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继承启蒙运动的传统，古典理论家们主张个人能够运用理性最大化私利，并由此最大化社会利益。后者被简化为既没有独特存在也没有目的论的个人的聚合体。社会事业机构是人类相互作用的自然产物，可是应该以怀疑的眼光加以警戒，因为它们倾向于限制个人选择和社会交往的自由，包括观念、商业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只有个人自由才能最大化效率，由此最大化国家财富。政府机构特别值得警戒，因为主权国家的传统赋予国家保卫领土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很容易被用来创造特权，包括会抑制产业和贸易的政府企业。

古典理论内部形形色色的变体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提供了大量可支持、可辩驳的话题。最有权威的观点就是亚当·斯密对私利超越善行的响亮辩护：

我们所期待的饭食，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或者面包师的善行，而是来自他们对本身利益的关注。（1937，第1卷，第2章：14)①

这种理论走向极端，会驱使托马斯·马尔萨斯赞成让阴沟污水在城市街道自由横流的做法，以此手段消灭弱者，确保人口控制和最适者生存。根据这种观点，政府不应该采取措施控制疫病的蔓延，因为这样的举措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只会带来更多的贫困。为什么？因为不加限制地将人口和资源转向最弱者只会削弱社会的长远实力。①但是，尽管对政府管制抱有种种戒心，即使是亚当·斯密也否定了应该将国家的作用仅限制于国防一途的观点。承认劳动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那个赞成在别针制作过程中实行分工的人也承认“如果一个人一辈子仅仅从事几项简单操作……通常会变成一个极端愚昧无知的人，除非政府设法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1937：734-735)。此外，在《道德情操论》（写于1759年，比《国富论》早问世17年)一书里，亚当·斯密攻击霍布斯(Hobbes，1588-1679)的自我利益观，提倡对他人行善(Smith，1976：71)。本书无意辨明两种观点中的哪一种真正代表亚当·斯密，而意在建议亚当·斯密被批评家们过度简化，特别是那些认为他捍卫自由化市场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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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密关于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引文被反复引用。另外一段也是出自《国富论》的引文表明，他对私利压倒一切并不感到完全自在：“看来，专门利己、毫不利人在全世界的每一个时期都是人类主宰的卑劣准则。”（第3卷，第4章，第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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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李嘉图(1819)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48)的著作进一步偏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毫无赧颜地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学根据地的形象。他们对自由市场分配后果的注意引发了不平等和剥削的幽灵。李嘉图将最强烈的批评瞄准靠拥有土地牟利，认为这是利用控制关键资源来抬高租金，既损害工人也损害资本家。密尔本质上是个实用主义者，虽然跟社会主义也打过一点擦边球，但还是退步抽身，转而提倡推广教育以控制人口，由此减少贫困。只有空想社会主义者(UtopianSocialists)、当然还有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才会将系统地反对不受限制的市场摆上知识界的日程。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重要，有好几重原因。尽管彼此观念歧异，他们都同意价值由生产劳动决定，从而成功地将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从当时的主流观点转移开，即将经济价值等同于黄金、其他贵金属和土地。他们懂得市场分工创造财富的威力。他们还意识到，这种实践的扩展正在转变世界。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他们对自己刚刚开始经历的变革的总体利益抱有深刻的怀疑。

第三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① 马尔萨斯对政府干预的坚定抨击并没有延伸到《谷物法》（CornLaws)，该法允许政府通过高关税保护英国地主。马尔萨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更类似“伦理学和政治学，而不是数学，在这个案例里根本就不适用”（Lux，1990：41)，由此支持了谷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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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理论受到了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有力批评。在转向这些为另类观点奠基的批评之前，有必要考虑一下古典理论何以在某种本质意义上难以自圆其说。尽管注重自由和个体性，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国家主义的目标视为当然。例如，亚当·斯密的主要著作旨在解释和推进国家的财富，而他指的基本上就是英国的财富。贸易会提高一个或更多国家的生产率。正如琼·罗宾逊《经济哲学》（EconomicPhilosophy)所言，尽管他们的理论“声称自身基于普遍善行，可是不用说，它们动辄从国家收入的角度谈论问题……只要操心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就差不多足够了”(1962：125)。国家主义霸权如此强大，以至于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成功地使更早期学派确立的许多观点比方说土地是财富之源去除了神秘，它还是完全忽略了国家福利和普遍福利之间的冲突。

第二节 激进派的批判

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对古典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从以其名义实施的政策对人类造成的破坏，到其声称的信奉启蒙运动合理性的理论缺陷。他们的激进反应受到工人及其他社会运动的支持和鼓舞。通过吸纳应工业革命而爆发的民主力量，这些运动扩展了知识界的批判。

空想社会主义批评家们参与了诸如英国平均主义者(Levellers)和法国大革命激进派之类争取民主、反对政府的社会运动，由此建立起自己的论点。戈德温(Godwin)和佩恩(Paine)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抨击协助激发了美国革命)记录了随着政府取消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防止穷人饿死的保护措施，剥削日益增长。此外，他们攻击古典理论没有能够运用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反对新经济学的基石：私有财产。如果一种学说体系维护将人民大众从他们自身血汗劳动的成果里排除出去的做法，还有哪种体系[或者用卡莱尔(Carlyle，1795-1881)的术语“沉闷科学”(dismal science)]会比这种体系更加不合理呢?这种强烈的道德呼吁和政治承诺驳斥了古典理论的回击：由于人口增长、土地缩减，饥饿和贫困不可避免。后来的几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欧文(Owen，1771-1858)、傅立叶（Fourier，1772-1837）和圣西门（St.Simon，1760-1825)都力图通过明确提倡有规划的、地方自治的社会来修正他们所谓的市场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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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理论就建立在这种批判之上，一方面接受空想社会主义者将争论的要点转向平等和社群，另一方面又反对为了捍卫抽象的、唯心主义的人性观，以道德义愤代替持续的唯物主义分析，不管这种义愤何等有道理。他的分析能力本身吸引了众多批评家，但也赢得了他们勉强的和甚至不那么勉强的尊敬。①本纵览不可能也不打算充分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其巨大遗产的众多阐释。本纵览旨在描述从批判古典学派衍生出来的一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主要脉络。

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在古典理论的诸多贡献之上。他接受了将劳动力作为价值主要来源的理论核心，但同时也系统改造了该理论，考虑了劳动力的使用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别，由此可以发展一种剥削理论。这种理论识别出劳动力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差异或者剩余价值(surplusvalue)。由于增加工作时间[绝对剥削(absoluteexploitation)或者在工作时间增加工作过程强度[相对剥削(relativeexploitation)，结果导致剩余价值增值为资本。

第三章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①在1942年，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马克思的反对者当中比较有才气的一位，对此有相当精到的论述。在一个庆祝“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终结”的时代，这些话格外意味深长：

大多数智者的创造或幻想在一段时间以后会永远湮灭，这段时间短则餐后一小时，长则一代人。有些却不会。它们经历低潮，但又重新崛起，并不是作为已经面目全非的文化遗产成分，而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带着个人的伤疤，人们看得见、摸得着——这些我们称之为伟大的创造或幻想——将伟大与活力联系起来并非这种定义的短处。在这个意义上，这番话无疑正适用于马克思的要旨。(1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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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反应来自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将这种理论尤其是它的劳动力观历史化的全面努力。古典学派对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很感兴趣，可是在审视资本主义本身的时候，除了关于资本主义是否蕴含固有的、天生的贫困化倾向这一问题的特定争论，倾向于限制运用其历史想象。对于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是一种具备空前活力的体制，通过新技术和组织劳动过程的新形式，不断革新自身的生产过程。尽管资本主义不断面临冲突和斗争的大漩涡，在此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的实践和形式，最终，没有任何习俗、仪式或者价值可以阻碍市场的发展、商品(包括劳动力)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增长。资本家不断革命的倾向，即熊彼特(Schumpeter，1942)后来恰当地称之为“创造性毁灭”(creativedestruction)的过程，只能被资本主义本身能够释放的各种力量毁灭。这些力量包括劳动阶级，被定义为那些被迫出卖劳动力并放弃控制生产资料的人。

古典理论识别出驱动资本主义的各种力量，可是倾向于将其视为天经地义。①马克思寻求把资本主义放置在历史的辩证发展当中，但是采用唯物主义的视界，从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的既定倾向中挣脱出来。这些倾向集中体现在黑格尔的著作当中，最看重观念、信仰和政府或者国家的历史。①实际上，除了大量继承黑格尔的传统，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和实践哲学的目标(旨在融合理论与实践)，马克思还接受了革新其理论的挑战。要实现这一目标，他的做法是展示即便处于不是自己创造的外部条件之下，人们如何创造历史和他们自身。对于马克思而言，历史首先意味着人们如何通过劳动创造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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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强调了这一点。在《资本论》里，他如此批评其理论体系：

这些提法带有属于某种社会形态的明确印记—在此社会形态中，生产过程控制人，而不是反之—在政治经济学家们看来，这些提法是一种不证自明、由自然施加的必然，正如生产劳动本身一样。(1976a：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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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激进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发展出一种同样激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观。资本主义是一种物质体系，并非因为它看上去是一种物(机器、工厂、产品等)的体系，而是因为它包含了一整套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社会关系。自然主义的外表掩盖了大抵上按照社会阶级重组社会生活的实质。此外，对于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是一种物质体系，并不是因为它从事商品生产这一点很重要，可仍然只是商品的本质。即便如此，马克思还是大量阐释这种本质。试想，《资本论》(Capital，1976a)—可以说是他最成熟的著作—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是“商品”。可是正如前一句所表明的，尽管商品无处不在，却仍然只是一种表象的无处不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以商品巨额积聚的方式出现”（1976a：125)。剥去层层表象，我们就会发现一整套社会关系，尤其是“全部商品只不过是一定数量的凝结劳动时间(congealedlabour-time)”(1976a：130)。

广言之，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体现为大量生产者，他们不拥有生产工具，而是被迫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一个业主阶级，这些业主通过不同的公司组织起来，在各种商品、劳动、原材料和资本的市场上展开竞争。竞争驱动这些不同的公司为了增加资本积累，通过剥削劳动力最大化剩余价值。马克思主义文献充满了对劳资关系准确定义和后果的讨论。尽管如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倾向于主张，建立在资本/工资一劳动力关系之上的体系导致劳动日益机械化、资本集中化和集权化，还有周期性危机其中过度生产的倾向很可能最明显(Mandel，inMarx，1976a：82)。这一观点无疑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著作衍生而来，特别是李嘉图及其中间偏左的追随者。可是，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人敢如此透彻地分析资本主义，那些表面特征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个自然的、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世界，马克思却寻求剥除那些表面特征的威力，揭露出一整套具有社会活力、但本质上自相矛盾、因而不稳定的社会实践和社会阶级关系。

第三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①马克思对“纯正社会主义者”(TrueSocialists)的批评很辛辣，认为他们拒绝正视冲突和变革的物质主义根源：

很难理解，如果这些纯正社会主义者与哲学家一起相信所有真正的断裂都是由概念的断裂造成，他们为什么还要提到社会。基于对概念创造或者毁灭世界的力量的哲学信仰，他们同样可以设想，通过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取消”概念，某些个人就“取消了生活的断裂”。(1976b：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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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众多批判当中，有一点对于传播研究格外重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析走得还不够远。这并不是指广为传播但基本错误的观点一马克思错过了今日管理资本主义和服务经济的兴起。对威廉斯(Williams，1977)、鲍德里亚(Baudrillard，1981)和达拉斯·斯迈思(DallasSmythe，1981)等同情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来说，与本质主义的狭隘劳动观所造成的后果相比，这些根本就无足轻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非常重视劳动的概念。在其早期著作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该书是早期马克思与《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之间的过渡)里，马克思将劳动想象为一种广义的范畴，包括人类构造自身和历史的社会活动。可是，即使在此处，重点也是在于劳动的工具性和生产性，而不是在于它的表现性和构造性。《资本论》将劳动看得更加具有生产性。根据马克思的辩护者，这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将劳动简化为工具性-生产性的工资关系，将人简化为生产对象或者仅仅是生产要素。可是，将劳动视为根本的物质活动、但又将其缩小为工资体系的理论的一个后果，就是劳动者的其他物质实践被最小化。对于那些与传播息息相关的物质实践，诸如文化、语言和社会再生产，尤其如此。那些实践被当作非物质的，依赖于由劳动定义的物质基础，并在走极端的理论里成为物质基础的上层建筑反映。根据哈拉维(Haraway，1991：132)的观点，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劳动包括人类本身的生产，他们最为重视的还是存在手段的生产，由此对于自然性别/社会性别(sex/gender)的劳动分工以及其他一些理论，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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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政治经济学基于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进行批判对抗，一大主要任务就是展示传播与文化如何构成物质实践、劳动与语言如何互为本质、传播与信息如何构成同一社会活动—意义的社会建构的辩证实例。将这些任务放置在理解权力(power)与抵制(resistance)的更大理论框架内，会将传播直接纳入生生不息、仍然与当前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中(Potts，2005；Saad-Filho，2002)。

第三节 保守派的批判

回应18世纪后半期震荡欧洲的社会和知识界转型，英国保守主义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955：86)声称：“骑士时代结束了。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谋略家的时代已经到来，欧洲的光荣永远暗淡下去。”对于伯克来说，法国大革命不但作为政治方案失败了，也是知识界的一场灾难。对于他和托马斯·卡莱尔等其他保守主义者而言，法国大革命证明了一种启蒙主义观点的彻底失败，即宇宙是一个宏大的理性机器，就像时钟一样，可以被认识、修理和改善。毕竟，这场革命以理性、民主和自由的名义进行，而它带来的却只是恐怖、大屠杀和独裁主义。根据这种观点，社会并不是一种机械结构，可以拆开以后再重新拼接起来，而是一种脆弱的有机组织，由传统和智慧连接在一起(Gray，2007)。

这种本质上反现代主义的观点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支持者能够改善物质或者理智生活不抱希望。事实上，卡莱尔是将政治经济学称为“沉闷的科学”的始作俑者，还说政治经济学比“猪的哲学”好不了多少。如果伽利略和牛顿的大时钟对社会起不了作用(实际上，它只是增加了狂妄自大，由此激发了许多失败的革命)，那么它对由它激发的经济模式也起不了作用。保守主义者特别反对这种假说：经济增长源于个人出于自我利益而理性地寻求最大化自身财富。亚当·斯密笔下的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自我利益也可能会驱使他们互相毁灭。财富的增长毋宁说起源于一种有机秩序，这种秩序令人们尊敬传统，传统令人们清楚地了解自身的社会角色以及驱使他们行使该角色的道德基础。与此不同的观点可能在短期内奏效(尽管法国大革命刚好证实了这种奏效究竟多么短命)，可是长远来说，理性的自我利益是社会统一体一种脆弱的根基。

第三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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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极端的保守主义观点赞成所有对等级制度和差别的维护，不管是基于社会性别、种族还是阶级。自然的秩序会由富有的白人男性领导。在他们的阵营里，没有密尔、马克思或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aft，1759-1797)，他们捍卫必须以平等作为有序社群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比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更加支持劳动者。例如，卡莱尔(1984)建议赋予劳动者更多权力，以便在工作场所创造更多的集体感与和谐感。他还支持政府干预，以规范工作场所的健康与安全，并对那些被摈弃于体系之外的人提供社会援助。在他们的阵营里没有马尔萨斯，他支持放任污水横流，以此手段控制人口。可是，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受到欢迎。不管在承认劳动者和穷人的需求方面，两者在表面上如何契合，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模式在根本上互相抵触。保守主义者拒不接受改善社会变化最恶劣后果的社会干预。他们反对由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坚决贯彻的启蒙主义观点，即个人可以干预社会生活，以根本改变其各种安排，创造一个更加理性的世界。他们尤其反对赋予大众权力，以实现这种社会改造。

第四节 从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之间并没有一个突然断裂，所以很难准确界定两者之间的时间分界。然而，大约在19世纪后半期，好几种新发展开始汇合成一种系统表达，最终体现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这种转变的关键来源之一就是，人们越来越愿意接受边沁(Bentham，1748一1832)对古典主义为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辩护的功利主义攻击。边沁(1907)认为，快乐和痛苦而不是某些宗教或者自然法规是伦理道德行为的惟一决定因素。对他而言，哲学家的任务之一是开发一种幸福计算法(Felicific Calculus)，基于最大化快乐超过痛苦，准确衡量社会福利；之二是推荐必要的社会变革，以实现这一目标。在其1870年出版的会重新命名这一学科的著作里，杰文斯显然吸取了边沁的观点，将经济学定义为对“效用和私利机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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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我们以最小努力实现最大目标的需求，即最小程度地牺牲不想要的东西，以此为代价最大程度地获取想要的东西—换句话说，最大化快乐就是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1965：101)①

不像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不关心如何测定人们的需求(needs)和权利，不管它是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相反，由偏爱(preferences)表现出来的欲求(wants)即在资本、劳动力、消费品和服务市场上可确定、可衡量的选择才是本学科的实质。并且，经济学并不那么关注一样商品的绝对效用，它更感兴趣的是最后可以买到的一样商品的效用，或者它的边际效用(marginalutility）。1871年，英国的杰文斯和奥地利的门格尔(Menger，1840-1921)，还有稍后一点，美国的克拉克(Clark，1847-1938)，重申了这种观点：在一切同等的情况下，任何商品或者服务，越容易得到，效用就越低。正是边际单位最后也是最不被欲求的单位一的效用决定了所有单位的价值。此外，边际的概念可以从对一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延伸到其供应。李嘉图证明了，农业生产的持续压力驱使土地拥有者耕作相对不适合耕作的边际土地，结果提高了生产成本。杰文斯及其同时代的人注意到制造业也存在同样趋势：当工厂强迫从机器和劳动力中获取更多的时候，就会引发成本的增加。结果，供应的一方同样面临回报减少的问题，效用将由边际确定。

第三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①尽管边沁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其著作深深植根于可以说立场更强硬的前辈著作。试想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1711-1776)关于在图书馆里披沙拣金的话语：

如果我们手里拿着任何一卷书，比如说神学或者大学玄学方面的，让我们问一下：这本书是否包含任何有关数量或者数字的抽象论证？没有。它是否包含任何有关事实或者实体的实验论证？也没有。那么将它付之一炬，因为此书除了诡辩和幻想以外，不可能包含任何其他东西。(Ward，Trent，et al.，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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