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如今，新的危机出现了。这次危机和工业时代以前所有的危机都不一样，不仅涉及金钱，而且危及整个社会的能源基础，还同时带动了通货膨胀和失业。更特殊的是，这次危机直接关系到基本的生态问题和前沿的科技发展，并且把新的信息方式引入生产系统。这次危机并不归资本主义所独有，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国家也在劫难逃。总之，这是整个工业文明的危机。

世界经济波动影响公司的存亡，也把公司内部的管理人员扔进一个陌生的环境。相比之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到20世纪70年代初，企业界所处的环境堪称相当稳定。企业壮大是主要目标，美元到处吃香，货币长期维持稳定。财富不断增加，经济学家对自己预测和控制经济动态的能力信心十足，他们在谈到“调整”一词时，也总是淡然处之。

今天，我们听到的却只是轻蔑的评语。美国前总统卡特曾开玩笑地说，他在自己佐治亚州老家认识一位算命先生，他算得比经济学家还准。曾任财政部部长的布卢门撒尔说：“经济学这一行对于了解现状，不论是事前预测还是事后分析，都几乎要宣告信用破产。”公司的决策者站在经济理论的残骸和战后经济结构的瓦砾上，面对的是不可知的未来。

利率起伏不定，货币动荡不安，中央银行大量吞吐通货以压制起落幅度，然而市场动态却更为偏激。美元和日元“大跳日本传统的歌舞伎表演”，欧洲倾力推销他们的新货币，阿拉伯人疯狂抛售数十亿美元，黄金价格打破以往纪录。

第三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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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之际，科技和通信重建世界市场，国际性生产系统应运而生，新金融制度展开作业。在计算机和卫星发明之前，绝不可能出现的全球性电子金融组织，现在可以立即联络中国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巴哈马群岛、开曼群岛和纽约。

这一组织包括美国花旗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日本住友、瑞士信贷、阿布扎比国家银行。货币和资金超越了任何单一政府的控制，形成了“无国界货币”，随时都可能在任何人面前剧烈波动。

“无国界货币”中包括欧洲美元——美国以外的美元。1975年，谈到欧洲美元的成长时，我曾经警告说，这一新货币是经济游戏中一张危险的牌，会冲破国界的限制，造成通货膨胀，扭转支付地位，挫伤货币价值。当时约有1800亿欧洲美元。

到1978年，《商业周刊》惊惶地报道，国际金融制度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情况”，原先的1800亿欧洲美元已经繁殖成价值4000亿美元的欧洲美元、欧洲马克、欧洲法郎、欧洲基尔德和欧洲日元。银行可以自由发放贷款，无储存现金，同时可以协议利率贷放。目前据估计欧洲货币总数已达1万亿美元。

在第二次浪潮的经济制度下，企业的成长有赖于国内市场、国内货币和国内政府。然而，这种以本国为基础的结构完全无法限制、无法容纳新的国际性电子系统。第二次浪潮的结构已经不再适用了。

事实上，大公司所赖以维持贸易稳定的全球金融系统已有崩溃的危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都备受打击。欧洲打算成立一个由欧洲各国自行控制的新组织。一边是“低度开发国家”，另一边是挥舞着石油美元的阿拉伯人，双方都想要成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对抗的组织，以左右明日的金融制度。美元在世界经济组织中已历尽沧桑。

第十八章 大企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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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和资源的戏剧化短缺与过剩现象，消费者、工人与管理人员态度的激烈转变，迅速转移的贸易不平衡局面，非工业国家的武力扩张政策，都在使形势更为恶化。

这就是今日大企业所生存的环境。企业界人士并不打算弃甲投降，他们仍然奋力争取利润、生产和个人升迁，但是面对不确定的情势、高涨的公众舆论和不怀好意的政治压力，管理人员已经开始质问组织的目标、结构、责任和存在的理由。许多大企业目睹一度稳定的第二次浪潮架构正逐渐瓦解，也亲身体验到企业危机。

瞬息万变的经济

企业的危机因变化的速度而日趋恶化。因为变化的速度已经成为管理工作中一个新的要素，将原来已经十分紧张的管理人员推入一个不熟悉的环境，必须以更快的步调做更多的决定，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在金融方面，由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实施计算机化，交易的速度大幅提升。有些银行甚至依照地理位置重新设立分行，以便争取地区性的时差。国际性的银行业杂志《欧洲通货》(Euromoney)称：“时差可以被用作竞争性的利刃。”

大企业处于这一加速度的环境中，不得不启动各种货币投资和借贷，同时也不像以往一样以一年、90天或7天为期，而是以一个昼夜，甚至分、秒为计算单位。一种新型人才跃升主管地位—国际现金管理人员。他们一天24小时都不离开世界性的电子俱乐部，到处搜寻最低利率、最佳通货交易、最短周转时间。（你不要小看这种作业。农夫卖土地赚的钱可能比种谷物还多。一些大公司也是一样，在通货和金融交易方面得到的利润可能比真正的生产利润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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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根据《广告时代》(AdvertisingAge）杂志的报道：“营销人员必须迅速反应，才能确保不被淘汰。电视剧制作人对于收视不佳的新电视剧集已迅速决定予以停播，不再等上六七周时间，或者等到一季播完。再如，强生公司获悉百时美公司决定以低价打击强生公司的产品——泰诺，强生公司是否采取了观望态度呢？不，在极短的时间内，强生公司把商店中所有泰诺均降价出售，并没有花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来考虑对策。”这篇简单的报道有着令人屏息的力量。

在机械、制造、研究、销售、培训、人事和公司的各个部门，都可觉察出这一决策加速的现象。

在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发展。经济互助委员会以往都是在每隔5年发表5年计划时修订价格，现在被迫每年修订一次，不久可能会转变成每6个月修订一次，甚至更频繁。

企业新陈代谢的速度加快会产生许多后果：产品生命周期变短、租赁交易增加、买卖交易频繁，会出现更多昙花一现的消费形态、流行一时的产品，工人的培训时间增加（因为必须不断适应新方法)，合约经常修改，协调和法律工作变多，价格变化更频繁，工作流动率更高且更为依赖资料，专业性的组织变多—通货膨胀使得上述情况更为恶化。

第十八章 大企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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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界所面临的是一个风险高、刺激大的环境。在这种日益加大的压力下，难怪许多商人、银行家和公司主管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他们成长于第二次浪潮安定的环境中，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熟悉的世界在瞬息万变的波涛下支离破碎。

多样化的社会

最令企业经营者感到困惑不解的就是工业社会的崩溃。第二次浪潮的经理人学到的是：批量生产是最先进、效率最高的生产形式……大量市场希望有标准化的产品………大量分配是必然的……大量工人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可以采用划一的奖励方法。讲求效率的管理人员认为，划一、中央集权、极大化、集中管理是实现目标的关键。在第二次浪潮时代，这些假设大致相同。

如今，在第三次浪潮的冲击下，企业经营者发现以往所有的假设都已面临挑战。企业所生存的社会已经趋于多样化。信息、生产、家庭生活变得碎片化，连市场、劳动力都破裂成细小多变的碎片。

大市场已经分裂成繁复多变的小市场，需要各种形式、类别、尺寸、颜色的产品。贝尔电话公司一度希望把黑色的电话装入每一户美国家庭，但是现在生产1000多种不同的电话设备，从粉红色、绿色、白色话机到为聋哑人士设计的话机，甚至还有专供建筑工地使用的防爆话机。原先为了划一市场而设计的百货公司，现在陈列着许多摊位。根据美国联合百货公司副总裁菲莉斯·休厄尔(Phyllis Sewell)的预测，“我们将会更趋向专业化，分成更多不同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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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科技国家内，货物和服务种类的增多往往被认为是企业企图左右消费者、刺激不实的需求，同时借着多种选择来提高利润。当然，这种指控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其中还有更深的含义。因为货物和服务种类的繁多也反映出，在一个多样化的第三次浪潮社会，人的需要、价值观和生活形态渐趋复杂。

劳动市场的分工反映在新工作（尤其是白领和服务工作）的增加上，也使得社会日趋复杂。我曾在一个服务业会议上见到一位心理学家列出68种新行业，从消费者代言人、公共关系辩护者、性关系治疗师到心理治疗专家和公务诉讼调查人。

工作的差异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是如此。大多数人不希望被视为没有个性的人物，因此，第三次浪潮社会格外注意个人在种族、宗教、职业、性别、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第二次浪潮希望“同化”“统一”的团体，第三次浪潮拒绝扬弃团体的特色，而且特别强调它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已适应第二次浪潮社会的企业，仍旧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日趋个性化的员工和消费者。

社会多样化的趋势以美国最为明显，其他地区的进展也很迅速。英国一向自诩为人种极为纯粹的民族，现在众多少数民族（如巴基斯坦人、西印度人、塞浦路斯人、乌干达人、土耳其人和西班牙人）都加入以后，英国人种比以前复杂多了。同时，曾在英国生活过的日本、美国、德国、荷兰、阿拉伯和非洲访客，留下了诸如美国汉堡摊和日本速食餐馆等特色事物。

第十八章 大企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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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全世界的少数民族都在重新认清自己的身份，要求承认长期被摒弃的工作、收入和升迁的权利。一度被认为不干涉政治的澳大利亚原住民、新西兰毛里求斯人、加拿大因纽特人、美国黑人、意大利人，甚至东方少数民族，都掀起了政治运动。从缅因州到达西部各地，美国印第安人要求“红色权力”，主张收回部落土地，他们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打交道，以争取经济和政治支援。

连在工业国家中最为统一的日本，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囚犯霎时成为少数日本人的代言人。韩国人在日本境内势力日渐庞大，索菲亚大学的社会学家高根正明（MasaakiTakane）说：“我心里很着急，今天的日本社会正迅速失去其一致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面。”

在丹麦，零星的街头械斗使丹麦人和移民工人、穿皮夹克的飞车党和留长发的青年日趋分裂。在比利时，瓦隆人、法兰德斯人、布鲁塞尔人又恢复到以往的敌对状态。在加拿大，魁北克要求独立，各大企业纷纷关闭设在蒙特利尔的总公司，说英语的主管争先恐后地选读法语。

集权化的社会突然一反常态。在高度科技化的环境中，国家主义变成了区域主义，大熔炉为新人种所取代，传播工具不再创造统一的文化。这些进展都和新能源形式与新生产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些息息相关的变化为生产机构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仍然依循批量生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企业经营者，对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感到既震惊又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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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的新使命

小幅度调整公司政策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全世界普遍要求大企业重新制定其目标，这一呼吁导致原本不稳定的情况更加恶化。

《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编辑戴维·尤因(DavidEwing）说：“大众对于大企业的愤怒有增无减。”尤因举出1977年哈佛企业管理研究所的调查为证，据他说：“此项调查结果震惊了整个商界。”该研究显示，接受调查的消费者中，约有一半认为他们在市场上所享受的待遇不如10年前；有3/5认为产品品质较以前劣质；一半以上的人不信任产品保证书。

尤因认为，更糟的是，很多人不仅仅觉得生气和愤怒，他们对于新科技和新商业怀有莫名的恐惧。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主管约翰·C.比格勒(JohnC.Biegler）表示:“自20世纪30年代不景气以来，美国大众对大企业的信任已经降到了最低点。美国商界和会计界人士备受指责，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重新调整。公司业绩必须按照一个陌生的新标准来衡量。”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于欧洲，甚至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在日本，丰田的内刊报道：“前所未有的人民运动正蓄势待发，意图大力抨击大企业破坏人们的日常生活。”

当然，大企业以往也曾经遭受过激烈的指责，但是今日的抱怨和以往大不相同，今日的运动起源于第三次浪潮的价值观，而不是僵死的工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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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浪潮时代，企业被视为商业单位，而一般人对大企业的指责也多半侧重经济事件。批评者指控其剥削劳工、压榨顾客、组织卡特尔以操控价格、生产劣质商品，但不论批评者的指控多么严重，大部分人都仍然接受大企业的观点，视之为商业组织。

今天的批评者却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商业不可以与政治、道德和其他生活层面分离。他们主张大企业不仅应对业绩负责，而且应对从空气污染到企业主管情绪压力过大等副作用负责。因此诸如石棉中毒、将穷人当作药物实验对象、扭曲非工业国家的发展、种族和性别歧视、组织秘密活动和欺诈事件等均令大企业备受指责。此外，大企业支持某些恶名昭彰的政权和政党，例如智利的法西斯将领、南非的种族主义者，这种做法亦使大企业成为众矢之的。

问题不在于这些指控是否公正（事实上，这些指控都属实)，最重要的是这些指控背后的意义。因为第三次浪潮为大企业带来了新的期望，大企业不仅要生产和获利，而且要协助解决复杂的生态、道德、政治、种族、性别等社会问题。

企业在批评者、立法机关和其内部管理层的敦促下，不再以专业化的商业机构自命，而逐渐成为一个多目标的组织。

五大压力

企业界目标的转移并不是出于自由选择，而是生产情况发生五项革命性改变的必然结果。生态环境、社会力量、信息地位、政府机构、道德观念这五项改变均迫使大企业迈向多目标之途。

第一种压力来自生态环境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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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中期，第二次浪潮在美国已经达到成熟期，当时世界人口只有27.5亿，现在已经超过40亿；当时世界人口每年只耗用87千兆BTU①的能量，现在要耗用260多千兆BTU的能量；当时锌等主要原料的消耗量每年只有270万吨，现在的消耗量是560万吨。

不论用什么方法计算，我们对地球资源的需求都是有增无减，致使生态环境亮起了红灯。污染、废物、海洋毒化迹象、气候变化，我们也承担了极高的风险。这些情况显示，我们再也不能采用第二次浪潮时代的生产制度了。

企业界既是主要的生产者，又是对环境影响最大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希望维持经济增长——其实是为了能够养家糊口，明日的商界人士应该要负责扭转大企业对环境的不良影响。生态环境的改变促使他们自动肩负起这项责任，否则也会被迫采取必要的措施。大企业现在身兼环境和经济两种责任，然而这项改变不是由好心人士、偏激分子、生态学家或者政府机构促成的，生产环境的改变才是最主要的因素。

第二种压力来自一向不受关注的社会环境的改变。目前的社会较以往有组织，尤其是在美国，社会环境已经跃入一个新阶段，出现了许多组织良好、资金充裕的机构、商会等团体。

目前美国有137万家公司、9万所学校、33万间教堂、1.3万家行政机构和几十万个其分支机构，再加上无数地方性的环境、社会、宗教、运动、政治、种族和政府团体，这些组织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要靠14.4万家法律公司来协调。

第十八章 大企业的危机

①BTU为英国热量单位，1BTU≈1055.056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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