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第二次浪潮的战略

第三次浪潮的迅速崛起不仅预言了第二次浪潮王国的结束，而且突破了我们传统上消灭贫穷的想法。

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缩小世界贫富差距所采用的策略只有一个，我称之为第二次浪潮战略。

这个战略的前提是：第二次浪潮社会是进化的极限，所有的社会想要解决自身的问题，都必须像西方国家、苏联、日本一样进行工业革命。所谓的进步是把众多人口由农业转向批量生产，再加上都市化、标准化和其他第二次浪潮的特征。简而言之，进步就等于一心一意地模仿成功的模式。

各国政府都努力执行此计划。少数国家（比如韩国）由于情况特殊，得以成功建立了一个第二次浪潮的社会，但是大多数国家的努力都遭到了挫败。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相继失败可以归咎于许多颇为令人信服的原因，如新殖民主义、规划不佳、贪污、宗教落伍、部落意识、跨国企业、美国中央情报局、进步太慢、进步太快。然而，不论其原因为何，事实都摆在眼前，依照第二次浪潮模式进行工业化，失败的机会远比成功的机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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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1975年，专制的伊朗国王夸下海口，他要追随第二次浪潮战略，使伊朗成为中东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新闻周刊》(Newsweek)在报道中说：“伊朗国王手下的建筑工人辛辛苦苦地兴建起一系列辉煌灿烂的工厂、水坝、铁路、公路及工业革命所需的一切配件。”1978年6月，各国际银行仍然争着以极低的利息大量贷款给波斯湾造船公司、麻沙登纺织公司、国营电力公司塔发尼、伊斯法汉的钢铁区及伊朗铝业公司等。

这些企业应该会使伊朗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但贪污之风弥漫了德黑兰。惹眼的消费行为使贫富对立的局势日益恶化。外国企业（大半是美国公司）在此得到绝佳的发展机会。（一位德国经理在德黑兰的待遇比在他自己的国家要多1/3，可是他的下属只能得到相当于德国工人1/10的收入。）都市的中产阶层如同苦海中的孤岛。除了石油外，市场上所生产的货物有2/3是由全国1/10的人口在德黑兰消费的。乡下的收入只及城里的1/5，郊区民众始终生活在困苦之中。

主持德黑兰政局的百万富翁、将军、技术专家均接受西方教育，企图采用第二次浪潮战略，他们认为进步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过程。宗教、文化、家庭生活、特殊角色，只要金钱到位，都会自动就绪。文化本位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在工业主义的笼罩下，看到这个世界日趋标准化，而非多样化。“抗拒西方”的观念被内阁直斥为“落伍”，而内阁成员中有90%曾受教于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其他欧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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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部分特殊情况如石油和伊斯兰教的混合外，伊朗境内的情况在其他追随第二次浪潮战略的国家内也是司空见惯的。从亚洲、非洲到拉丁美洲，许多贫穷社会的情形多半大同小异。

德黑兰政权的垮台激起了其他政府之间的广泛争论，从马尼拉到墨西哥城都有回响。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改变的速度。速度是不是太快了?伊朗人遭受到未来的冲击了吗?纵使拥有石油的收益，政府能够迅速制造出一个广大的中产阶层，以避免革命和动乱吗？伊朗的悲剧，继伊朗一国之后产生的类似高压政权，处处迫使我们对第二次浪潮战略的基本前提持怀疑态度。

传统的工业化是通往进步的唯一途径吗?在工业文明自身已濒临死亡之际，模仿工业模式还有意义吗？

破碎的成功典范

只要第二次浪潮国家维持着“成功”的外貌安定、富有、更为富有，世界上其他国家就会始终视其为模范。不过，20世纪60年代末，工业主义的危机已经爆发了。

罢工、管制、崩溃、犯罪、心理挫折遍及第二次浪潮世界，杂志上刊登的文章尽是“为什么没有一件事行得通”。能源制度和家庭制度都岌岌可危，价值体系和都市结构都分崩离析。污染、贿赂、通货膨胀、疏离感、寂寞、种族主义、官僚制度、离婚、愚蠢的消费者运动，处处遭到严厉的攻击。经济学家预言金融系统可能会完全崩溃。

同时，全球性的环保运动提出警告，污染、能源和资源的限制可能很快就会危及第二次浪潮国家的正常运行。除此之外，就算第二次浪潮的战略能在发展中国家创造奇迹，也不免会把整个地球变成一座巨型工厂，彻底破坏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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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主义的危机增加，最发达的国家弥漫着一片愁云惨雾。突然间全世界几百万人不再追究第二次浪潮的战略没有用，反而希望知道为什么人人都要追随一个自身已告分裂的文明。

另一项惊人的发展也促使人们不再认为第二次浪潮战略乃是致富的唯一途径。第二次浪潮的策略假定“你必须先开发，然后你才能发财”，财富是辛勤工作、节俭、严守道德及经济和社会长期变迁的结果。

然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禁运、石油美元突然在中东泛滥成灾等情势使加尔文主义的观念摇摇欲坠。在短短几个月内，意想不到的几十亿美元如潮水般涌入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利比亚及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全世界亲眼见证数不清的财富并不是尾随变迁而来，相反，它是领先一切的变动。在中东，是金钱使人们有兴趣去谋求“发展”，而不是“发展”为人们带来金钱。这种事情以前几乎从未发生过。

同时，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纽约时报》驻东京特派员在报道中说：“韩国的钢铁被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建筑工地上，中国台湾的电视机行销于欧洲，印度的拖拉机出售给中东国家，中国大陆突然成为一支有潜力的工业力量。处于此种情势下，人们希望知道发展中国家对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既成工业会产生多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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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钢铁工人的大罢工使这个问题更趋明朗。工人要求结束“工业大屠杀”，示威者占据了埃菲尔铁塔。在较为发达的工业国家中，第二次浪潮企业及其政治盟友大肆抨击“工作机会外销”，以及把工业化输往较落后国家的政策。

总之，世界各地都满腹狐疑，不知道以往大力鼓吹的第二次浪潮战略能不能够，甚至应不应该行得通。

第一次浪潮战略

发达国家面对第二次浪潮战略的失败，慑于发展中国家要求重新检讨全球经济的呼声，并且担心它们自身不可知的未来，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拟定应对贫穷的新策略。

一夜之间，许多政府和“开发机构”，包括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都纷纷改用所谓的第一次浪潮战略。

这个战略和第二次浪潮战略刚好相反，它既不压榨农民，又不强迫他们迁入过分拥挤的城市，只是重新强调乡村开发工作。它不集中生产赚钱的作物以外销，只是鼓励粮食自给自足；它不盲目争取更高的GNP，也不相信利润会自动惠及穷人，只是呼吁人们将资源直接投入“人类的需要”。

新的做法不推销节省劳工的科技，只是强调低成本、低能源、低技术水准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这种做法不主张建大钢厂和大都市工厂，而偏爱为乡村设计的分散式小规模设备。

第一次浪潮战略的支持者完全推翻了第二次浪潮的论调，他们认为许多工业科技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啻为一种灾难。机器坏了，没有人修理，成本高昂，原料必须依赖进口，而受过训练的劳工人手又不足。因此，新的论调认为，我们需要的是“适当的科技”，有时也称为“中度”“软性”或“选择性”科技，总之是“介于镰刀和收割机之间”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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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这类科技的机构很快就遍布了美国和欧洲，1965年在英国成立的中度科技发展集团就是早期的一个例子。发展中国家也成立了此类机构，并且开始进行小规模的科技创新工作。

博茨瓦纳的莫丘迪农民工作团已经研发出一种用牛或驴来拉的农具，可以在单双行垦殖的犁田用于播种、喷洒农药。冈比亚的农业部采用一种塞内加尔的工具架，这种工具架可以配合使用于犁田板、落花生捡拾器、播种机和筑垄机上。在加纳，工作已经进展到打谷机、啤酒渣压榨机、木制香蕉榨汁机。

第一次浪潮战略还有更广泛的用途。1978年，当时的印度新政府虽然仍受累于高昂的石油和肥料价格，以及甘地政府带来的第二次浪潮战略，但是已采取措施，禁止机械化纺织作业的扩张，鼓励人们用手动织布机代替动力织布。这种做法的目的不仅是增加就业，而且是以乡村工业来遏制城市化的进展。

这种新观念当然有其深远的意义。它缓和了人们迁往城市的速度，使穷人居住的乡村更有生气。就生态因素而言，这是明智之举。它强调利用廉价的当地资源，而不要使用昂贵的进口资源，“效率”之传统、狭隘的定义遭到挑战。在开发的过程中，当地的习俗和文化重新被列入考虑因素之内。改善穷人的环境受到重视，人们不再寄希望于经过富人之手，把资本转分给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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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浪潮战略虽然备受好评，但是终究只能改善第一次浪潮的恶劣处境，而不能有所突破。它治标不治本，而世界上许多政府也抱着同样的想法。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说出了许多人的意见，他认为这种战略“可能形成新的帝国主义。如果西方国家只致力于小规模的草根计划，我们的痛苦可能会稍微减轻，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有所成长”。

劳动密集型工业忽然受到青睐，也被认为对富人有利。发展中国家停留在第一次浪潮状况越久，能打入已呈现饱和状态的世界市场的竞争性货物越少；留在农场上越久，新吸收的石油、瓦斯和其他稀有资源越少，而且政治势力越强，越不会惹麻烦。同时，第一次浪潮战略有一种盛气凌人的假设，那就是认为其他生产因素必须请求经济，但是劳工的时间和精力无须如此，在稻田里终日辛劳没有关系，只要是由别人代劳就行了。

非洲经济开发和计划中心主管萨米尔·阿明（SamirAmin）的话可能代表这一派许多人的观点，他在提到劳力密集型技术突然间备受瞩目时说：“感谢嬉皮心态，感谢重回黄金时代和野蛮文明的神话，感谢资本主义世界的批评者。”

更糟糕的是，第一次浪潮战略危险地抨击先进的科学和技术。许多现在大力鼓吹的“适当的科技”，甚至比美国农民在1776年所使用的工具更为原始，更接近镰刀，而不像收割机。美国和欧洲农民在150年前开始采用“适当的科技”的时候，他们把木耙齿换成钢耙齿和铁犁，并没有反对一代代累积下来的工程和冶金知识，他们掌握了知识。

根据最近的记述，1855年巴黎博览会上展示了新发明的打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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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各种机器时，有6个人同时用连枷打谷。下面就是一小时工作后的结果：

6个人用连枷打谷… ……36升小麦
比利时制打谷机… …………………………150升小麦
法国制打谷机… …250升小麦
英国制打谷机… ……410升小麦
美国制打谷机… ……740 升小麦

只有那些从来没有辛苦劳作过的工作者，才会轻易否定早在1855年就能比人工快123倍的打谷机。

我们现在所谓的“先进科学”，大半都是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为了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出来的，他们很少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日常问题进行研究。然而，任何盲目推动科学和科技知识的“开发政策”，都会使成千上万个饥饿、劳苦、绝望的农民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遇上适当的场合和时机，第一次浪潮战略可以改善大部分人的生活。然而，我们无法证明，任何稍具规模的国家可以利用第一次浪潮的方法实现足够的生产，然后投资于自身的改造。事实上，许多证据显示情况正好相反。

第一次浪潮战略只是一个对付不景气的战略，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适用程度比不上第二次浪潮战略。

在这个日趋多样化的世界，我们必须发明各种新的战略，不要在目前的工业模式或者工业时代以前的旧模式中搜索。我们应该睁眼瞧瞧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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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浪潮的问题

难道我们就得永远沉溺在这两种过时的观点之间了吗？我特意把这两种战略描写得比较夸张，以便凸显两者的区别。在真实世界，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遵循抽象的理论，许多政府希望能够将两种政策予以合并。然而，第三次浪潮的来临显示我们不再需要在这两个公式间摇摆了。

第三次浪潮的到来改变了所有的事物。高科技世界的理论，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无法解决“发展中世界”的问题，现存的模式没有办法完全搬用，在第一次浪潮社会和快速成型的第三次浪潮文明之间浮现出一种奇异的新关系。

我们常常看到人们幼稚地想“开发”一种第一次浪潮国家，使用的却是完全不协调的第二次浪潮战略：批量生产、大众传播、工厂式教育、英国式议会政府、国家组织。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要想成功施行这些战略，就必须击溃传统的家庭和婚姻习俗、宗教、角色安排，这意味着整个文化会被连根拔起。

第三次浪潮文明正好相反，其拥有许多特色：分散式生产、适当的规模、可再生的能源、疏散都市人口、在家中工作、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等。这些活动相当接近第一次浪潮社会的模式，看起来似乎是时光倒流。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惊人的新发明都像是旧日回忆加了一个彗星尾巴而已。在迅速崛起的第三次浪潮社会，这种似曾相识的神秘感吸引人们投入昔日的乡村生活。今天，最令人惊讶的事情莫过于，第一次浪潮文明和第三次浪潮文明两者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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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奇异的一致性会不会使今日许多第一次浪潮国家具备部分第三次浪潮文明的特色呢？不需要吞下整个药片，不需要完全抛弃自身的文化，不需要经过第二次浪潮的开发阶段，对某些国家而言，引人第三次浪潮结构会不会比传统的工业化方法更为容易呢？

一个社会现在有没有可能不用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交易生产，就能够获得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准呢？根据第三次浪潮所提出的众多选择，人们能不能不抛弃自身的宗教和价值观，不拥抱传播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物质主义，而仍然能够降低婴儿死亡率，延长寿命，改善教育水平、营养和一般生活品质呢？

明日的“发展”战略不会来自华盛顿、莫斯科、巴黎或日内瓦，而会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些战略是符合当地需要的固有文明之产物，它们不会过分偏重经济而牺牲了生态、文化宗教、家庭组织和心理的存在空间，不会模仿任何外来的模式，不论是第一次浪潮、第二次浪潮还是第三次浪潮的模式。

不过，第三次浪潮的出现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观点，并使世界上最穷和最富的国家都得到全新的机会。

太阳、河虾与晶片

第一次浪潮和第三次浪潮文明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显示在未来10年内，我们也许可以将过去和未来混合成一个更新、更好的现在。

以能源为例。进入第三次浪潮文明的国家经常谈及能源危机，可是人们往往会忘记第一次浪潮社会也有能源危机。他们在薄弱的基础上应该建立起什么样的能源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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