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人们逐渐意识到整个社会的进化都依据同一淘汰原则。根据这一理论，工业制度比非工业文化的进化层次更高。坦白地说，第二次浪潮国家优于其他国家。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为资本主义找到借口，这种文化上的自大也为帝国主义找到说辞。扩张中的工业势力需要廉价的资源作为生命线，它们以道德为借口压低资源的价格，甚至不惜消灭农业社会所谓的原始社会。社会进化的观念在知识上和道义上都认可非工业社会的人较为落伍、较为不适合生存的观念。

达尔文曾经平静地谈到塔斯马尼亚原住民遭遇的大屠杀，他以一种种族灭绝的热情预言：“未来文明的人种将会消灭并且取代全世界未开化的民族。”第二次浪潮文明的一线人士清楚地知道，谁应该生存。

虽然马克思严厉地批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他也同意工业制度是最先进的社会形态，所有其他形态的社会都会逐渐进化。

结合自然与进化的工业现实观的第三个信仰就是进步原则，即认为历史的发展会为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这种观念在工业社会出现之前就存在了，但是直到第二次浪潮之后，进步的观念才得到全面的发展。

第二次浪潮在欧洲出现之后，上千个声音突然唱出同一首哈利路亚的颂歌。莱布尼茨(Leibniz)、杜尔哥（Turgot)、孔多塞(Condorcet)、康德、莱辛（Lessing)、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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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artMill)、黑格尔、马克思、达尔文，以及无数重要的思想家都找出理由来支持宇宙乐观论。他们争论的主题包括进步是否真的不可避免，或需要人类施以援手；美好生活的构成要件是什么；进步会不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总之，以上皆属于进步的观念，都应予以赞许。

无神论者和神职人员、学生和老师、政治家和科学家都一致传播这一新的信仰。商人和政府官员宣称新工厂、新产品、新住宅开发、高速公路、水坝都是进步的明证，证明一切由坏变好，由好变得更好。诗人、剧作家、画家都把进步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进步是贬抑其他国家和征服“不进步”文明的借口。

同样的观念也不止一次地贯穿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著作中。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RobertHeilbroner)所言：“亚当·斯密相信进步…………在《国富论》中，进步不再是人类理想的目标，而是……人类奔向的终点……一个私有经济目标的副产品。”对马克思而言，这些以个人目标为目的的活动只是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开端，但这些活动本身也是长期历史动荡的一部分，把人类带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更美好的未来。

因此，在第二次浪潮文明中，三个关键的观念—与自然对抗、进化的重要性和进步的原则，是工业文明的代言人用以向全世界解释和辩护的工具。

在这些信仰之下隐藏着有关现实的深入假设—一些不可言说的有关人类经验的基本元素。每个人都必须应对这些元素，而每种文明都有不同的解释。每种文明都一定要教导孩子如何把握时间和空间，向他们阐明自然的运作（不论是通过神话、比喻还是科学理论)，并且提供一些线索，告诉他们事情的因果关系。

第九章 工业现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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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浪潮文明在成熟之后，基于其对时间、空间、质量和因果的假设，创造出一个新的现实形象。它把过去的碎片以新的方式重新拼凑，运用经验和实证试验，改变了人类感受周遭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

时间软件

我们从前几章中可以了解工业制度的传播有赖于人类行为和机器节奏的同步化。同步化是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指导原则，而生活在工业制度之下的人在外人眼中都是时间的奴隶，永远在紧张地看手表。

为了深植时间观念，达成同步化的目标，人们对时间的基本假设（他们心理上的时间观念）必须改变，因而产生了新的“时间软件”。

从事农业的人必须知道何时播种与何时收获，如此他们才能准确地衡量长期的时间。因为农民不需要在劳动时按照同一步调工作，所以对短期的时间单位没有什么认识。他们往往不会把时间划分成小时或者分、秒等固定的单位，而是以概略、不精确的分割来代表进行某些家庭式工作的时间长度。农民可能把某一段时间称为“挤牛奶的工夫”。在马达加斯加岛，人们使用的时间单位是“一顿饭的工夫”，一刻称为“炸一回蚱蜢的工夫”。英国人有“做一次祷告的工夫”，更粗俗一点儿的还有“撒一泡尿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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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部落之间或村庄之间彼此没有什么交易，而且工作上也不需要运用时间单位，各个地区和各个季节的心理时间都不相同。比如，在中世纪的北欧，白天被分割成相等的时间单位“小时”，但是由于各个季节日出和日落的时间不尽相同，12月的一个小时比3月或6月的一个小时要短。

工业社会除了“做一次祷告的工夫”这种不明确的时间单位外，还需要相当精确的单位，像小时、分、秒等，而且这些单位必须标准化，使各个季节和各个地区能够达成一致。

今天，全世界被清楚地划分成许多个时区。我们都使用“标准”时间。全世界的飞行员都参考祖鲁时间，即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根据国际惯例，英国的格林尼治变成世界时间差异衡量的地点。人们定期把钟表拨快一小时或拨慢一小时，不论我们主观认为时间是快是慢，小时现在就是标准的时间单位，一小时是不能改变的一小时。

第二次浪潮文明不仅把时间切割成精确、标准的单位，而且把这些单位放在一条直线上，向过去和未来无限延长，时间变成线性单位。

事实上，时间呈一条直线的观念深植于我们的思想中，在第二次浪潮社会中成长的我们很难转变这一观念。然而，许多工业时代以前的社会和第一次浪潮社会都认为，时间呈一个圆圈，不是一条直线。玛雅人、佛教徒、印度教教徒都认为时间是重复的圆形，历史不断重复，经由轮回而再生。

时间就像一个大圆圈的观念来自印度教中“劫”的观念，一劫40亿年，梵文中的一日始于再生，终于死灭，往复循环。循环时间观也出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他们的弟子欧德摩斯(Eudemus）认为，他自己随着时间的循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经历同一时刻。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对此进行宣讲。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时间和东方人》（Time and Eastern Man)一书中指出：“对印度-希腊人而言，时间是轮回和永恒的。”同时李约瑟表示，在中国，虽然线性时间观占上风，“但是早期道家的哲学中赞同循环时间观”。

第九章 工业现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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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时代以前，欧洲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时间观。数学家G.J.惠特罗（G.J.Whitrow）认为，“在整个中世纪，循环时间观和线性时间观不断引发争论。线性时间观源于商人阶级和货币经济的崛起。然而只要权力控制在土地所有者手中，时间就很充裕，而且和土地的循环联系在一起”。

第二次浪潮得势之后，这个相持已久的冲突终于得到了解决：线性时间观获得胜利。线性时间观在所有的工业社会里（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占据了优势。时间被视为一条高速公路，由过去经过现在通向未来，这种和工业文明之前迥异的时间观，变成所有经济、科学和政治计划的基础，通行于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经理室、日本的经济计划厅和苏联科学院。

我们必须知道，线性时间是工业世界进化观和进步观的先决条件。有了线性时间，进化和进步才有存在的可能。如果时间呈圆形而非直线，如果时间会倒退，而不是朝单一方向发展，那么历史会一再重演，而进化和进步也不过是幻象—时间在墙上的影子而已。

同步化、标准化、线性化都左右了文明的基本假设，改变了一般人处理时间的方式。如果时间本身起了变化，那么空间也不得不重新调整，以适应新的工业现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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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变化

在第一次浪潮文明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以渔猎游牧为生，他们总是不停地迁徙。他们遭受饥寒天灾等不幸，因气候变化和尾随猎物而迁徙，他们是最早的“高度流动者”——轻便地“旅行”于各地，避免积攒笨重的货物或财物，同时散处于世界各地。50位男女老少组成的团体需要相当于6个纽约曼哈顿岛大小的土地来供应他们的生活所需，迫于情势，他们一年要迁徙数百英里之远。他们过着当今地理学家所谓的“空间开放”的生活。

相反，第一次浪潮文明孕育出一个“空间狭隘”的种族。农业取代了游牧，耕地和永久住所取代了迁徙的路径。农民和他们的家人不再在广阔的空间里不停地流浪，他们开始定居于一处，在空间的海洋中耕耘自己小小的土地—一个广阔的空间竟被分成如此狭小局促、固定不变的小天地。

在工业文明诞生之前，每个农民的茅舍周围都有广阔的土地。除了少数商人、学者和士兵外，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居住在非常狭小的地域里。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起去教堂，偶尔也会行至六七英里外的另一个村庄。当然，各处的情形因气候和地势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历史学家J.R.黑尔（J.R.Hale）曾说：“大多数人一生最长的旅行距离差不多是15英里。”农业造就了“空间紧缩”的文明。

工业旋风在18世纪席卷了欧洲，再度形成“空间开放”的文化，但这一次是以全球为范围的。货物、人口和观念传播至数千里之外，人们为了寻找工作机会而开始迁徙。从前生产工作分散在田野中，现在却集中于城市里。大量人口被压缩于少数紧密的中心点上。旧日的村庄衰败、消失，新的工业中心崛起，带来了烟囱和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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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改组的画面需要城市和乡村复杂的协调，食物、能源、人口和原料都必须流入城市，而成品、流行、观念、财务决策则由城市外流出去。这两种流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必须缜密地协调配合。同时，在城市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空间结构。在旧日的农业制度下，基本的城市景观包括教堂、贵族的宫殿、简陋的茅屋，偶尔会看到一家客栈或修道院。由于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分工细化，需要更多专业化的空间形式。

基于上述原因，建筑师忙于参与兴建办公楼、银行、警察局、工厂、火车站、百货商店、监狱、消防站、收容所和戏院。这些不同的空间形式必须与合理的机能互相配合。工厂的选址，住宅到商店的距离，铁轨和码头及调车场的距离，学校、医院、水管、电力公司、排水沟、管道煤气、电话总机，处处都需要空间协调。空间必须像巴赫的“赋格曲”一样仔细地安排。

专业的空间协调工作——在适当的时刻把适当的人送到适当的地点，是时间同步化与精致空间的对称。换言之，也就是空间的同步化，因为工业社会的运行有赖于时间和空间的密切配合。

人们需要更为精确和标准的时间单位，也需要更为精密、可以互换的空间单位。在工业革命之前，时间的单位很粗糙，比如以“做一个祷告的工夫”为时间单位。同时，空间的单位也很模糊，比如在中世纪的英国，一个“路德”可以短到16.5英尺①，也可以长到24英尺。在16世纪，计算一个“路德”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教堂散会时随意挑选16个人，把他们排成一列，让他们的左脚彼此相接，然后测量最后的长度。同时，人们还使用一些更为模糊的单位，比如“一天的行程”“一小时的路程”“半小时的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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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第二次浪潮开始改变工作形态，市场逐渐扩张之后，这些松散的时间单位就再也不适用了。随着贸易的增加，精确的航海技术越来越重要，政府提供巨额奖金给从事商船航行更优路径设计的人员。在陆运方面，也出现了更多精良的度量法和精确的计量单位。

第一次浪潮时代混乱、矛盾、不统一的地方习俗、法律和贸易规定，现在必须予以合理化。不够精准的测量方法成为制造业者和商人面临的一大难题，这也是为什么在工业时代初期，法国革命者热衷于以公制单位和新历来达成距离与时间的标准化。他们认为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国民议会第一次宣布成立共和国时，这些规划都被列入第一批议程中。

第二次浪潮使得空间的界线问题更为复杂、明显。18世纪之前，帝国的疆界往往很不精确，因为许多地区人迹罕至，不需要那么精确。随着人口、贸易的增加，欧洲出现了工厂，许多政府也开始有计划地测量它们的疆界。各地的风俗不同造成了极为明显的差异，地方和私人的财产被清楚地划分、界定和登记下来。地图越来越详细、周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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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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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空间观正好配合新的时间观。准时和计划为时间定下了许多界限，空间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线性的观念不仅为时间所独有，连空间也有对应物。

在工业时代之前，直线的路程（不论陆路还是海路）是一件反常的事。农村小路、牛踩小径、印第安人的足迹都随地势蜿蜒，许多围墙都以不规则的角度迁回曲折，中世纪城市的街道彼此交错、缠绕。

第二次浪潮社会不仅把船只安排在直线的航程上航行，而且建造出平行直线的铁轨。美国规划官员格雷迪·克莱（GradyClay）指出，这些铁路线（线这个字本身就暴露出线性的观念）成为新城市的交通线，形成格子形状的铁路网。格子形状加上直线和90°角，形成城市景观中一种特殊的规律和直线状态。

在现在城市中较古老的街区，仍然可以看到许多方形、圆形广场和复杂的交叉道路。在工业时代或者其后建筑的城市里，这些景观不见踪影，代之以统一的格子状规划。地区和国家也是如此。

机械化使得农田也呈直线状。工业时代以前的农民用牛来耕田，自然形成弯曲、不规则的线条。农民不愿意止住牛的脚步，随它耕到农田的尽头，在田地上形成一条“S”形的曲线。今天，任何人从飞机上向下望，都可以看到农田呈笔直的方块状。

直线和直角的混合不仅见于田野和街道，而且见于现代人的私人空间—他们居住的房屋。在工业时代的建筑中很少能见到弯曲的墙壁和非直角的角度。整齐的长方体取代了形状不规则的房屋，高耸的建筑把直线带入天际，以直线或格子组成的窗户呈现在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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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上，俯视着笔直的街道。

我们对空间的观念和感觉也与时间一样，处于直线化的阶段。在所有工业社会里，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建筑空间的专业化、详细的地图、统一精确的测量单位和最突出的直线，都成为固定的文化和新工业现实观的基础。

现实的“粒子”

第二次浪潮文明不仅建立起新的时间和空间形象，而且用以规范日常的行为，为古老的问题“事物是由什么构成的”找出答案。每种文化都有其自创的神话和比喻，用以回答这个问题。对某些文化而言，宇宙是一个旋转的整体，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与祖先和子孙密不可分，又与自然息息相关，和动物、树木、石头、溪流共同构成自然界。同时，在许多社会中，个人不是独立自主的个体，而是大组织（家庭、党派、部落或社区）的一部分。

其他社会不强调宇宙的整体或统一，而注重其分裂。它们不把现实视为一个融合的整体，而将其视为许多独立个体所组成的结构。

在工业时代出现的20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念，认为宇宙不是浑然一体的，而是由不连续、不可毁灭、不能减少、不可见、不可分裂的分子构成的。他把这些分子称为“原子”。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宇宙由不可缩减的物质构成的观念被一再提及。之后，中国的《墨子》有言：“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端，是构成万物的最小单元。在印度，原子的理论和不可缩减的现实单位也在公元后不久盛行一时。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扩充了原子哲学。然而，这种物质观仍然只是少数人的观点，经常遭到讥笑和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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