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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需要第二次浪潮时代集中化的大型化石燃料发电厂。印度科学家阿穆利亚·库马尔·N.雷迪(Amulya Kumar N.Reddy）发现，这类社会最迫切需要的是乡村的分散式能源，而非供应都市需要的集中式能源。

一户自己没有土地的印度农民现在每天要花6个小时找寻煮食和取暖用的木柴，另外花4\~6个小时从井中取水，再花同样长的时间饲养牛羊。雷迪说：“这种家庭无力雇用劳工，也买不起节省劳力的工具，因此最合理的做法就是至少生育3个孩子以满足劳力需要。”雷迪指出，农村能源制度可能是一种极佳的避孕方法。

雷迪研究农村能源需求之后，发现只要有一座小型廉价的沼气工厂，就可以利用农村居民和动物的排泄物满足当地的能源需要。并且他证明，设立几千座这类小工厂比设立几座大工厂的效用要大，而且更经济、更符合生态标准。

从孟加拉国到斐济，各个国家都开展了沼气的研究和装置计划。印度已经拥有1.2万座工厂，其目标是10万座。中国大陆计划在四川修建20万座家庭用的沼气装置。韩国已经拥有29450座，并希望在1985年能达到55000座。

在新德里郊外，著名的未来学家兼商人贾格迪什·卡普尔（JagdishKapur）利用一座沼气工厂把一块占地10英亩的不毛之地改造成世界著名的“太阳农场”。这座农场不仅可以生产足够他的家人和雇工所需的谷物、水果和蔬菜，而且仍有成吨的食物可以转售到市场上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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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科技中心也设计出一座10千瓦的太阳能工厂，供应农村电力，用以照明、运转汲水机器，为社区电视和收音机发电。在泰米尔纳德邦的马德拉斯(现称金奈)，政府当局装设了一座靠太阳能发电的脱盐工厂。靠近新德里的中央电子公司也建了一座示范屋，用光伏太阳能电池来发电。

以色列分子生物学家哈伊姆·阿维夫（Haim Aviv）提议在西奈半岛进行一项埃及-以色列联合农工计划，利用埃及的水和以色列先进的灌溉技术生产木薯或甘蔗，再用以制造汽车燃料用的乙醇。计划中还包括用甘蔗副产品饲养牛羊，用纤维素废物供应造纸工厂，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圈。阿维夫建议在非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地实施同样的计划。

第二次浪潮文明所带来的能源危机为世界上许多较贫穷地区的能源生产（不论是集中式生产、分散式生产，还是大规模生产）都带来了很多新观念。第一次浪潮社会和第三次浪潮社会有许多十分相似的问题，而两者都不能仰仗为第二次浪潮时代设计的能源方法。

那么，农业如何呢？第三次浪潮仍然把我们带入一个与传统不同的方向。设在亚利桑那州图森的环境研究实验室用水槽将河虾养殖在温室中，让其与黄瓜和莴苣为伍，利用河虾的排泄物作为蔬菜的肥料。佛蒙特州的实验人员也用同样的方法养殖鱼、鳟鱼和种植蔬菜。鱼缸里的水收集太阳能，到晚上再放出来，从而维持室内的温度，鱼的排泄物则可以用作蔬菜的肥料。

马萨诸塞州的新炼金术研究所则把鸡饲养在大鱼缸上面，利用其粪便滋养海藻，鱼则靠吃海藻维生。这些只是食品生产和食品处理新构想中的一部分，这些创意对当前的第一次浪潮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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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未来研究中心所做的“未来20年世界食物供给趋势”预测指出，几项重要的发现可能会全面减少人造肥料的需求量。根据该中心的研究，到1996年，我们有九成把握能使用廉价的可控制天然肥料，氮化肥料的需求量将会减少15%，同时，固氮谷物很可能也会出现，使肥料的需求量进一步减少。

这份报告更加“肯定”了将会有新的谷物品种出现，其在无灌溉土地上单位产量更高，增加25%\~50%。报告中还提出一种“滴漏式”灌溉方法，利用分散的风力水井和动物运送的井水，可以大量增加收购量，减小每年的收成波动。

同时，由于作为牛羊饲料的粮草只需要极少的水量，在干燥地带牲口的负载量可以增加一倍；由于对营养组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热带地区的非谷物产量有可能提高30%；疫病控制方面的突破可以大量减少谷物损失；低成本的汲水方法、子了蝇的控制为饲养家畜开拓了一个新领域；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进展。

长期而言，我们可以预测农业将朝“能源农庄”的方向发展：为能源生产而购置作物。最后，我们会看到气候改造、计算机、卫星监控、遗传学融为一体，使世界食物供给产生大革命。

今天，这些可能性并不会把食物送入一个饥饿农民的肚子里，但是第一次浪潮政府在拟订长期农业计划时必须考虑到这些新方法的发展潜力，设法将锄头和计算机合并使用。

新的科技配合着第三次浪潮文明也开启了新的机会。已故未来学家约翰·麦克黑尔（JohnMcHale）和他的妻子在一部出色的研究著作《人类基本需要》(Basic Human Needs)中认为，生物科技的卓越进展可以使第一次浪潮社会改头换面。这类科技包括海洋农业、利用昆虫和其他有机物从事生产性的工作、通过微生物将纤维素废物加工成人造肉、将大戟属植物转变成无硫燃料。许多第一次浪潮国家也有潜力发展“绿色药物”，从以往不为人所熟知或人们不会充分利用的植物中制造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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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动摇了传统的开发观念。许多第一次浪潮国家最敏感的问题就是大量失业。这一事件引起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支持者激烈的辩论。一方主张批量生产的工业不需要使用太多劳工，因此开发工作应着眼于小规模、技术不太先进的工厂，以消化较多的人工、较少的资本和能源；另一方则认为应当引进发达国家淘汰的第二次浪潮工业，如钢铁、汽车、制鞋、纺织等。

不过，急着建第二次浪潮的钢铁厂，可能和建马车工厂一样不明智。设立一座工厂可能是出于许多政策上的考虑，但是新的合成材料在强度、韧度和重量上都比铝要理想数倍，新的透明材料和钢铁一样坚韧，加压塑胶灰泥取代了镀锌水管，在种种新发明的冲击下，钢铁需求量的好景还能维持多久？产量什么时候会呈现过剩景象？根据印度科学家M.S.艾杨格（M.S.Iyengar）的看法，这些新发明会使“一直呈直线发展的钢铁和铝业生产变得落伍”。也许发展中国家在找寻贷款或国外投资来扩充钢铁产量之前，应该先了解“材料寿限”。

第三次浪潮也带来了更为直接的措施。瑞典隆德大学主持研究战略计划的瓦尔德·莫尔豪斯（WardMorehouse）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眼光应该超越第一次浪潮的小规模工业和第二次浪潮的大规模集中工业，而专注于第三次浪潮的主要工业之一—微型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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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豪斯说：“过分强调低生产力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会是一个陷阱。”他指出，计算机晶片工业的生产力呈现惊人的发展，“对缺乏资金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每单位投入资金能得到较大的产出，这当然是极为有利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三次浪潮科技和现行社会措施的配合。莫尔豪斯说，微型计算机多样化的产品显示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采纳一种基本的技术，用以配合其社会需要和原料生产。微型计算机工业适合分散化的生产”。

大都市人口的压力会因而降低，小规模的发展还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最重要的是这种生产形式的能源需求量很小，市场成长迅速、竞争激烈，即使发达国家想独占这些工业，也不可能称心如意。

最先进的第三次浪潮工业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持这种看法的并不是只有莫尔豪斯一人。斯坦福大学集成电路实验室副主任罗杰·梅伦（RogerMelen）说：“工业世界把大家迁往城市去生产，现在我们要把工厂和劳工疏散回乡。有些国家始终没有脱离17世纪的农业经济，比如中国。在现在看来，它们可以吸收新的生产技术，而无须移动所有的人口。”

果真如此，第三次浪潮为人类对抗贫穷提供了新的科技策略。

第三次浪潮对运输和通信的需要提出新的看法。工业革命时期，道路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今天，电子通信系统变成了要件。人们一度认为通信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现在，阿瑟·D.利特尔研究公司的总裁约翰·马吉（JohnMagee）说：“这是一个过时的观念，电信是前提而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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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成本的直线下降表明，通信已经取代了许多运输的功能。就长期而言，先进的通信系统可能比昂贵的分支道路系统更便宜、更节省能源，也更合乎需求。当然，道路运输仍然有其需要，但是随着生产的分散，运输成本可以大大降低，而城、乡和世界均不会互相孤立。

越来越多的第一次浪潮国家领袖开始注意到通信的重要性，他们开始要求重新分配世界上的电子光谱，因为第二次浪潮强国开发电子通信在先，控制了可用的频率。美国和苏联就使用了25%的短波无线电谱，占了光谱中较精密部分的很大比例。

然而，光谱就像洋底、地球上的空气一样，属于每一个人，而不是为少数人所独有。因此，许多第一次浪潮国家认为光谱是一种稀有资源，希望能分享其利，虽然它们目前缺乏使用的设备。（它们认为在它们有能力自行使用之前，可以“出租”自己的权利。）在美国和苏联的反对下，它们要求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

然而，更大的问题来自这些国家内部，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分配于电信和运输两方面。这也是科技尖端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低成本的地面电台、计算机化的农场灌溉系统、地面探测器、供农村工业使用的廉价计算机终端机等设备也许可以帮助第一次浪潮国家避免承受第二次浪潮国家沉重的运输支出。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的确像乌托邦，可是不久就会成为泛泛之见了。

不久之前，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用一把传统宝剑的剑尖按下一个电子按钮，连接印度尼西亚各群岛的卫星通信系统就此开启，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世纪以前连接美国两岸的铁路在启用时展示镀金钉尖的故事，这也象征着第三次浪潮带给企求突破的国家一些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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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农业、科技、通信各方面的新发展还蕴含着更深刻的意义：融合过去和未来、第一次浪潮社会和第三次浪潮的新社会。

我们可以勾画出一个新的突破策略：融合低人口流量、以农庄为主、资本低廉的乡村工业和少数精心选择、高人口流量的科技，再以一个经济制度来防堵或推行这两者。

卡普尔曾说：“在人类最先进的科学、科技与甘地主张的田园生活、乡野老农之间出现了新的平衡。”卡普尔认为，这种混合的实现需要社会“彻头彻尾的改变，包括心态、价值观、教育制度、奖励方式、能源流程、科学和工业研究，以及其他许多机构一起改变”。

然而，越来越多目光长远的思想家、社会分析家、学者和科学家相信，这种转变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被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简而言之，就是甘地加上人造卫星。

富有创意的产消合一者

未来的改变将会涵盖个人和市场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都不例外。我们不得不了解个人在生产和产消合一方面所投入的时间与劳力，也就是说为市场报酬而工作和为个人而工作各占多少比例。

大部分第一次浪潮时代的人已经陷入了货币系统。然而，货币收入虽然对穷人的生存极为重要，但是为交易而生产只是他们收入的一部分，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则是另一部分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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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浪潮刺激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观察这一情况。在各个国家内，有几百万失业人口，对这些国家而言，完全就业是一个实际的目标吗？目前有任何政策可以提供全职工作机会给这些失业者吗？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默达尔（GunnarMyrdal）认为，“失业”一词根本就是第二次浪潮时代的观念，他的看法正确吗？

来自世界银行的保罗·斯特里坦（Paul Streeten）认为：“问题不在于失业，失业是一个西方的观念，其前提是薪金雇佣制度、劳动市场、劳动力交换、社会福利的支出。问题是穷人，尤其是乡村穷人的工作没有效率、无利可图。”第三次浪潮带来了一个惊人的现象，今天在发达国家中出现了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人，这些人的崛起使我们重新衡量第二次浪潮经济学家的假设和目标。

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将大多数经济活动由A部分（产消合一部分）转入B部分（市场部分)，也许模仿这一制度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也许产消合一制度应该被视为一股积极的力量，而不是令人遗憾的沉疴。也许大多数人需要的是一个有酬劳的兼职工作，再加上使产消合一者更具“生产力”的新战略。事实上，将这两种经济活动巧妙地结合起来，可能就是数百万失业人口生存的关键。

实际的做法可能就等于“提供资本工具给产消合一者”，发达国家正在采取这种做法。在发达国家，我们看到一个令人兴奋的景象：市场提供大量的资本工具给产消合一者，其中包括洗衣机、手提钻孔机、电池试验装置等。发展中国家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个时候提到洗衣机和动力工具似乎毫无道理可言。然而，难道这些国家就无法脱离第一次浪潮文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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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建筑师约纳·弗里德曼（YonaFriedman）提醒我们世界上的穷人不一定需要工作，他们需要“食物和房子”。工作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人们可以自己种粮食，自己盖房子，或者至少分摊部分的工作责任。弗里德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篇报告中指出，政府应当放宽部分土地法和建筑法，以鼓励人们投入产消合一的活动，因为这些法规使穷人难以自己建筑房屋或修缮住宅。

弗里德曼呼吁政府消除这些障碍，帮助人们兴建自己的住宅，给予他们行政上的协助，提供难以取得的原料，甚至从事土地开发工作供应水电。弗里德曼等人认为，帮助产消合一者的重要性不亚于以GNP来衡量的生产能力。

为了提高产消合一者的“生产力”，政府必须重视这方面的科学和技术研究。目前，政府可以用低廉的成本提供简单的工具、社区工厂、有经验的工匠和教师、少许通信设备、动力工具，以及对自建住宅和自垦土地者口头与道义上的支持。

今天，第二次浪潮的教条会使世界上最偏僻地方的穷人都相信，他们自己做的东西还不如批量生产的废物。政府的工作应该是让人们不要轻视自己的贡献，不要推崇第二次浪潮的产品而贬损他们自己的创作，同时政府还应该奖励最佳或最有创意的自建住宅和自制货品，提高产消合一制度的“生产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如果了解连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也逐渐迈向产消合一的道路，他们也许会改变以往的态度。在未来社会中，市场和非市场活动的整个关系将因第三次浪潮的来临而呈现崭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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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浪潮也将非经济和非科技活动提升到一个重要的地位。比如，它让我们以新的眼光来看待教育。大家都同意，教育是开发工作的重心，但究竟是哪一种教育呢？

殖民强权把正式教育带入非洲、印度及其他第一次浪潮社会，他们不是将工厂式的学校原封不动地予以移植，就是建立起模仿他们上流学校的十流翻版。今天世界各地都对第二次浪潮的教育模式产生了疑问，第三次浪潮向第二次浪潮“教室教育”的模式提出挑战。今天我们必须从工作、政治、社会服务甚至娱乐中学习。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检讨对教育的传统假设。

比如，消除文盲是一个妥当的教育目标吗?如果是，那么文盲的定义是什么?是指不会读写吗？爱丁堡有一所从事未来研究的内维斯学院，著名的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Leach）在该中心发表的一篇具有煽动性的报告指出，读比写有用且易学，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写字。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也主张回归近似许多第一次浪潮社会的口语文化。语言辨识技术的出现为人类带来不可思议的新远景，廉价的新通信工具和小录音机装置在简单的农具上，将会使不识字的农民也能接收口头指示。在这种情况下，识字的定义都应重新调整。

最后，第三次浪潮也促使我们回顾第二次浪潮对奖励制度的传统假设。良好的营养可能会提高孩童的智慧和能力水平，同时，他们的欲望和工作情绪也会因而提高。

第二次浪潮的人常会批评印度村民或者哥伦比亚农民缺乏工作热情。撇开一些不利因素，如营养不良、蛔虫、气候、高压的政治管控等，缺乏工作热情是不是有一部分应该归因于他们不愿意拆散自己目前的家庭和生活，以换取未来不可知的希望？如果“发展”的意义只是将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强加在现有的文化之上，如果实质的进步似乎遥遥无期，一个人当然会尽全力紧握住现有的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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