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人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首度出现了我们现在所谓的正常身高，下一代比其父母要高。人们对身体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诺贝特·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告诉我们，直到16世纪，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全裸仍然是日常的习俗”。第二次浪潮出现之后，裸体被视为羞耻。在特制的睡衣被人们接受之后，人们在卧室的行为也改变了。叉子和其他餐具出现之后，进食也变成一种使用餐具的技术。以餐桌上陈列着猎杀的动物为乐的文化，转变成“尽量避免把盘中肉和宰杀野兽联想在一起”的文化。

婚姻变成不单是一桩经济行为。战争被强化了，而且被放到了流水线上。亲子关系的改变、晋升机会的改变、各种人际关系的改变，改造了数百万人的自我意识。

面对这些心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改变，人们不停思索着评价的标准。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判断整个文明？用大众的生活水准吗？用它对外界的影响力吗？用它对生物环境的影响吗？用艺术上的成就吗？用人的寿命长短吗？用科学成就吗？用个人自由吗？

在第二次浪潮文明下，除了大规模的经济衰退和令人震惊的人类生命的牺牲外，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水准提高了。工业文明的批评者在描述18一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时，总会把第一次浪潮的历史想象得过于浪漫。他们认为以往的乡村很温暖、独立、稳定、有精神上而不只是物质上的价值。然而，历史研究显示，这些可爱的乡村事实上是营养不良、疾病、贫穷、无依无靠和暴政的深渊，人们永远在和饥饿、寒冷、地主及君主对抗。

在大城市周围出现了贫民窟、掺假的食物、传染疾病的饮用水、救济院和成堆的垃圾。这些情况虽然非常可怕，但也代表了社会的大幅进步。英国作家约翰·维泽（John Vaizey）曾说：“悠游田园的英国农夫只是一幅夸张的图画。”对大多数人而言，迁往城市周围的贫民区意味着生活水准的大幅提高，寿命延长，住宅情况有所改善，食物的数量充足、质量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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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方面，只要读一读盖伊·威廉斯（GuyWilliams）的《苦闷的年代》(The Age of Agony)或L. A. 克拉克森(L. A. Clarkson)的《工业时代前英国的死亡、疾病与饥荒》(Death,DiseaseandFamine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就可以驳倒指责第二次浪潮文明、推崇第一次浪潮文明的人。克里斯蒂娜·拉纳（ChristinaLarner）在这两本书的书评中说：“社会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的作品指出，在乡村和城市里存在着许多疾病、痛苦和死亡。人们的平均寿命很短，在16世纪大约为40岁，17世纪传染病盛行，降为三十几岁，18世纪回升到四十几岁。已婚夫妇很少能活得很长，所有的孩子都要凭运气生存。”不论我们如何批评今日危机重重、方向错误的健康制度，我们必须记得，在工业革命之前，正式被核准的医疗方法都是致命的，不是放血，就是不用麻药的手术。

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鼠疫、斑疹伤寒、流行性感冒、痢疾、天花和结核病。拉纳指出：“哲人总是认为我们只是换一种不同的杀人武器罢了，但是这种新武器确实可以让我们活得长一点。工业时代以前的传染病使老少一律遭殃。”

从健康和经济谈到艺术和意识形态，工业文明在狭隘的物质主义下，是不是比以往的封建制度在心理上更为空洞？机械心态或工业现实观是不是比中世纪的教堂和君主专制更不能接受新观念，更不能容纳异己？我们固然憎恶自己的官僚制度，但是和几世纪以前古埃及的阶级制度相比，现存的制度称得上严格吗？谈到艺术，过去300年西方的小说、诗歌和绘画不比早期或其他地区的作品更鲜活、更深刻、更动人、更复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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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在也有其阴暗面。第二次浪潮文明改善了我们父辈的生活，却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其中最强烈、最无法挽救的就是对地球脆弱生物空间的破坏。由于工业现实观基于征服自然的原则，以及不断增长的人口、蛮横的技术、不断扩张的需求，整个社会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我曾读过有关工业时代以前的街道上马粪遍地的记载（这些文章往往试图证明污染并不是新鲜事)，我也知道古老城市的街道肮脏不堪，但工业社会把生态污染问题和资源使用问题带入一个空前绝后的新境界。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文明使用这么多新方法来摧毁整个地球。海洋上方满是毒气，整个物种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这都是人类贪婪和疏忽所带来的后果。矿井在地球表面造成伤害，发胶使得臭氧层宣告枯竭，热污染威胁到地球的气候。

帝国主义的问题更为复杂。役使印第安人挖掘南美洲的矿井，在非洲和亚洲引入大规模栽培法，刻意扭曲殖民地经济以配合工业国家的需要，由此产生了痛苦、饥饿和疾病。第二次浪潮文明带来了种族主义，强行将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经济并入世界贸易体系，留下还没有愈合的腐烂伤口。

然而，夸耀这些早期的自给经济也是一种错误。我们不知道非工业地区的人民是不是比300年前过得更糟。在寿命、食物摄入量、婴儿死亡率、识字能力，以及人类的相互尊重方面，从撒哈拉到中美洲，许多人忍受着难以描述的苦难。用一个虚假、浪漫的过去来判断现在，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伤害。通往未来之路不是回到更悲惨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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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二次浪潮文明不是由单一因素促成的，当然对其也不能做单一的评价。我已经把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正反两面都呈现出来了。我一方面予以谴责，另一方面又加以赞扬，这是因为简单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我厌恶工业文明压榨第一次浪潮国家人民和原住民的方式。我不会忘记大量的战争、残酷的杀人方式、夷平广岛的原子弹。我以第二次浪潮文明的自大和掠夺为耻。我不能忍受贫民窟里人力资源、想象力和精神的浪费。

然而，无理地憎恨自己所生存的时代和人民并不是创造未来最好的方法。工业制度是一个装有空调的噩梦、一片废墟、一种恐怖的场景吗？它像与科学和技术为敌的人所说的，只是一个“单一幻象”的世界吗？不错，但是不只如此。它和生命一样，是永恒之中痛苦与甜蜜交织的一刻。

不论个人如何评估过去，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工业游戏已经结束，它的能量用尽了，第二次浪潮的力量消失了，下一次浪潮继之而起。有两项改变使得工业文明不可能再“正常地”继续下去。

第一，我们已经到达了“对抗自然战争”的转折点，生物环境不再能忍受工业的伤害；第二，我们不能再无限制地依赖不可再生能源——迄今为止这仍是工业发展主要的支撑力量。

第十章 倾泻的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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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并不代表科技社会的结束或能源的结束，但是显示出所有未来的科技进步都会受到新环境的限制，同时也显示出在新能源起而代之以前，工业化国家会一再遭遇激烈的衰退现象，更换新能源的过程加速了社会和政治变革。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们正处于廉价能源耗尽之际，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情形是如此。第二次浪潮文明失去了两股最基本的支撑力量之一。

同时，另一股潜在的支撑力量廉价的原料也逐渐衰退。高科技国家在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将近尾声之际，将会自行开发新资源，与非工业国家进行买卖，并且逐渐减少其经济依赖，它们也可能继续和非工业国家交易，但是会采取全新的贸易条款。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成本都会大幅提高，整个文明的资源基础都会和能源基础一起改变。

这些工业社会外在的压力和制度内在的压力互相配合。不论我们所看到的是美国的家庭制度、法国的电话系统（如今比许多无名小国还糟糕)，还是东京的通勤铁路系统（差到乘客涌入车站，劫持铁路官员以抗议)，情况都一样：人和制度都到达了最后的突破点。

第二次浪潮的系统已经陷入了危机。我们发现福利系统的危机、邮政系统的危机、学校系统的危机、卫生服务系统的危机、都市系统的危机、国际财务系统的危机、国家本身的危机，第二次浪潮的价值系统也陷入了危机。

工业文明的角色系统也陷入了危机。我们见到的最激烈的现象就是性别角色的再修正。我们从妇女运动、同性恋合法化、中性时装的流行可以看出传统性别期望的混淆。职业上的角色界限也很模糊，护士和病人都重新定义他们与医生之间的角色关系。警察和教师打破他们固定的角色，采取不合法的罢工行动。更高级的法律重新定义律师的角色。工人越来越需要参与感，推翻了传统的管理角色。工业制度所依赖的角色结构的崩溃，比所有表面的政治抗议和标题作家期望掀起的浪潮都更具革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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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些压力（失去主要的支撑力量、社会生存制度不良、角色结构的崩溃）的汇合使最基本、最脆弱的结构—人格产生了危机。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崩溃造成了人格的危机。

今天我们眼见许多人拼命从暖昧的电影、戏剧、小说和励志书籍中找寻失去的自我。在美国，我们会看到各种古怪的人格危机。

危机下的牺牲者把自己投入集体治疗、神秘主义或性游戏中。他们渴望改变，却又惧怕改变。他们迫切希望能够脱离目前的存在，踏入一个新生命—变成非我。他们希望更换工作、配偶、角色和责任。

即使被认为成熟自满的美国商人也不免会对现状感到不满。美国管理协会在一次调查中发现，有40%的中层管理人员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有1/3以上的人梦想能选择另一种让他们觉得更愉快的生活。有些人针对这种不满的情绪采取了行动，他们辞去工作，去当农夫或滑雪教练，找寻新的生活方式，他们重回学校，或绕着越缩越小的圈子乱转，最后在压力下崩溃。

不满的根源在于他们自身，他们承担了不必要的罪恶感。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内心的感受是一个客观大危机的主观反映，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串演了一部戏中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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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这些危机视为独立事件，可以忽略能源危机和人格危机之间的关系，漠视新科技和新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潜在的关系，但是这种做法很冒险，因为眼前所发生的事并非如此单纯。如果我们从不停变化的浪潮及波浪的冲击这个角度去思考，即可以把握住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实—工业文明已经逝去，我们可以从变化的迹象中找寻新的趋势，即非工业的发展。我们可以辨认出第三次浪潮在何处。

第三次浪潮将成为我们余生的规范。如果我们希望缓和旧文明和新文明的交替过程，如果我们希望维持自尊并且安然度过眼前无数的危机，必须认识并创造出第三次浪潮文明。

如果我们仔细环视周遭，会发现在失败与崩溃之中出现了成长和新力量的迹象。

如果我们仔细聆听，可以听见第三次浪潮在不远的海岸边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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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新的综合方法

1950年1月，20世纪下半叶刚刚开始时，一个消瘦的年轻人带着崭新的大学文凭，搭了一夜的长途汽车，驶往他认为这个时代最现实的中心所在。他身旁坐着他的女朋友，座位下放着一箱书，他凝视着缓缓涌现的黄昏美景，一路上，中西部的工厂被甩在飘雨的车窗外。

当时，美国是世界的心脏，环大湖地区是美国工业的心脏，而这里的工厂就是心脏当中跳动的脉搏。钢铁厂、铝业厂、机具和铸模板厂、炼油厂、汽车厂等脏兮兮的建筑物绵延数英里。机器声震耳欲聋，金属承受着压、敲、钻、弯、焊、锻、铸等各种加工。工厂是整个工业时代的象征，但是对一个出生在半温饱、中下层家庭，学了4年艺术史和社会理论的男孩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地方。

我在那些工厂里待了5年，不是做办事员，也不是管人事资料，而是做流水线工人、技工、焊工、货车司机，干着操纵钻孔机、打模型、修机器、为非洲的矿井生产巨型除尘机、组装流水线上轰隆驶过的货车等工作。我通过第一手的经验了解到，工厂工人在这个工业时代如何挣扎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