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第三次浪潮来临后，我们生存的星球显得更为渺小、脆弱，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似乎更不值得夸耀了。即使是任何显示我们并不孤独的薄弱证据也使人踌躇深思。

在我们心中，进化的形象已经和以往不同了。

进化由人设计

在我们心中，进化的形象，或者说进化本身也已经和以往不同了。

生物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希望揭开进化的奥秘，但是他们发现自己身在一个远比想象中更为复杂的大世界中，而且以往认为环宇通用的法则，事实上只不过是特例而已。

诺贝尔奖得主、遗传学家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çoisJacob)说：“自达尔文以来，生物学家逐渐研究出一套进化机械论，称之为自然选择，人们根据这个基础，把所有的（宇宙、化学、文化、意识形态、社会）进化都视为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看法显然无法继续存在，因为各个领域的法则都有所改变。”

即使在生物领域内，以往被视为通用的法则也已经遭到诘问。科学家被迫去探究所有的生物进化到底是突变和自然选择的结果，还是（就分子而言）由变异累积成“遗传趋势”，而非受自然选择的操纵。日本国立遗传研究所的木村元雄（MotooKimura）博士指出，分子方面的进化研究结果“和新达尔文主义的想法非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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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由来已久的假设也同样不可靠。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真核（人类和多数其他的生命形态）最先来自简单的细胞—原核（其中包括细菌和藻类)。最近的研究却与这一理论对立，提倡一个令人不安的观念—简单的生命形态可能来自比较复杂的形态。

同时，提高生存的适应能力一向被认为在进化中占上风。然而，我们现在却发现进化方面的惊人例证似乎支持以短期损失换取长期利润，到底孰优孰劣呢？

美国亚特兰大的格兰特公园动物园也出现了一则惊人的新闻，拥有两套不同染色体的两种猿偶然交配后，产下了第一对混种猿。虽然专家仍不知道混种猿会不会生育，但是这种奇异的遗传现象支持了某些人的想法：除了小变化的累积外，进化也可能以跃迁的方式出现。

事实上，今日许多生命科学家和考古学家除了视进化为平稳的过程外，还致力于研究“突变理论”，以解释进化史上许多分支的“断裂”和“跃迁”。也有人潜心研究突发的结构性转变对小型转变的影响。每一个事件都引起科学界人士激烈的争论。

然而，所有的争辩在一个改变历史的事实下都不得不低头。

1953年的某一天，一位年轻的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Watson）正坐在英国剑桥的老鹰酒吧里，他的同事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Crick）兴奋地冲进来，向在场的所有人宣布，“我们发现了生命的秘密”。是的，沃森和克里克解密了DNA（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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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人们刚刚感受到第三次浪潮的第一圈涟漪，阿瑟·科恩伯格（ArthurKornberg）博士就发现了DNA自我复制的方法。从这时开始，整个过程可以归纳如下：“我们解开了DNA密码……知道了DNA如何传递命令给细胞……我们分析了染色体以了解遗传功能……合成了一个细胞……我们融合了两种细胞……分离了纯粹的人类基因……合成了一个基因……改变了一个细胞的遗传。”今天，世界各地实验室研究基因工程的人可以创造前所未有的生命形态，他们封杀了进化这回事。

第二次浪潮的思想家认为人类是漫长进化过程中的极品。第三次浪潮的思想家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即将成为进化的“设计师”。进化再也不是旧日的进化了。进化就像人们对自然的观念一样，也处于激变之中。

全面的进步

既然第二次浪潮对自然和进化的观念都有所改变，那么第二次浪潮对进步的看法也会受到人们严苛的重估。工业时代充斥着一种轻松的乐观主义，把每一项科学突破和“进步的新产品”都视为人类迈向完美的必然进展。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第三次浪潮开始冲击第二次浪潮文明以来，受害最深的莫过于这种乐天的信念。

20世纪50年代的披头士、60年代的嬉皮士使怜悯人类际遇的悲观主义泛成文化基调。这些运动的结果是使悲观主义陷入绝望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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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悲观主义就成为一种时尚。好莱坞电影撤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颌骨突硬的英雄，换上了五六十年代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反英雄——无因叛徒、个性杀手、迷人的大麻推销员、愤怒的飞车党、强硬迟钝（却热情）的无赖。生命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游戏。在许多第二次浪潮国家，小说、戏剧、艺术中也都出现了坟墓般的绝望气息。20世纪50年代初，加缪已经定下了日后无数小说家追随的主题。一位英国评论家的结论是：“人类不免犯错，政治理论无绝对性，机械进步乃海市蜃楼。”连一度满是乌托邦式探险的科幻小说也变得尖酸刻薄，以模仿赫胥黎和奥威尔为傲。

科技不再被视为进步的动力，反而开始破坏人类自由和自然环境。对许多环境学家而言，“进步”变成一个肮脏的字眼。大量的典籍涌入书店，如《沉沦的社会》(The StalledSociety)、《即将来临的黑暗时代》(The ComingDark Age)、《论进步的可怕》(In Danger ofProgress)、《进步之死》(The Death of Progress)。

第二次浪潮蹒跚迈入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中预言工业世界大祸临头，为这个年代立下了墓志铭。1973年石油禁运使变故、失业、通货膨胀日趋恶化，悲观主义气焰更盛，人类必然进步的观念已遭到摒弃。基辛格用施彭格勒的语气讲述了西方的没落，令许多人毛骨悚然。

这种绝望的心理是否正确，需要由每位读者自己去决定。然而，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在第二次浪潮文明接近尾声之际，工业社会的另一个支柱—单向进步的观念已失去了部分拥护者。

今天，全世界已经迅速认识到，进步不能再用科技或者物质标准来衡量，一个在道德、美术、政治、环境各方面均呈现退化情形的社会，并不是进步的社会，不论人们多么富有、科技多么领先。总之，我们心中对进步的定义比以前更为宽泛，进步不再是机械化的成就，也不再是物质的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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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不再认为社会定会朝着单一的轨道移动，每个社会都会自动由一个文化站转往下一站，而一站比一站“进步”。其实，路上有很多分支线，不只是一个路基而已，社会可以在各方面获得广泛的进展。

我们把进步想成一棵树的成长，有许多枝丫伸向未来，人类文化丰富多样的程度才是衡量的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朝多样化的世界迈进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与生物进化朝变异和复杂发展乃是同一趋势。

不论未来的进展如何，人类文化都再也不可能重回第二次浪潮时代天真、单纯、乐观的进步主义了。

过去数十年，人们被迫重新探讨自然、进化和进步的观念。然而，这些观念是建立在一些更为基本的观念，即我们对时间、空间、事务、因果所做出的假设上的。第三次浪潮打破了这些维系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假设。

时间的未来

每一种文明崛起，不仅会改变人处理时间的方式，而且会改变人的心理时间图。第三次浪潮就重新绘制了一幅时间蓝图。

第二次浪潮文明从牛顿以来，都假设时间是一条直线，从模糊的过去延伸至遥远的未来。时间在宇宙各处都是绝对的、规律的，独立于质量和空间之外。每一刻和下一刻都是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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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根据由太体物理学家转为科学作家的约翰·格里宾(JohnGribbin）的说法：“拥有卓越学术地位和多年研究经验的科学家冷静地告诉我们，时间不同于我们的时钟和日历上的记载，并不是以稳定的步调无情地向前奔流的。时间会受自然左右，测量时间的位置不同，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简而言之，极度塌陷的物体一一黑洞，可以把时间完全抹杀，使一切都停止在它的周围。”

20世纪初，爱因斯坦已经证明时间可以被压缩，也可以被延伸，因而粉碎了绝对时间的观念。他举出著名的两个人和铁轨的例子，内容大致如下：一个人站在铁轨旁边，看见两道闪电同时闪现一道在铁轨的最北边，另一道在铁轨的最南边。此人在两者的正中间。另一个人坐在高速火车内沿着铁轨向北奔驰。当他经过第一个人身边时，他也看到了闪电。可是在他看来，这两道闪电并不是同时出现的。因为火车把他带离一道闪电，而接近另一道闪电，两道闪电在他眼前出现的时间不同。对坐在行驶中的火车上的这个人而言，北边的闪电先出现。

虽然在日常生活中，由于间隔时间太短，闪电闪现的速度太快，其间的差别根本不引人注意，但是这个例子表明了爱因斯坦的观点：记事的秩序在时间上何者为首、为次、为后，必须视观察者的速度而定。时间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这一观点和古典物理学及工业社会所依据的时间标准已有了很大差别。后者认为，“以前”和“以后”都有固定的意义，不是观察者所能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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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物理学不断在进步，每一天都有学者想出或者找出新的粒子和天体物理现象，这些假设和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的时间观因而有了更多的改变。

一方面，黑洞冲破了天空，吸入包括光在内的所有东西，破坏了物理法则。在这些黑旋涡中，质量和能量奇妙地消失无踪。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Penrose）甚至指出“虫洞”和“白洞”的位置，失去的能量和质量经由此地注入另一个宇宙。

据说，黑洞周围的一瞬间可能等于地球上的永恒。如果一个星球控制小组派一艘宇宙飞船去探测一个黑洞，我们可能要等上100万年，这艘宇宙飞船才会到达目的地。由于在黑洞周围重力失调，加上速度变化，宇宙飞船上的钟只会移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

一旦我们离开太空，进入微分子和微波的世界，就会发现同样令人迷惑的情景。哥伦比亚大学的杰拉尔德·范伯格(GeraldFeinberg）博士甚至假设，有一种速度比光还快的分子，叫作“快子”，他的一些同事指出，对这种分子而言，时间会倒流。

英国物理学家J.G.泰勒（J.G.Taylor）告诉我们：“微观的时间观念和巨视（肉眼所见）大不相同。”另一位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FritjofCapra）说得更简单。他说:“时间在宇宙各地的流动速度都不一样。”因此，我们不能再把时间视为一个简单的词语，各种不同的时间在宇宙各地按照不同的规则运行。此观点虽然没有取代古老的循环时间观，但是打破了第二次浪潮的全球线性时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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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之际，我们积极地改变了时间的社会用途，使用弹性工作时间，把工人从机械生产流水线旁分散到各处，同时我们也重新调整时间的理论形象。这些理论上的发现目前似乎没有办法实际应用到日常生活上来，而以往黑板上那些看来可疑的粉笔记号似乎也没有什么用途，最终却使得原子弹得以爆炸。

空间旅行者

时间观的改变也颠覆了我们对空间的认识，因为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不过，我们的空间观改变得更快。

我们生活、工作和游戏的真实空间正在发生改变。我们用什么方式去工作，多久出门一次，走多远，住在什么地方，都会影响我们对空间的认识，而这些认识都在发生着改变。事实上，第三次浪潮来临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人类与空间关系的新纪元。

在到处都是农业的第一次浪潮时代，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住在家乡附近，形成永久的农耕部落。农业变成停驻不动、空间紧凑的存在，孕育出浓厚的乡土情感。

相反，第二次浪潮文明使人口集中在大都市，因为必须从远处取得资源，同时运送货物到他处，因而出现了流动性较强的人群，孕育出空间广阔、以城市和国家而非农村为主的文化。

第三次浪潮运用分散人口而不予集中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的空间观。仍在进行工业化的地区，人口不断涌入都市，但是高科技国家已经出现了逆流的趋势。东京、伦敦、苏黎世、格拉斯哥等数十个主要城市的人口都在减少，而中小型城市的人口却在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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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寿保险委员会宣称：“部分都市专家相信，美国的大城市已经成为历史。”《财富》（Fortune）杂志指出：“运输和通信技术切断了以往把大公司捆绑于传统大城市的束缚。”《商业周刊》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展望一个没有重要城市的国家”。人口的重新分配将会在许多方面改变我们的观念和期望，包括个人和社交空间、可以接受的上班路程、住所的密度等。

除了这些改变之外，第三次浪潮还带来了一个新的观念，一个地方味浓厚而又具有全球性的观念。我们发现在地方政治和地方事务上出现了集中的“社区”，同时有许多人（往往是最具地方色彩的代表人士）关心全球性的事务，担忧万里之外的饥荒和战争。

通信技术进步之后，我们可以把工作带回电子住宅，更鼓励了这一双重焦点的观念。许多人留在住所附近，不常远行；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工作旅行；心灵和思想横跨整个地球，进入外太空世界。第三次浪潮的心灵兼顾远近。

我们也迅速接纳了许多动态的和相对的空间观。我的办公室里有几张放大的纽约市及近郊的卫星照片和U-2照片①。卫星照片看起来像美妙非凡的抽象画，海水碧绿、海岸绵延；U-2照片则是红外线下的纽约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清晰可见，连拉瓜迪亚机场斜坡上停的飞机都历历在目。我问一位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工作人员，如果再放大这些照片，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得到机翼上的线条和标识。他耐着性子，开心地纠正我说：“铆钉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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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U-2照片，是指由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为空军研制的单发高空侦察机U-2侦察机拍摄的照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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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的视野不只限于静态的美丽画面。在威斯康星大学担任地图绘制师的阿瑟·H.鲁滨逊（Arthur H.Robinson）教授指出，在10年之内，卫星可以让我们看到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的活动画面，现场观看其中进行的活动。

届时，地图不再是一幅静态的画，而是一部影片，事实上更像活动的X光片，因为不仅会显现出地球的表面，而且会一层一层揭露表面之上和表面之下的情形。我们对地形与人和地形的关系也会得到一个更为敏感、多变的概念。

同时，许多地图绘制者也开始批评第二次浪潮教室里的传统世界地图。工业革命以来，最通用的世界地图一直采用的是墨卡托投影法。这种地图在航海上很方便，可是却扭曲了地球表面积的尺寸。如果你的手边有一份墨卡托地图，你就会发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面积比印度大，事实上后者比前者几乎大三倍。

德国历史学家阿尔诺·彼得斯（ArnoPeters）研究出一种新投影方法，可以正确显示出地球表面积适当的比例，地图绘制者正为之争论不休。彼得斯指出，墨卡托地图的偏差是工业国家自大的根源，致使人们未能以正确的制图及政治眼光来看待非工业世界。

彼得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面积和重要性都被蒙蔽了。”在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眼中看来很奇怪的是，在这幅地图中，欧洲变小了，阿拉斯加、加拿大、苏联很平坦，南美洲、非洲、阿拉伯和印度延长了很多。有6万份彼得斯的地图通过德国世界传道会和其他宗教组织分发给非工业国家。

这方面的争论使我们认识到，世界上没有一幅“正确的”地图，只有因不同目的而产生的不同空间观。就最浅显的意义而言，第三次浪潮带来了一种新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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