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文化研究对探讨社会整体有何价值还不太确定，因为它怀疑这个概念在经验上的现实性和在理论上的实用性。文化研究偏爱聚焦于这样一些概念，诸如文化差异、特殊主体性，以及地方性认同等，而一旦提到范畴之间的联系，它总是万分谨慎，担心这些联系会很容易上升到理论，或者发展为客体化的形式，从而淹没了广泛权力下的特殊性和地方性。政治经济学承认这种谨慎并非毫无必要。例如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建立系统阶级分析的意图，反而会消解对阶级内部和跨越阶级中存在的强有力社会性别分化的认识。政治经济学考虑到对社会整体的探讨中可能会出现问题，但仍坚持研究社会整体性的价值（Lee，2006；McLaughlin，1999)。这种探讨中存在的危险是可能导致简化的系统思考，即拉克劳(Laclau，1977：12)所谓的“阶级简化主义的柏拉图式的洞穴”。但是，只强调差异性、主体性和特殊性，也会带来危险，它将终结于个人主义的复合体认为即使个人之间如果存在联系也只是偶然的。这种观点同时形成了浪漫主义的差异观，认为差异性的获得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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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政治性对抗行为的存在。①

这样一种观点消解了权力集中(包括阶级权力集中)的重要意义，而实际上我们面对的证据已经表明，一种全球性的阶级分化正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加速进行。根据这个观点，政治性的抵抗充其量不过是将一系列符号合适地包裹起来，标新立异以反抗正统。它的后果是使我们不再关注物质分化，而更多地看到文化差异。这个视角的转移异常引人注目。

请思考在文化研究的背景下对多义性的分析。文化研究认识到多义性概念的局限性，但是它仍然强调(During，1993：7)，“多义性确实引导我们走向更动态化、更复杂化的理论概念，这有助于我们描述文化产品如何同新的要素结合，在不同环境中产生不同效果”。“混杂”和“协商”在这里被援用，并作为例子来说明广告形象的多种运用方式中展现的不同文化过程。例如万宝路的牛仔形象(出现在香烟盒上的帅气形象)，可以按杰夫·库恩斯(JeffKoons)的方式“被制成闪闪发亮的、棱角分明的塑料雕像，放置在曼哈顿的高档公寓中以获得一种后现代效果；……可以把它从杂志上剪下来，用来装饰拉各斯贫民的屋子……还可以被拙劣地模仿在CD/专辑的封面上”。尽管这段描述准确无误，但在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它离题甚远。因为它借用了极端的阶级分化状况，却只透过这种状况的表面看到了文化碎片的符号化运用。文化分析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碎片可以识别曼哈顿的公寓房客和拉各斯的贫民窟居民，从而把他们在符号化的社区中联系起来。政治经济学家则放眼更广阔的社会整体，在这里人们以权力关系相连结。正是这种权力关系造成了他们现实生活的差异性。文化研究分析家从各种文化符号的非正统使用中看到了身份的价值，这可能是准确的，但是与认识到划分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权力之间存在的天壤之别相比，前者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也可参见Kraidy，2005)。

第十章 边界上的挑战……及其超越

①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从文化研究的框架出发，为社会整体观做出了非同一般的辩护。他近乎表示歉意的语气更显示了他的立场的不寻常性：

任何人都会注意到，我的后现代主义观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今天一个有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我要采取整体观的研究视角，而是为什么有人因为使用整体观而感到耻辱(或者学着感到耻辱)。在过去，抽象化确实是一种策略手段，使得现象，尤其是历史现象变得陌生，不再为人所熟知……(19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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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与这种观点相反，它关注社会整体，认为这不仅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也具有知识上的重要意义。政治经济学坚持去考察那些连结人群的对称或不对称的社会关系，其范围从权力与依附到平等与互相依存，并认为这才应该是核心的知识关怀。政治经济学还认识到，直接关系的缺失(体现为相互性的某种形式)并不一定意味着有重要意义的纽带的缺失。正如社会网络分析所展示的，联系通常极为复杂，那些个人及群体间最有力的纽带，往往是通过(through)其他人来联系的，而不是直接在彼此之间(to)加以连结的(Burt，1992；Wellman andHogan，2004)。

政治经济学还坚持认为，关注社会整体在政治上也有重要意义。在细致严谨地将资本主义结构、过程以及影响纳入理论的工作中，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也时有分歧，但他们都赞同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社会形成，看作一个社会整体其各个部分形成了动态的但可以识别的关系。诚然，政治经济学家在对统治、霸权和反抗的社会关系如何被特征化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是他们一致同意应当把注意力直接放在这些关系的社会或者集体性质之上，以及放在它们模式化的构连上。政治经济学家坚持这些立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们具体体现了政治斗争的本质，而政治斗争对于政治经济学家的工作又是不可或缺的。作为知识分子，政治经济学家以解释资本主义，进而对其改革作为自己的义务；就像他们理解社会关系以求民主的推进。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它要求与社会整体密切相连，虽然有时候是批判性地相连(例如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它同时要求与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等社会关系密切相连。在政治经济学看来，焦点性的运动都在走向统一和社会整合，其中自然不免有差异和特殊性。文化研究批评政治经济学的取向，认为它的缺陷主要是从资本主义和阶级权力中读解出了太多的统一性，反而掩盖了社会关系和文化中的重大差异。这两种立场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两种取向之间的一个重要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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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政治经济学家和其他的批评家集中探讨了三个要点，以此构成纠正文化研究极端观点的核心方面。首先，批评家们对文化研究中的认识论转向表示担心。文化研究从现实主义转向了唯名论，否认文本之外存在可知行为。这也使得它的研究观发生了转变，原来文化研究尝试对行为做出可验证的论述，在政治经济学看来，这个过程与社会实践相联系；而现在它只介入持续的对话而脱离了实践。其次，批评家们指出，文化研究中的相对主义知识论已经导致了更广泛的政治相对主义，从而丢失了政治作为决定性社会规划的意义。而正是通过规划，研究行为和其他行动才完全发挥它们的政治作用，为争取个体身份认同而进行斗争。文化研究自我满足的本质，以及它对广阔政治规划丧失兴趣，都助长了它知识的狭隘性，因此文化研究的“对话”也就曲高和寡。很明显的证据是，文化研究著作中的语言除了对话圈中的少数人之外，谁也看不懂。这就是批评家们指出的第三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学家在内的批评家们，呼吁文化研究重返它的研究本源，即文化是大众的，它应当反映各类社会角色的需求和愿望，包括政治方面的。

结论：重返阶级权力

以阶级权力对本书做出结论是很合适的，因为阶级权力一直以来都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核心位置。同时，它还标示出政治经济学同文化研究和公共选择理论之间的重要边界。在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各个方面的旅程中，我们的兴趣一直围绕在扩展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实质论的范围，并批判性地评估社会理论中长期争论的核心概念，如本质主义和阶级权力。因此，对于构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提议，包括：

1. 从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即非本质主义的)、批判的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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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

1. 采取强调社会过程和社会变革无处不在的本体论立场；

3.发展建立在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过程之上的实质论观点。这些就是社会行为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坐标。社会阶级则是检视结构化过程的起点。即使传播政治经济学放弃了将一切要素简化为阶级的本质主义，阶级权力仍是一个核心要素。

因为公共选择理论中存在方法论和实质论上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必胜的信念也在其追随者的著作中时有流露，所以公共选择理论很少谈及社会阶级。然而，对于文化研究来说，社会阶级和阶级权力并不是陌生的概念。实际上，这个领域的早期代表人物，包括霍加特(1957)、威廉斯(1958)、汤普森(1963)、霍尔和杰弗逊(1976)以及威利斯(Willis，1977)。他们的论著，都诠释了文化研究学者强烈感到有义务紧扣阶级分析进行研究，这使得我们相信迪兰(During，1993：1-2)的结论：“早期文化研究没有退缩，他们直面这样一个现实：社会结构并不平等，个体并非生而拥有享受教育、金钱、医疗的相同权力。”然而时光流逝，文化研究，尤其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却从阶级问题以及物质不平等和阶级权力之间的普遍联系上撤退了下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文化研究的兴趣将阶级分析进行扩展，从而包括社会性别、种族、民族分化。此外，它旨在解释工人阶级对保守政策的明显支持，或者至少解释他们在面对生活水平下降时为何表现得无动于衷。再者，文化研究着力于解释旨在弥合阶级分化的社会运动的兴起。这些研究兴趣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除了以上这些引人注意的、且存在争议的有效转变之外，文化研究变得日益狭隘，直至退缩到文本分析，忽视对日常政治世界的关注。这样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文化研究几乎丧失了对传播工作和传播劳动过程的全部兴趣。虽然工人阶级也不时在文化研究中出现，他们却几乎从未被置于工厂或办公室的背景中。文化研究对于受众是否生产文本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但却几乎没有涉及工作本身的物质和符号本质。政治经济学家对此感到疑惑和忧虑。对于要求对阶级分析的意义和价值进行重新思考的主张，我们可以欣然接受；但是我们却很难接受为了排斥阶级分析而找的借口。毕竟，在我们面对的世界中，贫富差距正在日益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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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欣慰的是，这种观点正在得到转变。以安德鲁·罗斯(AndrewRoss)为领导的文化研究，通过对工厂的研究，正开始将注意力聚焦于劳动力(Deetz and Hegbloom，2007)，其中包括罢工和停工分析(Brennen，2005；Nagy，2007)。对“文化经济”的研究(Pratt，2004)，对企业大学的研究(Rutherford，2005)，以及对文化劳动力国际分工的研究(Miller，2004)都同时表明了对于权力研究兴趣的回归，从而开始将文化研究带回它的本源(也可参见Denzinand Giardina，2007)。

不管政治经济学和它的相邻学科有什么分歧，我们的研究过程应当使知识分子和文化生产者走到一起，而不是相互疏离。我们应当建立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政治目标，去促进文化的民主化，进而促进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包括政治经济学家在内的批评家们在为这个目标呼吁的时候，也提醒我们还有更广泛的目标，那就是：跨越学科界限，使各学科的知识联系和政治联系得以融合。继续这类对话是有益的，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威廉斯(1981：54)所说的尴尬局面，成为“尽管时常衣衫不整，不守秩序，却还要充当体面的多元主义的座上宾客”。我们的交流自然要尽可能达成这样的共识：社会现实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知识活动应当组织起来，以促进社会现实的改革，争取使所有人都获得更大福利。

尾声：地平线上的挑战

本章记录了政治经济学在与其边界研究路径的交换中，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扩展，从而取得了进步。同时，本章也指出，还有许多工作亟待完成。虽然政治经济学议题众多，但是它仍需要思考来自这些边界以外的新的挑战。本书的末尾将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它们能够使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我们需要与科学技术研究相融合，以及参与到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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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辩论中去。

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Studies，STS)是一个跨学科的知识运动。它强调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尽管对这个领域的范围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但是科学技术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核心的思想。其中的领导者，包括：唐娜·哈拉维(DonnaHaraway，2003)、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2005，1999)以及史蒂夫·伍尔格(Steve Woolgar，1988)。这些核心思想和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有些学者错误地将科学技术研究认为是一种对知识和科学相对主义的研究也就是说，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并不存在真实性；科学仅仅是社会过程的产物(Sokal，2008)。与此恰恰相反的是，与政治经济学一样，科学技术研究从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实际上，像拉图尔所指出的那样：科学技术研究支持强烈的现实主义立场，因为它强调物质事物，以及强调对其进行描述的理念的现实性。此外，与政治经济学相似，科学技术研究聚焦于知识和社会实践的相互建构。我们通过对世界施加影响而认识世界；同样，世界也通过我们所认知的途径(比如实验和观察)而展现自身。我们和我们的世界通过扩展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的数量而变得越来越真实和容易理解。最后，科学技术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同时关注民主议题的讨论。实际上，拉图尔研究的核心思想，包括推翻“对暴民的恐惧”（苏格拉底将其作为合理性的来源，从而提议用精英的科学取代大众的知识)，以及推翻在西方思想史中笛卡儿(Descartes)所提出的心与物的二元分离。

反对苏格拉底而相信暴民；抛弃笛卡儿“钵中之脑”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人、观念、动物、科技，以及任何其他事物所相互联系的世界，这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与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以及公共选择理论相同的是，科学技术研究反对教条化的研究，以及对更宽泛的管制的质疑，因为后者伴随着对于思想的控制。实际上，被称为行为者网络理论，旨在理解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科技与哈拉维所指代的“伙伴物种”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人们已经驯化的、寻猎的，抑或被称为动物或者宠物的生物。从这方面来说，科学技术研究超越了对政治经济学最为雄心壮志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旨在研究社会甚至是生命体的控制和存在，而科学技术研究不仅仅停留在社会生活的层面(生命体的中心)，它尝试着对科技研究注入活力。科技不仅仅是一个笨重的聚合体，比如说桌子上的电脑，更是一种力量，用来孕育、隐退，或者是相互影响在这个网络系统中的非科技行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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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治经济学需要与科学技术研究相融合，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科学技术研究超越了仅仅对人类生活的思考。在这个日益对积极主动的环境越来越敏感的世界中，以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科技的发展超越了其原初的设计，这样的思考就显得迫在眉睫了。我们已经远离那个时代，即对人类的至高无上性的启蒙的观点绝非迷思。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科技，但是主要的政治经济研究领域还是聚焦于人类社会。然而，政治经济学对于权力的认识，和科学技术研究不同。仅仅是这一点，就为两者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其次，科学技术研究强调大众知识的重要性，以及行为者(也被称为行为体，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民主。政治经济学对于民主的研究源远流长，包括对民主必要性和有限性的讨论。苏格拉底呼唤精英统治，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是错误的；而笛卡儿强调心存在于物之上的这样一个层次结构，也可能将我们引向一个错误的路径。但是，没有对民主以及对立面清晰的认识，相信暴民或者是物，可能导致专制的统治；这个痛苦的真理已经被政治经济学家所证实。这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技术研究之间的交流来说，又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收获颇丰的基础。

科学技术研究旨在重构科学和艺术(有时也被称为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1956年，记者以及知识分子C·P·斯诺(Snow)提出了将两类文化相结合的幽灵，它联系了科学和人文，并将在实际中和对方毫无关联的人相互连接起来。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沟通，但是他们并不与小说家或是历史学家进行对话。影评家以及文化理论家之间可能相互交流，但是他们从不与化学家和生物学家进行谈话。科学家研发了武器，而对星球进行毁灭；而这恰恰需要人文学家对于武器的使用予以控制。如果科学家和人文学家之间没有交流，那么损失在所难免，斯诺对此表示遗憾。如果人文学家不理解或者不想参与到科学家创造世界的过程之中，那么他们对于科学家所创造的世界难以进行有说服力的描述。五十年以后，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朝好的方向发展。科学家取得了巨大胜利，在与人文学家的关系中，他们总是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大学的项目因为出于“实际”的需要，而往往由科学家所领导。人文学科为它们在教育和研究中的地位而抗争，而仅仅当它们接受了科学化或者科技化的思考方式，在抗争中，它们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人文学科可能在缩减，但是“数字化人文”却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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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展第三种道路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它既不同于将科学家和人文学家截然的分离，也不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方主导另一方的关系。一些学者指出，这需要创建第四种文化形式，它既不是科学，也不是人文，亦不是两者的结合，而是一种新的思考和行为的方式，由科学和人文共同对世界进行描绘(Lehrer，2007)。非常清楚的是，这项工程的浩大规模与它的必要性相匹配。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需要介入这个讨论之中。传播政治经济学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与人文(传播)相结合，并最近关注媒介研究和其他与之相关联的科技。通过界定，传播政治经济学根植于多元文化之中，并对构成多元文化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进行解读。对人文和科学的重构成为对人类真正解放的工程，还是仅仅成为资本主义将创造性转化为可获利的产业，将取决于加入这个斗争过程的主体，以对这个工程进行塑形。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研究传播的学者，需要站在这个斗争过程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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