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这一见解将由众多继承者阐释发挥，不过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一般被认为是构筑新古典主义体系的集大成者。简言之，市场价格(对商品、服务、劳动力和资本而言)由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向下是因为消费在边际不断减少的倾向)和向上倾斜的供应曲线(向上是因为成本在边际不断增加的倾向)的交点确定。在《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里，马歇尔将该观念发展为一种论域(universe of discourse)。20世纪在新古典主义世界中制造出主要分裂之一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 Keynes，1883-1946)称之为“一个十足的哥白尼体系，在其中，经济学宇宙的所有元素通过互相平衡、互相作用而各安其位”(Heilbroner,1986：208)。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初版于1890年，又不断出新版，直到1920年为止。该书由两大概念驱动，正是这两大概念持续表明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其一，尤其是追随瓦尔拉(Léon Walras，1834-1910)的著作，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秩序，即描述各种力量的相互均衡。正如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识别出物理世界的本质和谐，经济学家会找到并描述各种经济单元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维系了商品世界的平衡。用瓦尔拉的话来说，运动主要是由摸索(tatonnement)组成，即个人对来自外部环境的信息作出反应，摸索着前进和后退。其二，正如该书卷首题词所简洁表述的，“自然从不突变”。经济学的宇宙，正如牛顿学说的宇宙，由细小的、增量的变化构成，因此偏爱将范围更广大的公共机构安排视为天经地义的分析。从这些观点不难得出下列结论，对此杰文斯的论述最为清晰：“经济学，如果要成为一门科学的话，必须是数理逻辑的科学。”（Galbraith，1987：125)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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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成为一门数理的、简约的科学，经济学放弃了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基本特征。在对均衡状态大感兴趣的前提下，经济学就会集中关注共时性分析，而忽略对历史的传统兴趣。断定对体制变化和结构改造的研究无法达到数理的精确性，经济学就会将自身对社会变化的兴趣局限于在普遍的均衡格局内细小的、增量的调整。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期。然而，他们显然无法分析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转型阶段，尤其是在这种转型以分崩离析和剧烈变动为特征的时候。

此外，简约要求经济学放弃理解范围更广的社会整体。这种新的经济学科学没有给政治留下任何空间，因为过去没有、将来也很可能永远不会有哪种工具能够以数理的确定性研究政治制度。①经济学最好放弃理解那些社会制度、心理力量和文化价值的目标，而政治经济学主张这些对于全面分析不可或缺。即使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的兴趣倾向于和他的政治经济学前辈及同侪一样广泛也提倡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严格限定于“与获得和使用幸福生活必需的物质最紧密关联的那部分个人和社会行动”(Clark，1991：92)。不像其他那些理论家仅仅分析如何分配稀缺物质资源以实现任意目标，马歇尔的兴趣和评论对象是工作场所和社会的权力分配。尽管如此，经济学分析必须能够经受住数学严谨性和科学客观性的考验。这就意味着与社会学、政治科学还有历史划清界限。

这还意味着与道德哲学一刀两断。在一个转型阶段作研究，最优秀的新经济学家们都相当精通他们正在抛弃的理论。例如，马歇尔就研究过伦理学，对康德和黑格尔的道德关怀理论展示出扎实的理解。他真诚关注环境污染，还有市场无法提供诸如教育一类惠及全民的商品。尽管如此，马歇尔和其他新经济学家坚决主张，经济学家应该研究由偏爱体现出来的欲求，而不是由一种道德哲学确定的需求。当然他们会承认，欲求常常从一种道德立场中形成，但是这种道德立场与理解欲求的经济学意义毫无关系。所以，尽管人们可能对道德关怀的问题抱有知性的，或者更加宽泛地说，人本主义的兴趣，将这些纳入经济学分析将不会取得多少进展。

第三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①杰文斯承认“谈到政治，我承认自己如坠五里雾中”(Heilbroner，1986：184)，此语在新古典阵营中颇有代表性。难怪他推荐以经济学的名称代替政治经济学“我们学科又古老又麻烦的双词名称”（Clark，19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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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层层削皮的过程导致经济学家搁置了对社会实践的兴趣。正如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在大学里日益体制化，受制于支配学术分工的种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结果，大学教师越来越可能与社会运动脱节，与大学以外的广大公众脱节。有些人，比如制度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抵制这种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更加典型的情形是，大学教师在相对舒适的大学生活里安顿下来，远离可能具有破坏性的人物和事件。一言以蔽之，数学和科学方法的正统性也带来了沉重的代价：搁置政治经济学和历史整合、社会整体、道德哲学和实践，使其不再在研究和学术生涯中发生意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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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海尔布龙纳沉思他所谓的“第一等的知识分子悲剧”所导致的后果：

因为要是学院派对社会底层予以关注，要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拥有霍布森(Hobson)\*那种令人不安的视界，或者埃奇沃斯(Edgeworth)\*\*拥有亨利·乔治(HenryGeorge)\*\*\*的社会不公观念，20世纪的大灾难可能就不会突然爆发在一个对于激烈社会变革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世界上。(Heilbroner，1986：211-212)

\*JohnHobson，1858-1940，英国经济学家，批判帝国主义，积极投身于英国社会改良运动。——译者

\*\*FrancisYsidroEdgeworth，1845-1926，英国经济学家，热心于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到经济学领域中。—译者

\*\*\*Henry George，1839-1897，美国政治经济学家，提倡征收地价税，其名作《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Poverty)讨论了社会不平等、工业经济的循环特征与可能的救治方式。——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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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一定要抗拒评论一门学科的早期历史、就仿佛它仅仅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现象的根源这种可理解的倾向。今天的经济学家并非杰文斯、门格尔、克拉克、瓦尔拉和马歇尔的必然结果。从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转型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和学术冲突。想想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奥地利和剑桥分支之间的种种歧异吧。前者以门格尔和庞巴维克(Böhm-Bawerk，1851-1914)的著作为基石，后者奉冯·米塞斯(vonMises，1881-1973)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Hayek,1899-1992)的著作为圭臬(Boettke and Storr, 2002； Chang,2002)。有感于哈布斯堡帝国长期、缓慢的衰落①，又在道德上拒斥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更切近的威胁，这些经济学家们极力主张纯粹资本主义的美德。他们的著作为新古典主义的方法高声辩护，认为为了实现纯粹的市场经济，付出任何代价都不为过。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够提供供给和需求的规范，这对于保证最有效地分配资源(包括商品、服务、劳动力、资本和理性行动所必需的信息)至关重要。市场为本身提供了道德依据。

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另一主要分支或者剑桥分支就不那么愿意全盘接受这种个人主义的、以市场为中心的理论。马歇尔传统的继承人，尤其是庇古(Pigou，1877-1959)、罗宾逊和凯恩斯，尽管基本上接受了这些观念，还是很关注各种各样的市场失效和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正是这些为包括政府干预在内的补救机制提供了依据。庇古论外部效应的著作被用来为下列政策辩护：分别对创造出净外部成本(externalcosts)的公司征税，对创造出净外部利润(externalbenefits)的公司提供津贴。发现市场无法保证充分的就业产出，凯恩斯推荐政府的财政干预。

这些在发展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出现的争论揭示了在当代继续引发重大问题的种种困境(Colander，Holt，andRosser，2004)。在这种理论内部，以下这些根本问题出现了：我们要继续信任市场，把它当作最好的、甚至可能是惟一的方式来组织和分配包括传播和媒介在内的资源吗？还是说，政府应该以干预的方式调节甚至经营传播和媒介，由此确保人人都花得起钱接触形形色色的内容和各种各样的媒介？

第三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①哈布斯堡皇室：德国皇室的一支，繁荣于13到20世纪的欧洲，包括奥匈帝国皇室(1276-1918)、西班牙皇室(1516-1700)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室(1438-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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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很难预见到新古典主义模式的成功。实际上，在20世纪早期的数十年里，一直到1930年左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再在大众中流行，因为它看上去太学院、抽象、与历史无关、无法分析大型纵向联合公司的增长，这种增长在几乎所有的主要产业内不断吞没竞争。通过开发新的工具并对来自右派和左派的各种攻击作出新的回应，新古典主义模式实现了自我拯救。统计分析和经济度量模型的增长为该理论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和同样重要的看似强大的工具，以此再现经济状态并模拟种种变化对其主要特征的影响力。①另外，张伯伦(Chamberlin，1899-1967)的著作论述了如何思考垄断性竞争，凯恩斯的著作强调了资源固有的不均衡和未充分就业的倾向，导致一些新古典主义者吸取了中间偏左批判的要素。此外，货币数量论(quantity theory ofmoney)的发展也加固了新古典主义思想的货币主义(monetarist)分支。这些发展帮助奠定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所谓的“经济学黄金时代”—大致从1947到1973年—的基础。这些年刚好也是战后的大繁荣时期，表明经济增长也给主流经济学打了一剂强心针。

今天，新古典主义理论在政治谱系内占据了中心和中心偏右的空间。中心反映了凯恩斯理论的残余，即反对将商业周期当作市场活动的自然产物，而市场活动总是发出正确信号、令人们做出合理抉择的观点。对凯恩斯及其追随者而言，这种信号机制的代价，即高失业和深刻的贫富不均，不值得赚取的利润。根据这种观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正是经济政策集中关注储蓄不足、假定后者会被自然而然地导入生产性投资的必然后果。凯恩斯(1964)说明了在经济萧条时期，这种情况完全不可能发生，而储蓄没有被转化为投资的后果会随着经济发展成倍增加，由此进一步恶化经济衰退。凯恩斯理论提倡政府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增加消费，以逆转消费者和商业开销的下降，最终刺激投资。短期看来，这会创造政府帐户的预算赤字，可是一旦扩张开始进行，经济增长和控制政府开销所带来的岁入增加会抵消这些赤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多种形态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学科和经济政策。①20世纪50年代的持续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学家们将凯恩斯理论的财政政策视为资本主义习惯性盛衰循环的解决方式(Heller，1967)。迄今为止，由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15-2009)编写的权威课本将凯恩斯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分析的金科玉律。可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全球衰退带来了新的问题经济“滞胀”(economic“stagflation”)，即增长缓慢与通货膨胀并存，提醒人们经济学为何被称为“沉闷科学”，引发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双重转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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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应低估这些工具的纯粹形式美产生的吸引力。正如传播哲学家肯尼思·伯克(KennethBurke，1969：58)曾经提到的：“易受形式影响为赞成与其相一致的事物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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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70年代晚期，像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12-2006)一类中偏右的经济学家提高了他们对于学科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力(Klein，2007)。与凯恩斯主义者相反，这些货币主义者认为阐释机制的基石是货币的供应(money supply)，还有以通过削减政府开销和提高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为中心的政策建议。尽管他们承认，短期来说，收紧的货币政策势必导致更高的失业率，他们觉得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给全世界金融体系带来更大损害，值得付出这个代价。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府纷纷采用了货币主义的政策，利用他们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国际组织的控制，将其强加于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其他地区。今天，各种版本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学继续争夺新古典主义的主流位置，提出了这个理论范式的现状及其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价值等问题。更加根本的问题来自主流之外的数种思潮，下文就要转而探讨这些。

第三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①这些不同受到了国内政治考虑的深重影响。美国实施军事凯恩斯主义(MilitaryKeynesianism)，这种政策将公共投资主要导入了国防部门。西欧国家，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还有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倾向于围绕文官部门制定财政政策，支持国有公司和国内的社会福利项目，比如国家健康保险。

② 许多凯恩斯主义者为其分析和政策建议辩护，认为政府忽略了他们开出的在经济增长时期削减开支的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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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政治经济学的变体或者另类经济学

当代经济学提供了这个悖论：新古典主义理论，尽管内部存在种种分歧，看来在行业和公共政策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尽管如此，从熟悉的来源对此观点的批评在不断深入，新的声音也加强了这种攻击。下一节探讨这些批评学派，其中的几个帮助奠定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下一节介绍有些人声称的经济学的全面危机，以及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不同思潮之间的本质区别。这一讨论为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第四章铺好了基石。

新保守主义

由于主流经济学在政治谱系内占据了中间和偏右的位置，看似没有给保守主义者对主流的批判留下多少空间。尽管如此，人们可以观察到保守主义两大不同学派的重要回应，这两大学派经常互相竞争。一派的特征是，认为主流经济学在把全副注意力集中于经济行为方面过度谨慎。顶着“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sschool)、“新政治经济学”或者“实证政治经济学”等诸多标签，这种理论试图把经济分析的原理延伸到所有形式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Basu，2000；Klein，1999；Stigler，2003)。例如，斯蒂格勒(Stigler，1971)和威尔逊(Wilson，1980)认为，我们应该将规制(regulation)视为一种组织的市场，它倾向于被寻租的公仆俘获(capture)，他们为了最大化本人的收益，增加规制的数量和范围，尽管他们会限制人们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这一观点奠定了分析政府规制行为的基础。他们认为，政府而不是公众是规制的主要受益者。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种解决办法是削减规制，由此消除政府对竞争行为的这种限制形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局域和全球贸易协议，这种解决办法被日益广泛地运用于国际经济事务。这种观点在被运用于家庭、社会性别和性行为时，更加带有冒险精神(Posner，1992)。同样的论点被用于解释阻碍收养机构的长期延误和文牍主义，纠正方案也大同小异。据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Posner，1939-)法官所言—他是被当时的里根总统擢升为美国联邦法官的一位经济学家—效用要求通过建立一个他称之为“父母权售卖”(parental-right selling)的市场来分配婴儿。按照这种观点，新经典主义经济学太胆怯了：市场行为和边际效用的基本方案可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人类行为。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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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批评的另外一翼，在尼斯比特(Nisbet，1986)和克里斯托(Kristol，1983)的著作当中占显著地位的社团主义观点，对这种视界的某些方面提出了争议。尽管其观点根本没有新古典主义学派那般条理分明，他们批评后者忽略了政治经济学中政治的一面（StreekandKenworthy，2005)。在本质上，保守主义者为了保证科学性付出的代价就是释放政治，任其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所俘获。公共选择理论试图重新捕获政治，可是根据这种观点，这种尝试失败了，因为它过分信仰个人主义和契约主义。个人主义的反面就是将社会视为一个社群的总体，具有有机的规范秩序，经济行为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个人不是遵循理性期待，而是按照社会习俗行事，包括离经叛道行为的习俗，经常和经济学的逻辑毫无相似之处。这种形式的保守主义思想会建立一种政治经济学，需要识别传统的社会实践，确定公民的美德，实施政治干预以支持那种实践的道德价值。这种理论是社团主义的保守主义变体。按照这种理论，适当行为的最佳指南就是由各个社会机构的精英们建立的标准。公共选择理论喜爱“制造市场”(makingmarkets)，政治保守主义者们对此冷漠并往往很抵制，将其视为一种对固有道德秩序的入侵，往往还很激进(Camerer，et al.，2003)。

第三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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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保守主义立场相安共处，在于它们能够保持经济和政治世界的分界。在前者的世界里，效用(utility)占支配地位，而后者是习俗(custom)和秩序(order)的根据地。新的实证政治经济学和新的制度经济学(不要和下文将要描述的“旧”制度经济学混淆)的增长表明人们不满这种分界，以及这些立场可能不但与主流经济学频繁冲突，彼此之间同样频繁冲突(Little，2002；Furubotn and Richter，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及其追随者旨在建立的新“公民宗教”可能不会宣告一个太平王国的到来。

制度政治经济学

左派的主要既定异端立场吸收了制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前者主张经济的组织结构而不是市场是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主要动力，由此偏离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析组织结构包括制度历史、官僚行为的社会学、技术限制和机会的评估，以及社会习俗、法律和文化对价值的社会建构的影响。通过要求一种显然是历史的、整体的观点，制度学派寻求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了达到简约性、数理的严谨性和科学的合法性而放弃的观点放归原位。在其最基本的形式上，制度学派理论通过了解由社会习俗、社会地位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一切行为包括市场行为之上的种种约束，取代了新古典主义强调将市场作为社会价值的衡量标准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

制度理论的轮廓最初主要由索尔斯坦·凡勃伦、克拉伦斯·艾尔斯(Clarence Ayres①，1891-1972)、约翰·R·康芒斯和卫斯理·米切尔(Wesley Mitchell，1874-1948)勾勒。每个人——但尤其是凡勃伦——都描述了一个对新古典世界的异议看来占支配地位的世界。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大托拉斯公司和垄断公司看来嘲弄了位于新古典主义宇宙核心的竞争市场模式。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LeisureClass，1934)阐明了既不是理性也不是常识令顾客作出选择的观点。相反，顾客的决定基于埋藏于内心深处的非理性，表现在我们现在称之为“显性消费”的仿效有地位者的做法。凡勃伦既格外怀疑劳动阶级又格外怀疑商业领袖，前者宁可仿效而不是颠覆他们的老板，后者的“功能不是帮助制造商品，而是在产品的常规流动中制造故障，这样价值就会上下波动，他就可能利用这种混乱以渔利”（Heilbroner，1986：236)。追随圣西门以降的一条理论线索，他主张机器和工程师会最终取胜(O'Hara,2002； Lawson, 2005)。①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 原文为 Charles Ayres，有误，应为 Clarence Ayres。——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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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芒斯和他的追随者倾向于不同意这种结论，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解技术和制度的关系，将之视为集体行动的依据。但是，他们或多或少都同意下列观点：新古典主义理论无法解释当代经济的核心特征：竞争的崩溃和垄断的增长，需求和价值的社会建构，技术革新转变社会的重大意义。

当代制度理论以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肯尼斯·戈登(Kenneth Gordon)和瓦尔特·斯特拉斯曼(WalterStrassman)等人的著作为代表。当然，加尔布雷斯至今仍然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部分原因是他为广大公众写作，擅长以尖酸刻薄的机智为其散文增添风味，凡勃伦会很欣赏这种风格。②加尔布雷斯也使得一种制度理论的欧洲大陆变体熊彼特的著作为其典范广受欢迎。③通过攻击新古典主义关于在市场注册的需求体现了消费者主权的假说，他的著作延伸了凡勃伦对消费的分析。《富裕社会》(TheAffluent Society，1958)是最早研究广告企业如何影响需求的社会建构的著作之一。也许更重要的是，在《新工业国家》(The New Industrial State，1985)里，加尔布雷斯恢复了制度理论对技术和体制的传统兴趣，研究了他所谓的公司的技术专家控制体制(technostructure)。这意味着管理机构结合技术和组织的长处，使得公司能够以“杠杆收购法”①投资于具有规模和权力的公司，由此控制了形式上的自由市场。这样一种观点植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因为人们担心大型媒介公司有能力借助技术和官僚制国家，把持广播、印刷新闻出版、电信和电影的市场。

第三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① 凡勃伦不太相信高等教育理解这种分析或者根据这种分析采取行动的能力。他给自己的《美国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2005)一书起的副标题就是“对彻底堕落的研究”(AStudyin Total Depravity)。

②下文是加尔布雷斯评论单一的价格理论在流行经济学教材中的突出地位：“将来，过于关注自古以来所谓的价格理论以至于忽略其他理论的经济学家肯定会缩成一位知名人物，其成就不会超越凯恩斯的牙科医生。”(Galbraith，1987：289)

③众多学派都声称受到了熊彼特的影响。他不但留下了浩瀚著作，也留下了足够的含混多义性，对之很难简单归类。制度主义者声称继承了他的下列观点：经济权力的集中和笨重官僚机构的增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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