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第九章探讨了这种观点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现在只需要集中关注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特定回应承认后现代观点的重要性，但保留对社会整体的理解就够了。本节开头介绍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和《大纲》 (Grundrisse)中尤其明显①]著作中对社会整体的理解，这与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Durkheim，1858-1917)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1902-1979)等古典结构主义者或者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一类的哲学结构主义者针锋相对。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存在本质差异，可是都同意必需反对本质主义者(essentialist)的观点，即一切事物都可以简化为社会全体，都可以分解为涂尔干所谓的“社会事实”(socialfact)。他们的历史性和承认社会生活的偶然性将这样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理论排除在外。可是利用社会整体并不一定非要本质主义或者简化论的思想。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及其20世纪的阐释者诸如葛兰西和卢卡奇(Lukács，1885-1971)所提醒我们的，辩证思想引导我们承认现实既由部分、也由整体构成，在构成社会生活的整合和矛盾的具体整体中组织起来。

这种观点的主要倡议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89)承认，一种分散、机动、灵活、重组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正在增长。这些发展可能表明变化的身份认同和局域的抵制。可是它们也可能标志着一种组织更加紧密的资本主义，它利用自己对技术和特长的控制，在容忍、抵制、吸收、商业化或者忽视这些抵制方面具有灵活性。因此，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从松到紧、各不相同，而全体本身可能就包含了众多裂缝、喷发和变形。尽管如此，根据这种观点，任何仅仅关涉部分或者全体而不及其余的讨论都是省略性的。这种理论既反对系统理论的理想主义，又反对传统科学提倡对社会领域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直接感官观察的实证主义。它反对试图将优先权毫无争议地赋予全球或者局域，认为这样做都是本质主义。研究确定抵制和控制、弱势和强势等的性质和程度。艾哈迈德(Ahmad，1992：121)为在文学批评领域使用整体的概念辩护，但还是警告必需“具体说明和历史化构成任何特定学科领域的决定因素”。尽管如此，“如果具备充分的学科知识，具体说明主要的意识形态构成和叙事形式通常是可能的。”①政治经济学以其对于视条件而定的、非本质主义的社会整体的开放态度，为这种研究奠定了基础。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指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译者

040

道德哲学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第三个特征。道德哲学家引证社会价值和适当社会实践的概念。这种特定分析形式的目标在于说明和彰显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道德立场，特别是因为道德观点经常带着这些理论的面具。

当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1954-)，一位前共产主义世界经济重建的主要设计师，被问及他在学科领域内的工作，他一开始就称之为“我们时代最大的道德挑战”(Rusk，1991：B8)。当他的同事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Friedman)写了一本书(1988)攻击罗纳德·里根总统任期内的过度行为时，他以《圣经》似的引文引介了每一章。在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纵览中，戈尔丁和默多克(Goldingand Murdock，1991：18-19)主张，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显著特色在于，“也许最重要的就是，它超越了功效的技术问题，与公正、平等和公众福利的基本道德问题紧密结合。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内部形形色色的理论当中，这些是几个例子，说明人们对已经成为惯例的将科学从道德中抽离出来感到某种不安。他们对道德哲学的兴趣反映了好几个政治经济学奠基人物的一种基本关注。

亚当·斯密不是一位经济学教授，而是道德哲学教授，他提供了一个如何提高社会福利的视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像他后来在《国富论》里所主张的通过自私行为或者自我利益，而是通过在社会上行善：

第二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定义和特征

①艾哈迈德(1992：121)为他所谓的“整体性”所作的辩护出自一段更长的论证，抨击那些基于分析“在宗主国的语言里可以读到的少数文本”，论述“第三世界文学”独特倾向(比如国家主义)的理论家对该词的误用。

041

因此，正是为他人着想多、为自己着想少，正是抑制我们的利己思想、放任我们的仁爱感情，构成了人性的完善；光是这些就能在人类中引起情感和激情的协调，构成人类的全部美德与礼仪。(Smith, 1937, Pt.1, Sec.1, Chap. 5: 71)

同样，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1766-1834)，一位传教士的儿子，警告人们不控制人口总数的道德后果。卡尔·马克思提供的政治经济学会创造出一种基于满足人类需求、而不是基于阶级权力的社会。不管人们如何回应他们的特定视界和价值观念，很难否认视界和价值观念是其分析的核心部分，道德领域对其著作不可或缺。正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所声称的，接过“这一伦理学的分支”、将其转化为“力求成为科学”的学科，还得有待后来的分析者(Robinson，1962)。

这种道德哲学的辩解有两个要点。其一，道德、文化或者精神领域本身就是分析的主要对象。亚当·斯密选择在分析市场的劳动分工以前写作《道德情操论》(TheTheoryofMoral Sentiments)，因为这对了解18世纪后半期英国处于上升期的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至关重要。他感到这部著作比《国富论》好，在晚年又重新回到这部著作，因为据勒克斯(Lux，1990：98)所说：“不加节制的商业动机有严重的问题，他在先前对此认识不足。”同样，马克思一开始写的是道德哲学论文，人们太容易将这些当作“年轻马克思”的作品而草草搁置，可是正是它们形成了理解一个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核心。

这些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道德空想家。他们感到自己作为道德哲学家的一大基本责任就是识别出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的各种视界。对于他们来说，道德视界成为将理性(reason)与合理性(rationality)区别开来的特征①。要理解这一点可能比较难，因为西方文化倾向于将科学与道德分离。一种声音讲的是合理性、逻辑和实证主义的语言，而另一种讲的是规范的语言，一般来说，它被允许反驳另一种声音，而不是与之交谈。通常，人们被允许最多像马克斯·韦伯(MaxWeber，1946)那样觉得以道德关注为动机是可以接受的，可是科学规范在分析当中没有为道德留下任何位置。对这种观点的辩护理由是，道德关注妨碍了对于科学成就至关重要的客观性，最终阻挡了科学发展出手段，以解决伦理学家们提出的问题。道德哲学的辩护者们对此的回应是指出不能自我反省的科学助长的许多问题，从气候变化到世界贫困。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在哲学上，rationality本来指对reason的运用。可是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里，rationality具有行为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倾向性含义。—译者

042

从政治经济学转换到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接受韦伯有关价值中立定义了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关系界限的观点。经济学可以研究价值，尽管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识别出由市场选择优先选出的价值。道德评论会在经济学家的解释或者评价中占据很少的明确地位，或者干脆就没有地位。有人会争辩说，将道德哲学从经济学中抽离出来仅仅意味着这种形式潜入地下，结果是令它自己悄然进入了经济学家的假定和对观点、概念和变量的选择。比如说，决定将人类劳动定义为仅仅是与土地和资本一样的一种生产要素可能在分析上很有意义，可是它也反映了某种道德视界，尽管是隐含的，即人和物是可以置换的，或者生命和资本是可以置换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样一种理论局限于经济领域，反映了经济实践。批评者回应道，视界溢出，流入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导致原来为了经济学家研究的目的被视为工具的工人，现在被更加广泛地视为工具，并且受到相应的对待。①通过将把人类劳动简化为一种生产要素的特定经济实践自然化，经济学让一种道德视界从后门溜走。

事实和价值、分析和规定、经济学和道德哲学二元分立的争论在继续，可是有迹象表明变化将要发生。本节开头已经提到过，今天占主导地位的主流经济学家已经不那么反对在他们的经济学话语中使用道德语言；尽管“道德挑战”更有可能出现在演讲词里，而不是期刊文章上。他们也更有可能使用特定的道德哲学著作，特别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它将道德思想和福利经济学联系在一起(Castagnera，2002)。对一个根植于商业价值的体制的道德后果，在主流经济学的内部阵营肯定有不安情绪(Foley，2006：219-220)。

第二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定义和特征

①拉宾纳齐(Rabinach，1990)认为，将人与机器等同——生产主义的精神特质——是现代主义的定义性特征之一。

043

尽管如此，主要是植根于政治经济学的另类学派延续道德关怀的传统。公共选择或者制度政治经济学的保守一翼寻求把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延伸到道德选择，企图运用经济学来建立布伦南和布坎南的(1985)公民宗教(civilreligion)。马克思主义和制度经济学传统深深浸润于有关道德哲学地位的争论。这些争论在近年来采取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特别是阿尔都塞和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1908-2009)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各种人文主义版本提出的挑战。寻求将《资本论》的逻辑运用于思想和行动的普遍形式，阿尔都塞提倡将道德哲学维度从马克思主义传统里排除出去。这种攻击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尽管首倡者倾向于延续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事业，利用一种尼采(Nietzsche，1844-1900)哲学的传统来攻击道德哲学价值(Eagleton，2003)。尽管如此，道德维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依然强大，因为它不顾占据支配地位的私利，为民主、平等和公共领域提供了强大辩护。由于这个原因，尽管有来自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方面的攻击，传播政治经济学在道德哲学的重要性上保持了强硬立场(Artz，Macek，andCloud, 2006; Golding and Murdock, 2005)。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第四个特点是实践。该理念深深植根于哲学史，已经发现了好几条传播研究的途径，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思想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在社会学中得到最佳体现的“行动-研究”（actionresearch)传统。最广义地说，实践指的是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通过自由和创造的活动生产和改变世界，包括改变自身。该词起源于古希腊，通常指自由人的政治和商业活动(也是神话里一位不太知名的女神的名字)。它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的著作里占据一定的突出位置。亚里士多德将经济、政治和伦理研究视为各种形式的实践知识，以便与理论和生产(poiesis)区别开来。理论寻求真理，生产寻求制造某种事物，而实践的目标是行动。该术语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哲学有关知识划分的争论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传播政治经济学

044

实践在哲学家康德(Kant，1724-1804)、黑格尔(Hegel，1770-1831)和马克思的著作里占据了核心位置。对于康德来说，实践或者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在由完备理性构成的理论的统一体里占据了首要位置。确实，道德被定义为“绝对实践的”。黑尔格也承认实践超越理论，但是瞩目于一种更高的统一体，只有这样，才能在自由在此绝对精神在哲学、艺术和宗教里实现自我中发现真理。马克思最早期的著作、一部论希腊哲学的博士论文也关注实践，坚决主张应该让哲学变成实践的。他对该术语的主要兴趣在于创造一个异化劳动(alienatedlabour)的替代选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将劳动从必然性的异化中解放出来，结果却代之以一种新的异化形式将劳动力简化为可销售的商品。革命的目标是将异化劳动转变为实践或者自由、普遍的自我行为。

葛兰西和卢卡奇利用实践攻击包含在《资本论》和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重读里的、更加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形式。通过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尤其是马尔库塞(Marcuse，1898-1979)和哈贝马斯(Habermas，1929-)的著作—他们将其定义为一种普遍的行动形式，劳动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从而增加了实践的重要性该术语进入了传播理论的争论。传统上，劳动在经济思想中占据核心位置，因为过去人类历史被迫栖息在要求人类劳动的必然王国里。当生产力发展了，提供了第一个克服必然性的历史机会，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转向了其他形式的实践，以预见构成自由王国的要素。在他对马克思的批判里，哈贝马斯(Habermas，1973)主张区分工作(work)，或者有目的的理性行动，与互动(interaction)，或者传播行动。可以理解，马克思受前者吸引，因为劳动对资本主义带来的转变非常重要。可是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社会实践既是由工作、又是由传播行动组成。后者，基于双方同意的规范和构成性的象征，在能够摆脱限制民主和开放传播的种种歪曲的条件下，提供了另外一种社会生活模式。

第二章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定义和特征

045

实践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和实质前提都很重要。简言之，实践指导着一种知识理论，将认知视为正在进行中的理论和实践产品。它反对那些断定真理只可能由沉思产生的认识论，认为它们以偏概全。知识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磨砺和提炼概念思想的过程。它更多地源于概念和实行的相互构成。①实践也在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发展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毕竟，政治经济学一开始是作为古希腊城邦的家政管理和控制的实践活动。亚里士多德将其放置在实践学科当中，其智慧会指导统治者的行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在渴望理解财富和生产能力的源泉与需要就适当的劳动、贸易和社会福利政策向高层提出建议之间存在显著的张力。那些接受马克思主义传统教育的人明确合并了政治经济学家和行动主义分子的角色，一个例证就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概念。由于反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葛兰西身陷图圄，他在监狱中所写的著作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典范，无论他们接受的是理论的分析工具教育，还是实际的政治斗争和抵抗的常识教育。

在知识领域一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紧张局势在继续。在此，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努力推进以数理的严密来净化经济学，并将其建议出售给企业和政府。这并不是说，由实践提出来的问题与包罗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完全相同。更加重要的是，不管人们多么努力地尝试，也不可能逃避实践为在这些领域工作的学者提出的问题。特别是，政治经济学与政策研究紧密纠结、不可分割，传播政治经济学需要既探讨这种关系的优势，也探讨其隐患。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 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概念与实行的二元分立视为异化过程的一个主要阶段。布雷弗曼(Braverman，1974)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开创性的研究运用了这种二元分立。在皮尔士(Peirce，1839-1914)、詹姆斯(James，1842-1910)和杜威(Dewey，1859-1952)等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里，它尤其在实质上如果不是在名义上占据显著地位。在其传播研究史里，哈特(Hardt，1992)建议，实践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之间搭建一座桥梁。

046

结论

本章通过将政治经济学描述为一种包涵广泛、变化多端的社会分析理论，为详细考察传播政治经济学设定了舞台。首先通过一系列定义，本章表明了政治经济学如何从家政和社区管理的实践问题中发展出来。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史以一种争论为显著特征，一方认为本学科应该包涵全部范围的社会活动；另一方接受一种更加狭义的、科学的控制范围，即使将研究局限于运用数学话语、以可被证伪的命题方式表述的经济现象也在所不惜。本章着重论述了在传播研究中被用到的两种定义。一种集中关注支配资源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另一种关注控制与存在的广泛问题。

在介绍和评价定义以后，本章开始论述交互构成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特征。这些包括社会交换和历史、社会整体、道德哲学和实践。政治经济学发源于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此时它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些概念。它们的意义随着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秩序的检验和反正统的知识界潮流的挑战而不断变更。

第二章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定义和特征

047

第三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起源与古典范式

政治经济思想史倾向于以两个时代为起点：或者是古希腊时期，政治经济学一词的词源学起源正是由此发端；或者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道德哲学家们，以亚当·斯密为顶峰。①不管选择以哪个时代为起点，凡是回顾主要历史，都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历史都建立在一种“元叙事”(metanarrative)的基础上，它将本学科牢牢植根于西方白人男性知识分子活动的特有模式。引用一个著名的遗漏例子：各种历史都忽略不计阿拉伯世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正是阿拉伯世界的社会科学，尤其是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的著作，在好几个世纪以前就预先提出了我们西方所谓的“古典政治经济学”(classicalpoliticaleconomy)。②本纵览面临的困难之一就是，在短短的篇幅之内，既要介绍作为经济学传授给大多数人的经典理论，又要介绍旨在修正和改革它们的另类观点，必须平衡两者。③有了这样的目标，本章的基本任务就是概要综述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分析特有的传统，为下一章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好准备。

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启蒙运动的两大支柱为根基：笛卡儿(Descartes，1596-1650)的理性视界和培根(Bacon，1561-1626)的经验主义理论。总之，它寻求通过将物理学原则应用于18和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拓展17世纪物理科学领域的革命。如贝尔(Bell and Kristol，1981)所提醒我们的，从研究具体对象转变到专注于诸如质量、加速度和速度之类的抽象属性对科学计划具有重大意义。对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继承人亚当·斯密及其英国同济大卫·李嘉图、罗伯特·马尔萨斯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这就意味着确定经济恒量，它们构成了一个正在经历巨大转变的世界里稳定、基本的现实。这些当中最重要的理论可能就是将价值的概念与生产劳动挂钩，这与当时盛行的观点大相径庭。他们的论敌、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s)为当时盛行的观点辩护，坚决主张经济财富仅仅根植于土地中。

048

专注于价值、价格和成本之类的变量导致以数学形式描述其相互关系的抽象法则。此外，通过将价值的特定概念从重商主义者(mercantilists)所看重的黄金和其他贵金属、还有重农主义者所重视的土地这些狭义的背景中抽取出来，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为将他们的“法则”广泛应用于所有形式的产业和贸易开启了方便之门。古典理论并非经济学最早的学派，可是它可以说是最早的这样一个体系，即一整套人们相信适用于所有经济活动的抽象变量。④

据罗尔(Roll，1942)所说，古典理论直接根植于三大传统。从洛克(Locke，1632-1704)的政治哲学视界里，它吸取了私利(self-interest)、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和劳动价值理论(labourtheory of value)等观念。重商主义者的思想贡献了交换价值(exchangevalue)的概念，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会在劳动价值理论中修正它。最后，尽管这也意味着否定土地为价值本源的观点，古典理论还是支持法国重农主义者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概念，与重商主义者支持援助经济的政府干预的观点相左。

第三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①即使是那些以现代为起点的学者，彼此也存在不同意见。大多数当代课本以斯密的著作开头。可是，有些课本以诸如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一类更早的人物开头。配第1690年的《政治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一书讨论了生产时钟的劳动分工，暗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来源。

② 我想感谢传播学者HamidMowlana提醒我这种遗漏。我的第一位经济学教授IbrahimOweiss 和我的思想史教授Hisham Sharabi努力拓宽乔治敦大学的优势传统。见Gran(1990)对西方政治经济学和伊斯兰思想之间关系的讨论。

③ 当《新帕尔格雷夫》(The New Palgrave)的编辑们受到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24-)的痛批——其书评刊登在《纽约时报》上——他们很知道这种平衡行为有多么困难。索洛反对在他眼里该书对批评理论的过度嗜好。他采用了一种宿命论态度，作出结论说经济学将永远“遭意识形态污染”。引用马克思主义(“最执著的”)但不包括奥地利派、后凯恩斯主义和新理查德主义，索洛攻击《新帕尔格雷夫》，因为它没有能够“令各种“理论’保持适当比例”。编辑们以一个计数回应，即大约15%的词条处于“当今专业领域的一致意见”以外(Amsden，1992：795-797)。显然，这种过度的离经叛道令索洛难以忍受。

④对斯密和其他人来说，抽象的方法是一般性的，不仅仅局限于分析经济活动。正是这一点，使得一位论述斯密评价宗教市场的评论家称他为“第一个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者”（Anderson，1988)。

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