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向国家的观念发起挑战。

不论是否由古怪的商人支持，6500人口的阿巴科岛可能构成一个国家吗？如果230万人口的新加坡算是一个国家，那么800万人口的纽约市为什么不能跻身国家之列？如果布鲁克林区拥有喷气式战斗机，它就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吗？这些问题看似很怪异，但是在第三次浪潮动摇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根基之际，上述问题将会占有新的重要地位，因为这些根基之一就是国家。

除非我们能揭示“国家主义”的含义，否则我们不可能看懂头条新闻，也不可能了解第一次浪潮文明和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冲突，以及第三次浪潮带来的突破。

朝令夕改

在第二次浪潮开始横扫欧洲之际，世界上大多数地区还没有合并成国家，而只是部落、党派、领地、公国、王国和其他地方组织的混杂局面。政治学家S.E.芬纳（S.E.Finer）曾说：“国王和诸侯拥有零散的势力。”边界没有明显的界线，政府的权力也很模糊，国家的权力还没有标准化。芬纳告诉我们，在一个村庄里，国家的权力仅限于为一架风车征税，在另一个村庄以向农民课税为限，在其他地方则以任命修道院院长为限。一个人如果在几个不同的地方拥有财产，就有可能必须向几个领主效忠。即使是最伟大的君主也往往统治许多地方自治小团体。政治控制仍然不统一。伏尔泰总结了这整个情况抱怨说，他在欧洲旅行时，法律朝令夕改，像更换马匹一样勤快。

第三次浪潮

082

当然，这一比喻的意义十分深远，频繁地更换马匹表明交通状况和通信条件十分原始，也缩小了最强有力的独裁者所能控制的范围。在离首都越远的地方，国家的权势越弱。

然而，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可能统一。第二次浪潮昂贵的技术只有在生产超出当地市场所需时才能被予以摊销。如果商人一踏出自己的地区就遇上各种不同的关税、税赋、劳工规定和货币，那么他们如何在大区域做买卖呢？为了弥补新科技的支出，地方性的经济必须并入全国性的经济，即全国性的分工和全国性的货物及资本市场，而这一切都需要全国性的政治统一。

简而言之，必须有第二次浪潮的政治单位来配合第二次浪潮经济单位的成长。

在第二次浪潮社会开始建立全国性的经济时，群众意识的转换也变得十分明显。第一次浪潮社会小规模的地方性生产培养出了非常狭隘的地方观念—大多数人只认同他们居住的地区或者村庄，只有极少数人对村庄以外的事感兴趣，如少数贵族和传教士，以及一些活在社会外围的艺术家、学者和外籍雇佣兵。

第二次浪潮使得更多人的利益与更广大的世界息息相关。通过蒸汽和煤炭燃料的技术及电力的应用，法兰克福的成衣制造商、日内瓦的手表制造商、曼彻斯特的纺织制造商都可以生产出远超本地市场需求的产品，同时他们还需要进口远方的原料。工厂的工人也会受到数千里外发生的财务事件的影响：人们的工作需仰赖远方市场的发展状况。

因此，人们在心理上眼界开阔了。新的大众传播工具带来了更多远方的资料和有关远方的印象。在这些变化的影响之下，地方观念逐渐削弱，国家意识因而崛起。

第七章 国家狂热

083

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开始，一直到19世纪，国家主义的狂热横扫全世界工业化地区。德国350个分歧不睦的小国需要合并成单一的全国市场—祖国。分裂的意大利由萨伏依王朝、梵蒂冈、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波旁王朝统治，也必须予以统一；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法国人都突然产生了神秘的种族亲和力；诗人争相推崇国家精神；历史学家发现了以往为人所忽略的英雄、文学和传说；作曲家为国家主义谱曲。这些现象都是工业化的结果。

一旦我们了解了工业化对统一的要求，国家的意义就变得十分明朗。国家不是德国哲学家施彭格勒（Spengler）所谓的“精神的结合”，不是“心理公社”或“社会灵魂”，也不是法国学者勒南（Renan）所谓的“丰富的记忆遗产”或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Ortega)认为的“共享未来的形象”。

我们所谓的现代化国家是第二次浪潮的现象：统一的政治权威加诸或融合于统一的经济单位。自给自足、散处各地的地方性经济单位不可能形成一个国家。基于地方经济的严密划一的政治系统也不能形成现代化的国家。统一的政治体系和统一的经济的融合形成了现代化的国家。

美国、法国、德国和欧洲其他各地的工业革命引发了国家主义者的暴动，把政治整合的水准提升到与第二次浪潮相伴而生的经济整合水准。是这些暴动，而不是诗篇或神秘力量的影响，使世界分

第三次浪潮

084

成明显的国家单位。

镀金铁钉

每个政府都企图扩张其市场与政治权威，反抗外在的限制—语言的差异，文化、社会、地理和策略的障碍。运输、通信、能源供给、技术生产力都限制了政治体系所能有效控制的范围，会计方法、预算控制及管理技巧的成熟与否也决定了政治统一的幅度。

不论是企业界还是政府机构，其整合的领导阶层都在这些限制下努力谋求发展。他们所控制的领域越广、经济市场范围越大，拥有的财富就越多、权力就越大。每个国家都极力扩张其经济和政治疆界，不仅企图突破这些天然的限制，而且希望推翻敌对的国家。

领导阶层以进步的科技来突破这些限制，他们投入到对19世纪的“生存空间”的争夺—修建铁路中。

1825年9月，英国斯托克顿和达灵顿之间修建了一条铁路。1835年5月，布鲁塞尔一梅赫伦铁路线开通。同年9月，巴伐利亚的纽伦堡一菲尔特铁路线修建完成，紧接着巴黎一圣日耳曼铁路线开通。1838年4月，皇村和圣彼得堡之间也开通了铁路。往后30年内，铁路工人穿梭于各个地区。

法国历史学家夏尔·莫拉泽（CharlesMorazé）曾说：“在1830年几乎获得统一的国家，因铁路的开通而更加稳固。未做准备的国家眼见新的铁轨紧紧束缚住自己。似乎每个国家在铁路建好之前都急着肯定其存在的权利，以便得到一个世纪以来操纵欧洲政治疆界的运输系统的认可。”

第七章 国家狂热

085

美国政府给予私人铁路公司大笔的土地津贴，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Mazlish）所言，政府这样做乃是“相信横跨大陆的铁路可以加强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的紧密联系”。第一条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在镀金的铁钉敲入后宣告完工，这条铁路开启了真正通往全国性市场的大门—全国性市场在统一的大陆之上组织起来了。铁路同时扩张了美国政府名义外的实际控制权，华盛顿政府现在可以迅速派军队横穿整个大陆以执行其权力。

我们在各个国家都看到这个强有力的新领导阶层—国家的出现，世界地图因此被分成许多清晰、不重叠的红、粉红、橙、黄、绿等各色图样，而国家制度变成第二次浪潮文明的主要结构。

在国家之下，潜伏着工业制度不可避免的整合趋势。

整合的趋势并未止步于每个国家的疆界，工业文明的势力不可遏止，除非世界各国的货币系统都能得到统一，而且国家能够控制和利用这一系统，否则国家仍然不能幸存。

国家如何办到这一点?这是了解第三次浪潮世界的关键。

第三次浪潮

086

第八章 帝国的动力

没有一种文明的传播是没有冲突的。第二次浪潮文明很快就对第一次浪潮世界展开全面攻击，并取得胜利，将它的意志强加于亿万人身上。

当然，在第二次浪潮出现之前，自16世纪以来，欧洲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建立庞大的殖民地王国。西班牙的传教士和征服者，法国的捕猎者，英国、荷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冒险家横跨全世界，奴役或屠杀所到地区的居民，取得大量土地的控制权，向他们自己的君主进贡。

然而，和下列事情相比，这些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事实上，这些早期的冒险家和征服者遣送回家的都是私人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支持了战争和个人的富裕生活—朝廷的冬季行宫、多姿多彩的特技表演、无须工作的生活状态，但殖民国家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仍未受影响。

在阳光炽烈的西班牙土地上，在烟雾弥漫的英国荒野里，三餐不继的农奴没有什么可以外销的东西，他们大多生活在货币制度和市场经济之外，他们的生产还不够当地消费所需，他们也不依赖从其他国家抢来或买来的原料。对他们而言，无论如何日子都要过下去。海外征战的收获使统治阶级和城市更为富足，而身为农民的普通民众却一无所获。在这方面，第一次浪潮的帝国主义规模仍然很有限，尚未触及经济层面。

第二次浪潮改变了较小规模的殖民行为，形成了大企业，使小帝国主义成为大帝国主义。

这个新兴帝国主义的目标不再仅限于带回几箱金子、翡翠、香料和绸缎，最后满载而归的是一船又一船的硝酸钠、棉花、棕榈油、锡、橡胶、铝土矿、钨矿；这个新兴帝国主义在刚果挖掘铜矿，在阿拉伯埋设石油管道；这个新兴帝国主义从殖民地搜刮原料，经过加工，源源不断地将制成品以高价卖回给殖民地。总之这个新兴帝国主义不再有分歧，而统一成工业国家基本的经济结构，成千上万名劳动者的就业均赖之维生。

除了新原料外，欧洲还需要大量食物。由于第二次浪潮国家转向制造业，把乡村劳工带入工厂，不得不从国外进口更多食物—牛肉、羊肉、谷物、咖啡、茶、糖，这些食物要从印度、中国、非洲、西印度群岛和中美洲进口。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新工业领导阶层为了投资需要更大的市场和新的销售对象。19世纪80—90年代的欧洲政治家谈到他们的目标时总是大言不惭。英国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JosephChamberlain）认为：“帝国即商业。”法国总理朱尔·费里（JulesFerry）更是坦言道，法国需要的是“满足我们企业、出口和资金需求的销售对象”。欧洲领袖受到经济起伏的影响，多年来面对着长期的失业状况，一直担心万一殖民地扩张受阻，失业就会导致国内的武装叛变。

第三次浪潮

088

然而，大帝国主义的根基并非仅限于经济，政策上的考虑、宗教狂热、理想主义、探险精神，甚至种族主义，都是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而其潜在的假设则是白人或者说欧洲人的优越感。许多人把帝国主义征服他人视为神圣的责任。英国作家吉卜林所谓的“白人的责任”表现出欧洲人传播基督教和“文明”（当然是指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热忱。殖民者认为，第一次浪潮文明不论多么精致复杂，终归是落伍的、未开发的文明。乡下人，尤其是黑色皮肤的人，被认为童稚无知、“狡猾又不诚实”“好偷懒”“不珍爱生命”。

这些观点正好纵容了第二次浪潮以武力消灭那些挡道的人。

在《机关枪的社会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chineGun)一书中，作者约翰·埃利斯（JohnEllis）告诉我们，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新武器在19世纪臻于完善，起初是用来对付原住民而非白种欧洲人的，因为用机关枪残杀同种人被认为是不合乎运动员精神的。然而，射杀殖民地居民被认为是狩猎而非战争，所以可以用其他标准来衡量。埃利斯在书中写道：“射杀马塔贝列人（属祖鲁族）、伊斯兰教苦修士，都被认为是一种危险的射击’行为，而不是真正的军事作为。”

1898年，在由喀土穆越过尼罗河的乌姆杜尔曼一地时，由伊斯兰教苦修士马赫迪（Mahdi）领导的起义军被一群装配有6挺马克泌重机枪的英国人击败，这项卓越技术的威力至此得到证明。一位目击者说：“这是马赫迪的末日，也是他最伟大的一日……这不是战役，而是处决。”在这次镇压中，有28个英国人和11000个起义军遇难——一个英国人即相当于392个殖民地居民。埃利斯写道：“这是英国精神胜利和白人优越感的另一项例证。”

第八章帝国的动力

089

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等在全球各地传播种族主义、宗教和其他“正当理由”，然而其背后却有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第二次浪潮文明不能独立存在，它迫切需要外来的廉价资源暗中补助。最重要的是，它需要统一的世界市场来吸收这些补助。

花园中的气泵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是创造统一的世界市场这种热忱的代表。他认为，除了工厂外，分工还应该应用在国家层面。他在一篇经典之作中指出，如果英国专门制造纺织品，葡萄牙专门酿酒，两个国家都会获利。每个国家都可以从事最拿手的行业，这种“国际分工”指派不同的生产任务给不同的国家，借此使人人受益。

这种信念成为此后几代人的教条，直到今日仍被遵守，不过它的意义往往被人忽略了。任何经济单位的分工都会造成整合的强烈需求，因而产生负责整合工作的领导阶层。同样，国际分工也需要全球的整合，由此产生了全球领导阶层，即一小批第二次浪潮国家基于现实的目的，轮流控制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

第二次浪潮横扫欧洲之际，创造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之动力促进了世界贸易惊人的增长。1750—1914年，全球贸易额据估计增长了50倍以上，由7亿美元增至将近400亿美元。如果李嘉图所言属实，全球贸易的利益就应该平均惠及各国。事实上，相信专业化会使人人受益乃是基于公平竞争的幻想。

第三次浪潮

090

这种信念的前提是有效地应用劳工和资源，交易不会受到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威胁，并且远程交易双方的实力旗鼓相当。总之，理论很完备，但现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在第二次浪潮的商人与第一次浪潮的人做糖、铜、可可和其他产品等交易时，往往是非常不公平的。谈判桌的一边坐的是对金钱运用自如的欧洲和美国贸易商，他们背后有大公司、全球金融网络、强有力的技术、稳固的国家政府作为支柱；另一边坐的可能是地方领主或部落酋长，他们的人民从来没有接触过货币制度，他们的经济是以小规模的农业或手工业为基础的。谈判桌的一边坐的是积极、冷漠的机械化进步文明的代理人，随时准备用军队和机关枪来证明他们的优越感；另一边坐的是小部落和公国的代表，他们手上只有箭和矛。

地方统治者和中间商往往被西方人收买了，以贿赂和个人利好来交换当地劳工、镇压异己、修订当地法律以对外国人有利。帝国主义者一旦征服一个殖民地，往往就会为本国商人制定优惠的原料价格，设立重重关卡，避免敌对国家的商人抬高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世界能够以低于公平市场的价格取得原料和能源乃在意料之中。

除此之外，价格往往还因对买者有利而被压低，我们称之为“第一价格法则”。第二次浪潮国家所需要的原料对拥有原料的第一次浪潮国家毫无价值可言，非洲农民不需要铬，阿拉伯酋长不需要埋藏在沙漠底下的黑色金子(石油)。

第八章 帝国的动力

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