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这些想法听起来很荒谬，可是在科学界都有其支持者（也有反对者)，同时亦有惊人的商业用途。两位遗传工程学的批评者在他们合著的《谁应该扮演上帝》(WhoShould Play God?）一书中指出：“大规模的遗传工程学可能会和流水线、汽车、疫苗、计算机等科技一样被引进美国。每一项遗传突破都有其商业用途，消费者会被激发需求，新科技将打开市场。”

新生物学可以帮助解决能源问题，科学家正在研究如何利用细菌把太阳光转成电化能源，这就是所谓的“太阳细胞”。我们能够以生物来取代核能工厂吗？如果能做到，我们可能会面临生物性危险，而不再是放射性危险吗？

生物学可以减少塑胶、肥料、纺织品、油漆、杀虫剂等千余种产品的石油消耗量，也将大幅改变木材、羊毛和其他天然产品的生产过程。美国钢铁、菲亚特汽车、日立、阿西亚公司、IBM等企业都将会成立自己的生物部门，制造令人难以置信的产品。未来集团的领导人J.戈登（J.Gordon）说：“在生物方面，我们一旦起步，就必须考虑能否做一件配合身体组织的衬衫’，或者由和人类胸脯一样的物质做成的床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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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尚未取得这些进展之前，遗传工程学将首先应用于农业方面，以增加世界食物供给。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绿色革命是第一次浪潮时代为农民设下的陷阱，因为农民必须向外国购买以石油为原料的化肥。下一次生物革命则将致力于减少对人造肥料的依赖。遗传工程学钻研的是高产量的作物、在沙地和盐碱地仍能生长的作物，以及不畏虫害的作物；同时也要开发全新的食物和纤维，以及简单、便宜又节省能源的储存和制造方法。遗传工程学也给我们带来了全面解决饥荒问题的可能性。

我们对于这类承诺不妨抱着怀疑的态度，但如果研究遗传农耕的人士所言不虚，农业将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会改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绿色革命使得发展中国家更依赖发达国家，生物革命则正好相反。

生物科技将来的发展如何，现在还言之过早，但是要回头已经太迟了。我们不能否认已知的一切，只能尽力控制其用途，避免过度剥削，使其能为全世界所用，减少生物圈内的竞争，不要后悔莫及。

有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传统的第二次浪潮，即有着300年历史的电机科技不再能拴住我们，而我们必须认清这一历史事实。

第二次浪潮时代融合了煤、钢铁、电力和铁路运输，产生了汽车等千余种改变人类生活的产品；同样地，我们要等到新科技融合之后，才会感受到新变化的影响—结合计算机、电子、外太空、海洋的新物质、遗传学和新能源。这些因素混合之后会产生大量前所未有的新发明。我们将在崭新的科技领域中建立起第三次浪潮文明。

第十二章 一切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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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科技运动

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去引导未来的革命，一味听任会使自己和子孙都难逃厄运。这次变动的力量、规模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仍然清晰地记得三英里岛核事故、DC-10飞机失事、墨西哥湾石油污染问题等各种科技噩梦。目睹这些灾难之后，我们还能用第二次浪潮时代急功近利的标准去控制明日科技的发展吗？

过去300年，谈到新科技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所提出的问题都很简单：科技对经济收益和军事目标有没有贡献？但是这个原则已经不够用了，新科技必须经历更严格的考验，除了经济、战略外，还要考虑生态和社会问题。

在第二次浪潮时代初期，人们企图封锁新科技。早在1663年，伦敦的工人即击溃了威胁他们生活的新式电动锯木厂。1676年，丝带工人砸烂了生产机器。1710年，民众抗议使用新型制袜模型。不久，发明纺织用飞梭的约翰·凯（JohnKay）眼见他的家被愤怒的群众烧毁，他不得不离开英国。最著名的事件发生在1811年，一群自称“勒德分子”的工人毁坏了诺丁汉当地的纺织机。

然而，今天反科技的人多半不扔炸弹，也不做“勒德分子”。这些人中包括许多本身具有科学素养的人—核工程师、生物化学家、物理学家、公共卫生研究员、遗传学家，以及数百万的普罗大众。他们和“勒德分子”不一样，他们组织严密，条理井然，拥有自己的专业杂志和宣传刊物。他们搜集法律案件和立法草案，也不放过游行和示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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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指为反动的活动，事实上是第三次浪潮的主流，因为这些人士乃是未来的先锋。

我们在此可以看到，一边是第二次浪潮的力量，另一边是第一次浪潮复古的主张，而第三次浪潮在两者间挣扎。第二次浪潮的支持者赞成采用不顾一切的老方法：“行得通，就做。卖得掉，就做。可以增加我们的力量，就做。”许多第二次浪潮的拥护者仍然认为这就是进步，他们借着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获利，不理会潜在的危险。

在另一边，我们可以发现一小撮浪漫的极端分子，他们只喜爱最原始的第一次浪潮的科技，甚至希望采用中世纪的手工作业，这些不愁温饱的中产阶层和第二次浪潮的支持者一样无知。

在这两个极端之外，有许多人组成了反科技的核心。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第三次浪潮的代言人。他们先不攻击科技，而是质问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社会。他们明了我们现在拥有太多机会，却没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去把握一切机会。因此，他们主张我们应该善加选择，把握能实现长期社会和生态目标的科技，而不是让科技来改变我们的目标。他们希望社会能够控制科技发展的大方向。

反科技人士并没有拟订一个清晰的全盘计划，但是从他们的声明、请愿、宣言和研究中，可以找出几种思潮的主流，构成一个转向第三次浪潮时代的积极政策。

反科技人士所持的前提是，地球上的生物环境非常脆弱，我们的新科技越强大，对地球的伤害也可能越大。因此，他们要求事先清查所有新科技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然后重新设计或阻挡有危险性的科技。简而言之，明日的科技要比第二次浪潮时代受到更大的束缚。

第十二章 一切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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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科技人士认为，我们若不控制科技，它就要控制我们。在联邦德国、法国、瑞典、日本和美国发起的反核能运动，以及要求限制遗传研究的呼声，都反映出要求科技决策民主化的心理。

反科技人士认为，“成熟”的科技不一定要庞大、复杂、多花钱。第二次浪潮的重型科技事实上效率并不高，因为企业界排除了巨额的成本，这些转而加诸社会的成本包括清理污染、照顾失业、处理工作疏离感等。如果把这些都列入生产成本，就会发现许多表面上很有效率的机器可能并不可取。

因此，反科技人士主张设计一套“适当的科技”，以提供工作机会，避免产生污染，维护自然环境，符合个人和地方的利益，而不只是为全国或全球市场着想。反科技人士在世界各地进行了上千种实验，这些小规模的科技涉及从鱼类养殖、食品处理到能源生产、废物循环、廉价建筑和简单的交通工具。

反科技人士也很担心地球上科学和科技不平衡的问题，在占有全球75%人口的国家内，科学家只及全球总数的3%。他们希望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上，也希望能够更公平地分配太空和海洋的资源。他们认为，不仅仅海洋和天空是人类共有的资产，先进的科技也同样有赖全体人类的贡献——从印度、阿拉伯到古老的中国。

最后，他们认为，在进入第三次浪潮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逐步从第二次浪潮浪费能源、污染环境的生产系统转入一个没有浪费和污染的“新陈代谢”系统，把每种工业的产品和副产品都变成另一种工业原料。其目的是建立一个产出能成为下游工业原料的系统。这种系统不仅在生产上比较有效率，而且可以减少对生物环境的伤害。整体而言，反科技的观念是科技革命人性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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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科技人士是第三次浪潮的代言人。他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只会不断增加。他们是新文明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的金星之旅、万能计算机、生物发展和深海勘探一样。

新科技和新能源的结合会把我们整个文明提升至全新的层面。我们会发现两种和第二次浪潮时代极为不同的工业：一种是在生态和社会严密控制下的“主流”工业，另一种是小规模、人性化的“潜流”工业。这两种工业将会成为明日“一切的主宰”。

然而，这只是大画面上的一角。在我们改变科技的同时，信息也掀起了革命。

第十二章 一切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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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多样化的传播方式

间谍是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之一，这一形象成功地抓住了我们的想象力。数百部影片塑造了007和他焦急的对手。电视和书籍把间谍描绘得大胆、浪漫、超越道德标准。同时，政府每年要花费几十亿美元在间谍工作上面。克格勃、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情报机构前赴后继地由吉达到雅加达，由澳门到澳大利亚。

在莫斯科，西方通信员被控以间谍罪；在波恩，由于间谍无孔不入，联邦德国总理挂冠而去；在华盛顿，国会调查人员揭露了美韩秘密特务的罪行；在太空，人造卫星把地球的每一寸都摄入镜头。

间谍在历史上并不是新鲜事。值得探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间谍的主题来势汹汹，使私家侦探、警察和牛仔主题都受到排挤？一旦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就会立刻发现间谍和其他人物有个重要的区别：幻想中的警察和牛仔靠的只是一支枪、一双拳头，而间谍则配备有最新式、最奇妙的科技产品—电子窃听器、计算机数据库、红外线摄影机、上天入海的汽车、直升机、单人潜水艇、激光等。

不过，间谍的崛起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理由。牛仔、警察、私家侦探、冒险家、探险者等书本上和电影中的传统英雄追求着现实目标，如放牧的草原、金钱、追捕歹徒、赢取美人芳心，间谍却不是这样的。

间谍的基本任务是获取情报，而情报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最重要的商机之一。间谍正是信息革命鲜活的代表。

形象储存库

一颗信息炸弹在我们周围爆炸，戏剧化地改变了我们对内心世界的感受。由第二次浪潮迈入第三次浪潮，蜕变的是我们的灵魂。

每个人的头脑里都有一个现实的模型—形象的储存库。其中有一些是可见的，一些是可闻的，甚至是可以触摸的；有一些只是“知觉”，比如眼角瞥见的一片蓝天；还有一些是“联系”，比如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有一些很简单，还有一些很复杂，只是一种概念，比如，“通货膨胀是由薪水上涨引起的”。这些零碎的形象构成我们心目中的世界，将我们放入时空之中，用人际关系圈住我们。

这些形象并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由周遭的信息构成的，但我们很难了解其形成的过程。我们的环境在改变，工作、家庭、教学、政治措施都受到第三次浪潮的影响，周围的信息也同样在改变。

在大众传播工具出现之前，生活于第一次浪潮中的孩子在变化缓慢的村庄里长大，他们的知识来源非常有限，都来自老师、牧师、村长和最重要的家庭成员。心理学家、未来学家赫伯特·杰尔居埃（HerbertGerjuoy）曾说:“家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无法给孩子提供接近来自各个国家、具有各种背景的陌生人的机会。几乎没有人去过外地。人们只有极少数可供模仿的对象，而他们模仿的对象也是和他们一样短见薄识的人。”因此，乡村里的孩子对世界的认识是非常狭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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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们所得到的知识往往是重复的，这些知识多半来自闲谈，不同的讲述者总是强调同样的观念。孩子在教堂和学校听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你们不可以”，两者都在重复家庭和国家所说的那一套。社区里整齐划一的作风和要求服从的压力，使孩子从一生下来就不得不克制想象力，谨言慎行。

第二次浪潮扩大了个人体会和认识现实的渠道。孩子们不单单从自然和成人身上学习，还可以从报纸、杂志、收音机和电视上得到知识。虽然教堂、政府、家庭和学校多半仍持相同的论调，彼此互相唱和，但是此时大众传播工具已成为有力的发言人，其威力破除了地区、人种和语言的障碍，统一了整个社会的形象。

某些形象经过广泛的传播，已经深印在很多人心底。卓别林戴着礼帽、拿着手杖，丘吉尔的胜利手势，罗斯福的黑斗篷，玛丽莲·梦露被风吹起的衣裙，以及美国象牙牌香皂、日本森永巧克力法国梨酒等成千上万种国际性商品，都成为标准的世界形象。

这些统一生产的形象，经由大众传播工具灌输到大众心中，产生了工业社会生产制度所要求的标准化行为。

今天，第三次浪潮正在积极改变这一形势。社会的变化加速，迫使我们迎头赶上。新的情报不断涌现，我们不得不加速修正记忆中所储存的形象。旧的形象必须淘汰，否则我们的行动就会与现实脱离，变得软弱无力。

第十三章 多样化的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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