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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对当今传播的研究虽然在一般认识论、理论和实质立场上和公共选择理论明显不同，但是两者在媒介多样性的政治问题上，结论却很接近(Murdock，2004；Wood，1989)。文化研究从截然不同的受众观点出发，却得出了几乎同样的结论：媒介多样性并不是实质性的问题，因为信息和娱乐是多义的(polysemic)；从本质上来说，受众可以对信息和娱乐进行多样的解读和理解，从而产生了多义性。这个和现存的生产者和分配者的数量没有关系。文化研究倾向于把每个信息的接收者都看作是生产者，因为信息的接收者对于信息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所以说，信息的意义主要取决于接收者特别的“主体性地位”—它可能往往是社会生活多种身份的相互重叠。媒介集中并不限制多样性，因为对于新闻、戏剧、滑稽表演等的诠释，并不是它们正式的生产者所能影响到的。相反，受众把主体经验的多样性，带到传播和信息产品中，从而产生了文本的多样化。文化研究的这个倾向以此来回应唯经济论和唯生产论所面临的双重问题。文化研究强调，也正是这个问题困扰了政治经济学。在这样的情境下，除了少数值得一提的例子，文化研究认为唯经济论，就是根据经济的逻辑、结构和发展来解读文本，以追求资本家的利益。唯经济论的特殊形式是唯生产论(productivism)，即从组成生产过程的资本循环中解读文本。①

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都承认，增加讯息提供者可以增加讯息数量；而政治经济学家还介入政策制定过程，以实现这个目标。此外，政治经济学也同意文化研究的观点，即对同一个新闻或娱乐节目不可能只有一种受众反应。但是，政治经济学坚持认为，透彻地认识商品化过程如何影响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循环，对理解文化至关重要。公共选择理论，从它的各个理论立足点出发对此亦有所了解。但不幸的是，文化研究逊色很多，因为它对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都非常有限，这非常令人可惜。文化研究表现出对正统的和异端的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观点的深度、复杂程度、流派分支，以及整体的多样性都不甚了解。因此，文化研究并非根据经济学概念对经济学进行分析，而仅仅抛弃了建立在分类观基础上的经济学观点。经济学观点之所以被抛弃，只因为其唯经济论的特征。关于文化生产的经济过程也被视为唯生产论，而搁置一旁。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种为抛弃而抛弃的立场极大地妨碍了文化研究的深刻见解；否则的话，它有可能同政治经济学一起，为创建一个有益的合作地带而作出贡献。请思考下面对唯生产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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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为文化研究的建立者之一的斯图尔特·霍尔，对此问题感到模棱两可，而这一点也表现在文化研究中。在他的一些著作中，霍尔将权力植入资本，以至于文化研究的捍卫者很难将其与他们所诟病的唯经济论的著作区分开来。举例来说，霍尔强调，“所有权和控制”非常重要，因为它“对此进行代表的整个机械系统，在财产和利润的价值体系中定下了根本的方向”(Hall，1986：11)。在霍尔看来，资本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阻止了新的集体类别、新的社会目标和新的控制形式进入文化生产的核心”。然而在他的一些其他著作中(1989：50)，他又尖锐地批判政治经济学，指责它是“不成熟的简单化理论”，“对于为意义而进行的斗争一点概念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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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文本与解读的文本不是一回事。阿多诺(Adorno)的分析中存在的问题，也许是唯生产论观点中通常都存在的。这些分析不仅从生产的文本中推出解读的文本，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忽略了其他环节的生产要素，而只关注生产者和批评家的“创造力”。或许这就是存在于知识劳动分工中最深的偏见，它涵盖了作家、艺术家、教师、教育者、传播者，以及鼓动者(Johnson，1987：58)。

政治经济学并不否认生产的文本与解读的文本之间存在差异，它不否认读者也可以创造意义的说法。此外，政治经济学家也没有回避对当代新旧媒介的考察，并把它们看成是最根本的文化力量(Baltruschat，2008；Meehan，2005；Mosco，2004；Murdock，2004)。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价值，它非常有助于记录对大众媒介看、听和观察的社会经验(Pendakur，2003；Was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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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lips andMeehan，2006)。然而，政治经济学家并不认同文化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作者和读者都是同等重要的文本创造者，不管文本是书写的、视听的，或者是基于网络的。

政治经济学认为，将作者和读者等同起来，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比如说，读者和受众到底有多大力量成为文本的创造者？在多大程度上文本的生产者能够和确实影响了预期受众的范围及受众的反应？在控制文本生产工具和创造意义之间有什么联系？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在意义的产生中的位置之间又有什么联系？①在面对巴赫金(Bakhtin)所谓文化产业的“独白式的演讲”时，反主流者和非主流者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又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一旦我们避免了抵制性的立场，这些领域将为有益的交流提供条件。不论“个人能批判地、自觉地评估媒介内容的力量，我们应该为此浪漫而欢呼”的想法是多么诱人，它确实并没有足够的论据对其进行支持(Evans，1990：152)。②举例来说，政治经济学路径接受文本多义性和文本多次生产的观念，也认识到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完整循环过程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并把这些都视为建构社会生活和实现价值过程中的核心环节。③然而，政治经济学并不同意说多样性是多个性的自然产物，不管这种“多个性”指的是媒介单位还是受众。众多媒介单位只能提供根本上相同的媒介内容和形式。正如默里(Murray)在她对粉丝文化的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受众的抵抗因此被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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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埃文斯(Evans)从另一个方面展开了论述：“除了早期讨论的皮下注射模式，大众传播学中再也没有一种传统认定受众是消极的。实际上，真正的差别不在于受众是积极还是消极的，而在于受众行为是此类活动还是彼类活动的假定”(1990：150)。

② 同样，在默多克看来，甚至在第一代文化研究中，包括霍加特(Hoggart)和威廉斯(Williams)的著作中，都“弥漫着对渐渐消逝的世界的怀旧情绪”，并“在他们评估这些正在消逝的生活方式的真实性’的时候……染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③ 如埃文斯(1990：148)指出的，文化研究认为自己和传统取向完全不同的表现之一，就是反对媒介效果论中的“皮下注射”模式。“皮下注射”模式，认为媒介可以把类似麻醉药一样的内容注入受众头脑中，来制造预期的效果。但是，到底是哪些人在有罪地使用皮下注射模式，这一点并未提及。实际上，一些学者怀疑，皮下注射模式从来都不是传播学中的重要传统。这种强调直接效果的模式，只是被视为方法上的挡箭牌而被广泛地使用，因为与它相比较，其他观点很容易看起来显得更缜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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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媒介产业设定的约束之中。

受众活动是主要的社会活动。聚焦于受众活动的结果之一，就是扩大了当微小的社会行为超越了合理的重要性程度后而面临的问题(MoscoandKaye，2000)。此外，受众(audience)这个概念也不像阶级、社会性别、种族那样是学术分析的范畴，而是媒介产业自身的产物。媒介产业用这个概念来识别市场，进而界定商品。受众行为这样的提法，为这个词注入了分析的和经验的现实性。但是这一点并未得到证实，所以使用时应多加小心。至少，断言人口学范畴意义上的“受众”确实可行，未免过于不成熟。因为，我们还没有确定这个词在概念上的价值，尤其是还没有确定受众和社会阶级、种族、民族以及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才是真正超出人口学意义的团体它们是即存的经验。以各种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和其他社会方式而进行组织的社会行动者，他们进行着各种活动，包括反抗媒介的表达形式。这个过程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经验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程序而得以检验的。媒介权力授予了那些拥有市场控制权的人群，将体现他们自己利益的内容充斥每个媒介渠道。媒介权力建构媒介内容和多义性，以此限制了表达形式的多样性。其中一些核心的趋势在一系列可能性中显现出来，而与那些常规相去甚远的方式只能处在边缘地位。有些学者指责所谓的唯经济论和唯生产论是皮下注射模式的当代版本，和这种从范畴上来说否认反主流解读不同的是，政治经济学将反主流的解读放置在具体的权力几何体中，或者以商品化、空间化，以及结构化为坐标对权力的图景进行识别。

将受众置于权力的图景中进行分析变得越来越难。尤其是新媒介的兴起，使得抛弃区分文化生产者和受众的观点变得流行。博客和社会网站是不是正在消蚀企业聚合体所产生的媒介权力？政治经济学建议我们不要仓促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反，政治经济学要求我们检视企业控制的影响：比如说，什么样的节目播出了(对于内容的限制），以及对于播出节目所做出的改变(为了商业和控制的原因，私密性被侵犯了)。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Murdock，2004：19)对此总结到，通过聚焦对传播“新”的研究，而忽略了对于“历史连续性、结构不平等，以及经济重构的尺度和范围”的研究，而这些恰恰是资本主义伴随着新媒介的出现而产生的问题。这些旨在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分析合二为一的学者非常乐观，他们认为两者的结合可以实现。在对哈里·波特现象的研究中，魏特简和吉布森(Waetjenand Gibson，2007：4)评论到，最近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开始聚焦于文本的分析；而同样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文化研究开始注意对权力的研究。“在文化研究范围内，举例来说，具有长期传统的文本受众关系分析开始和经济的实践和文化的生产进行重新融合”(也可参见，Deetz and Hegbloom，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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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回应了分别来自公共选择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具体批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对工具主义、国家主义和唯经济论的倾向进行了纠正。公共选择理论倾向于对政策形成过程采取工具主义的解释。它认为，团体行动对国家施加压力，可以使国家依照它们的利益制定政策。同样，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策是对那些成功利用国家工具达成特定目标的个体或团体的功能表达。这个观点可以用来解释电信业中的自由化和解禁浪潮，因为大型企业用户有能力把持国家决策机器。结果，大型的跨国企业，比如大型银行，将国家作为工具来实现自身的目标，即建立低成本、用户主导的网络和服务设施，以满足它们业务增长的需要。与此相类似，工具主义者在解释有线电视公司实力的壮大和利润的增长时，总是将它归功于这个行业的游说能力。行业的游说能力超过了广播公司、消费者群体及其他利益集团，从而使政府的政策根据公司的利益制定成形。

政治经济学承认工具主义分析的价值，但它认为更应该从传播产业在整个广阔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定位出发，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来说，这意味着要把传播产业、国家管理和决策机构、平民社团等各种因素置于它们共同构成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中来分析。为了理解电信系统自由化的具体方式，政治经济学呼吁考察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起作用的特定的影响力，包括：是什么样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力量迫使大企业用户认识到政策过程的重要意义，并组织力量史无前例地大举介入；又是什么力量在政府系统内部和系统周边起作用，使政府更善于接受变革(例如在政府机构中的激进主义分子，打破了政府与电信垄断者之间的传统联系)；最后，政治经济学研究分化市民社会团体的力量，其中的一些强调对于公共利益规范的传统思考，另外一些支持大型用户，认为竞争才是最佳的企业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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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来说，政治经济学认为，要理解怎样(how)，就得知道谁(who)对谁做了什么(what to whom)。还有，只有怎样(how)也不能解释整个过程，还得判断出为什么(why)行为会发生，这就要求寻找传播政策在总的政治经济形势中的位置，包括历史的和当代的倾向。最后，政治经济学超越了工具主义，它呼吁对政策过程进行批判性的解读，把结构层面和历史层面上的认识同一系列价值观或者说道德哲学的立足点结合起来，按照民主、平等、参与、公平与公正的原则来评估政策过程。这种评估的立场同时有助于政策分析走出狭隘的、叙述式的，以及实证主义的倾向，并把政策研究和改变政策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

公共选择理论有两种偏向，或过分强调政治方面，或过分强调经济方面，政治经济学认为应当在两者间求得平衡。前者，或者说政策研究的国家主义(statist)取向，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决策的最终权力归属于国家。这种权力可以是形式上的，即国家依法控制政策制定过程；也可以是实质上的，即国家有权决定政策制定的内容。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这种权力都属于政府。虽然国家会被外部团体(企业界)或者内部团体(机关雇员)所“把持”，成为其工具，但是正因为国家掌握着决策权力，才使得这些团体必须运用它来实现政策目标。这种认识的结果，造成了一种研究倾向，即仅仅关注于国家及其规范、立法、行政、执法机关，把国家看作是决策宇宙的核心，它决定了产业结构，塑造了产业能力(包括价格、服务及营业收入），还设定了消费者和公众介入的条件。从本质上而言，标准的国家主义观点是，政府具有决定决策过程运作法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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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具有偏向另一种完全相反极端的倾向，这一点更成问题。它提出了政策过程的唯经济论观点，以市场、效用、偏好等经济学语言取代了政治结构、权力等制度学语言。公共选择理论把政策领域看作一个市场，“买方”和“卖方”的意图都在这儿登记。“买方”寻求对自己有利的决策，“卖方”则提供政策输出。公共选择路径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模式，确定一个均衡点，使政策问题各方的偏好都得到最大的满足。这个观点的结果是，国家被简单地当成了一个仓库，任何不完善、不充分乃至市场竞争体系的失误都往这里堆放。对贝克和马利根(Beckerand Mulligan，2003)来说，行政管理和程序的负担，使得国家要承受日益加重的“负重成本”。佩茨曼(Peltzmen，1976)指出，国家的发展可以追溯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崛起。他认为，在西方社会中，这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得益于对平等主义的日益关注。换句话来说，国家寄生于良好的经济状况。最后，斯蒂格勒(Stigler，1988)也认为，国家机关(例如制定规范的机构)，表面上纠正市场的失误，实际上却只不过是将收入进行再分配，并作为规范制定者自身权力进行积累的一种不完全的工具。①

政治经济学承认国家主义和唯经济论各有所长。它指出，前者的一大功绩是确认了国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重要的独立意义，以纠正政治经济学从资本逻辑中简单地对政策决定进行“解读”。政治经济学引入经济学语言的意图是冲淡国家主义。然而，政治经济学希望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构建中出发，矫正国家主义和唯经济论的偏向，因为它们都片面地牺牲了关键要素，要么是政治的，要么是经济的。政治与经济，任何一个都不能对政策过程进行实质性的解释；要完整理解政策过程，必须将两者相结合。具体地说，这就意味着首先要抵制诱惑，不能因为正式的立法权归属国家机构，就将政策仅仅看作是政治的。正式立法权只是权力形式的一种，它仅仅对那些产生于规范制定过程以外的决策进行合法化。例如，企业界和学术/知识界各派力量的强大推动力，使得一些措施得以落实；而这些措施使得电子媒介、电信，以及互联网，通过商业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国际化实现转型。这个力量的强度之大，以至于国家对采取这些措施兴趣渐减；虽然这些措施非常重要，而且充满着争论。大部分政策研究、替代性方案的评估、策划，以及公众意见的动员，在时间上或者先于正式的立法和规范考虑而产生，或者与之同时并行，但在空间上肯定是在正式机构之外进行的。政策研究过于关注以国家为中心的活动，因此大部分公共选择理论文献都忽略，至少也没有对这些正式机构以外活动的发展进行充分论述。政治经济学为了纠正国家主义的偏向，而致力于拓展政策过程的概念内涵，使之能够容纳那些国家正式机关之外的活动，包括政策研究和计划中心的活动，企业、工会、消费者、市民社会组织。这些都有助于左右政策议程，决定政策议题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政府关注的视野，对政府已经强调了的决策将如何推行。总之，政治经济学通过拓宽政策分析的基础，以回应国家主义的研究路径，并将那些共同构建政治过程的社会、经济角色和力量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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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蒂格勒以公共选择理论家特有的自信论述到，对于这类规范观点的记录，完全没有必要：规范化所扮演的角色的根本性变更，被如此广泛地接受，如此详尽地证实，以至于如果再在这里引述那些与日俱增的支持性研究，就太过于学术化了(Stigler，1998：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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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也力图纠正公共选择理论路径带到政策研究中的唯经济论倾向。具体来说，虽然政治经济学肯定了引入经济论点的价值，但是它反对将新古典经济学的语言和假设纳入政策研究。因为新古典经济学低估甚至根本忽略了权力的运作、制度化行动者的影响，以及社会关系的形成对个体选择的建构。此外，政治经济学还批判地否定了分析政策问题并推动其解决问题时普适性市场模式的价值。政治经济学明确地对公共选择理论的根本假设提出了质疑。它质疑市场的中立性、市场对于刺激的反应能力，以及假定的市场有效性。政治经济学认识到对于规范的社会成本进行认同的价值；同时，它提醒公共选择理论学者，竞争会要求支付社会成本。而对于这一点，公共选择理论家或者完全忽略，或者只是漫不经心地尝试着做一些判定和评估。从本质上来说，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批判，政治经济学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新古典经济学中存在着根本的缺陷，那么无疑，它在政策研究中的应用也免不了存在缺陷。政治经济学给政策研究带来了基础广阔的分析，以取代公共选择派的唯经济论。这种分析的核心，包括总体上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三大过程。具体而言，政治经济学将政策过程及其中的角色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而这个社会背景主要形成于当前商品化的状态、构建空间化过程的制度图景，以及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社会运动等社会关系结构与霸权过程一起构建的结构化。虽然市场、个人偏好和选择在政策研究的经济学层面仍然发挥着部分的作用，但它们也只是更为宽泛的经济过程中的几个方面。而这个更为宽泛的经济过程，恰恰是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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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研究提出的直接或含蓄的批评，政治经济学强调了其中的一些回应。虽然文化研究(特别是源自英国和拉美的文化研究)中有一些倾向涵盖了政治的元素，但是总的来看，文化研究取向中漏掉了一个政治焦点。它没有建立政治规划和政治目标的意识，而这些恰恰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推动力一虽然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对这一点的争论非常激烈。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学以及包括它在传播学中的应用，是一个存在着争论的领域；许多政治派别想要在这里占据知识的和政治的上风。不管是学科内部还是学科之外，即使追溯到它古典创建者的时代，几乎没有人会否认，政治经济学明显是一门政治科学。也就是说，它模糊了甚至完全消解了分析与介入之间的界限。这也解释了实践在政治经济学路径中为何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从整体上来看，文化研究中建立政治规划和政治目标的意识不够清晰。但这个学科中也不是没有人赞同政治目标，这个目标虽然与政治经济学大不相同，但同样显而易见。这样的观点倾向于把政治目标的焦点从社会阶级上移开，转移到社会性别、种族及其他身份形式上去，转移到跨越阶级界线的新型社会运动中去，并延伸至对环境和女性主义议题的关注。根据这个观点，文化研究通过关注构成社会身份和社会分化的文化实践和文化价值，为理解占主导地位的霸权的核心特征作出了贡献。举例来说，权威民粹主义如何将大多数工人阶级带到了撒切尔一里根阵营中，从而支持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及促进了反主流和非主流的大众社会运动的形成。但是这个观点在文化研究中并不被普遍持有(McGuigan，2005)。文化研究的一些实践者的政治立场可以说更为暖昧。他们宣称，文化研究与具体的政治规划少有固定联系；文化研究中的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政治行为，就是研究行为本身。詹姆森(Jameson，1989：43)反思了文化研究中的政治不确定性。他很疑惑是否文化研究最感欣慰的是自我认同为“一种无政府主义者和平民主义者的精神”并以此来热情地回应于费瑟斯顿(Featherstone)以及其他学者所认为的“今日世界各地的公众都更有民主意识和文化内涵”①。最后，文化研究中的一些学者，自认为是后结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学者对于现实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文本和话语的建构，因而否认研究的过程或实质内容与政治领域之间存在着任何联系。不论这里表述的意思多么明确，文化研究中的分歧并不是这么泾渭分明。但是只要说一点就够了，那就是：文化研究这个领域对于自己同政治之间的关联，完全不像政治经济学对其与政治的关联那么确信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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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不能确信无疑的另一个方面正是政治经济学根本目标的核心之一，即理解社会整体。特兹拉夫(Tetzlaff，1991：10)指出，这源于文化研究的一个普遍倾向，这个倾向主要体现在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中，主张统一等同于社会控制的概念，而自由化则相当于“统一体的碎片化”(Lyotard，1984)。政治经济学则认为，与其说社会整体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往往体现出系统固有的特征；还不如说它是可以在经验中观察到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运作的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资本主义被理解为一个由社会过程构成的特定社会整体，这些社会过程以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为起点。它们为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具体的社会整体提供了一种途径；这个社会整体意味着对相互关联的社会过程的特定组合。这个组合以及这些过程间关系的实质是动态的，因此无法被绝对地具体化。但是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就是要在研究工具许可的最大范围内，一方面描述社会整体的状态；另一方面描述主要过程演进的方向。因此，政治经济学坚持认为，理解社会整体是学科根本规划中确定不移的核心，同时它以开放的态度，在广泛的范围内探讨了社会整体的特征，以及整体组成关系的性质、形式与力量。

第十章 边界上的挑战……及其超越

①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文化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经济学一翼都对无政府主义表示支持。两者都流露出为个体行为欢呼的意思，把它看作是对权力的抵制，尤其是对国家政府和垄断企业的制度化权力的抵制。考察詹姆森疏远这个立场的方式也饶有趣味。他承认，对他的批评非常正确；他对于“新无政府主义”欢呼确实没有足够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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