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即将解体的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意识形态反映出工业主义君临世界的手段。人对自然的看法建立在破碎的部分之上，也反映出破碎自主的国家观念。今天，我们对自然和事物的看法都有所改变，国家观念也随之调整，这是迈向第三次浪潮文明的另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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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的烈焰正在世界各地熊熊燃烧，菲律宾、埃塞俄比亚等地的解放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加、南太平洋的斐济先后宣布独立，派遣代表进入联合国。正当此时，科技文明的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不是新兴国家的崛起，而是旧有国家面临崩溃的威胁。

在第三次浪潮席卷全球之际，第二次浪潮时代的政治单位—国家的首尾都被紧紧地钳住。下压的力量希望把政治权力从国家转移到较小的地区和集团手中；上推的力量希望把权力由国家交给国际性的机构和组织。环顾今日世界，这两股力量已促使高科技国家分裂成势力较弱的小单位。

阿布哈西亚人与得西哥人

1977年8月，三个蒙面人坐在一张临时拼凑成的桌子旁，一边放着一盏灯，另一边放着一根燃烧的蜡烛，一面旗子横在当中。旗上是一张戴着飘扬的头巾的愤怒面孔和四个字母FLNC。一群记者被蒙上眼罩带到此地，这三个今日世界的蒙面人仅露出一双眼睛，陈述他们的故事。他们宣布炸毁了塞拉迪皮诺电视台——科西嘉岛（意大利西岸法属岛屿）唯一的法语电视台。他们希望科西嘉岛脱离法国统治。

巴黎人向来鄙视科西嘉人，法国政府也未曾协助科西嘉岛发展经济，尤其令科西嘉人恼火的是，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把外籍兵团都运往科西嘉岛的基地。更过分的是，政府给予前阿尔及利亚殖民地人民特别的补助和权利，让他们能定居于科西嘉岛。大批涌入的外来人口立刻买下岛上许多葡萄园（除旅游业外该岛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使科西嘉人感觉自己更像岛屿上的陌生人。今天，这个地中海小岛之于法国，相当于一个小规模的北爱尔兰火药库。

在法国的另一端，长期酝酿的分裂主义近年来声势高涨。布列塔尼一地法国失业率最高、工资最低的地方，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得到广泛的支持。其中分出许多敌对的党派，并且有一支由恐怖分子组成的队伍，其中有部分成员因破坏凡尔赛宫等公共建筑物而遭逮捕。同时，阿尔萨斯和洛林、朗格多克的一部分，以及其他地区，都纷纷向巴黎要求文化和地域上的自主权。

越过海峡，英国人也从苏格兰人那儿感受到同样的压力，但暴力色彩稍淡。20世纪70年代初，苏格兰自主之说被伦敦引为笑谈。北海石油使苏格兰在经济发展上实现独立后，这就不再是一件可笑的事了。虽然筹组个别苏格兰议会之举在1979年遭到封杀，但是独立的压力更大了。英国政府一直偏重于南方的经济发展，苏格兰为此政策所困已久，力主独立的人士现在宣布，苏格兰的经济随时可以起飞，而英国疲惫的经济却一直在拖累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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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希望能有更大的石油控制权，也企图以新的电子业和其他高科技工业取代萧条的钢铁业、造船业。事实上，当英国还在争执是否应发展半导体工业时，苏格兰已经继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集成电路装配地。

在英国其他地区如威尔士，分裂主义者的压力也很明显，甚至在康沃尔和韦塞克斯都出现了小型的自主运动，各地区人士要求有自己的法律、立法机构，淘汰落伍工业，引入新的科技。

在比利时，瓦隆人、法兰德斯人和布鲁塞尔人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经浮现；在瑞典，一个分裂团体最近赢得了一场胜仗；在联邦德国，苏台德人要求返回他们在捷克边境的老家；还有意大利的南部人、奥地利的斯洛文尼亚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以及许多比较不为人所熟知的团体。整个欧洲都可以感受到强大的离心压力。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内部危机还没有结束。勒内·勒维克（RenéLévesque）当选魁北克独立派总理，资金和企业由蒙特利尔外流，操法语和操英语的加拿大人之间裂痕日深，这些都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Trudeau）竭力维护国家的统一，他曾警告说：“如果分裂的趋势得以应验，我们将眼看着这个国家分崩离析，而它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实体和行动能力也将被摧毁。”魁北克并不是唯一的压力来源。在藏油丰富的阿尔伯塔，独立分子的呼声虽然不为外人所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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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但是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横跨太平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显示出同样的趋势。珀斯的一位矿业大王朗·汉考克（LangHancock）指出，矿藏丰富的西澳大利亚州被迫支付高价换取澳大利亚东部所产的商品。西澳大利亚州声称，它在堪培拉的政界没有得到应有的代表权；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航空费率受人为操纵，对其不利；政府政策打击外国人在西澳大利亚州投资的意愿。汉考克的办公室外，用金子镶成的招牌上写着：“西澳大利亚州分裂运动”。

同时，新西兰也面临分裂的问题。南岛的水力发电供给全国大半的能源需要，但是约占总人口的1/3的南岛居民认为，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好处，工业仍然较北方落后。在达尼丁市长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南岛独立运动宣告诞生。

大部分美国人不能想象美国崩溃的后果（大部分加拿大人在10年前也不能想象今日情景)，但是区域主义的压力日渐加大。目前加利福尼亚州最畅销的一本地下小说，描写的就是西北部争取独立，威胁要炸毁纽约和华盛顿的核矿藏。其他分裂之说也层出不穷。在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在呈给他的报告中，有一份即谈到加利福尼亚州和西南部脱离美国，组成西班牙语或双语地区(“西班牙语系的魁北克”）的可能性。曾有人提到把得克萨斯州重新并入墨西哥，组成一个石油强权，称为“得西哥”。

不久以前，我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一家旅馆的报摊上，买了一份《得克萨斯月刊》(Texas Monthly)，上面严厉地指责华盛顿对墨西哥城所采取的政策，并说：“近年来，我们和墨西哥城的老敌人，似乎比和华盛顿的首领更为接近。北方佬一直在凯觎我们的石油。对于墨西哥希望躲开这种经济帝国主义，得克萨斯州人应该一点儿都不觉得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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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这个报摊上买了一张非常显眼的保险杠贴纸，上面印着得克萨斯州星号和两个大字——脱离。

这类论调可能相当普遍，不过事实上在美国各地和其他高科技国家内，国家的权威正面临考验，而来自地方的压力日益加大。暂且不谈波多黎各和阿拉斯加独立主义的强烈倾向，以及美国原住民要求自治的呼声，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各州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根据美国全国州议会的报告，“美国正在进行第二次南北战争，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工业地区对抗南部和西南部的太阳带”。

一家著名的商业刊物提到“州际二次大战”，认为“不同的经济增长使各地区产生尖锐的冲突”。南部和西部怒气填膺的政府官员也用同样挑剔的语气说，情形相当于“经济南北战争”。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些官员被白宫的能源计划撩起怒火，“除了没有脱离联邦外，已经发誓要不顾一切保全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以便维护该地区成长中的工业基础”。

西部各州自身也日趋分裂。“土地之友组织”的法律主管杰弗里·奈特（JefferyKnight）说：“西部各州逐渐发现自己是加利福尼亚州等地的能源殖民地。”

20世纪70年代中期，取暖用石油短缺之际，在得克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出现了一种非常流行的汽车保险杠贴纸，上面写着：“让那些浑蛋冻死在夜里。”路易斯安那州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则广告中，也透露出一丝脱离的意味。这则广告请求读者“想象一个没有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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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人士也接到许多建议，要求他们停止“征逐烟囱”，迈向更先进的工业，考虑地方利益。同时，东北部的政府官员也团结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大众的反应可以从“拯救纽约联盟”所刊登的全页广告上窥见端倪，这则广告批评说，由于联邦政策不妥，“纽约正被强奸”，而“纽约人要求施以反击”。

这些挑战式的论调、抗议和暴力，到底意味着什么?答案是绝对无误的：工业革命后国家内部潜在的爆炸性压力。

这些压力中显然有一部分来自能源危机，以及由第二次浪潮转入第三次浪潮的能源基础，还有一部分是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工业基础的冲突所致。我们也看到地区性和区域性的经济增长，正和30年前全国性的经济一样庞大、复杂、分歧。这些情况形成独立运动和争取自主的经济基础。

然而，不论是公开的分裂主义、区域主义、双语主义、地方自治主义还是分权主义，这些离心力之所以会赢得人们的支持，都是因为政府无法对迅速多样化的社会采取有韧性的应对措施。

工业时代划一的社会在第三次浪潮的影响下宣告分裂，区域、地方、社会、宗教等各个团体越来越不统一。情况和需求都有所分歧，个人也发现了彼此的差异，并且敢于维护其迥异之处。

企业界应对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增加不同的产品线，同时积极执行市场细分政策。

相反，政府官员却发现他们很难按个别需要制定政策。他们被第二次浪潮的政治和官僚结构限制，无法独立应对每一个地区和城市，每一个种族、宗教、社区、性别和民族团体，当然更无法把每一位公民都视为独特的个人。由于情况分歧，国家的决策者多数无视迅速变迁中的地方性需要。如果他们希望了解这些地方性或专门的需求，则往往会被过分详细、无法消化的资料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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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加拿大分裂主义的杜鲁多早在1967年就明确表示：“如果政府的一部分、一个省或一个州处于一个非常重要而又特殊的地位，如果它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有异于其他各省，则此一联邦政府体系根本无法运作。”

结果，华盛顿、伦敦、巴黎、莫斯科的各个政府将不断为划一社会所设计的固定、标准政策应用于渐趋分歧的大众身上。地方需求及个人需求不是被遗忘就是被疏忽了，致使愤怒的火焰趋于白热化。随着多样化的崛起，我们可以预见分裂主义和离心力量日益壮大，威胁到许多国家的统一。

第三次浪潮给各个国家带来了莫大的基层压力。

由上而下

值此之际，我们看到有力的巨爪凌空攫住各个国家。第三次浪潮带来新的问题、新的沟通结构及世界舞台上新的演员，令个别国家的权力大为削弱。

由于许多问题太琐碎、太地方化，中央政府无法有效地处理；同样的道理，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中，有些实在太庞大，任何国家都无法独立应对。法国政治思想家德尼·德鲁热蒙(Deni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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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gemont）认为:“国家自认为拥有绝对自主权，可是显然太过渺小，无法在全球层面担任一个实在的角色。我们这28个欧洲国家中，没有一个可以对自己的军事防御能力和经济局面、科技资源………核战争和生态灾害的预防工作放心。”美国、苏联、日本一样办不到。

今天，各国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使任何一个单一的政府都无法独立应付自己的经济或企图隔离通货膨胀。比如我们早先提过的欧元汇率上涨之事，即已超出任何国家的控制能力。宣称内政措施可以“阻止通货膨胀”或“消除失业”的政客，不是过于天真就是在撒谎，因为多数的“经济传染病”都可以穿越国界，通行无阻。国家的经济外壳越来越容易被渗透。

同时，不能封锁经济流通的国界，对于环境的破坏威力更是难以抵抗。如果瑞士的化工厂把废弃物倾倒入莱茵河，污染会经过德国、荷兰，最后到达北海。不论荷兰还是德国自身都无法保证其河流环境。油轮外溢、空气污染、不是故意为之的气候改造、破坏森林，以及其他带有副作用的活动都会横扫国界，边境现在已经荡然无存。

新的全球通信系统更使每一个国家都暴露在外界的侵蚀之下。加拿大人一直很气愤，在边界地区有70多家美国电视台向加拿大观众播送节目。可是这种第二次浪潮的文化渗透方式和第三次浪潮的通信系统—人造卫星、计算机、传真机、收发无线电系统、随处可见的地上电台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美国参议员乔治·S.麦高文(George S.McGoven)认为，“攻打’一个国家的办法之一，就是限制其信息流通，切断跨国公司总公司和海外分公司的联系……在一国外围建立信息围墙………”国际字典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信息自主”。然而，如何能有效地封锁国境，能封锁多久，颇为令人怀疑。因为在朝第三次浪潮工业基础迈进时，需要发展一个十分错综、敏感、开放的神经网络或所谓的信息系统。任一国家如果企图封锁资料的流通，可能不仅不会有助于它的经济发展，反而会起到阻碍作用。同时，每一项科技突破都会提供一种渗透一国外壳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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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这些发展（新经济问题、新环境问题、新通信科技）都会合起来打击个别国家的地位。正当此时，强大的新角色也出现在世界银幕上，向国家权力发起挑战。

跨国企业

新兴的力量中，最受人瞩目也最为有力的应该算是跨国企业。

过去25年，我们目睹的是一个特殊的全球性生产系统，不单是原料和制成品由一个国家运往另一个国家，组织也横跨国界。

跨国企业可能在第一个国家从事研究，在第二个国家制造零件，在第三个国家装配，在第四个国家销售成品，在第五个国家存入剩余基金，可能在十几个国家设有业务机构。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全球游戏的新玩家在规模、重要性、政治权力等各方面都一路扶摇直上。今天，在高科技国家，至少有1万家公司在本国之外设有分支机构，其中2000多家公司在6个以上的国家设有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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