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速度：加速主义与资本主义

拥抱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生产，作为革命变革的条件。

本雅明的“古怪想法”有明确的背景。这是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在“历史概念”的论文十一中，本雅明指责它“随波逐流”。社会民主主义与进步和加速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技术进步的一致性，意味着它无法掌握法西斯主义的动态，也无法有效地批评资本主义。除了这一历史论点之外，我想提出，本雅明的“古怪想法”在当时和现在都有更多的东西。

如果我们回到本雅明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它与加速和生产的问题密切相关，特别是在他与Bertolt布莱希特的对话中。布莱希特和本雅明在20世纪20年代末相遇后，就如何使资本主义生产“重新运转”(Umfunktionierung)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虽然这发生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历史背景下——1917年后革命浪潮的失败，德国的通货膨胀和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一布莱希特/本雅明的辩论在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共鸣。对魏玛(Weimar)、1929年大萧条(1929Crash)的追述，以及对法西斯主义或战争初期的焦虑，已经成为我们对危机的评论中熟悉的比喻。这是一种相当投机的联系，但布莱希特和本雅明提供了资源来中断陷入危机和破坏的资本主义。

《超越资本主义的死尸》

格肖姆·肖勒姆认为，布莱希特进入本雅明的生活，在1999年1928年，被称为“自然力”。我们可以把这种“力量”解读为布莱希特对生产再造的坚持。当本雅明在20世纪30年代初认识布莱希特时，布莱希特正在阐述他对文化和政治生产的批判实践，以应对资本的危机和破坏性影响1929年和德国通货膨胀的经验。

一个关键的陈述是布莱希特的诗“无产阶级不是出生在白色背心”[Das无产阶级之夜在einer weissen西部geboren](1934)。这首诗呈现了一连串的资本主义衰落，最后得出结论：“哦，在那一天，无产阶级将能够接管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被降低到它发现生产的同一状态:废墟。”’6无产者不是‘干净的’现代主义新人，而是愿意亲手弄脏自己的手。这是唯一能够把握和解决资本主义“肮脏”废墟的阶级。阿兰·巴迪欧认为，布莱希特的诗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主题上的：“新的东西只有在废墟中才会出现。”新奇只会发生在完全完成的毁灭的基础上”。无产阶级虽然完成了摧毁资本主义的工作，但却是为新的共产主义生产服务，弄脏了自己。资本的毁灭就是巴迪欧所说的“滋养性分解”。8

布莱希特建议重新利用资本主义的废墟，这可以采取挑衅的形式。像苏联先锋派一样，布莱希特并不害怕与资本主义最糟糕的因素接触:

行为主义是一种心理学，它从商品生产的需要出发，以便发展影响购买者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学，进步的和革命的阴极(Kathoxen)。与其资本主义功能相一致，它也有其局限性(反射是生物性的;只有在卓别林的几部电影中，它们已经具有社会性)。在这里，这条路也只通向资本主义的死尸，但在这里，这也是一条好路

布莱希特的“重新运作”开启了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极端形式，作为在“资本主义的尸体”上找到“好道路”的手段。我们必须穿越本雅明所说的“当下肮脏的尿布”。10再一次，这里的关键不仅仅是资本产生的“污垢”或废物，而且，正如我们在终端加速主义中看到的那样，挖掘这些污垢以产生新事物的需要。

在他的《与布莱希特的对话》中，本雅明提到了“布莱希特性格中破坏性的一面，它几乎在一切还没有实现之前就把它置于危险之中。”布莱希特是本雅明论文《破坏性性格》(1931)的原型之一，这在现在看来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布莱希特的“破坏性性格”激发了本雅明对破坏和生产的思考。虽然本雅明的文章可以被看作是一份毁灭的宣言，但它也是一份重新装备或重新运作生产的宣言。《破坏性性格》通过破坏来为新事物扫清道路。然而，这一生产时刻是以中断为前提的。在本章中，我想追溯布莱希特和本雅明的这种中断思想，将其作为任何诉诸加速主义的复杂因素。

懒汉

欧文·沃尔法斯(Irving Wohlfarth)曾指出，本雅明的破坏性性格是“驱逐令的有效执行者”。13什么样的驱逐令?我想说的是，这是一张由一个懒汉执行的驱逐令。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98年关于布莱希特的书中，他提出了生产和实践的布莱希特能量，以对抗我们不透明和金融化的后现代主义的停滞。在反思布莱希特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作品《巴尔》(1918)时，詹姆逊将巴尔这个角色与懒汉的形象联系起来:

这些是文学中的懒汉，而不是它的僵尸或活死人:身体上和精神上被忽视的生物，森林之神，肮脏的老人，诸如此类，他们是欲望的原型，从流行文化中涌现出来(而不是像至高无上的恶棍和邪恶的表现一样，从文字中涌现出来)

这个数字是破坏性的，在某种意义上，正如詹姆逊所说，他们“爆发并打破家具”。詹姆逊指出：“在早期的作品中，布莱希特对体面的厌恶总体上得到了丰富的记录—一巴尔是其虚拟的寓言:马克思主义的转向是。

因此，能够利用那些“反社会”的能量，与消极的事物进行新的、更有成效的接触。16因此，看似“纯粹的”破坏性的粗鄙并没有在布莱希特对马克思主义和生产的拥抱中简单地消失。事实上，懒汉作为中断的时刻，在生产的时刻内持续存在。

布莱希特的短篇小说《北海虾》大概写于1926年左右，副标题是“或现代包豪斯公寓”，是对懒汉被打断的寓言它讲述了米勒和叙述者访问他们的战时朋友坎珀特的公寓。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后，坎珀特致力于奢侈的生活，并与金钱结婚，实现了他的梦想。这套公寓现在是完美的包豪斯风格，而以前是两个普通的资产阶级房间。你知道那种东西，一开始很狭窄，然后和家具一起堆放在船舷上。79)

全紫丁香色的房间，精致的百叶窗，以及缺少图片，让叙述者，尤其是米勒，心烦意乱：

令m<e:1>勒恼火的是这套公寓。在这一点上，他完全错了。这是一套非常舒适的公寓，一点也不铺张。但我想，mrs.ller只是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精心设计的和谐和教条的功能主义了。(82)

尽管米勒带来了北海虾作为礼物，但他还是让坎珀特去买了一些，然后重新装修。他粗暴地重新整理家具，扯下百叶窗，用糖水把杂志图片贴在墙上。解说员总结道：“人就像一场可怕的龙卷风，从一大堆美国专利躺椅、普通的脸盆和古老的、值得尊敬的杂志中，创造出所有创造物中宏大的多样性和令人钦佩的不和谐。”(84)

这个短篇故事打乱了本雅明后来在“经验与贫穷”(1933)中对舍尔巴特和包豪斯玻璃建筑的引用，因为布莱希特要求“消除痕迹”。18创造“难以留下痕迹的房间”， 19

这正是布莱希特的“破坏性的懒汉”所反对的，而米勒则“渴望一切最不匹配、最不合逻辑、最自然的东西”。(85)本雅明版本的破坏性角色抹去了那些想要舒适的人的痕迹，而布莱希特版本的破坏性懒汉则通过在事物上留下自己的痕迹来让自己的空间变得舒适。m<s:1>勒的破坏性的“卑贱”，他的邋遢身份，打断了干净的现代主义空间。他积极地将新事物变成废墟，打断新事物，去创造一些并不完全具有生产力，而是相当不合逻辑的东西。

《天使火车头》

我被打断的第二个场景来自沃尔特·本雅明1932年的一次儿童广播演讲，主题是“泰湾的铁路灾难”(Die Eisenbahnkatastropheom泰湾”)。正如标题所示，这次演讲的中心主题是1879年12月28日的铁路灾难，当时一列载有6节车厢和200人的客运列车在经过的铁桥在一场猛烈的风暴中倒塌后坠入泰河，失去了生命。本雅明并没有从灾难开始，而是从早期的炼铁和火车建造技术开始，在他关于爱德华·富克斯的文章中，他称之为“技术接受的缺陷”。本雅明在报告中指出，埃尔兰根医学院的观点认为，铁路旅行的速度会导致大脑损伤，而一位英国专家则认为，乘火车旅行不是旅行，而只是像包裹一样被运送到目的地。也许这两人都无法预见到目前英国的火车系统……

在描述这场灾难时，本雅明引用了西奥多·方檀的一首诗，而不是威廉·托帕兹·麦格的那首著名的诗，后者以可怕而闻名。这是《麦格教授》的第一节：

Beautiful Railway Bridge of the Silv' ry Tay!

唉!我很遗憾地说
90条生命被夺走了
1879年的最后一个安息日，这将被记住很长一段时间

据本雅明报道，事故发生时，风暴非常猛烈，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唯一的迹象是渔民看到了火焰，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火车头坠入水中的结果。他们确实通知了泰站的站长，站长派了另一辆火车头沿着线路行驶。火车慢慢地上了桥，在到达第一个中央码头之前，不得不在一公里外停下来，猛烈的刹车几乎导致火车从轨道上跳下来：“月光让他看到了铁轨上的一个大洞。桥的中心部分不见了。23

刹车是一个中断的形象，这为后来在《论历史的概念》中使用它做了铺垫。当一场灾难已经发生，两百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时，刹车的行为阻止了第二次灾难的发生，尽管只是勉强阻止。我们可以把这种对火车头、速度和技术的恶性的考虑，与本雅明在《爱德华·富克斯》一文中的评论放在一起:

圣西门的门徒们用他们的工业诗歌开始了这一进程;然后是杜坎普的现实主义，他把火车头看作是未来的圣人;路德维希·普福(LudwigPfau)走在后面：“成为天使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写道，“因为火车头比一对最好的翅膀更有价值。”24

这个冲向未来和毁灭的天使火车头，可以与本雅明在《历史的概念》(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 1940)中著名的“Angelus Novus”或“历史的天使”(Angel of History)相结合，后者转向过去，思考历史的残骸。

因此，“天使火车头”是加速的标志，表明技术发展超过其阈值的能量是破坏性的。25这里的要点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接受技术的现状，但技术的“重新运转”取决于资本主义加速的中断。本雅明在他的文章《超现实主义:欧洲知识分子的最后快照》(1929)中重申了这一点，他批评超现实主义者“过度拥抱未被理解的机器奇迹”。26这样的描述显然是对加速主义思潮的一种回应。本雅明不仅与布莱希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而且还与他自己早期为革命夺取生产力的愿望(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过)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每分钟的革命数

布莱希特和本雅明所采取的立场，有时可以被粗略地描述为加速主义者。我试图探究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也破坏和打断了加速主义者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幻想。我所建议的是，詹姆逊提出的“一个流线型的技术未来”作为革命性变革的关键的形象，正是他们所质疑的。其结果并不是简单的某种怀旧或田园式的愿景，而是一种拒绝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条件来对待它的断续性政治。相反，布莱希特和本雅明关注的是生产力的破坏性，尤其是那些已经脱轨的生产力。

本雅明对毁灭的记录及其含糊其辞，恰恰表明了时间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将在《论历史的概念》(1940)中得到阐述。同质的空时间是轨道上的火车的时间，它可以加速也可以减速。本雅明对革命的比喻中的紧急刹车，不仅仅是让一列火车在平稳的进步轨道上停下来。相反，与历史天使的比喻一样，它暗示着通往未来的火车轨道正在铺设中

就在火车的前方。事实上，泰桥灾难的轶事表明，紧急刹车的应用正是由于列车脱轨，并威胁着另一次灾难性的脱轨。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生产辩证法的破坏性一面，历史的“铁轨”就会加速我们走向灾难。

正如本雅明的笔记所表明的那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历史的轨道上加速的愿望，在生产力面前滋生了被动：

27.一旦无阶级社会被定义为一项无限的任务，可以说，空虚而同质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接待室，在这个接待室里，人们可以或多或少地平静地等待革命形势的出现

轨道延伸到未来的想法，使革命成为一个后退的时刻一一一个我们从未完全到达的车站。结果，与革命的干预相反，它是火车的不断燃烧，即资本主义生产力。这是加速主义的另一个例子，它要么试图积极地提高资本的速度，要么干脆成为火车上的乘客，任由活劳动在死劳动的手中不断地毁灭，去做工作。

结论是，紧急刹车不仅仅是为了停车而停车，而是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刻(比如瑞典社会民主党一一美国共和党右派现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恐怖)静态停车。它也不是回到某个乌托邦式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因为那会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的诅咒相抵触。相反，本雅明认为：“无阶级社会不是历史进步的最终目标，但它经常流产，最终[endlich]实现中断。”28我们中断是为了防止灾难，我们破坏轨道是为了防止加速带来的更大破坏。

紧急刹车是本雅明的非目的论暂时性政治的操纵者，其目的是将无阶级社会从持续的生产/破坏的辩证法中解放出来，这是我们不断的“紧急状态”。29与其加速走向毁灭，我们必须将毁灭视为一种亲密的、持续的可能性。在布莱希特的邋遢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针对干净的新事物的反杂工破坏。在这里，我们以“不合逻辑”的方式重新排列和拆解新事物。本雅明的中断暗示了以生产为目的的更明确的中断(或刹车)。天使火车头的停止试图跳过历史的轨道，或者跳出历史作为无限等待革命形势的愿景。

不可避免地，这种跳跃的轨迹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一在生产之外没有简单的方法，正如我们反复看到的那样。中断加速(主义)并不意味着放弃新的东西。相反，我们可以把生产看作是一种中断，看作是一系列“经常流产”的实验。这并不能阻止“最终(endlich)实现的中断”，而这将是新事物的真实状况。布莱希特和本雅明的中断思维是一种干预思维，它不仅阻止了加速，而且重新思考了生产和“生产力”这个概念本身。紧急刹车难以实施，并不意味着中断应该被抛弃。

结语:移动的矛盾

共产主义并不激进。激进的是资本主义。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列宁曾将“左翼共产主义”——激进地拒绝议会选举和工会作为斗争场所一一描述为“婴儿症”。我将当代加速主义描述为“研究生症候群”。这不仅仅是指当代加速主义者的主观立场，也不是单纯的骂人或人身攻击的论证。我指的是研究生在就业市场边缘或尖端的具体位置。研究生通常拥有重要的文化资本，但他们在相当晚的时候才面临全面投入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当然，在英国和美国，学生的资助已经迫使他们进入债务奴役的未来生活。此外，许多人都在工作，试图出人头地，或者更常见的是，勉强维持生计。也就是说，这只会增加这样一个事实，即劳动力世界被视为一个未来的恐怖世界——无尽而琐碎。加速主义提供了一个答案，它将工作的恐怖转化为机械沉浸的欢爽。我们可能会面对一种劳动的生活，但我们可以试着“kein Schmerz, kein Gedanke”地面对它一一不带感情，不带思想。

这是一种身临其境的幻想，把工作作为重复性力比多加速的场所，在那里，资产阶级的自我被淹没在非人劳动的冰冷的水中。虽然非常容易被批评，但这样的愿景承认了当代资本分解的真相。特别是，它是资本主义下作为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未来的崩溃，加速主义用一种替代来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