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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他山之石：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拓展了认识论，使它超越了实证主义和本质论，并包含了社会建构论的知识观点，旨在决定个体和群体实际上是如何参与到他们所认知的社会整体的创造过程之中的。文化研究同样考量社会现象是如何创造的，进而被机构化，以及最后成为传统(Hobsbawn，1992)。

就其本质来看，与文化研究最为接近的对文化的看法，是把文化当作一种普遍的、日常生活中的产物，被广泛地生产、分配和消费。因此，正统文学的辩护者论争到，文化不再限定于那些由精英创作的、多年来被尊为文化经典的作品。文化研究开启了对整个娱乐和新闻媒介的研究，包括电视情景喜剧、大发行量的通俗小报、滑稽浪漫故事、好莱坞大片等。并对此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文化研究把大众(mass)生产和分配的素材同流行(popular)文化和工作区别开来，后者是在相对民主的条件(强调广泛参与和平等)下，为争取民主的目标而创作和传播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文化研究反倒经常用一些难以理解的术语把自己弄得相对学术化，这些术语在文化分析与文化工作者和消费者之间制造了不该有的隔阂，而文化工作者和消费者本来最有可能从这些分析中受益。我们当然不否认学术研究中概念精细化的必要性，以及对运用复杂理论形式的要求也无可厚非，然而，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一些文化研究著作是如此难以接近，如此限制在专业学术读者范围内，以至于任何民主化的梦想和鼓舞力都不可逆转地消失了。

我们需要思考一下哈佛大学非洲-美洲研究中心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Louis Gates，Jr.)的批判。他注意到了正式文化研究中的不足，即它们的“异化策略”，这体现在他回顾了自己在课堂中对学生教授经典著作的痛苦经历。这一段话很长，但是值得引用：

我第一次上课面对着的是学院优等生讨论课的一小批听众。我所犯的错误，永远也不会再犯第二次。那时我刚从研究生院毕业，还沉浸在当代文学理论那些神秘莫测的专业术语中。我打算对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关于奴隶的论断进行容易接受的结构主义分析，追随其错综复杂的“二元对立”的游戏。一切都有条不紊地作了图解说明，确定了形式，并做了分析。这是我最好的一次结构主义分析，简直像我周日最好的礼拜服一样层次分明：笔挺的白衬衫、锃亮的黑鞋子。但是这似乎并没有起到作用。如果你看到一个观众目光呆滞，那么实际上有一群人会感到索然无味。我大胆地完成了我的讲座；当然，我也请观众提问。“喂，老兄”，坐在最后排的一个年轻人打破了随即的沉默，“我们就想知道，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是不是一位汤姆大叔?”(Gates,1989: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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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盖茨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比我的讲述有趣得多。”它提出了文体的政治问题，关于一个人为另一个人讲话的目的，关于怎样区分选举与微妙的颠覆。从本质上来说，盖茨醒悟了，“在我们批判性的话语和这些话语所依附的传统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裂痕”。他意识到了在文本和实际经验的隔阂，而文本通常产生于实际经验(Gates，1989：44)。

尽管有这样的问题，文化研究提醒了政治经济学，其内容的实质(对传播的分析)根植于普通人的需要、目标、抗争、失败与成功。文化研究尝试对普通人的生活进行诠释，即使他们面临着一个制度化和象征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由他们(普通人)自己完全创造，而实际上，这个世界更多地展现了非他们所能控制的异化的力量。

文化研究对于批判工作的扩展同样作用显著，它超越了社会阶级分析，包括了女性主义和那些新型社会运动(例如环保运动)所启迪的研究。文化研究提醒政治经济学，虽然社会阶级是一个核心的分界线，或者从本书的观点来看是一个起点；但是，构筑结构化进程的是各种互相重叠的层次体系，其延伸到社会性别、国别、种族和民族。此外，虽然文化研究的极端观点认为，当代生活中的政治就是找寻特定的身份认同，瓦解反对派政治；但是，文化研究已经认识到，社会能动性的多种形式充满着潜能，而每种形式都带来了其对于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理解，这一点对政治实践生死攸关，却也很少被政治经济学分析所关注(Kraidy，2005；Waetjen andGidson，2007)。文化研究通常用这些术语进行界定。举例来说，根据约翰逊(Johnson，1987：43)的观点，“文化研究是关于自觉意识和主体性的历史形式。或者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主体形式………”约翰逊进而将这个定义和马克思一恩格斯的传统连接起来，尤其是他们的早期作品，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此后，他题注道：“在我看来，文化研究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文本，而是主体性形式的社会生活。这表现在它们循环的每一个时刻，包括它们的文本的具体化”（Johnson，1987：62)。这个观点和我所讲的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相近。或者，像魏特简(Waetjen)和吉布森(Gibson)在他们对“哈利·波特丛书”的重要研究中指出的那样，“这里需要的是对文本的意义进行慎重地思考，同时，我们需要将文本的开始与结束放置在对当代媒介生产和分配历时性和物质分析的框架下”（Waetjen andGibson，2007：5)。

第十章 边界上的挑战……及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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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研究文化是如何被生产和构成的，并把文化看作是商品化过程中动态规律的产物。这一点被广泛接受。用约翰逊(1987：55)的话来说，文化研究提醒政治经济学需要涉及“资本家及其他社会关系在现存语言和话语规则中的间接影响。特别是，阶级斗争和社会性别斗争的影响，它们提供了不同的社会符号和信号”。文化研究的路径隐约地认识到，仅靠资本逻辑分析得出结论，或单单以阶级分化为中心来组织抗争，都将是徒劳的。相反，它要求“来自深层的政治经济学”以更好地来理解“文化生产者自身微观的生产行为”（Wittel，2004：1)。不幸的是，当文化研究转而寻求社会几何体和抵抗运动新形式的时候，它的行动过于简单化；除了几个重要的例外，大部分文化研究都彻底抛弃了旧有形式。而这些建立在阶级，尤其是雇佣劳动基础上的旧形式，对于理解社会生活并促进改革具有核心意义。这一点政治经济学已经准确地认识到了(McGuigan，2005；Mill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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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关注宏观社会的权力组织，并发展了用于此类研究的方法论。虽然文化研究基本上没有对权力问题作同等思考，但也有例外。有些研究侧重考察了地方性权力组织，集中研究权力如何共同构成“交互性主体”。除此之外，虽然一些文化研究分支几乎只关注对“文本”的研究仅仅选择从具体的文本出发来“解读社会”；但是另有一些分支汲取了民族志的方法论，开始关注文本接受与使用的社会关系，包括对媒介的研究(Donkor，2007)。文化研究告诉我们，权力具有地方性、交互主体性，以及通过观察技术的可获得性；因此，文化研究丰富了对于权力的政治经济的解读。①此外，一些运用民族志路径进行文化研究的学者也认识到了此类研究的局限，他们呼吁在研究中把全球性和地方性联系起来(Fergusonand Gupta，2002)。

第三节 他山之石：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主要汲取了多元政治科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果，对社会活动(包括传播活动)的可替代性过程进行分析和评估。公共选择理论，同样也被称为实证的政治经济学(positivepolitical economy)和理性预期(rationalexpectations)的路径，它的直接意图是把正统经济学研究的工具移用到政治科学中，以创建一门政策科学（Buchanan，2003；Murshed，2003；Posner，1992；Stigler，2003)。具体来说，公共选择理论旨在创建一门科学，其关键词是市场、个人选择和私人利益。市场提供了所有集体行为的结构模式，包括企业、政府、志愿者协会、利益集团，以及家庭。集体被化简为个人选择的总和，不管怎样描述、解释和判定这些个人选择，它们都反映了私人利益。这里不存在特殊的社会或者是社会集团，也不存在总和大于部分。因此，研究个体也就得到了集体行为的资料，因为结构也不过是为了方便描述个体追逐相似利益而杜撰的。此外，这个理论还使私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它一开始就认定：人首先是个人私利的追逐者。公共选择理论家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描述在所有人类活动中的市场，包括传播活动。你的个人利益是什么?这个多少钱?多少时间?多少爱?等等……你是否愿意支付以得到它？

第十章边界上的挑战……及其超越

① 对于民族志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参见彭达库(Pendakur，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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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共选择理论家而言，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并非完美的各个市场，个体从中进行选择，参与进去，以实现个人效益最大化。正是在这个持续过程中，社会秩序产生了。从这个观点出发，对于公共选择理论家或者实践家而言，主要的道德任务就是使得市场变得更好，不管这个市场提供信息、娱乐、教育、通信，创建家庭，还是赚钱。举例来说，在这个观点看来，政策研究的职责之一，就是提出能使选择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机会成本降低的策略(Murshed，2002)。①

公共选择理论在一系列学科中都有发展，并因它的数位领导人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赢得普遍关注。比较著名的有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以及乔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公共选择理论的成功也使得其领导者，诸如曼库尔·奥尔森(MancurOlson)等人呼吁一统社会科学天下，将所有传统学科拆散整合纳入公共选择理论的旗帜下(Olson，载Alt and Shepsle，1990：212231)。与保守主义观点相联合，公共选择理论吸引了一批取向各异的学者，其中包括推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学者(Cohen，2000；Tarrit，2006)。然而，从一开始，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公共选择理论进行了批判，因为公共选择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将市场的原则应用于社会生活(Wood，1989)。这种研究路径同样被应用于一般社会行为的经验分析，包括对家庭和性行为的研究(Posner，1992)。结果，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只是思考政策问题的诸多方式之一，但在一些人看来，它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这个领域中的主导研究路径。①多年以来，这个取向也对传播研究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传播政策研究中，例如：广播波段的价值与适当的分配政策；在管理机构中雇员的势力拓展；去规则化的成本与后果；以及在数字化时代版权政策的发展(Coase，1991；Crandall，1991;Derthick and Quirk, 1985; Wilson, 1980; Wu,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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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交易成本指的是在交易过程中支付的行为成本，如使买卖双方走到一起的成本。信息成本指的是为进行最佳选择而获得关于产品、人员和市场等必要知识相联系的成本。机会成本或者说“沉没”成本则是为目前选择而进行的前期选择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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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从许多方面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所教益。它汲取了传统政治科学的成果，其在具体应用时的理论出发点是：有各种各样相对平等的参与者直接介入到政策制定过程中，而且只有在讨论每一个参与者的特定利益和特定行为之后，才有可能勾勒出政策形成的全貌。②公共选择理论反对认为，资本逻辑(或者其他单一因素)是政策的驱动力。然而，公共选择理论确实倾向于极端多元论，而缺乏总体的倾向性 一—种利益群体无政府形式，而政治经济学对此进行了正确的批判。

公共选择理论如何解析这些问题并不是这章讨论的中心。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冲突的利益之间专门的、具体分析的整体承诺。这为政治经济学好好地上了一课，因为政治经济学有时候只是对资本主义过程的逻辑后果进行实验性的思考。再一次需要强调的是，公共选择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尤其强调处理政策问题时的法律一法规系统。这种形式主义的趋势(聚焦于研究政策议题在政府机关产生影响)，忽略了法律一法规机关之外广泛的权力资源和权力运用，也忽略了这些问题在得到国家注意之前的长期酝酿和发展过程。当然，公共政策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因为它提醒政治经济学抛弃唯经济论，不要只从工业结构中去解读政策决定。

第十章边界上的挑战……及其超越

① 有数种期刊都以公共选择理论为特色，其中一种旨在以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观点取代异端政治经济学。它的主导期刊称之为《政治经济学学刊》。

②关于公共选择理论在传播学中的运用，参见Hallin和Mancini(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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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学一翼，也提供了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尤其是它满怀热情，讨论了一系列涉及广泛而意义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处于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们传统的研究领域。然而因为这些学科都存在着有限的范围，所以常常冷落了这些广泛而意义重大的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不囿于传统经济学的支配区域，它继承了传统经济学的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以及实证主义，并将此运用于对决策过程的理解。这些决策过程广泛存在于家庭、国家、宗教组织中，而且涉及性关系、官僚制、家庭结构、预算等诸多方面。此外，公共选择理论也没有回避规范和道德问题，这类问题不久前还在社会科学主流研究边界之外。对于这样的价值回归，即使不是出于精密方法论策略的考虑，实际上，也促使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放开眼界，并将他们时代的核心道德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公共选择派以先锋的精神近观社会性，向社会科学现代论中的胆怯，以及在许多时代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发出挑战。这种先锋性精神在布伦南和布坎南(Brennan and Buchanan，1985)当今的经典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对道德构建的议题从未忽视，并通过道德的构建旨在在美国社会中创造新的“市民宗教”。公共选择理论在讨论这些课题时遭到了批评，比如，它将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推向了极端，并且把国家看作是利益竞争的独立仲裁者。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政策研究路径提示传播政治经济学扭转研究偏向，原有的研究倾向会导致研究目标的狭窄，还会在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筑起高墙。

强调普遍主义和共同性，而非分化与瓦解，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对中左的政治运动而言，这些运动关注身份政治和各种立场的理论强调区分群体的特征，如社会性别、种族、民族、年龄以及性取向等。需要承认的是，身份政治对一系列多元的政治和知识运动注入了新的能量。并且，它同时也扭转了传统的左派一右派政治倾向的划分。左派曾经坚持普遍主义，无视其理论缺陷；而现在却提倡一系列分散化的利益。而右派本来坚持单一的精英标准，而现在却自信满满地推广普遍主义的保守主义平民论。所以，观察左派话语中的普遍主义观点(举例来说，世界主义公民权)是否会生根发芽，变得非常饶有趣味(Brock and Brighouse, 2005; Mill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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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政治经济学的回应

政治经济学也分别对公共选择理论和文化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其中有些方面是重合的，从这些方面出发进行讨论的价值不言而喻尤其是在传播分析中将权力置于核心的分析。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以及文化研究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中，权力占有相当大的分量。权力在政治经济学中既是达成目标的源泉，又是社会层级体系内的控制工具。多元主义(政策研究的核心政治倾向)把权力看作政治场域内广泛分布的资源，几乎使所有的利益主体可以得以分享(Derthickand Quirk，1985；Hallin and Mancini，2004)。权力的分配在特定例子中或许有重要意义。比如说，在某些课题中，权力分配偏向软件公司，比如微软公司；在另一些课题中，则偏向电信企业，比如说弗莱森电讯公司；在另一些课题中又偏向消费者团体。但是，根据多元主义的观点，权力不会有结构性的偏向，而集中在某个集团或利益主体手中。同样，多元主义认为，既然权力已经普遍散布在整个社会之中，那么它根本就不具有核心的形成性影响。

政治经济学赞成在将权力视作一种资源的同时，也把它作为控制形式来考虑。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分析而言，对于将权力置于何种位置，意见迥异。政治经济学认为权力是一种资源，用马洪(Mahon，1980)的话说，它被建构(constructed)在或是植根于“表现形式的不平等结构”之中。权力构成一个体系，谁在社会层级体系中拥有优势地位，谁就将有权获得相应的市场位置。此外，权力还不仅仅是资源它也是一种控制(control)形式，用以反击挑战者，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虽然在实践层次上公共选择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有所重合，但是在知识层次上，两者泾渭分明。它们对权力的认识，在本体论上有实质性的不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权力是分散的，是社会领域中起作用的众多力量之一。而传播政治经济学则认为，权力是凝聚的、结构化的，是塑造社会领域的核心力量。这一点在下面的比较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对媒介所有权和媒介集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汗牛充栋；另一方面，很少有公共选择理论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述。权力与其众多的表现形式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对于权力的研究差不多已经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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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当然没有忽略权力，它从许多方面来考察权力，尤其强调它的个体性、地方性和交互主体性。然而，文化研究的权力观与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路径更接近，而不是和政治经济学更接近。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Coombe，2005；Miller，2004)，文化研究的视角并没有把权力放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思考的根本性方法的中心。此外，文化研究视角下对于权力的概念，更多地将权力根植于个体的交互主体性、身份和集体行动之中；而不是像政治经济学那样，将权力构建在社会的制度结构中。文化研究往往对结构的概念避而不谈，一些极端的观点甚至否认社会和社会整体的概念即使是那些概念被谨慎地提出，并考量了其适用的情境(Rutherford，2005)。

政治经济学对此进行了回应，重新肯定了对社会整体性进行理论化的价值。社会整体性不应该将权力理解为抽象的和理想化的概念(系统理论所维护的观点)；而应该将其理解为对共同利益与权力结构的具体表现。政治经济学虽然也承认从主体性维度对权力进行思考的价值，但更重要的是，它强调权力从控制社会结构的基本规则中获得客体性；而主体性和客体性共同构成了权力，两者不可或缺。

有趣的是，公共选择理论和文化研究其实在媒介内容的多样性问题上持有相似看法。它们以各自的特定方式，将多样性和多个性相结合；它们都反对说多样性难以获得。换句话说，它们都不承认要获得多样性就非得采取一致的政治行为。构成公共选择理论的立场倾向中，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内容的多样性同市场或社区中声音的纯数量(number)有密切关系。这个观点从本质上，和媒介集中大相径庭；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媒介集中限制了信息和娱乐内容的流通；但公共选择理论只满足于扩大市场竞争者数量的补救方法。举例来说，对于欧洲广播频道的国家垄断控制问题，典型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解决办法是向私营业者颁发营业执照。而对于北美电信业的私人垄断控制问题，标准的公共选择理论的答复是支持一个或者一些竞争者。提供互联网的服务增加了市场的多样性，而市场中传统媒介却越来越少涉足。从这个观点来看，媒介集中的主要测量手段，需要评估市场中生产者与分配者的个数，以此来判断市场中是否有足够多的声音，构成充分多的竞争替代者。或者换种说法，只有当媒介集中对市场中的广告价值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媒介集中才可能成为一个问题。简单来说，公共选择把多样性等同于多个性，并将公平性与对于广告的合理价格相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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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外围，这个学科通过对国家的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公共选择理论尝试着消解声音的纯数量(多个性)和不同声音(多样性)之间的本质区别；以及去除可获得媒介的数量和运用这些媒介的能力，以生产各种不同的内容，并将之进行广泛地分配之间的联系。公共选择理论称，竞争单位的存在必然产生多样性。根据这个观点，获得多样性相对而言就很容易了只要增加生产者和分配者，以及单位的数量就可以。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文献的结论所提出的尖锐的问题，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兴趣，那就是：众多的生产者和分配者传递的是相同的讯息。多个性并非必然导致多样性。当鲁珀特·默多克的福克斯电视网络进入美国的时候，使得原来由美国广播公司、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等寡头垄断的卖方市场中，声音的数量增加了。但是政治经济学质疑，福克斯电视网络所提供的新闻和娱乐，是否从根本上与标准的网络有所不同。它仅仅使得原有的保守性媒介变得更为保守。结果，政治经济学认为，如果不能保证多样性的提高，那么单纯增加媒介声音的数量的结果只可能是一无所获，或者获益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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