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葛兰西的霸权分析不可避免地与他的政治计划相联系。他反对由在先锋队里面“开化”的领导人所引导的革命性行动和直接的军事攻击，取而代之的是反主流霸权和非主流霸权。这种反对霸权的思想提供了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新的通用常识，在经过斗争和“立场战争”后，取代资本主义常识，建立新的社会民主的选择。葛兰西的路径并没有用文化策略来替代(replace)政治策略。相反，它扩宽了革命性政治的概念，使其包含了文化和语言领域中的社会斗争。

考虑到霸权概念的力量，如何实现葛兰西所谓的转型？一旦认识到主流霸权所具有的动态发展力量，更使得我们对这个任务能否完成感到气馁。回应于变化着的政治社会关系，霸权也呈现出新的形式，比如说：它从国家扩展为各大洲乃至全球性的霸权集团；将曾经是反对的观点(比如说，形式上的社会性别的平等)纳入占主导地位的霸权集合体；重构关于社会福利和私人慈善事业的观点。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将世界看成一个由全球经济所管理的大型市场，并得到各国的政府和跨国公司的支持，从而建构了一个强大的霸权。难怪一些知识分子会过犹不及地认为，世界将陷入“历史终结”的境遇此时，根本性的社会变化已经结束，所有剩下的问题仅仅是如何管理全球市场所产生的问题。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此提供了技术，并通过即时传播，在一些其他的学者看来，它们同时也将带来地理的终结，以及政治的终结(Mosco，2004)。但是这类霸权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强大，此时互联网泡沫在膨胀，而“9·11”还没有发生。

尽管占有控制地位的霸权非常强有力，但是我们也能有力地论证这样的观点，也就是：霸权并非是不可攻克的壁垒。的确，霸权比意识形态更强大，因为霸权的基础是同意，而并不是强制性。但是要获得同意是非常困难的，它是一个广泛而不断形成的过程，并且需要使对占统治地位观点的接受变得理所当然。与建立在资本、主导意识形态，或者是体现在天然统治权的价值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形式不同，霸权的力量来自社会关系，同时需要阶级、社会性别、种族以及其他层级的相互融合。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尤其是当经济泡沫破裂，恐怖主义者的攻击，导致了军事的入侵这痛苦地提醒人们，历史、地理和政治将不可避免地予以带有仇恨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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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旦获得一致，同意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控制方式。但是获得(require)同意的过程可能暗含着抵抗的力量，以及对常识的认识存在着潜在的可替代的形式。所以，尽管霸权是社会关系得以结构化的核心手段，但是它并没有保证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对于取得一致性(同意)而言，霸权需要经过一番斗争而实现，这个过程置于马洪(Mahon，1998)所谓的“表现形式不平衡的结构”；而同意是非常不可靠的，因此它为反主流和非主流的霸权提供了空间(Worth and Kuhling，2004)。

政治经济学的两个主要任务是确定主流霸权不稳定的根源，以及对反主流与非主流霸权所采取的各种形式进行评估。前一个任务包括存在于常识和现存经验之间的差距。资本主义霸权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它要求人们达成这样的共识，即资本主义能带来普遍的物质丰裕，但是人们面临的现实却是贫穷。即使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带也是如此。许多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并不同意以下的结论，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制造了贫穷。他们中有的人提出了贫穷的文化(culture ofpoverty)，将穷人自身归结于其贫穷的原因。对于贫穷文化的极端理解，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对种族主义的学术虚饰：黑人、西班牙裔和原住居民只有克服自身的社会和文化倾向，才可能有所进步；而这些社会和文化倾向，包括错误的价值观、生活习惯、家庭和性行为，以及对于金钱的态度。

对于资本主义霸权另一个大受欢迎的辩护理论来自“滴入式效应”(trickledown)的观点。按照这种说法，有利于富人的经济政策最终将通过不断渗入而使得整个阶级结构获益。这实际上是普通的辩护理论的变种。因为这个理论建立在短期和长期差异观上，面对着短期影响(一个决策只对某一个集团有利)的存在，其声称最终将被长期的影响所抵消。康潘(Compaine，2001)运用“滴入式效应”的观点，对当前传播和信息资源的分配进行了辩护。他对于科技史的解读使他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从长期来看，建立在阶级和其他社会分化基础之上对资源的享有差异将不复存在。

第九章结构化：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社会运动、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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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不同的是，主流霸权自我保护的方式，往往是自我嘲讽风格上超脱地认为其对于存在于常识与现存经验之间的差距了如指掌。像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政治和媒介机构使得这种后现代性的嘲讽臻于完善，并通过建立愤世嫉俗的叙事者和受众之间建立连接，以回应早已存在的差距我们早就发现这个问题的存在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想对此进行“隐瞒”（Glynn，2000；Miller，1988)。最后，另外一种保护方式，它并不提供直接的保护，但是通过娱乐节目和信息的生产而间接地予以防卫。这些娱乐节目和信息的生产很大程度上与常识现存经验的差距无关。它们通过其他的问题很好地分散了注意力，并指出：最好对其他问题进行思考，或者根本不需要思考。

雷蒙德·威廉斯(1980)发展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提出了文化和媒介实践中的反主流(oppositional)和非主流(alternative)的霸权概念。这两种霸权形式都要求新型的知识领袖的发展。新型的知识领袖与既定传统和革命的传统有所不同，它要求抛弃分析与政治实践中的分裂、概念与技术的分裂，以及思与行的分裂。对于葛兰西来说，这些领导品质构成了“有机的知识分子”；他们使用这些品质，从而发展了反主流和非主流的霸权。就像通过信息的、戏剧的、喜剧的和其他表现形式的悠久传统所展现的，反主流霸权攻击主流霸权的弱点，撕下了掩盖其矛盾的虚饰。这些反主流和反抗的文化履践并不一定产生非主流的霸权。但是，反主流霸权的成功将使得非主流霸权的产生变得更为容易些。因此，对媒介改革的抗争引导人们想象一个民主的传播系统；对于自由贸易的抗争导致了人们对于公平贸易的想象—公平贸易建立在对于全球管理决定权的广泛参与之中，以及对于所有资源平等享有权的允诺的基础之上，这些资源是走向完整人生的保证。通过对非主流霸权表达的不同程度(或是直言不讳，或者是暗藏玄机)以及一系列形式的研究，描绘了构建社会生活新的常识不同路径的条件。对于这些不同路径的思考，并将其付诸实施，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现实性。这样，霸权的概念建立了基础广阔的组织原则和过程，并提供了理解结构化的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与前面所提到的构成阶级、社会性别、种族以及社会运动的过程有所重叠，相互补充，但又相互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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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章检验了结构化或者说社会结构是如何于人类能动性之中获得建构的过程，即使人类的能动性是社会建构的媒介。对于结构-能动性这个二元范式而言，政治经济学更强调权力。通过使用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权力，结构限制了个体。而这种限制的结果之一，就是建立了社会阶级、社会性别、种族以及其他的社会范畴，这些都构成了社会领域中的主要分化。但是社会阶级和其他分化并不仅仅是社会结构性压力的一个结果，它们同样也是个体和社会集团能动性的结果。个体和社会集团运用自身的权力在世界范围内，以及通过与“他者”的关系自我建构。传播政治经济学考察这些分化如何记录了媒介和信息技术，以及在媒介产业以及IT产业中工作享有权的不同。同样，传播政治经济学也考察人们是如何运用媒介和信息技术来增加其自身的权力，从而对社会结构进行塑形。除了考量社会阶级、社会性别、种族以外，本章还考察了社会运动如何运用传播来实现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创建民主传播体系的运动。最后，本章分析了霸权的概念，或者说如何建构一种理所当然的世界观的过程。与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不同的是，霸权通过获得一致性(同意)而汲取力量，此外，在变化的情况下，霸权同样需要权力的运作以维系同意。传播在霸权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无论是新旧媒介对于成功维系霸权的控制都至关重要，同时它们对于霸权的反抗以及反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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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构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这将使我们对政治经济学三个切入点的分析进行总结。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的讨论为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思考传播提供了更宽泛的基础。但其外延也仅仅局限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内。下一章是本书的结论，我们将超越政治经济学，而涉足邻近的领域它们与政治经济学接壤，然而却属于不同的学术地带。具体来说，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而言，它既要接受来自文化研究的挑战，又要回应公共选择理论。然而，这种跨越学术边界的研究，必将使政治经济学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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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边界上的挑战……及其超越

第一节 边界

以上三章将视线投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内部，评估了这个学科的核心问题和观点。对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和更新，同时需要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个学科之外，去考察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的是，描述学术界全貌的路径不计其数，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置于社会学、政治科学、地理学、经济学和其他路径的对立面。考虑到我们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界定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传播政治经济学有必要与文化研究相比较；另一方面，它需要与公共选择理论相对照。

毋庸置疑，在本章内对文化研究和公共选择理论路径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是冒失的。这两个领域的文献中充满着出色的图景描绘、分析和批判。相反，本章旨在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分别与两者展开对话，以期各自从中受益。除了这个主要目标以外，本章也从文化研究和公共选择研究内部以及两者之间，指出其长处和缺点。这是对这两个路径进行不断反思过程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就像格罗斯伯格(Grossberg，1991：55)指出的那样，“这里的要点不是在两者之中选择，尽管可能这个会成为最终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它们之中界定新的形式的联盟和合作。”

多年以来，传播学者已经界定了传播学内部分支的主要界限，包括行为学派与规范学派的区别、行政管理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区别。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区别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文化研究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得到了充分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传播学的研究，并且对其他可替代研究路径(包括政治经济学)的假设、方法和结论都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Deetz and Hegbloom,2007; During, 1993; Grossberg, Nelson and Treichler, 1992; Peck,2006)。此外，随着传播研究渐渐植根于大学中的艺术与人文学科，它理所当然地需要同文化研究进行对话。因此，为了在传播学研究中确立不可动摇的政治经济学路径，迎接文化研究的挑战势在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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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政治经济学需要对其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关系进行批判性的评估。虽然对此传播学者的关注已有显著增长，但是仍然缺乏系统性的反思。对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界定有很多种方式，本章特别把它看作是在政治科学中的多元思想和在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思想的统一体。它的目标不仅是解释行为，而且具有建构规范的兴趣对行为的政策方针进行评估并提出建议。多元的方向已经占据了传统的政治科学和公共政策研究。而最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他们的核心假设、范畴和理论，转移了政策研究的重心。结果，标识着公共选择理论、政策科学，以及实证的政治经济学的多种途径都被置于了很重要的位置。这些领域的学者也因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蜚声国际，其中的一位，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就致力于研究传播政策的主要课题。

文化研究是基础广泛的知识运动，它集中研究文本中意义的构成。文本的概念非常宽泛，几乎包括了社会传播的各种形式。文化研究从多个方面发展而来，其中一方面的驱动力来自反对学术正统的力量。学术正统强调根据学术规范来组织知识的倾向性，比如说，英国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否认将研究领域视为一个学术科目。部分原因在于文化研究对学科基础提出了的质疑，尤其反对为知识创设固定的主体和经典。用约翰逊(Johnson，1987：38)的话来说，“文化研究是一个过程，同时是一个制造有用知识的炼金过程；如果一旦对文化研究整理成典籍，那么就等于中止了炼金的化学反应”。雷蒙德·威廉斯也指出，文化研究的知识源头，是对英国文学研究中经典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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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顺序，首先是限定在已经出版的文本中；其次，范围缩小到被认为是“有想象力”的著作；最后，才是慎重地批判已经确立的少数的“经典的”文本。但是随之进行的是另一个更强劲的专业化过程：不仅仅是文学，而是特指英国文学(1981：53)。

文化研究包含许多流派和分支，从内到外，纷扰不息。

从一开始，文化研究就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在英国这个语境下。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被视作与社会关系紧密相连，特别围绕着阶级、社会性别、种族而进行组织尤其围绕着它们的不平等性与对抗性而展开。此外，马克思主义关注权力，尤其关注界定需求和利益并使之实现的权力，这对文化研究也产生了影响。举例来说，在汤普森(Thompson，1963)和威利斯(Willis，1977)的著作中，就得到了例证。他们首先关注社会阶级关系中的文化构建问题。马克思主义关注所产生的影响也反映在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中，它来源且回应于伯明翰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in Birmingham,CCCS Women's Studies Group，1978)的研究计划。最后，还有一种观点在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1980，1982)等人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认为，文化既不是独立，又非外力所能决定的。相反，文化最好被看作是社会差异、社会斗争和社会冲突的场域。实际上，研究者已经指出，英美文化研究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采取了更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普遍的政治立场。美国文化研究虽然分支众多，但可以说，它更倾向于从社会与政治多元概念中汲取灵感，并且把权力视为广泛地扩散的。同时，美国文化研究从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社会学中汲取灵感，且聚焦于文化实践如何在社会生活中维持秩序和促进和谐。美国文化研究还包括从社会心理学的符号互动论中汲取灵感，使用仪式和戏剧的语言来考察符号性共同体的生产与再生产(Carey，1979)。美国文化研究因其“肯定性”而独树一帜，这主要是指它对美国文化的全貌(特别是文化的受众)作了非政治性的、肯定的评估。作为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批判，

第十章 边界上的挑战……及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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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化研究有五方面致命的缺陷：

首先，它高估了受众作为接收者的自由度。其次，它最小化对受众商品化的过程(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分析)。第三，它无法区分大众广告与专业性媒介。第四，它将积极的接受与政治活动混为一谈。最后，它把偶然发生的对反对性亚文化中的有积极意义的解读当成了普遍情况(Budd,et al.,1990: 169)。

今天，对于文化研究的批判，有些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文化研究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演进，在一些方面有所助益。非常重要的是，它领导对实证主义进行广泛地批判，并强调知识的主体性和社会构成。从雷蒙德·威廉斯(1961)和理查德·霍加特(1957)的著作开始，文化研究将文学批评从对经典和精英文学的分析推向了对日常生活的分析。①具体来说，他们力图拓展文化分析的实质性内涵，并突出强调了其前提假设，即文化是普通日常生活的产物，由全体社会角色共同创造，而并不仅仅由特权精英所创造。此外，虽然历经冲突和重心转移，文化研究仍然坚持：社会不仅仅建构在社会阶级的基础上，同时，它也建立在社会性别、种族和民族以及身份的基础上(Fiske，1989；Wilson，GutiérrezandChao, 2003)。

政治经济学能从这些分析维度中受益匪浅，同时它有助于文化研究的发展。即使它的哲学取向接受主体性，并体现出更广阔的包容性，政治经济学仍旧坚持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坚持历史研究的价值，坚持从具体的社会整体来进行思考，坚持道德上的承诺，坚持克服社会研究和社会实践间的差距。因此，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中倾向于对主观性和主体的研究大相径庭，同时与文化研究中拒绝思考历史实践和社会整体的倾向迥异。此外，政治经济学同文化研究中采用专业化语言的倾向不同，因为在它看来，专业化研究的使用违背了文化分析的初衷，即文化分析应该为普通人所享用，因为他们对文化分析的社会建构负责。最后，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中忽视劳动力和劳动过程的倾向不同，文化研究往往热衷于考察消费的社会“生产”，并否认劳动者在当代社会变革运动中存在着任何价值。当然，对这种观点还存在着重要的例外(Ross，2004)，但是不管怎么说，承认文化研究对于劳动(劳作活动占据了人们清醒时候的大部分时间)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还是相当勉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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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威廉斯(1981：65)明确地将这个转变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它反对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特殊化，使之成为独立的价值源泉。它强调将实际上多样的文学与历史的进程相联系。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本质性的冲突(conflicts)已经必然发生，并且仍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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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同样从公共选择视角的发展中获益。公共选择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但其围绕着两个核心而展开；它们在各自的轨道上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取向，与之相辅相成，或者对这两个主导的核心进行挑战。一个核心把分析重点放在以国家(state)为首的政治分析上；另一个偏重经济(economic)分析，目的是在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推广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应用(Buchanan，2003；Posner，1992；Stigler，1988)。传统地来看，政治经济学试图从特定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态来“读解”国家等“上层建筑”的力量。因此，它能从对国家构成角色严谨研究的路径中获益。此外，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都对分析社会整体感兴趣，并关注社会改革。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与公共选择理论不同，在于公共选择理论采用了多元的政治分析，并认为国家是一个独立的仲裁者，它能够稳定各种社会力量，并使之达到平衡。与此不同的是，政治经济学坚持认为，资本具有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以及商品化过程是社会分析的必要起点。进一步来说，政治经济学抛弃了公共选择理论把社会整体分析和引导社会改革的价值观，建立在个体主义和市场理性之上的倾向。政治经济学坚持从社会过程进行研究，比如社会阶级的形成；同时强调社区和公共生活，反对市场和反对理性。在政治经济学看来，社区和公共生活对占主导地位社会阶级的权力进行了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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