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速度：加速主义与资本主义

战时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能量导致了迅猛的工业化进程和对农民的灾难性战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加速主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在四年内完成了。其结果是比1917年至1928年间进行的更为激进和破坏性的社会改造，但也放弃了所有各种各样的、自主的革命乌托邦的努力，转而支持斯大林主义的单一乌托邦。22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保守主义者”斯大林用乌托邦的比喻来反对乌托邦主义者，坚持纪律、服从和顺从，以实现必要的历史“加速”(uskorenie)，而“放慢节奏”(gromozhenie)将成为一种反革命行为。这种“斯大林主义的欢爽”通过屈服于劳动，提供了加速的受虐牺牲的“快感”

现在是斯大林控制时间了，他批评那些试图走得太快的人“被成功冲昏了头脑”，同时也坚持认为任何放慢都是不可接受的。斯大林主义的时间口号宣称：“在重建时代，速度决定一切”。安德烈·柏拉图诺夫关于斯大林主义集体化的超现实主义小说《基坑》(写于1930年，但直到1987年才出版)不断地重复使用“节奏”这个词。小说关注的是为未来无产者的房子挖掘基坑，以及消灭富农，即“富农”，他们被送上木筏顺流而下。

它还包括了可能是最奇怪的尝试，以描述新斯大林主义的冲击工作节奏。村里的铁匠有一个“最后一个不知名的无产者”和集体农场上“剩余被剥削劳动力”的最后一个例子作为他的助手:一只在熔炉上锤头的熊事实上，铁匠铺是一个“冲击”车间，熊不仅是最后一个无产者，也是第一个冲击工人(udarniki)。在被带到集体农庄去谴责富农——实际上是那些虐待他的人一—之后，熊看到了一面横幅：“为了党，为了党的忠诚，为了震撼工人为无产阶级强行打开通往未来的大门！”熊完全接受了这条命令，开始用锤子锤铁疯狂的速度，让村民们很苦恼，因为它的劳动可能会破坏铁。

熊预示着“冲击式工作”的破坏性过剩是生产的风暴，它试图通过“把所有这种愤怒的、说不出话来的快乐投入到劳动的热情中”来强行打开通向无产阶级未来的大门。安娜·埃佩尔博因(AnnaEpelboin)认为熊不仅预示着加速进入未来，而且是“最终毁灭的代理人”，“威胁着让世界回到原始的混乱状态”。在柏拉图诺夫的观点中，当革命转向它的对立面时，斯大林主义的节奏反转了—一破坏取代了生产，秩序被揭示为混乱。

阿列克谢·加斯捷夫在斯大林主义下的命运，反映了他的乌托邦加速适应这种新形式的斯大林主义冲击作品的不可能性。加斯捷夫在1918年写了一本名为《工人的打击之诗》的诗集，有些人错误地把它翻译成《震撼之诗》然而，加斯捷夫试图理性地控制工作，这与冲击工作的“风暴”和由此产生的破坏性混乱是相反的。当然，加斯捷夫确实试图遵从新政权，但斯大林主义者认识到这种不相容。1938年，中央劳动学院被关闭，同年9月8日，加斯捷夫被捕，罪名是“反革命恐怖活动”。1939年4月14日，加斯捷夫被判有罪，判处死刑，次日枪决。乌斯特利亚洛夫(N.V.Ustryalov)说：“革命不仅对落后的人是无情的，对跑在前面的人也是无情的。”28

加斯捷夫在斯大林监狱系统的结局也揭示了这种新的斯大林主义的生产力政治。凯特·布朗已经证明了古拉格的大部分“工作”可以被理解为对劳动的纪律训练和组织。古拉格是用来统治苏联的监狱和集中营系统在没有私人属性制度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使用了各种形式的分区和内部护照管制，这种制度通过赚取工资和负担得起住房的需要来限制人们的定居。大部分被关押在古拉格集中营的人都违反了这些法律，所以古拉格除了提供奴录劳动外，还起到了限制和限制的作用

同时也控制了劳动自由。斯大林主义的“生产力政治”废除了将活劳动融入机器的梦想世界，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社会调节和空间化对奴隶和不自由劳动的残酷组织。

《风暴天堂》

我认为，共产主义加速主义可以被理解为试图回答资本主义的动态，在这种动态中，活劳动(即人)被“死劳动”(即机器)排挤。共产主义加速主义试图以两种方式回答这一动态。首先，它试图扭转活劳动对死劳动的依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死劳动不是从属于劳动，而是从属于劳动，是铁人对抗有血有肉的人。’30加速主义，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通过将有血有肉的人与铁人融合来回答这个问题—一将人与机器，或人与机器结合起来，将活劳动融合和注入死劳动。这将变异成“人机”的半机械人幻想。工人将不再沦为机器的“纯粹附属物”，而是将控制和指导机器，将资本主义技术改造为共产主义目的。

其次，机器将被用作活劳动的替代品，但不是以导致失业或为机器工作的痛苦的资本主义形式使用。活劳动和死劳动的结合意味着死劳动并不是代替活劳动，而是它们可以相互协调，共同工作。这台机器可以用来解放人们，让他们参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为数不多的积极看法之一:

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调节着一般的生产，从而使我有可能今天做一件事，明天做另一件事，上午打猎，下午钓鱼，晚上养牛，晚饭后批评，就像

我有自己的思想，但我从未成为猎人、渔夫、牧人或评论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田园风光将是彻底工业化的结果，是利用机器来调节和减少劳动的结果。

这就是共产主义加速主义的乌托邦梦想，在其中，对人类完全机械化的表面恐惧，实际上被视为对劳动的解放。借用列宁的话，我们可以说，公式是泰勒+傅立叶=共产主义。Fredrik泰勒关于工作场所效率的技术将导致傅里叶主义关于投入劳动和自由时间的愿景。然而，正如加斯特夫的命运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思考的结果“在最高程度上是悲剧性的”。事实上，这个制度无法实现激励它的梦想。克里斯·阿瑟曾尖刻地指出：“苏联体制不是节约劳动力的体制，而是囤积劳动力的体制。32.劳动力的囤积恰恰是为了在计划截止日期前进行“风暴”，这是就业保障的结果。“问题”在于，资本的劳动纪律，其中泰勒主义是一种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形式，不能有效地运作。然而，对于苏联加速主义的乌托邦主义者来说，这就是问题所在。在这种保证中，新的可能性出现了。当然，通过古拉格群岛，斯大林主义会产生新的劳动纪律形式。

这种情况的重复，我们在古巴革命中简要地提到过，但也谈到了毛主义的“大跃进”，也会重演悲剧。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将被证明比最初看起来可能的更加顽固地为劳工服务。我认为，正是这种失败的经历，促使加速主义接受甚至颂扬资本主义的坐标。加速主义并没有试图改变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而是庆祝劳动消失在资本之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融合了资本主义的要素

共产主义的加速主义梦想和资本主义自我生产的幻想。

机器存在

托马斯布林克曼的1998年极简技术轨道'机器'，记录下的名字Ester布林克曼，包括一个重复的声音样本，在3.18开始。这个声音用德语说 ：“Ich will eine 机器 sein”。Arme zu greifen Beine zu gehn keinSchmerz kein Gedanke。“我想成为一台机器。”手臂可以抓，腿可以走，没有疼痛，没有思想。样本是einst<s:1> rzende Neubauten乐队主唱Blixa Bargeld的声音，来自他们的专辑《Die Hamletmaschine》，这是海纳·米<e:1>勒同名剧作的配乐。在布林克曼的手中，样本以半模仿的方式重复了机械加速和整合的技术修辞，从Kraftwerk到底特律再到谢菲尔德。尼克·兰德(NickLand)所赞美的“疯狂地去人性化的机器音乐”在这里放慢了速度，以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科技节奏重复着。1这个样本为批判性的检查提供了机器整合所承诺的从感觉和意识(“没有痛苦，没有思想”)中退出的机会，我认为，这是加速主义的幻想基础。

在本章中，我想探讨人类与机器承诺的整合中这些幻想的和性欲的因素，这在加速主义中是如此普遍。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将讨论两个典型的、间隔很广的时刻:第一个是维克多·陶斯克(Victor Tausk)关于“影响机器”的精神分析研究，发表于1919年，就在他同年开枪自杀和上吊之前不久。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以近乎无情的诚实写道：“我承认我并不真的想念他;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他毫无用处，甚至对未来构成威胁。陶斯克的“机器”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反俄狄浦斯》中得到了加速主义的改造，从幻想的状态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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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生产的真实。第二个时刻是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 1973)，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探索了机械整合的精神病理学。品钦的小说将被控制论文化研究单位(CCRU)(我将在第四章中讨论)作为赛博哥特重新混合的文本之一，并被视为技术加速的宣言。在这两种情况下，我所关心的是回到这些时刻，作为加速的意识形态幻想中力比多尔元素的关键。

《神秘的机器》

在他的开创性论文《精神分裂症影响机器的起源》（1919)中，维克多·陶斯克概述了某些精神分裂症患者所遭受的与机器认同的病理体验他勾勒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如何感觉到被一台机器所控制的，这台机器可能会让我们看到图片，产生或消除思想和感情，控制我们的身体，产生奇怪的感觉，或者产生身体疾病：

精神分裂症的影响机器是一种具有神秘性质的机器。病人只能对机器的构造给出模糊的暗示。它由盒子、曲柄、杠杆、轮子、按钮、电线、电池等组成。病人努力通过他们的技术知识来发现仪器的结构，似乎随着科学的逐步普及，技术上已知的所有力都被用来解释仪器的功能。然而，人类的所有发现都被认为不足以解释这台机器的神奇力量，病人们感到自己受到了迫害。

如果这台机器是模糊的，那么它的操作也是模糊的:病人很少清楚地知道它的操作。按钮被按下，杠杆动起来，曲柄转动。技术的黑盒

设备的功能在界面后面变得不透明，就像电脑一样，这使得所有机器的体验都像是这些幻想中的“影响机器”。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把机器看作是受迫害者，就像我们与机器讨价还价，希望它们能工作，或者猛烈地攻击它们一样。并不是只有某些精神分裂症患者会受到机器的影响。

陶斯克认为，这种对机器的病态投射源于我们对自己身体的疏离。这一过程背后的病理是由于自我的形成一一这种自我意识将我们与世界区分开来，而精神分裂症患者缺乏或侵蚀了这种自我意识。陶斯克认为，影响机器的起源在于自恋早期的性欲紊乱，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认同自己的身体，对外部世界没有明确的概念。特别是，继弗洛伊德之后，陶斯克认为这个问题是与同性恋性欲斗争的结果一一性欲直接指向我们自己的身体。这种欲望的社会不可接受的本质驱使我们将这种性欲投射到世界上。

孩子最初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身体是自己的，是与世界分离的。相反，他们必须逐渐认识到身体的所有部分，即陶斯克所说的“disjectamembra”(散落的碎片)，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并将性欲作为整个身体的形象投入到自我中。一旦这一切发生了，就有可能把这个形象投射到世界上。影响机器的病态投射是对我们试图通过投射找到自己身体的阶段的回归。我们回到了一种感觉，即我们的身体仅仅是碎片，因此我们和世界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为了应对由于我们无法将自己与世界区分开来而导致的焦虑体验，性欲被投射出来，然后作为迫害回到我们身边：“被疏远的器官——在我们的情况下，整个身体——看起来像一个外部的敌人，像一个用来折磨病人的机器。因此，影响机器是“投射在外的部分或全部病理改变的器官(整个身体)的总和”。

当我们开始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奇怪时，我们会把这种感觉投射到“影响机器”上，然后它就成为我们身体异化的“原因”。用陶斯克的话来说，我们从“自我疏离感”转向“参照错觉”。然而，机器仍然是无法解释的。对陶斯克来说，这台无法抓住的机器是一个象征，更重要的是，它是我们自己生殖器的象征。为了压抑这一事实，我们将机器复杂化以掩饰其象征意义，从而导致影响机器的复杂性。

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瓜塔里所反对的正是这种把机器当作投影的处理方式对他们来说，机器只能永远是真实的，在生产欲望的“真实”意义上。“真实”被大写是为了表明这不是“真实”的现实，而是过度的生产力，它只是被冷却下来形成表面上的“真实”。这是一种把现实的生产作为生产的现实的形而上学。它是加速主义形而上学的一种形式，它可以被更广泛地理解为一种力的形而上学一一生产力、毁灭力、人类、机械和控制论的力量，这些力量必须被焊接或融合在一个内在的平面上。对于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如果像陶斯克那样，将现实视为一种病态的符号，那么这种作为内在生产的概念就会被中和或引入歧途。

然而，我想在陶斯克身上停留更长时间，对加速主义者将一切转化为实际生产的愿望施加压力。这两个术语一一“真实”和“生产”——作为力比多幻想产品是有争议的，这是我的攻击路线。我认为，加速论者将幻想瓦解为现实，是幻想试图将现实本身生产出来的一种标志。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回避了拟像性和幻想性的生产概念的问题。这是幻想终结的幻想。它也回避了这种与机器认同的病态和痛苦元素，回避了这种极端体验所证明的身体与其整合之间的摩擦。考虑到这一点，让我们回到陶斯克。

陶斯克的案例研究是以“娜塔莉亚A小姐”为基础的，这位31岁的前哲学系学生认为自己被前未婚夫操纵的机器控制了。这台机器以她的身体为形状，象征着一个棺材盖形状的箱子，里面内衬丝绸或天鹅绒。起初，机器的四肢是自然的，然后只是画在棺材的盖子上。头似乎不见了。机器的内部部件是由电池组成的。对陶斯克来说，这台机器既是生殖器的投影，也是病人身体的投影。随着投射变得更强，它变得更像一台机器，而不像一个保护她在机器中不认识自己的身体。

这台机器是由爱的对象操作的，这是力比多转移的结果。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些亲密的爱情对象也受到了迫害，这是因为我们因为流动的自我边界而没有将它们与自己区分开来。因此，那些操作机器的人是距离较远的爱情对象一一医生、恋人、追求者，或者像娜塔莉亚A那样，是一个变性人。投射到机器上的“身体”被认为是生殖器，这使身体充满了性欲区。越来越不真实的机器变成了一个去实现的力比多的形象，一个渐行渐远的欢爽形象。

德勒兹和瓜塔里将这种体验视为分裂机器的碎片性多样性，超越了弗洛伊德和陶斯克等精神分析学家所强调的规范化的身体和规范化的自我。他们将精神分析所宣扬的整体性和整合性视为真正的偏执幻想，与之相对的是，他们试图将这些冻结的投射释放到交换和互动的区域中。精神分裂分析的任务不是强迫患者认识到一个虚假的投射，并将其归还给自我，而是去拥抱偏执所冻结的碎片化和离散化的可能性。

虽然这为精神分析的一些规范性投射提供了有益的纠正，精神分析承认碎片化和多样性只是为了始终坚持回归自我和结构，但它有可能错过标志着人类与机器关系的焦虑和偏执，以及人类与我们的机器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