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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研究的第二个线索是阶级斗争，这在马特拉(ArmandMattelart，2002; Mattelart and Mattelart, 1992; Mattelart and Siegelaub, 1979,1983)的研究中最为突出。马特拉从各种传统中吸收营养，比如依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从国家解放运动的世界性经验来把传播理解为抵制权力的主要源泉之一。他的研究揭示了在欠发达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的人们是如何使用大众媒介去反对西方控制并创造当地新闻和娱乐媒介的，而在拉丁美洲，马特拉曾在智利政府(该政府于1973年被军事政变推翻)担任顾问。

贝尔纳·米耶热(BernardMiège)和彼得·沃特曼(PeterWaterman)为如何把这些观点应用于实践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其研究尤为出色的是对媒介产业中的劳动的分析。从一种阶级权力的视角出发，米耶热(1989，2003)提供了一种对各种劳动过程的评价体系，包括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总体逻辑下所进行的各种传媒产业的生产劳动。他认为在媒介产品的种类、产业控制的结构和劳动过程的本质之间存在关联性。在关于劳工和阶级斗争的研究中，属沃特曼(Waterman，2001)的研究最为出色，他例证了劳工和工会使用大众媒介和新型传播技术去促进民主以及全世界工人的共同利益。

欠发达国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涉猎广泛的研究，尽管其主流最初是作为对起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与发展主义理论的回应而兴起，它们试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景象中强调媒介的角色。现代化理论主张，媒介与城市化、教育以及其他社会力量一样都是资源，它们将相互刺激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因而，媒介成长被视作发展的标志。根据这种观点，当社会展示了媒介发展(包括报纸、电台及电影业等行业)已经到达一个具体高度时，它就实现了现代化。在吸收了几种国际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包括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之后，政治经济学家们挑战了发展主义模式的基本前提，尤其是其技术决定论，以及发展主义模式对于权力关系的实际上的遗漏。权力关系形成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关系格局以及在它们之间和它们内部的多层理阶级关系(Melkote and Steeves, 2001； Mody, 2003； Pendakur, 2003;Zhao,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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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规模的投资无法促进发展时，现代化理论家们寻求修正模式，这些模式包括电子传播与新计算机科技(Jussawalla，1993；JussawallaandTaylor，2003)。尽管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都充分利用了网络技术来加快经济的发展，政治经济学强调了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在民主方面取得的宝贵但却是微小的发展(Lee，2001；Zhao，2008)；而印度却只有几个为数不多的大公司独领风骚，其一半以上的人口还存在用电问题(Kapur，2007；Kumar，2003；Mosco and Mckercher，2008)。

非洲作为最为贫穷、最为边远的大陆，已经从属于各个纷繁复杂的发展方案。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信息经济的兴起，新型信息传播技术的繁殖(如传媒发展)现已被视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标识。一些来自权威学术派以及政策制定圈子中的业内人士假设，新信息技术的广泛的分布会引导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以一种简单、直接、有序的方式发展变化。除了主张发展中国家以市场自我调节为主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外，这些观点也符合发展主义的范式并且站在技术决定论的立场之上。从目前来看，由于这些观点和政策条款都未能实现其对大部分非洲地区许下的预言及其承诺，而今它们都已被大量的批评理论所湮没(Alzouma, 2005; Mercer, 2004; Tetty, 2001; Thompson, 2004; VanAudenhove, et. al, 1999; Wheeler, 2003, Ya'u, 2004)。

政治经济学家们也通过强调这些新技术权力整合了全球劳动力分工的方式进行了回应。第一波研究浪潮见证了分工主要来源于领土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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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技能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最贫穷的国家里，稍有技能的和较复杂的流水线劳动力则集中在半边缘国家，同时，研发与战略制定等工作集中在大量的利润在其中流动的第一世界的公司总部。新近的研究还承认了这一点，也就是阶级分化已经跨越了国界，而且正在形成中的国际劳动分工的核心是弹性增长或谓之弹性积累，由此公司可以克服任何约束仅凭自身能力就可以控制市场并赚钱(Mckercher andMosco，2007；Pellowand Park, 2002; Schiller, 2007a; Sussman and Lent, 1998)。

第六章以全球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篇，为其五大主流做出了一个总结。这一领域不再只被某一具体趋势所定位，也不再由北美和欧洲的研究所主导。如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国际化，因为这一领域被全世界对全球事务日益感兴趣的学者们所把持。

这一领域也扩展了其现有的传播历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和政府的历史。这样一来，它就揭示出那些未经检视过的企图在主导商业体制中建立起另类体制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反哺了社会上大规模的抵抗运动。同时，政治经济学也拓宽了其传统上关注研究支配力量和剥削过程的焦点，进而也关注起反抗力量，尤其是女性主义以及媒介和传播中的劳工视角。

政治经济学已经开始从研究旧媒介中的权力运作的优势，转入探究新媒介中尤其是关于网络的种种方法。该领域一如既往地解释新旧媒介之间的连续性，包括介绍统治力量是怎样利用这两者为其盈利的。但是，如今它也同样要回答由新媒介向传统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提出的挑战，以此研究其间的非连续性。而且，政治经济学家们已经例证了新、旧媒介各自许下的诺言之间的关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业已共同努力创造了一个技术的乌托邦，即从电报到网络，再到社会的权力系统。政治经济学家还论证了新媒介使之尤其突出的社会问题，这包括对知识产权的控制、电子监控和网络经济的重要性。

第五次也就是最近一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高潮是围绕着政治行动主义的扩张而展开的。其中包括如民主传播联盟(theUnionforDemocr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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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与国际媒介和传播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Media and CommunicationResearch)在内的原有组织的持续发展。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一系列媒介改革运动就充分地诠释了这一潮流。然而，新的国内(自由出版)和国际(信息社会全球峰会，the World Summit on theInformationSociety)运动的成功也同样为该潮流提供了佐证。

第三节 哲学基础

在讨论过政治经济学这一领域和其当前的趋势之后，第七到九章便会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做一个详尽的介绍。第七章以认识论和存在论的基本原则来引出其哲学的基础。认识论是理解我们如何认识事物的一种路径，而传播政治经济学必须建立在一个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建构性的和批评性的认识论基础之上。它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承认概念和社会实践二者的现实性，因而把自己同个殊式(idiographic)与律则式(nomothetic)路径区别开来，前者仅仅论证了观念的现实性，而后者宣称观念仅仅是人类行为的单一现实的标签。遵循这一点，政治经济学是兼容并蓄的，因为它反对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将所有的社会实践化约为单一的政治经济学解释，认为概念是进入色彩斑斓的社会领域的一个切入点或出发点(Resnick andWolff，1987，2006)。某种思想与理论而不是别的被选择意味着我们的思想和经验保障了其优先性，但这并非宣称它们自己就是理解社会实践的唯一的或者最好的方式。此外，这种认识论也是建构性的，因其承认因果决定论的局限性，并且包含了社会分析单元作为一个整合成型的总体以线性模式彼此互动的假设的局限性。相反，它把社会生活作为彼此建构的系列过程来处理，这些过程在不同形成阶段彼此相互作用，而这些过程相互作用的方向和影响只能在具体研究中得以理解。最后，这种方法是批判性的，因为它把知识看作是一种研究发现和其他知识体以及社会价值之间比较的产物。比如，这种政治经济学是批判的正因为它规律性地把研究所得的知识置于与可替代性的知识体的对比中，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多元政治学以及文化研究。此外，它以引导我们实践的价值观，比如，公共参与和平等的社会民主价值，检测了政治经济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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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认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认识事物的框架，那么本体论就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存在本质的基础。一般而言，本体论因把事物视作结构还是过程而区别开来。这一点对于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要，因其通过把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置于前沿而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方法不同，传统政治经济学关注诸如企业公司与政府这样的结构。这意味着研究起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变迁是普遍存在的，而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也变化不断，从而，确立描述过程特征的起点比确立简单地确认相关制度的起点更有用。研究传播机构是重要的，但是它得基于对社会进程的分析。随后的几章都将会对这些进程进行分析。

基于这个原则，第七章的余下部分以及随后的两章都分别以三个切入进程绘制了政治经济学的真实地图：首先是商品化，它是将使用价值转变成交换价值的过程；接着是空间化，即空间的转化，以及制度扩张的过程；最后是结构化，与社会代理机构一起建构社会结构的过程。将这些过程置于前台并不是要取代那种可以取代一种本质主义为另一种本质主义的结构与制度。更确切地说，这些是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实际理论的切入点，一系列理解社会生活的方法中受偏爱的一种选择。

第四节内容、受众以及劳动的商品化

第七章讲述了把物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转化为商品的过程或者商品化，比如，食物是为了充饥，故事是为了传播，而商品的价值就是市场赢利，比如，商业化的耕种是为了出卖食物，生产戏剧是供商业电视之用。商品化过程对传播学研究而言具有双重意义。首先，传播实践与技术促进了整个社会一般的商品化过程。比如，计算机通讯的引入，使所有的公司，不仅仅是传播公司，能更有效地操控整个生产、分配与交换过程，能让零售商以更精确的程度监控销售与产品详细目录。它使公司只去生产并运输那些能最快地销售出去的商品，从而可以减少库存和不必要的商品。世界最大的公司之一沃尔玛，就是因其不断地应用信息技术而闻名。推动运用卫星和计算机传播跟踪存货清单和控制销售以便把美国的总公司与全国的商店网络联系起来，这点沃尔玛一直都走在最前方(Head，2004)。这种广泛而精确的信息跟踪技术让公司更能准确地监测与衡量顾客的偏好以便提升其效率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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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商品化是理解特定的传播制度与实践的切入点。比如，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商品化的扩张，部分地作为对全球经济增长速率下滑的回应，导致了媒介项目的越来越商业化、曾经的公共媒介和电讯机构的私有化以及传播市场的自由化，其中就包括中东这样一度限制商品化的地区(Khiabany，2006；Sreberny，2001)。

传播政治经济学因其强调检视制度的意义而闻名，尤其是商业与政府制度，因为它们主导着传播商品的生产、分配与交换以及传播市场的管制。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没有忽视商品本身和商品化的过程，但这一倾向已经使企业和政府机构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当面对商品时，政治经济学倾向于集中研究媒介内容，而较少关注媒介受众以及参与媒介生产过程的劳动。因为当前的全球媒介公司以及媒介内容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强调媒介结构和媒介内容也就不言而喻了。像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还有索尼公司等经过高度整合的跨国企业，它们制造的媒介产品具有多重效益。比如，在影片的分级发行中，一个好莱坞电影要先后通过这些企业中的各个主管电视、网络以及商业媒介的子公司。政治经济学帮助理解了企业和政府从新闻(McChesney，2003)到色情描写(Jacobs，2007)之间塑造媒介内容的各种不同方法。网络的发展为商业化提供了有利的机遇，因为它不论在组织和重组传播内容还是衡量和监测顾客偏好方面都深化和拓展了利于商业化的种种机遇。

商业化不仅适用于内容，也适用于各种受众。政治经济学着力探讨了媒介受众，尤其努力研究了在一般的实际操作中，广告商是如何依据一家报纸、杂志、电台或者电视节目所能到达的受众规模而支付广告费用的。这引起了一场很激烈的论争一是否受众，实际上是劳工，为了回报他们所接收的媒介内容而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实际上，他们的注意力)？(Smythe，1977；Murdock，1978；Lebowitz，1986)。这场争议富有成效，因其将商品化的探讨扩展到了媒介内容之外，因为这意味着传播研究必须检视所有的广告企业，而不只是媒介公司。当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将媒介受众的研究延伸到了审视受众的历史以及媒介受众与商业文化的生产者之间的复杂关系(Butsch，2000；Compton，2004；Hagen and Wasko 2000；Ross and Nightingale，2003)。同时，相关的研究还扩展到了有关受众劳动力的讨论中，这些受众与斯迈思所描述的既相似又不同，他们参与了网站建设，软件修改制作和营造在线社区等(Campbell, 2005; Grimes, 2006; Mcmillan, 1998; Meehan, 1999;Smith-Shomade, 2004; Terranova,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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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检视媒介内容与受众的商品化过程之外，很重要的是思考媒介劳动的商品化。布雷弗曼(Braverman，1974)在其经典性的著作中，直接探讨了资本主义的劳动转型过程。根据他的理论，通常的劳动是由概念的统一体构成的：想象与创意能力、设计与执行能力。在商品化过程中，资本的作用是把创意与制作相分离，把技能与执行任务的非娴熟相分离，并将创意能力集中于一个管理阶层，该管理阶层可以是资本的一部分，或者代表资本的利益；同时，以生产环节上的新的技能与权力的配置来使资本重构劳动过程。极端的是，与大量的劳动反抗相伴随，这种具有详尽的、侵入性的“科学管理”实践运用到了劳动过程。布雷弗曼论述了在大规模产业兴起时的劳动转型过程，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展示了这个过程延伸到了社会的服务、信息与传播行业。布雷弗曼的相关文献引起了大量的经验性的研究与理论上的辩论，后者集中在探讨这个过程有争议的实质的必要性、劳工们的积极能动性和贸易联盟运动，最终，他们的探讨转到了劳动过程的转型是如何因产业、职业、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的不同而不同的(Berberoglu，1993；Huw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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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媒介生产车间，传播产业劳工们的劳动也因按时计酬而越来越被商品化了。为了减少工资支出并增加收益，经理们用电子系统取代了机械系统，从而在印刷行业淘汰了成千上万的劳工，正如电子印刷系统取代了先前的一些排铸印刷机的操作者。而今天的数字化系统可以让这些公司裁减更多的印刷劳工。记者们越来越多地承担着编辑以及页面制作者的复合角色，他们不仅仅报道事件，同时他们还把该事件转化为可传输到印刷版面的形式，如今日渐是电子页面了。公司通常将重新包装的复制权保留，从而可以在每次再利用中营利。广播记者们扛着照相机，并录制音带通过电视或者电脑网络传送。电影和音像行业要求完全控制电影或者电视剧在因特网或者其他新媒介上发行所得的利润。软件公司在依据顾客对软件报错、下载、安装升级版本以及搞清楚如何解决问题进行调试前，其软件就已经卖得很好了。这种淘汰雇员、整合劳动从事多重任务，限定对劳动多重使用的报酬，并将劳动转移到免费的消费者身上的能力，进一步增加了潜在收益(McKercher andMosco，2007)。这些从业者们已经做出了回应，他们聚合起包括记者、广播专业人员、电影、录像、电讯以及计算机服务部门等行业的技术专家，组建了代表大规模传播产业从业者利益的工会(McKercher，2002；MoscoandMckercher，2008)。这也就是在第七章中要重点强调的几个反对商业化的例子之一。

第五节 从商品化到空间化

第八章阐述了重新思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出发点—空间化，或者说是克服社会生活中空间限制的过程。政治经济学家们最初是从研究媒介内容、受众和劳动是怎样转变为能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开始的，但是他们却没有把这些纷繁复杂的传播路径简化为一个单一的过程。从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来看，空间化就已经和商品化并驾齐驱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意识到必须致力于如何估价由领地和我们自己建造的环境所营造的空间。而且，他们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与如何确定并测量劳动时间相关联。马克思(1973)则离空间化更近，他注意到了资本主义“以时间消灭空间”。马克思的意思是，资本主义商业利用各种交通与通信手段，可以不甚费时地将商品、人员以及讯息在广泛的空间领域内迅速调度。而今天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则更可以说，与其说是消除了空间，不如说是在各种通讯与信息技术的辅助下转变了空间(Castells，2001)。各处的人员、产品和讯息配置正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可以证实的是，比如，国际劳动分工的剧变导致数百万的工作重新配置在低工资地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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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化建立在由地理学家与社会学家们所提出的观念上，他们强调通过时空的转换导致的结构变迁。吉登斯(Giddens，1990)为了验证我们对于时间与空间依赖性的减弱，提到“时空分延”（time-spacedistanciation)的重要性，并建议这一过程扩展了作为可利用资源的时间与空间的可用性。哈维(Harvey，1989)创立了一个叫做“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术语，认为对那些能够有效利用时间与空间的人来说，这个世界有效的空间再次萎缩。卡斯特尔(Castells，2001)则提醒我们注意物理空间，即地点的空间的重要性已经降低，随着流动的空间(thespaceofflows)的重要性的提高，世界地图将根据人员、货物、服务、讯息的流动所确定的边界重新绘制，从而产生了梅西(Massey，1992)所指称的改观了的“权力几何体”（power geometry)。

传播对于空间化的实现非常重要，传播、信息流通过程与技术推进了整个工业的灵活性和可控性，但尤其是在传播与信息部门内部。空间化与全球化如影相随，全球化即世界范围内工业、企业以及其他机构的重组。在工业层面，重组在行业层面表现为基于数字技术的整合市场的发展；在企业层面，重组则表现为灵活的或者网络化的公司的兴起，它们利用传播与信息系统，不断地改变企业结构、生产线、营销策略以及与其他公司、原料供应者、劳动力以及顾客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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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工业重组彼此都影响了政府重组的四种主要模式。商业化确立了国家的职能，包括主要沿着重要的产业以及创造收益的生产线提供邮政与电讯服务。私有化更进一步将这些部门全部转化为私有产业。而自由化则允许国家开发竞争市场，最终，国际化将国家联系在一起，将一国的经济与政治权威转向将一个地理区域的几个国家融合一起的区域性的或者国际性的权威。最好的一个例证便是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之间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Mosco and Schiller,2001)。全球化也同样包括如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全球权威组织的成长和发展。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是将空间化视作企业权力在传播产业的制度延伸。政治经济学家颇有代表性地指出这就是媒介聚集的问题，而媒介聚集体现在媒介公司的规模的绝对增长并由资产、收益、利润、雇员数量、股票价值等指标来衡量。比如，美国的传播系统就由屈指可数的公司构成，包括以美国为大本营的通用电气、维亚康姆(CBS)、迪士尼公司(WDC)、时代华纳(CNN)，微软公司(Microsoft)和谷歌(Google)，还有其他一些不在美国的公司，包括比如新闻集团(FOX)和索尼公司。政治经济学明确地以各种不同的公司聚集形式来检验其增长情况(Herman andChomsky，2002；McChesney，1997；Bettigand Hall，2003)。横向整合(Horizontal integration)出现于当一家媒介公司购买不直接与其最初业务相关的另一家公司的股权时。它的典型形式是跨媒介集中，或者一家旧媒介公司购买一家新媒介公司，比如报纸购买了电视或网络媒介。横向集中也发生在一家媒介公司购买了媒介外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或传媒和通信行业外的公司收购了各种传媒或通信企业时。

纵向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指的是在相同的产业线上多家公司的合并，这延伸了一家公司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比如，一家好莱坞重要制片商购买了一家电影发行公司，或者一家软件公司购买了一家社会网站。这也称作前向的整合(forwardintegration)，因为它使一家公司进一步沿着生产和发行过程扩张。还有后向的纵向整合(Backwardverticalintegration)，比如，《纽约时报》购买魁北克的造纸厂从而扩展时报上行到其生产过程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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