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某种货物如果没有交易历史，第一次交易的价格就十分重要。这一价格往往不是依据成本、利润、竞争等经济因素，而是依据相对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得来的。由于没有积极竞争，领主和酋长可以接受任何价格，因为他们认为当地资源毫无价值，同时他们面对的是配有格林机关枪的军队。“第一价格”一旦定在偏低的水平，所有后来的价格就都会随之降低。

一旦原料被运回工业国家，制成产品，最初的低价就被冻结了。每种货物的世界性价格逐渐固定，所有的工业国家都因“第一价格”停留在一个“竞争性”的低水准而获益匪浅。因此，虽然帝国主义者强调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的精神，但是第二次浪潮国家大大得益于所谓的“不完善的竞争”。

撇开华丽的辞藻和李嘉图的高论不谈，扩张贸易的好处并没有被众人共享，而是从第一次浪潮国家倾注到第二次浪潮国家中去了。

生产人造奶油

为了加速这一流程，工业化国家努力扩张和统一世界市场。在贸易超越了国家的界线之后，每个国家的市场都变成息息相关的大区域市场的一部分，最后则成为主宰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整合领导阶层所预见的单一联合交易系统的一部分。全世界组成一张金融网。

第二次浪潮世界把其余地区都当成它的气泵、花园、矿坑、采石场，以及廉价劳动力供应地，因此全世界非工业人口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自给自足的方式生产食物并维系数千年而不坠的文明，也被迫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否则就被消灭。锡矿和橡胶被用来填补工业世界贪婪的胃口，玻利维亚人和马来西亚人的生活水准突然要配合半个地球以外的工业经济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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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用的人造奶油就是一个最戏剧化的例子。人造奶油原先是利用当地原料在欧洲制造的。随着人造奶油的销路越来越广，这些原料就变得不够用了。1907年，研究人员发现可以用椰子油和棕榈油来做人造奶油，这项欧洲人的发现使西非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大变化。

英国食品科学与技术中心前主任马格努斯·派克(MagnusPyke）曾说：“在一向出产棕榈油的西非主要地区，土地为整个地区所有。”复杂的地方习俗和规则，左右了棕榈树的利用方式。在有些地方，种树的人终身都可以享有其出产物，有些地方的女性享有特殊的权利。据派克说，西方商人以大规模生产棕榈油的方法制造人造奶油，作为欧美工业社会人们的“简便”食物，他们破坏了非工业化的非洲人脆弱复杂的社会体系，在刚果、尼日利亚、喀麦隆、黄金海岸等地，规模巨大的棕榈树种植园建立起来。西方人得到了人造奶油，而非洲人变成大规模种植园的“准奴隶”。

橡胶是另一个例子。20世纪初，美国的汽车生产突然迫切需要橡胶做外胎和内胎，商人勾结当地权势役使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人生产橡胶。英国驻里约热内卢大使馆领事罗杰·凯斯门特(RogerCasement）指出，1900—1911年，每生产4000吨普图马约橡胶，就要牺牲3万个印第安人的性命。

第八章 帝国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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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说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并不是典型的大帝国主义。当然，殖民国家并非绝对的残忍邪恶，他们也为所统治的人民建立了学校和基本的医疗保障设施，改善了卫生和饮水条件，他们无疑提高了某些殖民地的生活水准。

把殖民地以前的社会理想化，或将今日非工业人口的贫穷完全归咎于帝国主义，都是不公正的。气候、当地社会的腐败、暴政、无知、仇外心理都是导致贫穷的原因。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当地社会就已经充满了痛苦和压迫。

然而，一旦放弃自给自足的方式，为金钱和交易而生产，一旦被迫以开矿、栽植为生，从而重组其社会结构，第一次浪潮世界的人就得依赖他们无力左右的经济市场。他们的领袖往往收受贿赂，他们的文化遭到耻笑，他们的语言备受排挤。此外，殖民国家让被殖民国家的人民在心理上觉得低人一等，直至今日，这仍是殖民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

然而，对第二次浪潮世界而言，大帝国主义的报酬很优厚。正如经济史学家威廉·伍德拉夫（WilliamWoodruff）所言：“这些地区的开发利用和随之而来的贸易成长，使欧洲家庭的财富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准。”帝国主义建立在第二次浪潮经济的结构上，以资源来满足其贪婪的需求，并就此横扫全球。

1492年，哥伦布首先踏上了新世界，当时欧洲人只控制全世界9%的地区。1801年，他们控制了1/3，1880年达到2/3。到1935年.欧洲人的政治统治及于地球表面85%的土地和70%的人口。这个世界和第二次浪潮社会一样，也被分成整合者和被整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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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式整合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整合者都是地位平等的。第二次浪潮国家为了控制世界经济制度，掀起了血战。英国和法国的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德国工业势力的挑战。毁灭性的战争过后，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经济不景气和俄国革命，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了工业世界的市场。这些挑战使世界贸易的增长率大幅降低，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被纳入贸易体系，但是国际贸易货物的实际数量有所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减缓了整合世界市场的扩张速度。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西欧已沦为废墟，德国呈现一片荒芜的景观，苏联遭受不可名状的物质和人口损失，日本的工业垮了。在工业国家中，只有美国在经济上未受到伤害。1946—1950年，全球经济呈现十分混乱的局面，国际贸易降至1913年以来的最低水准。

战争摧毁了欧洲国家，同时也促使一个个殖民地争相要求政治独立。甘地、胡志明、肯雅塔和其他反殖民主义者掀起了驱逐殖民者运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战之前，情势即已明朗，整个工业世界的经济必须在战后根据新基础进行调整。

有两个国家承担起重建第二次浪潮体系的工作—美国和苏联。

美国在当时大帝国主义运动下所扮演角色的分量非常有限。为了开拓疆界，大批屠杀美洲原住民，或将他们安置在保留区内。在墨西哥、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美国人效仿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帝国主义策略。20世纪初，在拉丁美洲，美国的金元外交促使联合果品公司等企业能以低价获取糖、香蕉、咖啡、铜等货品。然而，和欧洲相比，美国只是大帝国主义行列中的年轻伙伴。

第八章 帝国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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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它拥有最先进的技术、最稳定的政治结构，以及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填补那些为战争所累的竞争对手从殖民地撤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

早在1941年，美国财政战略家即开始进行对美国有利的战后世界经济重整规划。1944年，在美国领导下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有44个国家同意设立两个关键性的整合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成员国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或黄金的比值固定下来—大多操控在美国手中。（1948年，美国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7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而固定了全世界主要货币的基本关系。

同时，世界银行设立之初是为了给欧洲国家提供战后的重建基金，后来也逐渐开始为非工业国家提供贷款。这些贷款的去处往往是修筑道路、港口和其他“基本项目”，以促使原料和农产品外销到第二次浪潮国家。

这个体系中很快又加入了第三个因素—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个协定原本是由美国推动的，希望能使贸易自由化，结果导致贫穷、科技较为落后的国家难以保护其新兴企业。

这三个组织勾结在一起，世界银行不会贷款给那些拒绝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拒绝遵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国家。

这一体系使美国的债务人无法通过货币或关税控制减轻负担。它加强了美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使得工业强国，尤其是美国，在许多第一次浪潮国家独立之后仍能对其经济规划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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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相关组织形成了一个世界贸易整合结构。从1944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基本上控制着这一体系。在各国之中，美国是整合者中的整合者。

第八章 帝国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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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工业现实观

第二次浪潮文明的触角伸向整个地球，改变了它所触及的一切事物，为人们带来科技和贸易之外的许多东西。第二次浪潮文明和第一次浪潮文明相冲击之后，不仅为数百万人创造了新的现实环境，而且开辟了新的对现实的思考方式。

农业社会的价值观、概念、传说和道德观念都相继崩溃，第二次浪潮带来了对上帝、正义、爱、权力和美的新定义，激发出新观念、新态度和新理论，推翻了以往对时间、空间、质量和因果的假设。第二次浪潮的现实世界可以用一个强有力且统一的世界观来解释。这个工业社会的世界观尚未定名，我们不妨将其命名为“工业现实观”。

工业现实观包括许多观念和假设，而在工业制度下成长的人也据此认识这个世界。这些观念和假设就是第二次浪潮文明中的科学家、企业领袖、政治家、哲学家和宣传家所运用的前提。

当然，也有向第二次浪潮现实观发起挑战的反对声浪，但我们在此所讨论的是第二次浪潮思想的主流，不是支流。从表面上看，似乎根本没有主流可言，而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意识支流。19世纪中叶，每个工业国家都有明显的左翼和右翼，右翼支持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左翼拥护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斗争起初只限于工业国家，但是很快就遍及全球。1917年俄国革命后，出现了一部世界性的集权宣传机器，意识形态的冲突日趋激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方法重新整合世界市场，双方都斥巨资向世界上的非工业国家传播它们的信条。

一边是集权政体，另一边是所谓的自由民主。理性的争执尽头，枪炮取而代之。自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激烈冲突之后，两大神学阵营的教条还从未出现过如此明显的分裂状况。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场宣传热战中，虽然双方都大力鼓吹各自的意识形态，但双方所叫嚣的是同样的超意识形态；双方的结论（经济计划和政治教条）虽然大不相同，但基于相同的假设。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各自引用不同版本《圣经》中不同的经文，然而双方所宣传的都是基督的道理。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不论是资本主义者还是反资本主义者，也不论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都在同样的基本前提下盲目地向非工业地区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迈进。双方都向其他文明传播工业制度的优越性，双方都是工业现实观的忠实宣传者。

进步原则

他们所传播的现实观是建立在三个密切相关的工业现实观的信仰之上的，这三个信仰把所有第二次浪潮国家联系在一起，将它们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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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信仰和自然有关。虽然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对于如何分享其成果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对自然的态度是一样的。对他们而言，自然都是有待开发利用的对象。

人类应该主宰自然的想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创世纪之初，不过在工业革命之前，这只代表少数人的观点。大部分早期文化均强调安贫乐道，强调人类应与自然生态和谐共处。

这些早期的文化对自然并不是十分友善，当时的人类砍伐、焚烧、毁灭森林以取得木材，只不过他们的破坏能力非常有限。他们对地球的冲击力不大，也不需要以任何观念作为破坏地球环境的借口。

在第二次浪潮文明来临之后，资本主义实业家大量挖掘资源，在空气中释放大量有害气体，为了追求利润不惜砍伐整片整片的森林，他们很少考虑到这些行为的后果和长期影响。自然有待人们开发利用的观念成为急功近利者的借口。

第二个信仰更为深入人心。人类不仅可以掌握自然，而且人类是进化的顶峰。进化论很早就有了，达尔文在19世纪中叶工业化发展十分迅速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科学依据。他提到“物竞天择”——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无情地筛除了软弱且无效率的生命形态。就其定义而言，适者生存。

达尔文最关心的是生物进化，但是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他的观念中带有明显的社会和政治意味。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自然选择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社会，而最富有、最具权势的人就是最适生存者和最有功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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