了结构化过程的另一个方面，其中包括对这一章节种族部分所讨论的刻板印象，以及如何改变这些刻板印象的思想。这个术语在西方学术界主要体现在社会哲学家和活动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著作中，而葛兰西对霸权的讨论也是他学术思想的核心。具体来说，他通过聚焦资本主义通过建立在同意(consent)而不是物理的强制性的基础上，而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的具体轮廓进行了分析。霸权的概念定位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两者之间。意识形态主要指的是对社会现实进行蓄意扭曲或错误再现来发展特定利益，维护权力等级。另一方面，价值观则是一系列共享的社会规范，连接了身份、阶层各异的人群。霸权不同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要点，就在于它同时是形象和信息的不断形成，并图绘了常识。常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具有充分的说服性，因为它为社会生活的“自然”态度的定义提供了社会和文化坐标。所以，霸权比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更重要，因为它不仅仅简单地受到阶级关系的影响。但是霸权是在这个权力动态的几何结构(位于贯穿于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中)外，有机地(organically)构成。霸权也比价值观这个概念来得重要，因为霸权结合了权力和常识，而价值观很少涉及对于权力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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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霸权的构建来说，传统(tradition)的概念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工具。霍布斯鲍恩(Hobsbawn)尝试着去除对霸权概念的自然矫饰(其赋予霸权以跨历史的品质)并描述了“被构建的传统”，指出诸如英国君主制中的繁文缛节，看上去“年代久远，联系着无法追忆的过去”，实际上，它们也是被建构的。它们是：

一系列实践行为，它们通常由明显的或墨守的规则所支配，具有仪式或象征的性质，力求通过反复来向公众灌输特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种反复就自动暗示了它的历史继承性(Hobsbawn，1992: 1)。

传统使得人们根植于神话般的过去，又使得这种神话无需经过来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经验的验证。每年为纪念圣·帕特里克(St.Patrick)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而进行的庆祝活动为美国人再一次演绎了白人移民者的故事，他们是衣衫褴褛的个体，但是在社会中努力工作，从而变得富有和得到了接受。

对于传统的建构只是在对霸权创造的核心社会过程中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组成要素就是普兰查斯(Poulantzas，1978)所提出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个体化在传统之外寻求自身的发展。个体化是指，资本主义具有将集体性的范畴和身份转化为个体性的趋势，从而消解了对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和其他集体性能量形式的社会权力。工人阶级、女性以及黑人因此而被重新构建为单个的主体。

霸权具体表现在人们广泛接受的一系列实际观念中，这些观念诸如：市场是生产型经济的支柱，这一点被广泛而普遍接受；投票选举是实现民主的主要形式；新闻的客观性表现在对现今问题的分析，总是提供了两种观点(Goldman and Rajagopal，1991)。自由的市场、自由的选举、自由的报纸、信息的自由流通，以及其他形式的霸权观点在政治上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同时，也不是由上而下实施控制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它们构建了每日生活中通用的常识，从构建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等的层级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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