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可是政治经济学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因为它要求我们集中关注围绕权力或者说即使面临抵抗也能控制其他人、过程和物品的能力组织起来的一套特定社会关系。这就会引导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检视顺着生产、分配和消费线路不断变换的控制方式。例证包括正在缩减数量的大媒介公司如何控制内容的多样性，或者国际营销公司如何通过运用监视和度量的新科技来获取有关消费者的宝贵信息，以此加强自身在媒介行业的权力。它还会引导我们考虑行动主义者在何种程度上运用诸如博客和社交网络一类的新媒介工具来抵制商界和政界的权力集中。

这种定义的主要困难是，它假定我们可以轻易识别和区分生产者、分配者和消费者。可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特别是在一些更加有趣的例子里。比如，将组织和执行必要步骤以创造成品的电影制片人和寻找市场经销机构的发行商和批发商区分开来很有用。可是电影制作就不这么简单了。发行商常常对制片过程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可以保证制片必需的投资和营销。这么说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发行商在现实中就是制片人，或者两种身份兼而有之呢？与之相类似，尽管常识往往将受众视为媒介产品的消费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生产者。可以说消费者在消费媒介产品(或文本)的时候，也制作出它们的象征价值(或者意义)。同样，生产者在生产的过程中消费资源。他们还凭借自身作为生产者的名声从事发行工作。这一点表明，尽管定义是个有用的出发点，它并非没有局限性，如果我们生搬硬套地使用它，就会错失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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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更加宽泛和雄心勃勃的政治经济学定义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控制(control)和存在(survival)”。“控制”特指个人和集体成员的内部组织，而“生存”特指采取手段生产为了再生产自身必需的东西。控制的过程在广义上是政治的，因为涉及社群内部关系的社会组织。存在的过程根本上是经济的，因为涉及生产一个社会为了再生产自身必需的东西。这种定义的长处是扩大了政治经济学的外延，使其包涵至少所有的人类活动和可以说所有的有机过程。这与环境的、生态的和科学研究的分析方式相一致，这些分析方式，除了其他方面，试图识别出对所有形式的生命起作用的过程，并评价其差异和相互关系(Haraway，2003；Meadowcroft，2005；Rosewarne，2002)。在传播和信息研究中没有很多这一观点的显著例证。詹姆斯·贝尼格(James Beniger，1986：107-109)应用信息系统理论(information systems theory)以测定生命系统的基本过程：组织、新陈代谢和生长、反应性、适应性、再生和进化。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1991)利用复杂系统理论(theories of complexsystems)或者混沌理论(chaos theory)来理解在生命系统内传播和信息的辩证关系。古纳拉特纳(Gunaratne，2002a，2002b，2004，2005)将吸收了混沌理论的新生命系统理论作为其研究传播和权力的全球系统的核心部分。

一个对政治经济学和传播研究的狭隘性提出了根本质疑的定义值得多花笔墨。很难质疑这样的声称：这些学科植根于当下的人类行为(主要是男性行为)研究。其结果就是忽视人类如何与其他生命友好相处，忽视除了当代资本主义以外人类制度当中的社会实践，特别是传播实践。①这种理论的弊端在于导致人们忽视人类政治经济学和一般控制和存在过程的区别。这些包括目标导向意识和自反主观性(照字面意义就是意识到自身的意识)的力量。它还会引导人们低估当代资本主义打造出的势不可挡的转变，正是它们积聚成历史突破。如果寻找超越自然和历史差别的共同过程，我们就可能看不到这些过程如何在当代世界发生转化，最后发展到唯一对该转化负责任的一个物种有能力消灭所有物种的自然和历史。尽管有上述种种局限，对政治经济学的广义理解令我们想起：无论我们具体的理论出发点和分析焦点是什么，都和悠久的历史与浩瀚的有机整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第二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定义和特征

① 历史几乎全部发生在西方、以电报的发明为开端的观点在传播研究领域贻害深远。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可以理解但是有局限性的倾向：将该领域视为一系列随着技术形式(印刷、广播、计算机通讯)的发展而逐步进化的产业(广播、电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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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特征

定义是有用的，可是对我们的作用还是有限。另外一种描述政治经济学的方式是集中关注一系列代表该理论特色的主要性质。这些性质拓宽了政治经济学的外延，使之超越了定义通常提供的意义。吸取了戈尔丁和默多克(Golding and Murdock，2005)等学者著作的成果，本节集中介绍作为政治经济学奠基石的四个理念：社会变革和历史(socialchange andhistory)、社会整体(the social totality)、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和实践(praxis)。

传统上，政治经济学优先理解社会变革和历史转变。对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之类的古典理论家，这意味着理解资本主义大革命，即将主要基于农业劳动的社会转化成商业的、制造业的、最终工业的社会的剧变。对于卡尔·马克思之类的政治经济学家，它意味着考察资本主义内部对其增长、变化负责的种种动力。目标是识别出短期扩张和收缩的周期模式，还有预示体制根本转变的长期改革模式。在为约翰·凯尔斯·英格拉姆(John Kells Ingram，1823-1907)影响深远的《政治经济学史》(History of PoliticalEconomy)1923年版所作的序言里，理查德·埃利(RichardEly)解释了历史在政治经济学家心目中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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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致公认，社会受一个本身不是任意的、而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支配；脱离历史就无法真正了解任何社会事实。故此，受到旧学派偏爱、据称适合一切情况并解决一切问题的“袖珍公式”已经风光不再。就方法而言，经济学已经变得更具历史性。公认社会进化的几个时期各自拥有不同特征，在实践中要求一种不断调整的干预，这种干预理应随着时期的变化而变化。(Ingram，1923：4-5)

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就会看到，埃利对历史在本学科获胜的乐观态度尽管自有其合理性，却显然错了位。历史会始终占据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地位，可是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综合学派(Neoclassicalsynthesis)却将历史抛到了一边，或者说至少将它放在了幕后。这主要是因为，历史使得将经济学转变为一门科学的趋势益发困难。①试比较埃利的乐观主义与巴兰(Paul A. Baran, 1909 -1964) 和斯威兹(Paul Marlor Sweezy，1910-2004)的观点。在赞扬了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历史敏锐性之后，巴兰和斯威兹攻击当代经济学家：

彻底反历史的当代布尔乔亚经济学藐视任何人尝试研究正在发生的变革的本质或者走向。(1965：29)

对于贝尔(Bell)来说，时间和历史感的缺失是经济学理论普遍危机的一部分：

第二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定义和特征

① 我感谢达拉斯·斯迈思向我建议英格拉姆的《政治经济学史》。斯迈思(1991)写道，他1932年念博士生的时候读到这本书，该书对他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尽管埃利和英格拉姆都写到了历史思想的胜利，本学科正在开始偏离对历史的强调。虽说如此，对于一位年轻的经济学研究生来说，这本书会在全部课程当中占据核心地位。埃里克·罗尔(Eric Roll)1942年的《经济思想史》(A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看来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位核心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今天，麦克洛斯基(McCloskey，2002)写道，在一个更加关注构建关于当下的严密数理模式的领域内，经济学史是一个边缘化的次学科。关于经济学如何对待(和虐待)历史，帕克(Parker，1986)近来提供了较好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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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为了对复杂的新社会安排方式它们来自经济和社会活动不断扩大的规模和新的场所作出回应，经济学理论不得不回到时间(在逻辑的意义上)和历史(基于经验的事实)。(Bell andKristol, 1981: 79)

人们之所以对政治经济学重新产生了兴趣，一个原因就是想要断定我们是否正处于一场划时代的变革当中，这场变革和占据了几位政治经济学奠基人思想的那场变革很类似。人们经历着看上去很深刻的社会转型，想知道自己是否正在亲眼目睹一场社会机构和过程的根本重组，该重组反映了一种新趋势，即转向后工业主义(post-industrial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之一或者某种组合，转向一个网络社会，或者毋宁说，转向自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就一直起作用的根本趋势的不断深化和扩展。对此问题的问答对于我们如何思考社会变革非常重要。此外，问题本身也表明向推动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思维转变的新趋势。①

政治经济学有着支持历史分析的悠久传统，学科领域内又涌现了这种重新焕发的兴趣，所以为着手研究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做好了准备。可是，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政治经济学需要对历史与其在社会机构和社会再生产中所处地位的关系予以更加密切的关注。政治经济学倾向于集中关注恒定机构的生产和再生产。鉴于时代-华纳、索尼、微软、新闻集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谷歌一类机构的绝对实力，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可是，把兴趣集中在这一方面使得整合历史理解非常困难，因为如康奈尔(Connell，1987：44)所说的：“历史是作为机构再生产基本循环的附加物进入理论的。”一种解决办法就是集中关注构成的过程，而不只是机构的再生产。康奈尔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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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并不是只有主流经济学抛弃了历史关怀。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ericJameson)在“导言”中写道，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噪音》(Noise)—一种有趣的、不落陈套的音乐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要，因为它反映了“在历史主义’受到一致声讨(阿尔都塞)、历史和历史解释通常被打上历时性’(索绪尔)或者纯粹是神话叙述(列维-斯特劳斯)的烙印的一段时期以后，人们对于历史编纂学重新焕发了兴趣”(Attali，1985：p.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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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历史成为理论的有机部分，必须将社会机构视为不断构成的(constituted)，而不是不断被再生产的(reproduced)。只有理论承认机构一直可能由一种不同的方式构成，这样说才有意义。拥有权力的团体的确试图再生产赋予其特权的机构。可是他们是否和如何成功总是一个开放的问题。(1987：44)

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华莱士·克莱门特(WallaceClement)在政治经济学里为历史设定了一个清晰的视界，在此他抓住了这一主题：

在寻求理解历史转型—包括变革的行动者和驱动力——的意义上，它在本质上是历史的和动态的。(2001：406)

从奠基人的时代开始，政治经济学还主张本学科应该坚定地植根于分析更加广阔的社会整体。这就意味着政治经济学横跨了形形色色的问题，今天这些问题倾向于位于不同学科的隔间里，那些关注社会阶级的问题归属社会学，关注政府的归属政治学，关注市场的归属经济学，等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没有划分学科界限，从他的时代开始，政治经济学就一直与社会生活的互相构成与多重规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密尔就描述了从广义上研究社会生活的必要性：

出于实用目的，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哲学的许多其他分支互相纠结、不可分割。除了纯粹细节的事务以外，也许没有任何实际问题仅仅取决于经济学的前提。(Stone andHarpham，1982:12)

第二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定义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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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承认他本人的理论与他所谓的“社会哲学”的其他分支互相关联的时候，和许多政治经济学家一样，密尔对运用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解社会全体的方式之一饶有兴趣。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只是另一种理论。它也是一种指南，有助于理解流行于众多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海尔布龙纳(Heilbroner，1986：15)所说的，“伟大的经济学家并非只是杞人忧天的知识分子。他们将整个世界当作研究对象，以十几种大胆的态度描绘之一或愤怒，或绝望，或乐观。”

这种观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公认的政治经济学目标而盛行。到了1923年，即使名称已经改换成经济学，普通教材仍然继续支持这种对政治性的广义看法。理查德·埃利又说：

关于经济学在科学总体体系中所占的位置，人们认为无法脱离其他社会现象孤立地研究财富，除非是在暂时的或者有限制条件的情况下；密切关注人类生活若干方面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至关重要。(Ingram, 1923: 4)①

在其他方面存在本质差别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同样反映了这种对社会整体的关注。这种常常被称为“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也有人使用“实证政治经济学”或者“制度政治经济学”(positive or constitutionalpoliticaleconomy)的名称]，从经济学理论的保守一翼吸取灵感(Buchanan，2003)。暂时抛开推动这种观点的假定和理念不谈，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分支声称自己能够和应该被应用于社会行为的一切形式。根据布伦南和布坎南(Brennan and Buchanan，1985：x)，公共选择理论或者制度政治经济学标志着向古典传统的回归，将经济学视为研究“市场如何起作用”的学科，这里的市场应做广义理解，包括“通过公共机构协调个人行为”。对于这一理论的推进者来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管理个人与机构之间联系的种种规则。他们主张，这些规则的本质是“经济人(homoeconomicus)—当代经济学理论理性的、自我导向的效用最大化者”做出的选择(1985：65)。因此，整个社会活动场所都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领域。从商品和服务的传统私人市场，到选票、配偶、子女、性、传播等的市场创造管理一切市场的规则的种种选择就是其研究对象。①这种理论的拥护者之一为其辩护，称之为必要的“经济帝国主义”（Lazea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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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样有意思的是，埃利仅仅将经济学视为社会学的一部分：“严格地说，实际上只有一种伟大的社会学科学，经济学构成了其中的一章，必须与其他各章保持紧密关联。”(Ingram，1923：4)最近的学科地位排名将经济学置于社会学之前，对那些将此奉为权威论断的人，这番话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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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的另一支系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制度理论启发的政治经济学。这些与公共选择的观点在几乎所有的要点上都存在分歧，除了下面一点：尽管理论家各持一端，他们在探讨政治经济学时无不以理解社会整体为宗旨。这种观点牢牢植根于马克思著作，并在费边社会主义者(FabianSocialists)、西方马克思主义者(Western Marxists)、自治主义者(Autonomists)、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的理论家，还有与康芒斯(Commons，1862-1945)、凡勃伦（Veblen，1857-1929)、罗宾逊(Robinson，1903-1983)和加尔布雷斯(Galbraith，1908-2006)一脉相承的制度经济学者那里发扬光大。这些观点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要点上互相冲突，可是承认并且寻求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解释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还有这些与范围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制度和实践之间的关系。

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信奉社会整体意味着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作为对于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倾向于将一切都简化为经济的反应，大批著作问世于20世纪70和80年代，旨在通过主张相对经济而言政治具有“相对自治”(relativeautonomy)来修正这一观点(Jessop，1990)。这引发了一场热烈的争论，令人们对国家的增长及其与社会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之间的关系重新产生兴趣，也将注意力导向在政治经济学里政治与经济的动态联系。这种纷争很可能还要延续一段时间(Jessop，2001)。尽管如此，争论总是关涉相对自治。尽管“相对自治”这个术语比较含混，可能妨碍基于准确了解的观点交流，争论的各方没有一个认真提倡将政治从经济分析中抽离出来。大多数人都承认学术工作现行的学科划分存在严重缺陷，因为那些有权决定其走向的人同意将政治从经济当中正式抽离出来，同意必须让经济学以自然科学为模式，同意通过消除政治内容、经济学可以不受意识形态偏见影响的观点。

第二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定义和特征

①实证经济学家那种近平救世主的热情令人印象深刻。这不仅仅是建立一门学科，用布伦南和诺贝尔获奖者布坎南的话来说(1985：150)，这是创造一种“公民宗教”(civicreligion)，它会“部分回归18世纪有关政治和政府的怀疑论”。他们有意“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约束政府的规则上，而不是为政治对公民生活日益扩大的入侵辩护的革新上面。我们作为社会哲学家的标准任务就是型塑这种公民宗教，这对我们所有的人无疑都是一个十足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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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制度经济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也很关注识别出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更加广阔的社会和文化领域之间的联系。受凡勃伦著作(1934)的影响，制度经济学家的兴趣对象是利欲熏心或者贪得无厌与他所谓的“显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或者一心追求权力地位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眼里，引发显性消费的不是作为主流经济学主要特征的理性，而是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非理性冲动。

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发，法国规制学派(French RegulationSchool)的作者们注意识别“积累制度”(regimes ofaccumulation)与相关社会和政治“规制模式”(modesofregulation)—包含但是不局限于政府的相互关系(Aglietta，1979；Boyer，2000)。他们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式微，但是受马克思与20世纪早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启发的理论家们继续在政治经济学与更加广阔的社会和文化力量之间搭建桥梁(Jessop，2001；Sayer，2001)。除了在理解经济现象时重新考虑政府，他们还提倡在文化和政治经济学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如赛耶(Sayer，2001：697)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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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标志和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它探测了经济活动的“嵌入”(embedded)性质—它们是如何被埋置在影响那些经济过程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处境之中。

此外，为了解释他们所谓的政治经济秩序的种种转型(围绕着大型全国性企业组织起来的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经济的衰落导致了这些转型)，政治经济学家们主张，我们必须考虑从福特主义(Fordist)社会到基于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原则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社会的广阔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动（Castree and Gregory，2006；Fuchs，2007；Harvey，1989)。此外，由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91：129)领导的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反对束缚现行社会科学研究的狭隘性，提倡扭转下列趋势：“将我们从整体论、系统论的现实推开，推向将个人(或者其组织对应物：公司，家庭，政府)作为适当的分析单位。”最后，自治主义学派的理论家们支持一种将社会整体作为一套局域和全球冲突之间的网络联系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起点不是资本的权力，而是所谓“民众”（themultitude)的斗争(Hardt and Negri，2000，2004)。

这种观察更加广阔的社会整体的广义研究并没有得到知识界的全面支持。比如，那些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潮流结盟的知识分子就反对社会整体的观念，有时态度还相当激烈。尽管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种种歧异，它们一致同意“社会”一词试图将话语的一致性运用于在本质上对立、支离，因而难以定义的事物。它们普遍倾向于认为没有社会整体，没有个人整体，没有话语整体。根据这种观点，部分地由于新传播与信息技术的威力而引发的20世纪生活的内向爆裂已经粉碎了各种整体，成功地带走了曾经在本质上提供某种统一性的时间和空间的度量单位(Lyotard，1984)。给我们留下的任务就是理解局域、碎片和部分，它们曾经被视为组成一个更广阔全体的各种要素，但事实上不过是互不关联或者联系松散的断片。通过除去社会统一体的意识形态胶水，人们可以理解这些断片的真正价值，并且最终庆祝它们抵制所有整体论的工具，包括资本主义、政府和所有元叙述的制造者。

第二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定义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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