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其他当代制度学家，诸如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1910-1993)，把注意力集中在技术专家控制体制格外强大的表现军工联合企业的增长一和不同于集中化经济权力的体制。可是，他们都倾向于共享一种特征，正是这种特征将他们和新古典主义和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开来。制度学家将官僚体制内部的权力最大化视为不管是好是坏，比利润最大化更强大的驱动力(Hodgson，2004；Rutherford，200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有多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新古典主义综合学派展开了批评(Millard，2000)。在充分理解没有哪一种综述可以全面涵盖各种学派的前提下，本节研究受到马克思主义遗产不同因素启发和影响的主要范例。巴兰、斯威兹、曼德尔(Mandel)和冈德·弗兰克(Gunder Frank，1929-2005)之类政治经济学家的批评显然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们的著作信奉一种主要是决定论的认识论，论述了劳动价值理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斗争、经济权力的集中化、帝国主义和危机。它们攻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除了以增量的方式，没有能够有效地解释社会变革。在他们看来，向资本主义的演变和在资本主义内部向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少数几个大型公司把持市场和限制竞争的倾向的演变，代表了经济上的主要变动，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却基本忽视了它们。它们还责备新古典主义者创造了一种狭隘的技术性学科，无法研究更加广阔的社会整体，包括国家和社会的阶级斗争。此外，在对一种思想体系该体系满足于让市场把更多资源分配给广告而不是教育、并且忽视在全世界各地做生意的公司的剥削所进行的技术和道德分析当中，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投资者借巨款收购下一家公司，再以该公司收益还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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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五六十年代不断向前推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作出的贡献就很重大。鉴于其实践者不断受到攻击攻击者认为他们在“冷战”中站错了阵营，试图压制他们发表反对意见他们的贡献就格外难能可贵。当巴兰1964年去世的时候，他被公认为几乎是美国学术界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①可是，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学生运动带来的社会动荡促进了许多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的复兴。巴兰死后仅仅四年，在1968年民主党混乱的代表大会以后，一群美国研究生聚会成立了“激进政治经济学协会”(Union of Radical PoliticalEconomics，简称URPE)。协会在七十年代持续发展，在保守的八十年代大概保持1000名会员，成为一名会员(Miller，1992：4)所谓的“学术界最古老、最庞大的左派学科团体”。URPE继续致力于支持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直到进入新世纪。它不再是提倡异端研究的唯一组织(Markusen，2005)。事实上，“异端经济学学会”（AssociationforHeterodoxEconomics)加入了这种努力，提倡形形色色的另类观点，包括新马克思主义理论(Lee，2002)。

在那些不断将《资本论》更深、更广地运用于当代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延续人和那些追求在根本的意义上重新思考《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全部著作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并无截然的界限。在美国，《每月评论》(MonthlyReview)期刊及其丛书系列倾向于反映前者。比如，尽管也分析性别歧视和环境危机，它还是倾向于集中关注阶级分析，包括资本的结构和运作、社会阶级划分的本质和后果、劳动的过程、阶级斗争，也探究帝国主义与依附(Imperialismand Dependency)，包括在依附世界中的资本、军国主义、阶级压迫和斗争的全球化。

第三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①一位朋友在巴兰逝世的时候写道：“保罗·巴兰的去世几乎完全关闭了一个自称开放的社会的大门，显然，这个社会的制度完全无法容忍在学术界或者别处有任何其他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Miller，1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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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这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是世界体系理论的著作。它综合了以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Braudel)为先驱的法国历史编纂年鉴学派(theAnnalesschool)的唯物主义历史分析和美国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的全球社会学(1979，1991，2004)。批评家和支持者都承认唯物主义历史和社会整体的全面观在这种理论里占据了中心位置。这些观点紧密交织：历史忙于研究世界经济的发展，组成这种世界经济的是一个国际阶级体系，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心/边缘(core/periphery)等级制度，一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和一个世界市场(Chase-Dunn，1989)。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倾向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包括普遍化的商品生产、主要生产资料的私人专用和工资体系。他们早期由于忽视阶级分析受到批评，后来就开始吸收和分析阶级矛盾的场所，包括工厂、政府和中心-边缘关系(Sanderson，2005；Wallerstein，2004)。近来的著作表明他们越来越有兴趣将文化、传播和信息技术纳入对世界权力体系的思考当中。（Gunaratne，2005；Wallerstein，2001)。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也涉及公司体制和劳动过程的意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倾向于将公司的集中化视为可以通过探讨解决的异常现象。制度学家认为它嵌入资本主义的肌理更深，但是可以通过国家干预得以纠正(比如反托拉斯法和独立规制)。在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当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将集中化视为资本主义发展合乎逻辑的后果和危机的征兆。新马克思主义文献对经济集中化的意义没有前者确定，它对后福特主义、弹性积累、规制方式和自治的争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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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热烈。

这些争论对全球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显著变化包括生产技术、工业组织和世界市场的变革作出回应。有一种理论回应了这种观念，皮奥雷和萨贝尔(Piore andSabel，1984)的著作开创了这一方法。它们认为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从大众生产(福特主义)到定制生产或者弹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后福特主义)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涉及向一种新生产体系的转换，该体系基于生产一系列不断变化、多种多样的产品，按照特殊市场的要求定制，由复杂的(“智能的”)机器和有适应性、也有技能的劳动力制造。克里斯托夫森和斯托普尔(Christopherson andStorper，1989)采纳了这种观点，认为弹性专业化的过程减小了主要好莱坞电影公司的权力，由此开启了弹性专业化对媒介产业有何影响的争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评这种理论不承认弹性专业化实际上扩大了好莱坞大公司的权力，因为这使得他们既享受弹性生产带来的利益，又能少冒一些风险，因为这些风险被所谓的独立制片公司承担，好莱坞的巨头们实际上控制着这些独立公司(AksoyandRobins，1992)。根据哈维(Harvey)的论述，弹性专业化最好被视为资本主义增强了弹性积聚财富的能力(1989)。维恩(Wayne，2003)重审现在所谓的“大型综合好莱坞媒介产业”，通过呼吁传播政治经济学承认讨论弹性生产的价值，推进了这种理论。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公司将主要决策集中在金融和投资，而把运作的或者日常的决定交付给子公司或者同盟公司，其内部的弹性生产事实上增强了资本主义的权力，特别是大型企业。

弹性专业化理论的各种变体试图综合其对偶然性的接受，同时维护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在弹性专业化的文献里这种系统性倾向于消失。这些变体当中比较显著的一种是规制理论(Lipietz，1988；Boyer，2000)，研究基于积累制度和规制方式综合的资本主义连续发展时期。积累制度是稳定的，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可再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尽管受到全球经济的限制，却也包含国家和地区经济的独特特征，取决于其历史和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四大积累制度在现代资本主义史中被识别出来：广度积累(extensive accumulation)，泰勒主义(Taylorism)或者没有大众消费的强度积累(intensiveaccumulation)，福特主义或者包含大众消费的强度积累，和一种正在兴起的、包含定制消费和不稳定就业的后福特主义弹性积累制度。规制方式由制度和规范机构组成，它们保证在个人和群体的层次上顺应统治政权。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从垄断到弹性规制形式的转变，即广泛利用传播和信息技术，通过控制劳动的过程和消费物质及非物质产品的模式，将人们整合入社会。

第三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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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规制理论的系统批判更明确地主张转向后福特主义时期。这包括受到激进地理学(radicalgeography)浓厚影响的著作，试图整合后福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以分析在全球物质、信息和文化流动空间的变革(Castells, 2001； Harvey， 1989， 1999；Thrift and Crang, 2007)。批判也涵盖专注于政治科学制度文献的研究，主张从有组织资本主义到无组织资本主义(disorganizedcapitalism)的转变(Lash and Urry，1987)，这种研究近来被应用于理解全球文化产业(LashandLury，2007)。最后，有理论试图通过审视革新和发展的各种长期浪潮来理解资本主义。正是革新和发展让资本主义经历了增长和不可避免的衰落的新时期，其中最主要的是技术革新，传播和信息技术为其最新浪潮提供了动力(Mandel1995； Freeman, 2007)。

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延续了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评，后者常常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批判性对抗。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Marxism)(Cohen，2000；Tarrit，2006)在整合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方面，正契合政治经济学的精神。它攻击新古典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不平等，还因为即使是在资本主义能够削减劳动时间的时候，它还是着了魔似的选择增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核心价值受到了攻击：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体系拒绝提供一种社会安全网络事实上它提供了这种网络—而且还因为资本主义没有能够保证用自由时间来追求它许诺最多的东西：自由。这种理论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持批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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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支持一个理性社会组织的根本承诺，这样可以允许人们控制自己的命运，最小程度地受到社会的约束。

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受到了接受市场的好处、但不接受资本主义的著作的影响。诺伍(Nove，1983)和米勒(Miller，1989)追求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的视界，以此作为废除资本和劳动的区别即面对放弃控制生产资料的工人的业主阶级—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代之以基于工人享有产权的公司的市场体系。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对于在竞争性市场经济内部收入和公众(不是政府)产权的公平分配，人们又重新发生了兴趣。(Milonakis, 200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非常多样化。可是这种传统大部分都在寻求理解资本主义、商业和统治阶级的权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阶级冲突、工人阶级和穷人的自主活动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关注相对不那么明显。一种寻求矫正这一点的思潮就是自治学派或者自治的马克思主义(autonomousMarxism)。以意大利社会理论的悠久传统为基础，哈特(Hardt，1960-)和内格里(Negri，1933-)2000年的著作《帝国》(Empire)和2004年的《民众》(Multitude)令这种自治主义观点广为流传（也可参见 Dyer-Witheford，1999；Lazzarato，1997；Terranova，2004)；它业已成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批评性反思的对象(Sayers，2007)。最重要的北美自治主义者之一哈利·克利弗(HarryCleaver，1944-)通过探讨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与劳动和性别的关系而成名。在1993年一次和意大利杂志《面对面》的采访中，他讨论了这些主题。对克利弗而言(“访问克利弗”，1993)，“自治主义者”指工人自主定义自身的权力，“而不是受制于资本、受制于他们所属的官方机构(比如商会、政治党派)，甚至特定的工人群体自主行动的权力，而不是受制于其他群体(比如女性不受制于男性)。”这个名词也代表了承认人们反对自身被简化为“仅仅是工人”的斗争权利。克利弗说：“恰恰是因为资本寻求干预和塑造一切生活和一切生活的反叛者，它的每一个角落都成为反抗这种从属关系的场所。家庭主妇们要么在家里罢工，要么联合起来走出家庭、到大街上游行。”性别在这种视界里占据了中心位置，不仅是因为家庭成为抵制的场所。自治同时意味着一种拒绝和一种重构，因为“妇女反抗的大部分可以被视为拒绝其在社会工厂里的传统角色：作为劳动力的生产者和再创造者，伴之以对新种类的性别和其他社会关系的需求。

第三章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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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传统继续启发着形形色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尽管千差万别，他们在致力于研究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和实践方面大致类同。本纵览的最后两种观点，女性主义和环境政治经济学(feministandenvironmental political economy)，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有强烈的共通性，但是其差异性也相当显著，值得另列专节。这两种观点都来源于可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运动。他们都对新古典主义学派提出了重要的批判性评估。

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20世纪早期，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Gilman，1860-1935)攻击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天真地富有男子气概”，称之为“幼稚的政治经济科学”：

他们毫无疑问地假定“经济人”不是不得已的话永远也不会做任何事；做事的唯一目的就是逃避痛苦或者获得快乐；必然会尽量攫取，并且会不择手段地智胜、击败，如果有必要的话还会毁灭其敌人。(1966：235-236)

一种女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逐年发展，部分是因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变化甚微。这一学科领域的女性主义理论起源于行动主义(activism)，从忽视家务劳动和家政管理之类的具体问题，到拓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以便将女性主义思想纳入考虑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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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主义确实大大推进了女性主义者重新思考经济学。比如玛丽莲·魏林(Marilyn Waring，1952-)开始从事社会运动工作，该工作促使她进入新西兰国会，负责评估一份采用联合国国家账户体系(UnitedNationsSystem ofNationalAccounts，简称 UNSNA)的建议书。①她不久就认识到，由于联合国国家账户体系基于市场和交换价值原则，它“支持妇女劳动、环境价值等的不可见性，并令其正式化”(1988：xx)。比如，联合国国家账户体系计算慈善机构看护儿童、使用在市场上购买的能源燃料、在工厂里加工或者生产食品、自来水、在饭馆吃饭或者洗衣服。可是，当一位津巴布韦妇女单独将这一切作为家务活儿来做的时候，它们却什么也不算。魏林还发现，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把一位男性雇员一天八小时的工作算作“积极劳动者”，却不计算他的妻子在家庭里和家庭附近投入的十一个小时工作。她仅仅是“协助一家之长从事其工作”（Waring，1988：29-30）。

理念和方法论的问题往往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会忽视家务劳动。可是，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更多精力被用于解决由地下犯罪经济、毒品交易和卖淫造成的理念和方法论问题，而不是被用于解决怎样包括家务劳动和抚养儿童的问题。在其1934年论家务劳动的著作里，玛格丽特：里德(Margaret Reid，1935-)提供了一条解释家务劳动的指导性原则：任何产生可以购买或者雇佣他人从事的服务或者产品的活动就是经济活动，无论金钱交易是否发生。尽管如此，全世界的经济实践和政府政策还是继续反映1968版《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 ofSocialScience)在“劳动力—定义和衡量”这个词条里提出的观念：

家庭主妇被排除在被算作从业人员的人群之外，因为该种劳动处于工作组织或者生产的独特体系之外。此外，将她们纳入从业人员不会帮助政策制定者解决美国社会的重大经济问题。

第三章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①由于在创建此记账体系中所起的作用，理查德·斯通爵士(Sir Richard Stone，1913-1991)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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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女性主义行动主义分子和理论家继续提倡将家务劳动纳入考虑：

通过将经济定义为由公司和市场组成，传统经济学没有能够承认并尊重家务劳动、看护儿童和其他家庭成员、购物和家政管理(Meaghar andNelson， 2004: 109； 也可参见Huws， 2003；Jefferson andKing, 2001)。

女性主义者奋斗的目标是令主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包括家务及其相关劳动，前者成效甚微，后者小有战绩。除此以外，他们还鼓吹将妇女的状况作为重新思考经济学思想基本要素的基础。这就包括使用女性主义思想重新定义这一学科：

一种建议是将经济学视为研究人类如何组织自身，为维持和繁荣生活提供给养。该定义既包括选择行为，也包括受到习惯和社会制度强烈塑造的行为；既包括市场行为，也包括非市场行为。(Meaghar and Nelson, 2004: 110)

学者们不但提倡使用女性主义思想来振兴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也提倡女性主义者其工作主要忙于文化关怀多加关注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已经探讨过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不断变化的全球劳动分工，公共服务的私人化，福利国家津贴的丧失，还有种族主义和社会阶级剥削(Bezanson and Luxton, 2006； Peterson，2005； Vosko, 2002)。该领域最有趣的一些著作出自研究媒介、传播和信息技术的学者(Huws，2003；Lee，2006；Sarikakis andShade，2007）。结果，在过去十年里，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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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女性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思想取得了长足进步(Baker，2005；
Peterson, 2005)。

环境政治经济学

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探讨了一种完全不清楚怎样计算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妇女所做工作的分析方式的种种不合理性。在一种将经济增长归因于巨量石油外溢、因为清除工作增加了劳动力和主要设备花费的理论里，环境政治经济学识别出不合理性。生态学问题对经济学分析至关重要的观点已经是老生常谈。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著作特别关注面临人口增长的土地负载力。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加速了环境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Wall，2006；Rosewarne，2002)。主流环境主义者旨在通过节制市场过剩或者创造表面上令环境的价值更加透明的市场，挽救资本主义本身自我毁灭的趋势在这一点上，和主流经济学家颇为相似。排放废气得付费，会使得经济更有可能在财政上更好地斟酌具有社会毁坏性的经济活动。公共选择理论家信奉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由市场解决，故此建议以市场作为解决污染的对策，使得公司可以交易污染限额(pollutioncredits)。在这种体系下—有些司法系统已经将其付诸实践—政府对于允许排放的污染设置最高限额，造成污染的组织可以互相交易污染限额，但总数不能超过最高限额。

传统上，一种主要反映在“绿色经济学”(Green economics)里的坚定的环境主义理论既攻击新古典主义传统，又攻击马克思主义传统，因为“两者都致力于工业增长、生产资料的扩展、作为满足人们需要最佳方式的实利主义伦理和不受阻碍的技术发展”(Porritt，1984：52)。可是，最近几年里，一种交互关联的理论网络常常寻求接纳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探讨了针对天气变化必须采取有力行动的问题。这种理论一开始通过期刊《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亦见Benton，1989)获得关注。它以信奉社会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为起点，主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特有的集体式、参与式决策才能创造一种健康的社会生态学。此外，它还认为有必要在社会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之间建立同盟，以纠正马克思主义的下列倾向：“认为社会因素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自然因素，无异于将生物性完全抽离存在。”(Soper载J. O'Connor，1991：10)

第三章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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