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整体主义与半体主义

我们的自然观、进化观、进步观、时间观和空间观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因为我们已经由强调研究孤立事物的第二次浪潮时代进入注重结构、关系和整体的第三次浪潮文明。

20世纪50年代初，生物学家破译了遗传密码，贝尔电话实验室的通信理论家和工程师、IBM的计算机专家、英国邮政实验室的物理学家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专业人才都展开了紧张、刺激的工作。

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业研究”，产生了第三次浪潮工厂和公司生产所依赖的自动化革命与全新的科技。除此之外，新的思维方式也应运而生。自动化革命的一种主要产品就是“系统方法”。

笛卡儿派的思想家强调分析组成部分，而往往忽略了结构；系统思想家注重的是早期系统理论家西蒙·拉莫（SimonRamo）所谓的“全面而非片面地观察问题”。系统思维方式强调次级系统的反馈关系，以及这些个体形成的大整体，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一学说走出实验室后，业已在文化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系统思维方式的名词和概念被许多人引用，包括社会科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外交政策分析家、逻辑学者、语言学者、工程师和行政人员。

系统理论学家并不是过去一二十年来唯一敦促人们以整合眼光来观察问题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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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反抗狭隘的过度专业化的声浪也得到环保运动者的支持，因为生态学家逐渐发现自然如“网”，种族互相牵连，生态系统有其整体性。巴里·洛佩斯（BarryLopez）在《环境运动》(Environmental Action）中说：“非环境学家喜欢把事情分成各个部分，逐一解决。”相反，“环境学家对事情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的直觉就是平衡整体，而不是解决单一部分”。生态方法和系统方法声气相通，都朝知识的综效与整合发展。

同时，在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合并各学科的思想。虽然大部分学院的学科障碍仍然阻遏了观念的交换和信息的整合，但是要求各学科或者多学科合并的呼声现在非常高涨，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了。

知识层面的转变也反映在其他文化上。比如，在欧洲中产阶层中，东方宗教一向只有极少数的信徒，然而在工业社会开始分裂之后，许多西方年轻人转而崇拜印度大师，聆听印度音乐，开设印度素菜馆，在第五大道起舞。他们突然歌颂世界并没有破裂成笛卡儿的碎片，它是一个“整体”。

在心理健康方面，心理学家企图以形态治疗法治愈“一个完整的人”。形态治疗学家和机构在全美各地随处可见。心理治疗学家弗雷德里克·S.珀尔斯（Frederick S.Perls）认为，这种疗法的目的是通过个人感官知觉与外在世界关系的整合拓展人类的潜能。

医学界已经掀起了“整体健康”运动，他们所持的观念是个人的福祉有赖生理、精神和心理的整合。这个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末得到热烈的支持，其中有严肃的医学创见，也有骗人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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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科学》杂志的报道，“几年前，我们还无法想象联邦政府会支持以信心治疗、虹膜学、针压止血法、佛教冥想、电子医学等为名的健康会议。现在，各种治疗方法和系统都有专人研究，所有研究都冠以整体健康之名”。

各个不同层面出现了许多活动，“整体主义”这个名词自然也成为流行的词汇之一，我们不假思索就会脱口而出。一位供职于世界银行的专家呼吁“整体了解都市死角”，美国国会一个研究团体要求长期的“整体”研究，一位课程专家宣布他使用“整体阅读和计分法”来教导学童写字，比弗利山庄的一所美容健身院提供“整体运动”。

这些运动、时尚和文化潮流各不相同，但是其共同之处很明显，都在攻击同一个假设：研究孤立的部分可以了解整体。这些抗议可以用哲学家兼系统理论家欧文·拉兹洛（ErvinLaszlo）的话来证明：“我们是一个相关自然系统的一部分，除非博学的通才’致力于研究自然相关形态的系统理论，否则短短的计划和有限的控制能力会把我们自身带向毁灭。”

对片面、部分、分析的攻击声势日渐浩大，以致许多狂热的“整体主义者”在追求不可名状的整体时，忘记了部分的重要性，结果未形成整体主义，反而造成另一个分裂。他们的整体主义只是半体主义。

许多深思的批评家希望大力强调综合能力，以平衡第二次浪潮的分析技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生态学家尤金·P.奥德姆（EugeneP.Odum）敦促他的同事兼并分类主义和整体主义，观察整个系统和其中的部分。当他和他的弟弟霍华德（Howard）共同获得生命学院奖时，他说：“部分合并而产生更大的有机整体，在局部并未出现或者并不明显的新性质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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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分类科学，这种方法曾经为人类带来许多好处，但现在应该同样支持大规模整合系统的研究。”

系统理论、生态学、整体思考的一般观念，与我们变动中的时间观、空间观一样，都对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前提进行过攻击。这些攻击在一个新观点出现后达到极致，那就是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即新的因果观。

宇宙游戏室

第二次浪潮文明给我们一种乐观心态，让我们相信我们知道（或者至少可以知道)事情发生的原因。它告诉我们，每一种现象都在时空中占有一个独特、确定的位置，同样的情况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整个宇宙中充满了“球杆”和“撞球”——原因和结果。

这种机械化的因果论非常有用，可以治疗疾病、建造摩天大楼、设计精巧的机器、组合庞大的机构。虽然这种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许多现象，但是其功能只不过相当于一部简单的机器，如果遇上成长、衰退、瞬间突破至较高层次、大变动导致骤然溃败、小事件偶然形成大爆破力量等现象，就无法以因果论进行令人满意的解释。

今天，“牛顿的撞球室”正被推到“宇宙游戏间”的角落去。机械因果论被视为一个特例，可以适用于部分而非所有的现象，世界各地的学者和科学家都在钻研一种新的变化观和因果观，以配合迅速变动中的自然观、进化观、进步观、时间观、空间观和物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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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日本的认识论专家丸山孙郎(MagorohMaruyama)、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林（EdgarMorin）、信息理论家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Beer)和亨利·拉博里(HenriLaborit)等人都在探索非机械系统生存、死亡、成长、进化和变革的因果关系。比利时诺贝尔奖得主伊利亚·普里果金（IlyaPrigogine）提出了惊人的秩序与混沌、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概念及其与因果的关系。

第三次浪潮的因果论部分起源于系统理论的一个重要观念：反馈。最常被用来解释这个观念的例子就是维持室内温度的自动温度调节器。调节器把暖气炉打开，然后控制温度上升。等到屋内足够暖和，就把暖气炉关掉。一旦温度下降，它就会感觉到环境的改变，再把暖气炉打开。

这就是一个反馈过程。保持均衡状态，一旦超出某一水准即压抑改变，我们称之为“消极反馈”，其功能是维持稳定。

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信息理论家和系统思想家发现了消极反馈的理论后，开始找寻类似的例子。他们兴奋地在各个领域都发现了近似的稳定保护系统，从生理学（如婴儿维持体温的方法）到政治学（当权者遏制超过容忍限度的反对意见)，消极反馈似乎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事物因而得以维持其均衡稳定状态。

20世纪60年代初，丸山孙郎等批评家开始注意到，人们过分注重稳定而忽略了变化。丸山孙郎认为，我们需要加紧研究“积极反馈”——不压抑改变，反而促成改变；不维持稳定，反而向稳定挑战，甚至反抗稳定。他强调，积极反馈可以在系统中容纳微小的差异，将之扩大成威胁结构的庞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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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第一种反馈是压抑改变，是“消极的”，那么第二种反馈就是促成改变，是“积极的”，二者都应受到重视。积极反馈可以解释许多以往令人迷惑的因果关系。

积极反馈打破稳定，依赖变动，因此可以用来解释恶性循环与良性循环。还是以自动温度调节器为例，不过这里把它的感应器功能调整一下，屋内足够暖和，调节器不关掉暖气炉，反而把它打开，使温度越来越高。再看看《大富翁》游戏（或真实生活中的经济游戏)，玩家钱越多，所能买到的房产越多，可以得到的租金收入越多，因此就越有钱去购买房产。这都是积极反馈的例子。

积极反馈有助于解释自我刺激的现象，比如军备竞赛，苏联造一件新武器，美国就连忙造一件更强的，苏联受到刺激又造一件更强的…最后导致失控的军备竞赛。

如果我们把积极反馈和消极反馈放在一起，看看这两种方式如何在复杂机体（从人脑到经济体系）中交互作用，结果会产生惊人的见解。一旦我们发现任何真正复杂的系统，不论是一个生物组织、一座城市还是国际政治秩序，都可能包括有促成改变和压抑改变的因素，积极反馈和消极反馈也会互相影响，这时我们才开始看到这个世界前所未见的复杂状况，对因果关系的了解又深了一层。

另外还有一层新的认识。我们会进一步了解到，这些促成改变和压抑改变的因素不一定在一开始就存在于生物和社会系统中，可能在开始时付诸阙如，然后逐渐滋长，有时是源自变化的结果。一个偶发事件可能因此触发神奇的连锁反应。

这就是为什么变化往往很难追根溯源，也因此充满了令人惊讶之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缓慢平稳的步骤会突然间产生爆炸性的改变，而相反的情形也会发生；这也就是为什么开始时类似的情况，最后却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是用第二次浪潮心态无法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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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成形的第三次浪潮因果论显示出一个交互影响之下的复杂世界、一个充满惊人事物的世界，其中有促成改变也有压抑改变的因素，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不只是可预期的撞球相碰，还有在宇宙台球桌上永无止境的互相碰撞。这个世界比第二次浪潮的机械论还要奇妙。

是不是每件事情都如第二次浪潮机械因果论所言，可以根据原则来推论？或者如批评机械论的人所说，是注定无法预测的？我们是被运气还是宿命左右？

第三次浪潮的因果论对于这个古老的矛盾也有令人兴奋的新看法，至少能帮助我们避开决定论者和反决定论者争论不休的二选一陷阱：宿命的必然还是机运的偶然？不落入任何一个陷阱可能是第三次浪潮在哲学上最重大的突破。

白蚁的教训

普里果金博士和他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及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工作小组，直接攻击第二次浪潮的假设。他们证明，化学和其他结构通过必然与偶然的混合，可以跃入一个更高阶段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普里果金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普里果金出生于莫斯科，幼年时迁居比利时，年轻时即对时间问题深感兴趣，他对两种相冲突的观念深感困惑：一种观点是物理学家对熵的信念——宇宙的运转正逐渐变慢，所有有组织的形态最后必然会衰退；另一种观点是生物学认为，生命本身就是组织，我们一直在不停地迈向更高阶、更复杂的组织。熵是一个方向，进化又是另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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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促使普里果金去探讨高等组织形态如何出现，他致力化学和物理学研究多年，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疑问。

普里果金指出，在任何复杂系统内，从液体分子、脑神经元到都市交通，构成系统的部分永远在进行小规模的改变，不断变迁。系统内部因变化而振动。

有时，消极反馈占上风，这些变化遭到剔除或压抑，系统重获均衡。当积极反馈作用时，有些变化可能大幅膨胀，威胁到整个系统的均衡。外来变化可能在这时出现，加强振动效果，使整体的均衡被破坏，原先的结构被完全摧毁。

不论是内部的变化还是外来的力量，抑或是两者并发，旧均衡状态的崩溃往往不是产生紊乱或破灭，而是在较高层次产生一个全新的结构。这个新结构可能比旧的变异更大，内部交互作用更多，也更为复杂，需要更多的能量、质量（和信息及其他资源）来维持其存在。此系统主要是物理和化学的反应，不过偶尔也可以应用于社会现象，普里果金把这种比较复杂的新系统称为“分散结构”。

也可以这样认为，进化是通过更高层次新分散结构的出现，趋向更复杂、更多变的生物和社会组织。因此，普里果金指出，他的观念除了纯粹的科学意义外，还有政治和哲学意义。他的一篇演讲题为“紊乱中的秩序”，我们引申为“变动中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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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式的进化不可能用机械模式预先安排。在量子论出现之前，许多第二次浪潮的思想家仍然相信，偶然在变化过程中根本无足轻重。一个作用的开始条件就已经决定了结果。在原子物理学方面，人们已经普遍相信偶然会决定变化。近年来，许多科学家已经开始融合这两个极端，如生物学家雅克·莫诺（JacquesMonod)、社会学家沃尔特·巴克利（WalterBuckley）、认识论专家丸山孙郎。

普里果金不但融合了偶然和必然，而且明确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他相信，一个结构跃入一个新的复杂阶段之时，在原则上和实际中都无法预测它会选择哪一种形态。一旦路径决定了，新结构产生了，决定论将再度成为主宰。(这也可用来观察由第二次浪潮文明跃入第三次浪潮文明。)

普里果金还提到一个精彩的例子，白蚁表面上无结构的活动创造出结构严密的蚁巢。它们在地面上随意爬行，到处拾取小片的“黏性物质”，拾来的东西随机运送。可是因为物质中含有一种化学成分，使其他白蚁纷纷为之吸引。

就这样，各处搜集来的黏性物质逐渐叠积成柱状或块状。如果这些叠积物彼此互相隔离，工作就此停止。如果这些叠积物碰巧很接近，则会形成一道拱门，作为蚁巢复杂结构的基础，随机活动亦因而转变成非常严密的非随机结构。我们看到了普里果金所谓的“自然形成的紧密结构”——紊乱中的秩序。

这一现象动摇了旧的因果理论。普里果金说：“今天看来，严格的因果法则只适用于有限的情况，即极为理想的情况，几乎等于变化的同义词，注重复杂化的科学则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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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再被锁在一个步调机械的封闭宇宙中，而是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非常有韧性的系统，正如普里果金所说：“不稳定随时可能把我们带入某一新的结构，我们真的拥有一个开放的宇宙’。”

一旦我们超越了第二次浪潮的因果思维方式，开始思索相互影响、促成或压抑改变、系统崩溃和突发的革命性跃迁、分散结构和偶然与必然的混合—总之，只要摘下第二次浪潮的眼罩，我们就会看见一个全新的文明，即第三次浪潮文明。

这个自变化出发而日趋多样的新文明希望能整合自然、进化的新视野，孕育更丰富的时间观、空间观，融合分类主义和整体主义，并加入新的因果理论。

工业时代一度完美地解释了宇宙和其中个体配合的方法，直到现在这一理论仍然十分有效。可是它已经不再被视为到处通用的真理。用明日的眼光来看，第二次浪潮的意识形态将被视为狭隘、自满的观念。

第二次浪潮思想系统的没落使许多人拼命抓住任何一块浮木，从得克萨斯的道教到瑞典的神秘主义，从菲律宾的信心治疗法到威尔士的巫术。他们不为新世界建立一个合适的新文明，只希望输入适用于其他时代的旧观念，重寻生活在截然不同的背景下的老祖先的狂热信仰。

工业时代心理的崩溃，漠视科技、社会、政治的新面目，处处促使人们懒惰地找寻旧日的答案，形成前仆后继、瞬间破灭的假智慧之流。

灵魂的拍卖场上夹杂着沮丧的嘲讽和宗教的虚伪，然而一个积极的新文明正在其中生根，这是一个配合我们的时代和处境的文明。新的整合见解开始出现，有新的象征来了解现实。工业主义的文明碎片被第三次浪潮历史性的改变冲走了，我们可以瞥见新的统一已经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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