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在第二次浪潮文明出现之后，原子论才成为主流观点，因为数种思想汇合，改变了我们对事物的观点。

17世纪中叶，一位法国神父皮埃尔·伽桑狄（PierreGassendi)开始谈到物质中含有极微小的“微粒子”。伽桑狄当时是巴黎皇家学院的天文学家和哲学家，他受到卢克莱修的影响，成为物质原子论的提倡者，他的观念很快就横扫英吉利海峡，传到年轻的科学家罗伯特·波意耳（Robert Boyle）那里。波意耳当时正在研究气体的压缩性，他把原子论的观念由抽象的理论变成实验，并且断言空气本身也是由小分子构成的。伽桑狄逝世6年后，波意耳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任何物质（比如地球）都可以分解成更简单的物质，它就不是一种元素。

同时，曾被伽桑狄批评的耶稣会数学家勒内·笛卡儿（RenéDescartes）认为，现实只有在破裂成极小的单位后才能被人们了解。借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必须把所有问题分成无数的部分”。在第二次浪潮出现之后，哲学原子论和物理原子论开始齐头并进。

这对整体观念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以令人惊异的研究成果把宇宙划分成细小的碎片。微生物学家勒内·迪博（René Dubos）在笛卡儿发表了《方法论》(Discourse onMethod）之后曾说：“此书应用于医学方面后，立刻带来了无数发现。”在化学和其他领域，原子论及笛卡儿的原子方法带来了惊人的突破。到18世纪中叶，宇宙由独立分割的部分组成的观念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成为工业现实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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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新文明都从过去攫取观念，然后重新塑造这些观念与世界的关系。对刚萌芽的工业社会（这个社会才刚开始朝批量生产流水线产品迈进）而言，一个由不同部件构成的宇宙观，看来是不可或缺的。

对原子论的认可当然还有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原因。第二次浪潮打碎了旧日的第一次浪潮机构，把人们从大家庭、神圣的教堂和君主政体中解放出来。工业化的资本主义需要为个人主义找到合理的借口。旧日的农业文明衰败了，在工业文明出现之前的一两个世纪，贸易和城市都大量扩张，商人阶级要求自由贸易、借贷并且扩张市场，因而产生了新的个人观—个人也是原子。

个人不再是部落、阶层、氏族的附庸，而成为自由、自主的个体。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财产，取得货物，与人交易，凭本事发财或挨饿，同时有权利选择宗教信仰及追求个人的幸福。总之，工业现实观产生了个人如原子的观念个人成为社会上不可缩减、不可毁灭且最基本的分子。

原子的观念甚至出现在政治方面，选票成为最终的分子。在国际事务上，自主、独立、不可渗透的单位就成为国家。除了实质事物外，社会和政治事件也被视为“积木”—自主的单位或原子。原子的观念渗入生活中的每一层面。

这种现实观包含有组织的个体，正好配合新的时间观和空间观，分成清晰的单位。第二次浪潮文明影响到“原始”社会和第一次浪潮文明，在民众、政治和社会层面传播了统一协调的工业观。

第九章 工业现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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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逻辑系统中还缺少最后一样东西。

终极原因

一个文明必须能解释事情发生的原因——就算它的解释是九分神话、一分解析也罢，否则这一文明就无法有效地运作。人们在推动文明的过程中，必须保证他们的行为能产生结果，也就是说，永恒的疑问必须得到解答。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理论非常有力，似乎可以解释所有的事情。

一块石头投入池塘，涟漪很快向外扩散，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生活在工业文明时代的小孩会说：“因为有人往池塘里扔石头。”

如果让12一13世纪欧洲的读书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一定会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他们也许会借助亚里士多德找寻物质原因、正式原因、效率原因、最终原因，但是任何原因都不足以全面解释任何事情。中国古代圣哲可能会谈到阴阳，以及所有现象发生的源头。

第二次浪潮文明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中找到因果问题的答案。牛顿认为，因果是“加诸物体上使其产生运动的力”。典型的牛顿式因果例证是撞球，两球相撞互相作用。这种变化观完全着眼于可测量、易识别的外在力量，它的影响力非常大，因为它正好能配合线性的空间观和时间观。事实上，牛顿和机械因果论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普遍为人们所接纳，人们也因而把工业现实观纳入一个神秘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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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个世界包含许多独立的分子—小型撞球，那么所有的因果必定出自这些撞球的互相作用。一个分子或原子撞击另一个，前者是后者移动的“原因”，而后者移动本身是前者动作的“结果”。没有空间上的移动就不会有活动，没有一个原子可以同时出现于两地。

一个复杂、混乱、不可预测、拥挤、神秘、漫无章法的世界突然显得整齐又干净。从人类细胞核内的分子到夜空中最遥远的星辰，所有的现象都被视为运动的物质，一个粒子撞击另一个粒子，迫使它不停地运动。拉普拉斯（Laplace）认为，对无神论者而言，这种观点可以用来解释生命，在生命中，神的假设是无必要的；对信徒而言，神仍有其地位，因为神可以被视为“施力者”，神用球杆击打撞球，然后也许就从游戏场上功成身退了。

这个比喻为工业文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法国革命的促成者之一、激进派哲学家巴龙·德奥尔巴克（Barond'Holbach）声称：“宇宙是所有存在物的大集合，只呈现为物质和运动；我们认为整体只不过是无休无止、不间断的因果持续而已。”

这一切都表现在一个简短又神气的句子中：宇宙是一个组装而成的实体，由碎片拼凑成一个“集合体”。物质只能在运动中被了解——这是就“空间”移动而言的。事物连续出现，顺着“时间”的直线移动。德奥尔巴克认为，人类的感情，如恨、爱、自私，都可以比拟成自然的力量，比如排斥、惯性、牵引力，一个聪明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感情来为政治服务，就像科学可以控制自然界一样。

第九章 工业现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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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这种宇宙观及其基本假设中，找到一些最有力的个人、社会和政治行为模式。我们相信，不仅是宇宙和自然，连社会和人群都遵循某种固定、可预测的法则。事实上，第二次浪潮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正是极力证明宇宙的自有法则者。

牛顿似乎发现了天文学的法则，达尔文辨认出社会进化的法则，弗洛伊德揭示了精神的法则。其他人，包括科学家、工程师社会科学家、心理学家，都在找寻更多不同的法则。

第二次浪潮文明掌握了神秘且有力的因果理论。以往相当复杂的事情现在都可以归纳出简单的公式。这些法则之所以会被人们接受，并不是因为牛顿、马克思等人的主张。这些都是实验的结果，是能够被证明的。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法则兴建桥梁，把无线电波送入空中，预测生物的变化；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法则控制经济，组织政治活动，甚至如某些人所期望的那样预见个人最终的行为。

我们只需找出解释这些现象的主要变量。只要我们能够找到适当的“撞球”，从最佳角度去撞击它，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新的因果论配合新的时间观、空间观和物质观，把人类从古老的鬼神统治中解放出来。科技取得胜利的成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出现了奇迹。它向独裁统治发起挑战，把心灵从长久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工业现实观也创造了它自己的新桎梏，工业心态轻视那些不可量化的东西。它经常赞美严格的规律，惩罚想象力，使人类沦为过于简单的原生质个体，希冀为任何问题都找出机械化的答案。

工业现实观在道德上也并非如表面一样采取中立态度。第二次浪潮文明强烈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工业时代左翼和右翼的意识形态。第二次浪潮文明和任何文化一样，让人们以扭曲的视野去观察他们自身和宇宙。这些观念、形象、假设及比喻形成了历史上最有力的文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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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工业现实观—工业文明的文化门面，与它所建立的社会完全吻合。它创造了一个充斥着大组织、大城市、集权官僚制度和无孔不入的市场的社会；它密切配合着新能源制度、家庭制度、科技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和价值制度，一起构成了第二次浪潮文明。

随着第三次浪潮的来临，整个文明和制度、技术、文化都在变化的浪潮下日趋分裂。我们生活在无可挽救的工业危机之中。随着工业时代成为历史，新的时代诞生了。

第九章 工业现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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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倾泻的洪水

这是一件神秘的事。工业制度是历史上的一场洪水—短短300年，使此前的亿万年黯然失色。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工业革命？是什么力量把第二次浪潮推向全球？

许多变化之流汇成洪流。新大陆的发现在工业革命前夕为欧洲文化和经济注入了动力，人口的增长使人们不断涌入城市。英国森林几近被砍伐殆尽，促成了煤的使用，接着矿井被挖得越来越深，直到老式的马拉水泵再也无法清除主坑道内的积水。蒸汽机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也为新科技创造了许多机会。工业现实观的传播给宗教和政治权威带来了挑战。知识的普及、道路和运输的改进等事件在时间上互相配合，冲开了变革的水闸。

研究工业革命的起源注定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可以独立对其进行解释。技术本身并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历史也不是科技变化、人口趋势和通信发明的记录。经济无法独立解释任何历史事件。所有其他变量所依靠的“独立变量”并不存在，只有

复杂无比的相关变量。

面对这种混乱的因果关系，我们无法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能集中于几项最重要的因素，并认清这种选择可能出现的偏差。根据这种精神，在形成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所有力量中，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离，以及我们现在所谓的市场交换网络的成长，不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

在时间、空间、社会与心理距离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裂痕越大，市场就越会以其复杂的特性、价值观、潜在的隐喻和假设来左右现实。

我们知道，看不见的巨斧促成了整个现代化货币系统的产生包括中央银行、证券交易所、世界贸易、官僚制度、定量和核算的风气、契约性的道德、物质主义的倾向、狭隘的成功定义、严格的奖惩制度、权威的会计工具，这些事物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往往为我们所忽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离带来了趋向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和集中化的压力，产生了性别角色和个性的差异。在我们衡量促成第二次浪潮兴起的许多力量之时，生产与消费这两个古老原子的分离必然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其影响在今日仍然十分明显。

第二次浪潮文明不仅改变了科技、自然和文化，而且改变了人格，人们形成了新的社会人格。当然，女人和孩子成为塑造第二次浪潮文明的主要力量，也受到文明的感染，但是因为男人被直接带入市场和新工作规范中，所以他们的工业性格比女人更为明显。

工业人和之前的人不同。他们是“能源奴隶”的主人，可以将有限的力量无限地扩充。他们把大部分生活消耗在工厂式的环境中，整天接触到的都是使个人能力日趋退化的机器和组织。他们从孩提时即知道生存取决于金钱。他们在核心家庭中长大，进入工厂式的学校，通过大众媒体获得对世界的基本印象。他们服务于大公司或政府机构，附属于工会、教堂和其他机构—在很多团体中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对城市或乡村的认同感远不及对国家的认同感。他们视自己与自然对立逐日在工作中利用大自然，然而每逢周末，他们却又急着亲近大自然。(事实上，他们越霸占自然，就越推崇自然。）他们自视为巨大、互相依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而这一体系的复杂程度绝非他们所能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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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面对这一事实，无望地反抗。他们奋斗以求生存。他们去玩社会游戏，扮演社会分配的角色，却往往憎恨这些角色，觉得自己是提高生活水准制度下的牺牲者。他们觉察到线性时间无情地把他们推向未来——那等待中的坟墓。伴随钟表的嘀嗒声，他们一步步接近死亡。他们明白地球和所有的个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都只是规律且无情的宇宙大机器中的一部分。

工业人所生存的环境是他们的祖先无法想象的，就连最基本的感觉信号也不一样。

第二次浪潮文明改变了人类所听到的声音，工厂的汽笛声代替了鸡鸣声，车胎的摩擦声代替了蟋蟀的叫声。黑夜犹如白昼，人们活动的时间拉长了。第二次浪潮文明带来人类未曾见过的视觉景观由天空俯瞰地球，在本地剧院上映超现实主义的电影，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生物形态。夜晚土地的气味被汽油味和苯酚的臭气取代，肉和蔬菜的味道都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知觉领域都与以往大不相同。

第十章 倾泻的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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