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挖掘地球的能源蕴藏为工业文明带来了不为人知的好处，大大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从此，第二次浪潮所到之处，各国均建立起大规模的科技与经济结构，而其前提是廉价化石燃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工业社会，也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一转变均十分明显—从分散式能源到集中式能源，从可再生能源到不可再生能源，从众多不同的资源和燃料到少数资源和燃料。化石燃料成为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的能源基础。

技术的发源地

新能源体系的出现与科技的巨幅进步相呼应。第一次浪潮社会仰赖2000年前罗马工程师维特鲁威（Vitruvius）所谓的“必需的发明”，但这些早期的绞盘、楔子、弩、榨汁器、杠杆、起重机主要都是用来对人力和畜力进行补充的。

第二次浪潮使技术达到全新的水准，产生了庞大的电动机器，其可拆卸的零件、传送带、水管、轴承和螺丝钉全都会转动作响。这些新机器的效率超过原始的人力。工业文明赋予了新技术以“感官”，使机器比人类更能准确地听、看及触摸。工业文明赋予技术一个容器，发明可以一直生产新机器的机器——工作母机。更重要的是，工业文明把机器合并成相连的系统，安置在同一处，因而产生了工厂和工厂中的流水线。

在这个技术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工业，为第二次浪潮文明烙下印记。起初是煤、纺织和铁路，然后是钢铁、汽车制造、铝、化学和机械。大型工业城市出现了：纺织城市里尔和曼彻斯特、汽车城市底特律、钢铁城市埃森和后起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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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业中心生产出无数一模一样的产品—衬衫、鞋、汽车、手表、玩具、肥皂、洗发水、照相机、机关枪和电动马达。以新能源体系为动力的新技术开启了大规模生产之门。

朱红宝塔

不过，如果分配系统不相应做出改变，大规模生产就毫无意义。在第一次浪潮的社会里，人们通常手工制造产品。产品是依据顾客的需要，每次生产一件。分配大致也是如此。

在西方旧封建秩序崩溃之际，商人已经建立起复杂作业的大贸易公司。这些公司在全球拓展贸易路线，组织船队和骆驼商旅，贩卖玻璃、纸张、丝绸、肉豆蔻、茶叶、酒、羊毛、靛蓝染料和香料。

但是这些商品多半都由小商人或游摊小贩肩挑车运送到顾客手中。恶劣的通信环境和原始的运输方式大大限制了市场的发展。这些小商人和游摊小贩只能提供极少数货样，而且往往不是缺了这样就是少了那样，等上几个月，甚至几年，还不能补齐。

第二次浪潮为这个不胜负荷的分配系统带来的改变不亚于广受关注的生产进步。铁路、公路及运河打开了内陆要道，工业主义带来了“贸易皇宫”——第一家百货商店。中间商、批发商、经纪人、制造商的代表纷纷出现，形成了复杂的贸易网络。1871年，乔治·亨廷顿·哈特福德（GeorgeHuntington Hartford）把纽约的第一家商店漆成朱红色，将出纳员的柜台设计成中国宝塔的形状，哈特福德在分配方面的贡献相当于亨利·福特对工业生产的影响。哈特福德更进一步跃入全新的阶段，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大型连锁商店——大西洋与太平洋茶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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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将产品销售给消费者的方式被大规模分配和大规模销售方式取代，这些销售方式同机器一道，成为所有工业社会最熟悉、最重要的因素。

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些变化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科技领域”之变化。所有的社会—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都使用能源，生产货物，分配货物。在所有的社会里，能源系统、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都是一个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个大系统就是科技领域，而它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出现不同的形式。

第二次浪潮横扫全球，农业的科技领域被工业的科技领域取代，不可再生能源被直接注入批量生产系统，而这一系统又把货物送入高度开发的大规模分配系统。

现代化的家庭

然而，第二次浪潮的科技领域需要一个同样具有革命性的“社会领域”来配合，也就是需要崭新的社会组织形态。

比如，在工业革命之前，家庭的形态具有地域差异。在农业至上的地方，人们多半生活在一个几代同堂的大家庭里，叔伯、婶婶、姻亲、祖父母、堂表兄弟都住在同一屋檐下，都为同一个经济生产单位而工作——不论是印度的“联合家庭”、巴尔干半岛的“扎德鲁加”①还是西欧的“数代同堂的大家庭”。这些家庭都是定居的——根植于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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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二次浪潮开始横扫第一次浪潮社会时，家庭感受到了变化的压力。在每个家庭里，波涛冲击之下产生了冲突，家族内部挑战家长的权威，改变了亲子关系，促成了新的礼仪观念。由于经济生产由田野转向工厂，家庭成员之间不再并肩工作。为了将工人送入工厂，家庭的主要机能被转移到新的专业化机构。儿童教育交给了学校，老年人的照料工作移交给养老院、老年之家和疗养院。最重要的是，新社会需要流动性，工人必须随着工作从一处迁往另一处。

大家庭拖着老弱病残和孩子，毫无流动性可言。因此，家庭结构逐渐开始进行痛苦的转变，家庭因移入城市而宣告分裂，再遭受到经济风暴的打击，不得不减少与远房亲戚的来往，变得更小、更具流动性、更能满足科技领域的需要。

在所有的工业社会里，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所谓的核心家庭—父母加上几个孩子，在没有亲属拖累的情况下，变成社会认可的标准“现代化”模范。就连一向崇拜祖先、特别重视老年人的日本，在第二次浪潮来临后，几代同堂的紧密大家庭也开始分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核心家庭。总之，就像化石燃料、钢铁工厂和连锁商店一样，核心家庭变成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的显著特征，与第一次浪潮社会形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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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扎德鲁加是古代南部斯拉夫人、克尔特人的家长制家庭公社，这种公社包括几个或十几个在血缘、经济、土地上有联系的家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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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课程

在工作场所由田地和家庭外移的同时，孩子必须迎接工厂生活。1835年，安德鲁·尤尔（AndrewUre）表示，在工业化的背景下，英国早期的矿场主和工厂主发现“几乎不可能把成年人变成工厂的有用人手，不论他们来自农村还是手工行业”。如果未成年人能够预先适应工业制度，那就可以大大减少他们日后在工作中的纪律问题，结果就产生了另一个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的中心结构：大众教育。

大众教育依据工厂模式，教授基本的读、写、算术及一点儿历史和其他科目的知识。这是“表面的课程”，大众教育还包括一个更为重要的“隐秘的课程”，其中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守时，二是服从，三是单调而重复的工作。工厂的工作要求工人准时上班，尤其是流水线工人，还要求工人无条件服从管理层的命令，不论男女，都要在机器旁或公司里进行非常单调的作业。

因此，自19世纪中叶第二次浪潮掠过各个国家后，人们发现了一项无情的教育进展：孩子的入学年龄越来越小，在学校的年限越来越长（在美国，教学年限从1878年到1956年提高了35%)，义务教育的时间不可避免地被延长了。

大众教育显然是一项人性化的措施。1829年，一群技术人员和工人在纽约市宣布：“除了生命和自由外，我们认为教育是人类享受到的最大福祉。”然而，第二次浪潮社会的学校把一代代的未成年人打造成电机科技和流水线所需要的顺从、整齐划一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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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核心家庭和工厂式的学校变成未成年人为进入工业社会做系统准备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也不论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第二次浪潮社会都是一样的。

不朽的存在

在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里，出现了第三个将核心家庭与工厂式学校的社会控制功能加以延伸的机构—大公司。在此之前，典型的商业机构是由个人、家庭或者合伙人所有的。虽然也有公司，但是为数很少。

根据商业史学家阿瑟·杜因（ArthurDewing）的说法，直到美国革命时期，“还没有人可以断定”，（非合伙或个人所有）公司会成为主要的组织形态。到1800年，美国只有335家公司，而且多半均从事半公共行业，如修建运河或经营收费公路。

批量生产崛起后，情势一变。第二次浪潮科技需要的大量资本，绝非个人或一个小团体所能供应的。如果所有者或合伙人必须把所有财产孤注一掷，他们自然不愿意投资庞大或有风险的行业。为了鼓励他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概念就此诞生。即便公司倒闭，投资者也只损失他所投资的资金。这一创见打开了投资的水闸。

同时，公司在法律上被视为“不朽的存在”—公司可以比原始投资人活得更长。这也就意味着，公司可以制订长期计划，开展非常大规模的工程。

1901年，世界上第一家资产达10亿美元的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成立，这笔资产的累积在早年是无法想象的。到1919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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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家这类大公司成立了。事实上，大公司成为（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内的）所有工业国家经济活动的特征，其在各个国家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实质（在组织方面）大致相同。核心家庭、工厂式学校、大公司三者构成了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的典型社会机构。

在第二次浪潮世界里，不论是日本、瑞典、英国、波兰还是美国，大多数人都遵循着标准的生活轨道：在核心家庭长大，一起进入工厂式学校，然后进入私营或国有的大公司工作。第二次浪潮的关键制度控制了人们生活的每个阶段。

音乐工厂

在这三种核心机构周围产生了其他的机构。政府部门、运动俱乐部、教会、商务部、工会、专业组织、政党、图书馆、种族协会、娱乐团体，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在第二次浪潮中纷纷出现，形成了一个各团体彼此服务、协调、制衡的组织生态。

乍看之下，这些不同的团体显示出随机和杂乱的迹象，但是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一个潜在的形态。在各个第二次浪潮社会里，社会制度发明者相信工厂是最先进、效率最高的生产机构，他们希望将工厂的原则应用于其他机构。因此，学校、医院、监狱、政府机构等都采用了许多工厂的原则分工、阶层结构、冷酷的无人性作风。

就连在艺术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工厂的影子。为投资人或顾客服务的农业文明时代的作风已经消失了，艺术家、作家都受到市场的左右，他们在为无名的消费者制作“产品”。由于在各个第二次浪潮国家都出现了这种变化，艺术生产的结构也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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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第二次浪潮来临后，音乐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伦敦、维也纳、巴黎等地，票房和经纪人也应运而生，经纪人是支持生产工作的生意人，他们卖票给文化消费者。

当然，票卖得越多，钱赚得越多，因此音乐厅的座位也越加越多。然而，大音乐厅只有配备响亮的音响，才能使最后一排的人听得清楚，结果便促成了由室内音乐向交响乐的转变。

库尔特·萨克斯(Curt Sachs)在他的名著《乐器史》(HistoryofMusical Instruments）中说：“18世纪由贵族文化过渡到民主文化，以越来越庞大的音乐厅取代了小客厅，而音乐厅需要更大的音量。”由于技术解决存在困难，乐器和演奏者的数目越来越多，用以产生足够的音量。于是产生了现代化的交响乐队，也正是这种工业化的制度促使贝多芬、门德尔松、舒伯特、勃拉姆斯创作出他们最伟大的交响乐乐章。

交响乐队的内部结构也反映出工厂的一些特征。起初，有些交响乐队没有领导人物，有些由演奏者轮流领导。后来，演奏者与工厂和官僚机构的工作人员一样，被分成许多部门（乐器组)，每个部门都对整体的生产（音乐）有所贡献，每个部门由经理（指挥）负责协调，或由副领班（首席小提琴手或各组负责人）再细分管理阶层。这个机构把它的“产品”卖给广大的市场—在“产品”之外还录制唱片。音乐工厂由此产生。

交响乐队的生产模式只是第二次浪潮社会的例子之一，在这个社会里，三个核心机构和其他数千个机构都配合着工业化科技的需要和作风。文明不仅包括科技领域和社会领域，所有的文明都需要信息领域来生产和分配信息，而第二次浪潮在这方面的变化也是十分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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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片满天飞

从古至今，所有人都依靠面对面、人对人的通信方式，但是跨越时空传送消息的需求自古有之。古波斯人建筑高塔或“喊话站”，让声音尖锐、洪亮的人在塔与塔之间喊话，借以传递消息。古罗马人则利用一种广泛的信差服务，叫作“公共邮路”。从1305年到19世纪初，“出租社”经营着遍布全欧洲的小马快递服务。1628年时它雇用了2万人，信差穿着蓝银相间的制服，横越大陆，为君主、将军、商人、放高利贷者传递消息。

第一次浪潮时代，所有这些传递工具都只为有钱有势的人服务，一般人无法使用，正如历史学家劳林·齐利亚克斯（LaurinZilliacus）所说：“连用其他方式送信都会引起当权者疑心或者遭到禁止。”总之，面对面交换消息是开放的，但利用新系统来传递消息到家庭或村庄之外在被禁止之列，其被用于对社会和政治加以控制，是领导阶层统治的武器。

第二次浪潮由一个国家波及另一个国家，摧毁了这种通信方式的垄断局面。这并不是因为有钱有势的人突然间主张利他主义，而是因为第二次浪潮科技与工厂的批量生产需要大规模的通信活动，而以往的传统通信方式已无力承担。

在原始社会和第一次浪潮社会里，经济生产所需要的信息比较简单，而且往往唾手可得，在形式上也多半是口述或打手势。相反，第二次浪潮经济需要人们在不同场所紧密协调并一致行动，不仅需要生产原料，而且必须提供大量信息并仔细地传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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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理由，在第二次浪潮掀起之后，每个国家都竞相开展邮政服务。邮局就像虽今日久为人所遗忘但曾经在人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轧棉机和纺织机一样，成为当时的一种富有想象力和社会意义的发明，激发了人们的热情。美国演说家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Everett)说：“我不得不承认邮局仅次于基督教，它是我们现代文明的右臂。”

邮局为工业时代的通信掀起了第一个热潮。到1837年，英国邮局已不再限于为领导阶层传递消息，一年的邮递件数达8800多万——按照当时的标准，简直可以称得上通信大爆炸。到1960年，在工业时代的巅峰和第三次浪潮初起之际，这一数字已经升至100亿。同年，美国邮局平均为国内每个成人和儿童递送了355件国内邮件。

工业革命之后，邮政信件的增加只大略显示出第二次浪潮信息的真实数量，更多的信息流通于大组织内部所谓的“小邮政系统”。备忘录就是从未被纳入大众通信的信件。1955年，正是第二次浪潮在美国到达顶峰时，胡佛委员会偷看了三家大公司的档案，发现薪水册上的每位职员在档案里分别有3.4万、5.6万和6.4万份文件与备忘录。

工业社会对信息的巨大需求无法仅仅通过书写得到满足，因此在19世纪发明了电话和电报，以分担逐渐膨胀的通信负荷。1960年，美国人每天要打2.56亿通电话，一年超过930亿通，连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话系统和线路也常常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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