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除了揭示媒介公司如何发展为当今在规模与权力方面都和其他任何产业能匹敌的跨国企业集团之外，政治经济学家论述了企业权力多种形式的灵活发展，这一点在合资企业、战略联盟以及其他把多个公司或公司的各个部分(包括竞争者)联合在一起的专项安排中尤为明显。这些措施利用了更加弹性的传播手段来联合和分离彼此利益(Wasko，2003)。

空间化的一个结果是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现在的商务能够在国际范围内灵活利用有差别的工资、技能以及其他重要特性。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的工作多集中在计算机与通讯系统的构成部件制造(在东南亚)以及数据输入业务(加勒比海地区)进入以低廉的工资与集权式管理吸引跨国公司的第三世界(Heyzer，1986；Sussman and Lent，1998)。研究的范围已经拓展到强调现在所谓向国外采购零配件，或者是企业努力去发现工资相对低廉但有技术的劳动力，这样的劳动力在诸如软件生产、呼叫中心销售、不发达国家中的服务(尤其是今日印度)等领域尤为需要(Mirchandani, 2004; Mosco and McKercher, 2008; Taylor and Bain,2004)。这类空间化也发生在发达国家，主要的例子是美国电影与音像生产多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以及其他地区，在那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能够带来企业利润(Magder and Burston， 2001；Wasko and Erickson，2008)。最后，空间化还引起了关于抵制、公共空间的形成以及全球化的辩论。第八章的结尾部分检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恐怖主义与宗教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复杂联系。

第六节 结构化：社会结构与人类机构

第九章研究的是复兴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个切入点一结构化。结构化过程相当于马克思观念的当代阐释，即人民创造历史，但却并非是在自己所创造的条件中创造。换言之，社会行动发生于行动发生于其中的结构所提供的机遇与局限中。只有在社会结构适宜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带来社会变迁与“创造历史”。基于结构化的研究通过整合人类机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实践，有助于平衡政治经济学分析强调结构的趋势，典型的是聚焦于企业与政府机构。这个观念被吉登斯(1984)有效地探讨过，但是本章却在社会意义上更强地强调了这一点。聚焦于社会结构化对于在政治经济学与社会阶级、社会性别与种族之间建立联系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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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意味着把社会阶级的概念从原来的结构化或类别化层面延伸到该词的关系的和建构的层面，结构化和类别化是以一部分人拥有什么而另外一部分人没有的形式来界定阶级的。这样做丝毫不会贬低把阶级部分地看作是“拥有者”与“缺失者”之间的区别的一个指称的价值。传播政治经济学通过如下途径对阶级作了阐述：它通过研究证实了在传播系统中持续的阶级不平等，尤其是利用传播手段的地位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在社会机构中的再生产（Kyasny，2006；MurdockandGolding，2004)。这种研究也被运用到了传播业的劳动上，尤其是用于研究通讯与信息技术是如何被用作自动化与去技能化的工作，包括在媒介产业中的作用（McKercher，2002；Rodino-Colocino，2006)。它同样被用于分析监控系统是如何运用通讯手段来衡量与监管劳工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有利于非常精确地管理整个劳动过程(Parenti，2003)。劳动进程中精密的电子监控也被用来建构员工越轨行为(employeedeviance)的新形式，这已被新自由主义关于劳工“窃取时间”的论述所例证(Snider，2002)。

为了使关于社会阶级这一类别化观点更加丰富，第九章在这一类别化的概念基础之上还阐释了阶级的关系观，即按照联结社会阶级类别的那些实践和进程来界定阶级的关系观，比如企业和劳动的关系。在这种观点中，劳工阶级，就不再简单地用相对缺少传播手段来定义，而是根据其与资产阶级的和谐、依赖以及冲突关系来界定(MckercherandMosco，2007)。另外，阶级一词的建构性概念认为劳工阶级是自身身份的产物，而这种身份与资本相关并独立于资本(Dyer-Witheford，1999；Maxwell，2001；Mosco and Mckercher，2008)。社会阶级建构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面对关于历史创造行为的局限性条件的成熟研究状况下，致力于揭示阶级如何建构它们自己，它们如何创造历史。社会阶级是一个由某些人拥有什么而另一些人缺失来定义的类别，但是，各个阶级也积极地彼此发生关联，并且它们也以独立于彼此的姿态建构或者创造了它们自己。

第一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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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同时也揭示了平衡该领域中另外一种趋势的重要性。政治经济学一旦关注社会机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实践，就趋向于强调社会阶级。开始于社会阶级的分析事出有因，阶级结构化是解释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不胜枚举的研究也证实了社会阶级在持续分化。然而，第九章重新强调了避免本质论的普遍需要。在本质论的情况下，所有的社会关系被简化为阶级关系。对于结构化的其他维度与社会结构化相互补充或者冲突，比如，社会性别、种族以及包罗万象的社会运动，这些维度与阶级一起，组成了传播中众多的社会关系。

在论述女性主义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交叉中，政治经济学迈开了重要的步伐，即便还有大量关键的工作要做(Byerly，2004；Lee，2006; Mclaughlin, 2004; Meehan and Riordan, 2002; Sarikakis andShade，2007)。同时，政治经济学也逐步对信息技术、社会性别、国际劳动分工等做了研究，揭示了诸如微电子行业的妇女员工们所面临的双重压力，在这些行业里她们遭受的是最低的工资与最恶劣的工作待遇(Huws, 2003; Mosco and Mckercher, 2008, esp. chapter 2; Pellow andPark, 2002)。

在这种分析中，更为普遍地是在结构化的社会过程中，种族仍极富意义，如，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方法发展的中心人物奥斯卡·甘地(Oscar Gandy，1998，2003)对种族与媒介进行了多视角的评估。种族分化是当今构成全球政治经济的种族的多元等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无论是作为类别还是社会关系，种族都有助于解释对国家与全球资源包括通讯、媒介以及信息技术—的获得(Green，2001；PellowandPark, 2002; Ya'u,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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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的结论揭示了，在反对主流媒介及其“常识”看法或者霸权的过程中—这种霸权带有可以融合成一种真正的反霸权的另类媒介与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交叉的社会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力量(Downing, 2001; Hanke, 2005; Howley, 2005; McChesney, 2007)。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结论是，在各种结构化中由于各种张力和冲突，媒介终被组织为主流的却又是反对的、另类的形式。

第七节牵线搭桥：文化研究、公共选择及其超越

为发展一种完备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发展一种承认其不过是考察社会生活的方式之一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检视其知识边界的各种方法并为它们牵线搭桥十分必要。政治经济学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野，但它也非探究世界的唯一有效路径。为说明这一点，本书最后一章把传播政治经济学置于文化研究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对立面。

文化研究路径是基础宽阔的知识运动，它聚焦于文本中的意义的建构，而文本的概念广泛地包含社会传播的各种形式(McRobbie，2005)。文化研究现在也有许多的流派并提供了内部酵素的争议(Grossberg，2006)。不过，文化研究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和发展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助益。

第十章阐述了文化研究是如何对实证主义的广泛批评保持开放性的(实证主义即认为感官的观察是知识的唯一源泉)。而且，文化研究已经捍卫了一种更加开放的哲学方法，它集中于主观性，或是人们如何理解他们的世界，集中于知识的社会创造。文化研究同样拓宽了文化分析的涵义，其大前提是，文化是一种普通的、由所有社会参与者创造的产物，而不仅仅是由那些特权精英们创造的；同时，社会也是经过社会性别和民族的分化与认同而构成的，正如社会是由社会阶级所构成一样。

第一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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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治经济学能从这些新的开端中获益，反过来，它同样有助于推进文化研究。甚至就在政治经济学的哲学趋向接受了主体性，并体现出更广阔的包容性时，它还是坚持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即坚持历史研究的价值，坚持从具体的社会整体来进行思考，坚持基础牢固的道德哲学，坚持要克服社会研究和社会实践间的差距。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中过分夸张主观性的重要性(也就是主体的自恋)的倾向划清了界限，与文化研究拒绝以历史实践和社会整体作为思考的依据的倾向划清了界限。政治经济学也同采用专业化语言的文化研究趋向划清了界限，因为它有违文化研究应当为建造社会的普通人所享用的初衷。最后，政治经济学还同热衷于考察消费的社会“生产”而拒绝研究劳动者和劳动过程的趋向划清了界限，因为它造成的后果是否认劳动者在当代社会变革运动中有任何价值（Denning，1996，2004；James andBerg，1996；Maxwell，2001；Mosco，2004)。米汉(Meehan，1999)认为，如果更侧重文化研究批判性的一面而非欢快的一面，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更富有成效地相遇的可能性更大。关于文化研究批判性的内容不仅有助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同时它对理解媒介假象、受众和习俗也是至关重要的。米汉的研究工作标志着过去十年在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建立富有成效的意见交换所取得的进展(Deetz and Hegbloom，2007;Mclaughlin, 1999; Peck, 2006)。

第十章也论证了政治经济学可以从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中获益。公共选择理论的政治右翼倾向于把分析重点放在国家上，而经济上则是旨在在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推行所谓的新古典主义(Buchanan，1999；Posner, 1992;Stigler, 2003)。

政治经济学趋向于把政府看成过度依赖于、决定于特定时期占支配地位的资本的配置，因此它将从严肃对待政府的积极角色的方法中获益。另外，政治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都对分析社会整体感兴趣，密切注意社会改革。然而，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多元政治分析趋向划清了界限，公共选择理论把国家视作广泛的社会力量的独立仲裁者，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组织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支配社会。与此相左，政治经济学则坚持认为，企业和商品化是社会分析的起点。更进一步说，政治经济学拒绝公共选择理论把社会整体分析与引导社会改革的价值观的分析建立在个人主义和市场理性之上的趋向。相对于这一点，政治经济学坚持伊始于社会阶级和劳动的社会过程，也坚持把社区和公共生活与市场和合理化相对，从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市场化和理性化实际上复制了阶级权力(Lewis and Miller，2003)。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研究方法的区别时，为它们牵线搭桥才可能是真正富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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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结尾将会展望另外的两种牵线搭桥过程。一个是聚焦于科技研究的发展，另一个则是将以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其一部分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更为宽泛的研究和包括在当今社会占有几乎全部权威地位的包含物理、化学、生物的科学项目结合起来。早在五十年前，作者斯诺(C.P.Snow)“两种文化”的言论已把上述种种研究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富于争论性。解决这些分歧是一个巨大而又重要的挑战，所以本书将会提供一些有关怎样处理这些分歧的见解与想法来结束全文。

第一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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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定义和特征

在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前，我们需要考察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全貌。本章首先定义研究方法，然后讨论它的一套主要特征。下一章处理主要学派，正是它们赋予政治经济学丰富性与多样性。

本章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为起点，接下来论述由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批判。在19世纪后期，受到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模式创造一种社会科学的倾向的影响，威廉·杰文斯(WilliamJevons，1835-1882)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1842-1924)等人创立了新古典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继续为主流经济学提供模范。这个学派选择专注于最好是通过一套数学方程式描述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不同组合的结果，由此将大部分“政治要素”从“政治经济学”里排除。①

在20世纪，新古典主义的观点成为库恩(Kuhn，1970)所谓的“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或者教科书经济学。与牛顿力学逐渐成为物理学的代名词相类似，新古典主义理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的代名词。可是常规化经济学的过程是一种学术和政治的持续动乱，本身就值得写专著论述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Foley，2006)。所谓的主流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奥地利和剑桥派系争论市场的中心地位和政府的角色。制度的(Institutional)、马克思主义的和社团主义的(corporatist)理论对于该理论的前提、概念、结论以及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或者这种关系的缺失)提出了更加根本的批判。

常规科学与动乱之间的紧张不断延续。一方面，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看来已经在大学和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上风。经济学杂志主要探讨在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内有待解决的难题和需要数学精密调校的关系。政府和大公司的政策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全都是该学科最聪明、最机敏的从业者。另一方面，针对常规经济学的种种局限的根本批判继续增长。该学科科班出身的学者质疑道，就连被定义为经济学正规领域的狭小范围，它也无力解释(McCloskey，1985，2002；Foley，2006)。经济政策的观察家抱怨，传统经济学的灵丹妙药不但不管用，甚至还让情况变本加厉(Shiller，2006)。新古典主义正统学说的反对派成倍增加。觊觎王位者从来就没有短缺过，涵盖了广阔的政治谱系[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保守主义传统的继承人，比如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Oakshott，1901-1990)，到形形色色的制度的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同样广阔的实体领域(substantiveterrain)（比如女性主义者、生态学和道德经济学；应用于家庭和性行为的公共选择理论，等等)。这些反对派共同致力于拓展传统经济学的概念、方法和实体参数。本章不足以充分论述当代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内部争论的全部重要性。本章仅限于提供一幅版图，分析主流经济学和各种政治经济学学说之间的主要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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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能会问，一本集中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有何必要以两章的篇幅论述普通政治经济学。这样做有四个主要原因。首先，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倾向于强调传播，而以牺牲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代价。其次，纵览政治经济学为思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点和空白奠定了基础。另外，这两章提供了一个机会，让那些思考过政治经济学领域全貌的传播学者的思想也能占据一席之地。最后，评价政治经济学理论帮助我们增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

第二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定义和特征

①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新的经济科学缺乏一种政治理论。明确将“政治的”一词排除反映了一种关于权力和政府的重要观点，它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之间、还有这种理论的捍卫者和批判者之间展开的争论中不断推进。本质上，它表明经济学不仅比政治学更加重要，作为一门客观的科学，经济学可以并且应该与政治学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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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821-1988)建议，当开始下定义的时候，应该从基本的社会实践、而不是从完全构想出来的概念开始。他提倡一种既基于社会史也基于思想史的词源学，因为理念的意义是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锻造的(1977：11)。一本经济学术语的词典提供了一种抽象概念的观点，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是财富的科学”，“处理对象是单数的人（原文如此）为了满足需求和欲望所从事的工作”(Eatwell，Milgate，andNewman，1987：907)。可是根据威廉斯基于社会史的词源学，有必要强调在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以前，在知识分子以它描述生产、分配和交换体系以前，政治经济学意味着有关如何管理首先是家庭、然后是社区的社会习俗、常规和知识。具体地说，经济学这个词的词根是古希腊语oikos(意思是屋子)和nomos(意思是惯例)。因此，经济学一开始指的是家政管理。这种观点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苏格兰启蒙运动人物的著作当中还可见一斑，比如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和至为关键的亚当·斯密。①“政治的”来源于希腊语polos，即城邦，古典时期主要的政治组织单位。因此，政治经济学起源于管理家庭和政治家庭。在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之前十五年，斯图尔特(Steuart，1967：2)写道：“经济学适用于家庭，而政治经济学适用于国家。”

同样重要的是，从一开始，政治经济学就混合了描述性和规定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如此描述其驱动力或者“超政治经济学”(meta-political economy)：它是“由顾问作为建议提供给社会组织领袖的全体实践和理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具有不同程度的复杂性”(Smythe，1991年12月4日)。这与《经济学术语词典》将政治经济学的原意界定为一种“治国术的分支”保持一致，但是政治经济学现在“被视为一门对特定问题做出道德判断的研究”（Gilpin，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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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很难对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置之不论：一门两千年来都是围绕着家政管理组织的学科，现在却仍然必须依靠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的敦促才会把家务劳动的价值纳入考虑(Bezansonand Luxt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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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定义集中关注经济学的发展如何缩小了一个本来根基广泛的学科领域。早在1913年，一本权威的经济学词典就说道：“尽管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仍然得以保留，这门科学，按照现在的理解，严格来说并不是政治性的；换言之，它并不局限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主要关注个人的工业活动”（Palgrave，1913：741)。与之相类似，在1948年，《现代经济学词典》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经济事务的理论和实践”，并注释如下：

本来，这个词适用于真实价格、过剩和分配的广泛问题。这些问题被视为既是社会关切的事务，也是个人关切的事务……随着19世纪晚期功利概念的引入，重点转移到了市场价值的变化和个体公司的均衡问题。这些问题不再需要广阔的社会视野，没有必要强调政治性。(Horton，1948)

与此同时，有证据显示，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变并非必然。这本1948年的书同样提到了人们对更加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开始重新焕发兴趣。它意识到，随着“近来国家对公共福利的关切日益增长”，“重点再一次回复到政治经济学”。这一点后来在一本经济学术语的权威著作里得到了附和(Eatwell，Milgate，and Newman，1987：906)。根据该书，“从来也不曾放弃过政治经济学这个老术语”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来自芝加哥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激进自由至上主义右派”结合起来，使这一古老学科重新焕发活力。

这些观察政治经济学的方式强调定义基于社会实践，在学术界和政治界的争论中逐步演化。下面的几节利用这些方式，集中关注本学科的定义和特征，它们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可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视为“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它们交互组成了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根据这一立场，传播的产品，诸如报纸、书籍、录像、电影和受众，都是主要资源。这种理论表述对于传播学的学生具有某种实用价值，因为它提倡人们关注影响市场的主要力量或者过程。它强调一个公司如何生产一部电影或者一本杂志，它如何与分配、营销产品的人打交道，消费者如何决定看、读或者听什么。最后，它考虑消费者的决定如何被反馈到生产新产品的过程中。

第二章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定义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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