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弹性工作时间运动是在1965年由一位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特尔·克梅雷尔（ChristelKämmerer）倡导的，她认为这种方法可以使更多有孩子的女性进入工作市场。1976年，有“德国波音”之称的MBB公司①发现，许多员工焦急地通过交通拥挤的道路后，到达办公室时已经疲惫不堪了。管理当局经过慎重的考虑后，允许2000名员工不必按规定早上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让他们自己选择工作时间。在此后的两年内，该公司1.2万名员工全部采纳了弹性工作时间，有些部门甚至不规定员工必须同时出席的固定时间。

1972年，据《欧罗巴》（Europa）杂志报道：“有2000多家联邦德国公司由于实行了弹性工作制度，已经浑然忘了该国严格的守时观念。”到1977年，有1/4的联邦德国工作者（人数在500万以上）依照弹性时间工作。这一制度为法国、芬兰、丹麦、瑞典、意大利和英国的2.2万家公司所采用，惠及400万名员工。在瑞士，有15%\~20%的企业允许全部或部分员工采用这一新制度。

跨国公司（今日世界文化传播的主力）很快就开始把弹性工作制度由欧洲外销到其他国家。比如，雀巢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就将弹性工作制度引入其美国分部。1977年，根据斯担利·诺伦(Stanley Nollen)和弗吉尼亚·马丁(Virginia Martin)在美国管理协会所做的报道，全美有13%的公司已经采用弹性工作制度。他们预测，在数年内这一数字将上升至17%，涵盖800多万名工人。实施弹性工作制度的美国公司中，有许多著名的大公司，如斯科特纸业、加利福尼亚银行、通用汽车、百时美制药公司、公平人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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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BB公司，全称为Messerschmitt-Bölkow-Blohm（梅塞施密特-伯尔科-布洛姆）公司，是联邦德国主要的航空企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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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比较守旧的商业组织——第二次浪潮的保护者，仍然举棋不定，但是个人均视弹性工作时间为一次解放运动。伦敦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理说：“年轻的已婚妇女听说要实施这一制度真是欣喜若狂。”瑞士一项调查显示，在此制度下工作的员工，有95%持赞成态度。35%的人（男人比女人多）说，他们现在有更多时间陪家人了。

在波士顿一家银行工作的一位黑人母亲本来几乎要被解雇了，因为她虽然是一名好员工，但是经常迟到。她的不良考勤记录使得种族主义者更振振有词地指责黑人员工“不可靠”“懒惰”。然而，一旦开始实施弹性工作制度，她就不再迟到了。据社会学家艾伦·R.科恩(Allen R.Cohen）的报道，“她经常迟到，是因为她必须把儿子送到日间托儿所，总是没法准时上班”。

开始实行弹性工作制度后，公司主管的报告显示出生产力提高、缺席率降低及其他改善。当然，任何创见都会存在问题，但是根据美国管理协会的调查，只有2%的公司尝试弹性工作时间后又改回原先的规律工作时间。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一位经理下了一个定论称：“现在再也没有守时这种问题了。”

永不休息的城市

弹性工作时间虽然已经十分普遍，但它只是第三次浪潮时间变化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项巨大的转变，那就是夜间工作时间的增加。在经常需要夜班工作的美国传统制造业中心阿克伦和巴尔的摩，这种情况还不明显，但是在服务业迅速扩张和以计算机为主力的部分城市，情况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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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世界报》(LeMonde）称：“新兴的城市是一个永不休息的怪物，许多市民不按正常时间工作。”在科技先进的国家，夜班工人现在约占全国工作者的15%\~25%。比如，在法国这一占比从1975年的12%增至1974年的21%。1974—1977年，美国夜间全职工作人员增加了13%，如果把兼职工作人员计算在内的话，总人数达到1350万。

更令人惊讶的是兼职工作的普及。许多人都非常喜爱这种生活方式。在底特律地区，J.L.哈德逊百货公司有65%的人员属于兼职工作人员。宝德信保险公司在美国和加拿大雇用了1600名兼职员工。在美国，每5个全职工作者中就有一个自愿担任兼职工作，而且自1954年以来，兼职劳工的增长速度为全职劳工的两倍。

乔治城大学在1977年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这种趋势继续进行下去，将来几乎所有的工作都会成为兼职工作。这篇以“永久性的兼职工作：管理人员的前途”为题的报告研究对象涵盖了68家公司，其中半数以上已经雇用了兼职工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希望能拥有兼职工作的失业人员，在过去20年内已增加一倍。

兼职工作尤其受到一些人的欢迎，比如妇女、老年人、半退休人士，以及一些愿意少赚点儿钱而把时间花在追求爱好、运动、宗教信仰、艺术或政治抱负的年轻人。我们所看到的是针对第二次浪潮时间观念的一项突破。弹性工作时间、兼职工作、夜间工作的出现代表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按照朝九晚五（或者任何固定时间）的制度工作，而整个社会也转向全天候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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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新消费形态也正配合生产的时间结构。比如，24小时营业的超市的数量不断增加。“凌晨4点有顾客上门，一向是加利福尼亚风格的代表，在比较沉闷的（美国）东部，会出现这种情况吗？”《纽约时报》提出了这一问题，答案是响亮的“会”。位于美国东部的一家连锁超市的发言人说，他们的超市整夜都会敞开大门，因为“人们睡得比以前晚”。《时代周刊》封面故事的撰稿人在一家商店守了一夜，记录下各类夜间顾客：一位卡车司机的太太生病了，他自己来为一家六口买东西；一位年轻的女士深夜去赴约，途中停下来买了一张贺卡；一位男士为他生病的女儿买一架五弦琴玩具；一位女士在上完陶艺课后顺便采购当周所需的食品和杂货；一位摩托车骑手在凌晨3点轰然驾到，买了一副扑克牌；两个男人相约拂晓时去钓鱼，顺便进店来逛一逛…

人们的用餐时间也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变得越来越不规律。许多人都不再像从前一样在同一个时间用餐。由于快餐店的崛起，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餐，一日三餐的严格规律也被打破了。电视节目也有所改变，节目制作人设计出专供“都市中的成年人、夜间工作者和失眠者”收看的表演。同时，银行也放弃了他们恪守的“银行工作时间”。

曼哈顿的花旗银行在电视上为其新启用的系统打广告：“您即将看到银行界的一场革命，这就是花旗银行新提供的24小时服务，您可以在任意时间办理业务。斯莱特可以在天刚破晓时就查询他的账户余额，霍兰可以随时把定期存款转为活期。你我都知道，生活不会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钟停止。花旗永不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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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整个社会的时间观念，就会发现一个微妙且有力的改变，人们正脱离第二次浪潮的步调，朝着新的节奏迈进。事实上，时间的多样化已经出现了征兆，这和第三次浪潮时代其他社会生活层面的多样化息息相关。

安排朋友会面

我们才刚刚开始感受到时间变化的结果。比如，每个人有自己的时间节奏，工作自然不如以前那么繁重，但是也加深了孤独感和与社会断绝的困扰。如果朋友、情侣和家人各自按照不同的时间工作，而又没有新的服务业来帮助他们协调个人的时间表，那么他们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就变得十分困难了。邻近的酒吧、教堂办的郊游、学校的舞会等旧日的社交场所或场合都逐渐失去其传统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建立起新的第三次浪潮机构来满足人们对社交活动的需要。

我们很自然地会想象出一种新的计算机服务—“安排朋友”，这种服务不仅会提醒你预定的约会，而且会储存朋友和家人的时间表，使身在同一社交圈内的每个人只要一按按钮，就可以知道他的朋友和熟人的工作时间与地点，依此来安排见面。

时间的多样化还会产生其他后果。我们已经看到它给交通流量带来的影响。在第二次浪潮时代严格的工作时间表下，产生了典型的交通高峰。时间多样化使得交通流量得以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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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要判断第三次浪潮在某一地区的进展如何，只要看看交通流量就可以知道个大概。如果高峰时间仍然拥挤不堪，所有的交通工具早上驶向同一个方向，傍晚又驶向相反的方向，那么第二次浪潮仍然在此地徘徊；如果像许多城市一样，交通工具整天川流不息，而且向各个方向行驶，不只是单向往返，那么第三次浪潮的企业一定已经在此地生根了。这里的服务业从业者的人数必定远超制造业，弹性工作时间已经普遍为人所采用，兼职工作和夜间工作在此占上风，24小时营业的超市、银行、加油站和旅馆也陆续出现了。

比较有弹性的个别时间表也可以平衡高峰时间段的负荷量，节省能源成本，减少空气污染。美国有十几个州的电力公司现在已经采用划分时段的价格政策，以便减少营业和非营业用户在高峰时间段的用电量，康涅狄格州环境保护部敦促各公司遵照全国环境保护条例，实施弹性工作制度。

这些是时间变化最明显的影响。在未来数十年内，我们将看到更为不可思议的巨大改变。新的时间节奏会影响家庭生活的步调，影响艺术，影响生物学，因为一旦我们改变了时间，我们就改变了人类所有的经验。

何必守时

第三次浪潮的节奏背后有着强大的心理、经济和科技力量。一方面，人们性格上的改变导致了这一不同的节奏。现在的人比他们的父辈更富裕，受过更好的教育，也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不愿意被视为单一的群体。人们所做的工作不同，所使用的产品不同，自然也就希望被视为不同的个体，不愿意接受规律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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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第三次浪潮个人化节奏应该归因于进入我们生活中的新科技。比如，录像带和家用录像机可以使电视观众录下播出的节目，在自己方便的时间回看。专栏作家史蒂文·布里尔(StevenBrill）说：“在未来两三年内，连最忠实的电视迷，也不会再受制于节目时间表。”NBC、BBC（英国广播公司）、NHK（日本广播协会）等大电视台已经不再有吸引观众同时收看节目的能力了。

计算机也开始影响到我们的作息表和时间观念。事实上，大机构能采用弹性工作时间仍应归功于计算机。简单地说，计算机融合了个人不同的弹性工作时间，但是也深入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使我们能在“同一时间”和“不同时间”获取资料与交换资料。

今天，有许多计算机用户可以参加计算机会议，他们利用家中或办公室的终端机互相联络。曾有660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未来学家、政策制定者、教育学家通过“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广泛地讨论能源、经济、地方分权和人造卫星等问题。他们家中和办公室的传真机与电视屏幕可以即时传递消息，也可以暂停讨论并随时交换意见。身在不同时区的计算机使用者可以选择最方便的时间收发资料。愿意在凌晨3点工作的人，也不会感到任何不便。喜欢在同一时间工作的人也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时间。

然而，计算机的影响远超我们的想象。计算机带来了新的字体，并且被用来办公、界定和解释各种现象，也取代了钟表的地位，成为社会上最重要的计时工具。计算机的作业速度非常快，我们通常处理资料的时间仅在“刹那之间”，连感官和神经反应都无法赶得上这种速度。我们现在有一种计算机控制的微型印刷机，每分钟可以印1万\~2万行字，比人们的阅读速度至少快上200多倍，而这只是计算机系统中最慢的一部分。20年后，计算机科学家所用的时间单位会由千分之一秒变成十亿分之一秒，这种时间单位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如果一个人一生工作8万小时——每年2000小时，工作40年，现在8万小时的工作则可压缩在4.8分钟之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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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计算机外，我们发现其他技术和产品也使得时间更为多样化。影响情绪的药物（非大麻）会改变我们对时间的感官反应。等到更先进的情绪药物出现之后，我们体内对时间的感知和对事物是否存在的看法都会变得更为主观，更没有公认的标准。

在第二次浪潮时代，机器彼此紧紧相依，在流水线上的人也和机器紧紧绑在一起，许多社会现象即是起源于这一紧密的关系。今天，机器的配合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和机器相比，即使动作最快的工人也显得十分笨拙，而人机结合也不如人机分离更能发挥效用。

换言之，在第二次浪潮时代，人们被迫去迁就机器的能量，因此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局限于单一模式。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现在，由于机器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人们反而能够挣脱束缚，获得自由。

这项改变在心理方面的影响就是“准时”的意义已与以往不同。我们现在已由公认的准时观念转变为选择性或者视情况而定的准时观念。我们的孩子对于守时的概念更为模糊，而这个名词也已经失去以往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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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时的观念在第一次浪潮时代并不是十分重要，因为农业工作并不十分需要人们彼此互相配合。然而，第二次浪潮来临之后，一名工人迟到就会立刻严重影响到公司和工厂里许多人的工作，因此整个社会都强调要守时。

现在，由于第三次浪潮带来了不同的弹性工作时间，抛弃了以往划一的时间表，迟到的后果也就不如以往那么严重。一个人迟到可能仍然会使其朋友和同事觉得不便，但是对生产的影响越来越微弱。当然，对部分工作而言，仍然有不可掉以轻心的影响。我们很难说在什么时候绝对应该守时，什么时候可以视习惯、礼貌、规矩而定。守时在某些场合仍然是很重要的，但是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人们可以凭着一个插头自由加入或退出工作，因此守时对工作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小。

结果“准时”的压力减轻了，年轻人对时间抱着比较随便的态度。守时就和道德观一样，成为一个因时因地制宜的观念。

总之，第三次浪潮的来临使工业时代的陈旧作风饱受威胁，整个文明社会的时间观念也因而发生变化。机械化的步调破坏了人们的兴致和生活的乐趣，如今这个第二次浪潮文明的代表已经渐趋没落。年轻人拒绝上朝九晚五的班，对时间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们可能并不了解自己行为的动机。在现实世界中，时间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同时，支配我们的基本原则也已经开始动摇。

后标准化的心灵

第三次浪潮不仅改变了第二次浪潮的时间观念，而且破坏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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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社会另一个重要的特色：标准化。

第二次浪潮社会暗中鼓励人们将一切事务予以标准化，从价值观、重量、距离、尺寸、时间、货币到产品和价格。第二次浪潮的商人努力使每件小物品都被做得一模一样。

今天，最聪明的商人知道如何以最低的成本满足个别顾客的要求（而非提供标准化服务)，并且将最新的技术应用在个别产品和服务上。随着职业种类的增加，从事相同工作的人的数量日渐减少。工作者的薪水和福利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他们的个性也相差甚远，由于他们（和我们）都是消费者，这种差异很快就反映到市场上。

传统的批量生产被扬弃之后，营销、交易和消费方式都趋于多样化。消费者开始自行做决定，他们不仅认为一个产品应该满足特定的物质或心理需求，而且希望产品能够符合他们所要求的条件。这些个别的条件和随之而来的生活形态一样，都是变幻无常的。消费和生产都需要视外在条件而定。后标准化的生产带来了后标准化的消费方式。

现在连第二次浪潮时代标准化的价格也变得更有弹性，因为定制的产品自然得配以定制的价格。一辆汽车的价格要视所选的配件而定，一套音响的价格同样要视装配的组件及顾客的要求而定。飞机、海上钻油机器、船舶、计算机及其他精密产品的价格也有很大的出入。

在政治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趋势。各国之间的协议逐渐瓦解，我们的观点越来越“不标准”，众多的小团体应运而生，各自为其狭隘、短浅的目标而努力，整个文化也日趋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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