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在这种情况下，大企业行动不仅会受到无助的个人的牵制，而且会受到有组织的团体的干涉，这些团体多半拥有专业人员、自己的刊物、政治影响力和足够聘用专家、律师及其他助理的资金来源。

大企业的决策受到周遭机构严密的监督。失业、社区瓦解、强迫迁移等都是大企业造成的“社会污染”。大企业必须为其生产的“社会产品”担负更大的责任。

第三种压力来自信息方面。社会多元化的结果显示，社会各机构，包括大企业在内，必须互相交换更多的信息，才能维持平等的关系。第三次浪潮的生产方式使大企业更为渴求信息。公司多方吸收资料、处理资料并散播资料。如今信息已成为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信息经理”也随处可见，大企业对信息方面的影响不亚于对生态和社会环境方面的影响。

信息的重要性引起了企业资料控制权之争——争取开放更多资料给普通民众、要求公开财务数据（比如石油公司的生产和利润数字）、呼吁有诚信的借贷和广告。在新时代中，“信息影响”和环境及社会影响一样严肃，大企业不仅是商业生产者，更是信息生产者。

第四种压力来自政治和权力方面。政府的复杂组织反映出社会的迅速多样化，政府的分工也显示出社会的差异，因此大企业必须和日趋专业化的政府单位打交道。这些协调不佳、各行其政的单位不断面临重组的困扰。

同时，每一家公司都卷入了政治旋涡中，不论是地区性的、全国性的还是国际性的。每一项重要的公司决策也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影响。

第三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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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第二次浪潮文明衰退、价值系统动摇之际，第五种压力已影响到所有的机构（包括大企业在内)，即巨大的道德压力，一度被视为正常的行为突然变得离经叛道。洛克希德贿赂案震惊了日本政府，欧林公司被指控向南非运送武器，海湾石油公司总裁因贿赂案而下台，英国迪斯蒂勒制药公司未给予药物受害者足够的赔偿，麦道公司的DC-10事件，都是引发道德声讨的事件。

企业的道德立场对社会的价值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力量不亚于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大企业被视为道德的“生产者”。

第二次浪潮的教条观念认为企业只是一个商业组织，然而在上述5种生产状况的剧烈变动下，这一观念已荡然无存。在新情况下，企业不再是扩大经济功能的机器，“生产”的定义现在包括了企业活动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长期和短期影响。简而言之，企业界的“产品”远超第二次浪潮的企业界人士的想象，其中包括了环境、社会、信息、政治和道德，而不单是商品而已。

企业因而由单一目标转为多重目标，这一转变不仅是表面变化而已，大企业的性质和定义都已经和以往大不相同。

我们将会看到大企业内部掀起纷争，执着于第二次浪潮单一目标的人和准备应付明日多重目标企业环境的人互不相让。

多重目标的企业

在第二次浪潮文明下长大的人很难想象未来多重目标的企业。

第十八章 大企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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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不通医院怎么会既有商业又有医疗功能，学校如何兼具政治和教育功能，企业从何发挥强大的商业和“超商业”功能。第二次浪潮想法的代表人物——最近刚退休的亨利·福特二世（HenryFordⅡ）始终认为：“企业是一个专门满足社会经济需求的机构，不宜应付与商业经营无关的社会需求。”虽然亨利·福特二世等人不愿重新调整生产机构的目标，但是许多公司在言辞上和政策上都已有所改变。

口头承诺的公关辞令往往取代了真正的改变。精美的宣传小册子大肆宣扬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企业掩饰贪婪的用心。然而，在第三次浪潮的新压力下，企业界的结构、目标和责任都有了根本的改变。这种变化的迹象随处可见。

阿莫科石油公司声称：“我们公司设厂的地点，除需要考虑一般经济价值外，还需要详细探讨其社会影响。我们顾及许多因素，其中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对公共设施的影响…以及对当地就业情况的影响，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就业情况。”阿莫科石油公司仍然最看重经济因素，但是他们也承认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如果两地经济情况相同，但是“社会影响不同”，则这些因素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美国一流的计算机制造者控制数据公司董事针对一项合并计划公开表示，除财务和经济条件外，还必须参考所有相关因素，包括合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对就业和公司所在地的影响。在其他公司大肆涌入郊区之际，该公司刻意将新厂设在华盛顿、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之内，以便为少数民族提供就业机会，并且协助重振这些城市市中心往日的雄风。该公司认为，其任务是“提高人们生活的品质、提倡平等及发掘员工的潜力”。对一个企业而言，“平等”可以算作一个相当特殊的目标。

第三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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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地位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内政问题，有些公司甚至以金钱奖励达到“积极行动”目标的管理人员。著名的食品公司品食乐规定，内部三个产品部门须各自提出下一年度的销售计划，而且必须载明妇女和少数民族员工的雇用、培训及升迁办法。主管的奖金和这些社会目标的实现与否有密切关系。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每年评估管理人员一次，实现积极行动目标被视为评估项目之一。纽约化学银行有10%\~15%的分行主管的工作绩效评估乃是根据其社会绩效而定，诸如参与地方性组织会议、贷款给非营利机构、雇用和提拔少数民族员工。甘乃特报业集团总经理艾伦·纽哈思（AllenNeuharth）坦率地告诉报纸编辑和地区发行人他们“大部分的资金将取决于这些计划的进展情况”。

我们同样可以在许多大公司见到负责公司行动对环境影响的管理人员在地位和权力方面都有显著的提高。有些公司内，这类主管直接向董事长汇报工作，其他公司也在董事会成立特别委员会，以处理公司的新责任。

大企业对社会的关怀并非全都出自真心。霍夫曼-拉罗什公司美国分公司社区事务主管罗斯玛丽·布鲁纳（RosemaryBruner）就说：“当然，有些举措纯粹是为了公共需要，有些是对大企业自身有利，但是大多数举措均确实反映出大企业观念的改变。”企业界人士受到抗议和诉讼的胁迫，再加上政府的奖惩措施，他们虽然满心不悦，但是已经开始适应这一新状况，接受多重目标企业的观念。

第十八章 大企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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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标准

多重目标的企业最需要的就是聪明的管理人员。一个管理人员必须能分辨各种目标，权衡轻重，以综合性的措施达成多重目标，所采取的政策不是针对一个目标，而是要同时考虑数个因素。这和第二次浪潮思想狭隘的管理人员完全不同。

同时，一旦企业界接受了多重目标的观念，我们就必须以新的方法来衡量业绩。大部分管理人员以往都只使用一个标准，现在第三次浪潮企业却必须使用多重标准社会、环境、信息、政治、种族等。

许多企业界人士对目前的复杂情况都感到万分震惊，因为他们不具备第三次浪潮管理所应具备的智慧。我们知道如何衡量企业的利润率，可是应该怎么样衡量经济性的目标呢？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比格勒说：“管理人员必须对许多没有标准可循的公司行为负责。”

这就是为何许多人积极制定新标准。会计行业目前正面临改革，随时可能脱离狭窄的经济范畴。

美国会计协会发布了两份报告，一份出自“绩效的非财务性衡量方法委员会”，另一份出自“社会计划的绩效衡量方法委员会”。两份报告篇尾的参考资料中均列出了将近250个条目的报告、论文和参考文件，可见这类问题备受重视。

费城一家名为“人力资源网”的顾问公司正和12家美国大企业共同研究何为企业的“非经济”目标。他们希望把这些目标列入企业的计划中，以衡量企业的非经营性业绩。同时，美国商务部部长朱厄妮塔·克雷普斯（Juanita Kreps）建议政府明确“社会绩效指数”，使企业界可以衡量其绩效及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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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柏林的国际环境与社会研究所指出：“欧洲许多大中型企业已经开始接受社会报告的观念。有20家联邦德国最大的公司现在经常发表社会报告。此外，有100多家公司整理社会报告供内部管理之用。”

这些报告中，有一些只是“空壳子”，故意忽略污染等敏感问题，也有很多报告非常坦白、客观、严肃。瑞士最大的食品工厂米格罗斯公司坦白承认，该公司的女性员工待遇较男性员工低，许多工作“极为无聊”，其二氧化氮排放量较以前高。该公司董事长皮埃尔·阿诺德（PierreArnold）说：“大企业要有勇气承认目标和事实之间存在差距。”

瑞典和瑞士的公司及德国壳牌公司所采用的制度比较完备。壳牌公司现在发表年度社会报告，把经济性和非经济性资料一并处理。该公司所采用的是“目标会计和报告”方法，明确公司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目标，列出执行政策，分配适当经费。

壳牌公司还制定出5项公司总目标，其中只有一项与企业效益有关，即“获得合理的投资报酬”，该公司规定这5项目标（不论是经济性目标还是非经济性目标）在公司决策上“同等重要”。会计方法规定公司必须明确非经济性目标及其实现期限，并且公开其完成进度。

在理论方面，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特雷弗·甘布林（TrevorGambling)教授在其著作《社会会计学》(SocietalAccounting)一书中呼吁大幅更改会计原则，除考虑经济学家和会计学家的观点外，还应采纳发明社会会计方法的社会学家的意见。

第十八章 大企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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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代尔夫特管理研究所所长科尼利厄斯·布雷武德(Cornelius Brevoord）设计了一套评鉴企业行为的多重标准。他认为，社会价值的改变产生了多重标准，社会价值已由“经济生产目标”转为“全面福祉目标”。同时他也指出，功能式分工已转为互助式分工。这两项转变均显示，大企业必须培养更为健全的观念。

布雷武德列出32条企业界绩效的标准，其中包括与顾客、股东、工会、生态组织和内部主管的关系，但是他强调，这32条标准只占未来企业界所使用标准的一小部分。

第二次浪潮的经济结构已经濒临瓦解的边缘，多样化加速了变化的步调，自然环境发出了危险的信号，企业的社会地位提高，信息、政治和道德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这多种情况下，第二次浪潮的企业已经落伍了。

生产的意义和生产的组织重新调整的结果，催生了新型的未来企业。美利坚大学管理学教授威廉·哈拉勒（WilliamHalal）说：“在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时，封建领土被商业机构取代。现在老式的公司也一样要被新商业机构取代。”这些新机构将兼具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

企业界的转变只是社会大转变的一小部分，与科技和信息的改变有连带关系。这些情况合成了历史性的大变动。然而，我们所要扭转的并不只是这个庞大的结构，同时还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因为一旦文明的结构发生变化，生存的规范就会立刻被重新调整。

第三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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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新的社会规范

在几百户中产阶层家庭里，好戏正在上演。

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很晚才回家吃饭，他们叫喊着扔掉分类广告，宣称朝九晚五的工作是对他们人格的最大侮辱，任何一个稍有尊严的人都绝不可能忍受这样的支配。

父母上场了：

父亲刚从朝九晚五的工作岗位回来，母亲为了支付一大沓的账单也辛苦工作，如今已显得疲倦不堪。他们以前也有过和他们的孩子一样的想法，好坏年头他们都经历过，现在只希望子女在大公司里找一份安稳的工作。年轻人对此嗤之以鼻，小公司比较好，但任何公司都不是很理想。为什么要继续深造？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这就是可怕的浪费！

父母呆愣地看着他们的建议一一被否决掉。最后，他们气愤地大叫：“你们什么时候才能面对现实？”

这一情景不仅仅出现在欧美的富裕家庭，日本公司的管理者在觥筹交错之际，也不禁埋怨年轻人工作责任心不强并对企业的忠诚度日渐低落，不重视时间和纪律。甚至在苏联，中等家庭的父母也面临年轻人的挑战。

这难道只是新旧传统之间的代沟，并无其他新意?或许年轻人和父母口中的“现实”是两个世界?

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浪漫的年轻人和现实的老年人之间观念的冲突。往日的现实如今已经不复见了，因为在第三次浪潮的冲击下，基本的行为规范、社交生活的根本原则正迅速转变。

早年我们曾经眼见第二次浪潮带来了统治日常行为的“规范手册”。其中一些原则，如同步化、标准化、极大化，应用在企业界、政府机构和日常生活中，使得社会处处追求省时和完成计划。

今天，“反规范手册”出现了，其中刊载的就是在多样化的经济、传播工具、新家庭和企业结构之下，我们所过的新生活的新原则。许多老少之间看似无意义的争执，以及发生在教室、会议室、政治密室里的冲突，事实上都只不过是关于“该用哪一本规范手册”的争论而已。

新的规范手册正面抨击第二次浪潮时代人们的信仰，抨击人们对时间的过度重视到过度服从，抨击标准化的必要性。集中化和专业化所强调的效率遭到挑战。我们被迫重新考虑“大就是好”的信念，以及“集中”的观念。要了解这种新规范与旧规范之间的差异，就必须同时了解周遭许多令人大惑不解的冲突，这些冲突消耗了我们的精力，威胁到个人的权力、声望和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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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朝九晚五

我们不妨以前文提到的那些心灰意冷的父母作为例子。第二次浪潮文明把人们每天的生活节奏和机器的运转步调相统一，睡觉、起床、工作、游戏全有一定的规律。生活在这种文明下的父母当然认为，工作必须符合节拍，每个人都必须同时到达工作地点，上下班高峰期拥挤的交通乃是不可避免的，人们的用餐时间必须准时，孩子从小就要养成时间观念和守时的习惯。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子女不在乎约定的时间，为什么以前令人很满意的朝九晚五的工作（或其他时间固定的工作)，现在在他们孩子的眼中却变得不可忍受。

原因在于第三次浪潮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观念。如果说第二次浪潮把生活的节奏绑在机器上，那么第三次浪潮就是要向这种机械化的时间发起挑战，改变基本的社会节奏，同时把人从机器中解放出来。

一旦我们了解其中缘故，自然就知道20世纪70年代企业界传播最快的观念就是“弹性工作时间”：允许工人在规定的限度内，选择自己的工作时间。实施弹性工作时间的公司不指望每名员工都同时到达工厂或办公室，不过公司仍会规定一个大家都应该同时出勤的固定时间，其他时间则可以由员工自己弹性分配。每一个员工都可以选择自己的弹性工作时间。

这就是说习惯早起的人可以选择在早上8点上班，而习惯晚起的人可以在10点或10点半才开始工作。也就是说，员工可以放下工作去料理家务、买东西、送孩子看医生。一些喜欢打保龄球的工人可以调整工作时间，相约在清晨或傍晚一起去打球。总之，时间本身也变得多样化了。

第十九章 新的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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