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任何一个进步的社会都必须能孕育出一种共同意识。共同意识可以去除寂寞感，使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然而，今天培育共同意识的机构都在科技社会的压力下宣告解散，寂寞啃啮着每个人的心灵。

从洛杉矶到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青少年、不快乐的夫妇单身父母、普通工作人员、老年人都异口同声地抱怨自己被孤立了。父母埋怨孩子忙得没时间探望他们，甚至连电话也不打。在酒吧和洗衣店里，无聊的陌生人向你倾诉心事，被社会学家称为“凄然寡欢，心乱如麻”。单身俱乐部和舞厅成为失意的离婚男女的人肉市场。

寂寞是一个不受重视的经济因素。有多少中上阶层的家庭主妇，由于受不了富裕的郊区住宅中无边的静默，终于走入就业市场，企图维持神志的清醒；有多少宠物是用来打破一室的沉默的。寂寞助长了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也导致人们滥用药物、情绪沮丧、生产力低下，更创造出“寂寞之心”这个行业，为寂寞的人找寻合适的伴侣。

当然，寂寞的痛苦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但是寂寞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众人共有的体验了。

所谓的共同意识并不只是人与人情绪上的愉快联系，而是个人和组织之间强烈的情感。今天，成千上万的人不仅失去了与其他人的联系，而且与他们所参与的机构也毫无牵连，他们渴望能找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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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们尊敬、爱护及效忠的机构。

企业界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公司的组织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没有人性，越来越朝多方面发展，工作人员毫无认同感可言。共同意识根本不存在，“企业忠诚”被视为不忠于自我。在一本描述大企业的畅销小说《底线》(TheBottom Line）中，女主角对担任高级主管的丈夫说：“企业忠诚？真是恶心。”

除了日本仍采用终身雇佣制度和倡导企业家长作风外（其实就所有劳动力而言，所占的比例也已逐渐缩小)，劳资关系日益缩短，而且十分不愉快。虽然企业界努力创造社交机会，比如举办年度郊游、赞助保龄球球队、设计圣诞舞会等，但是大多数劳资关系仍然非常脆弱。

因此，今天几乎没有人对身外的事物产生任何兴趣，而温暖的参与感只有在发生危机、压力、灾害的动乱时才会突然显现出来。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学生运动就曾经带来一股共同意识，今天的反核示威也是如此，但是运动和示威所掀起的情绪转瞬即逝，共同意识仍然缺乏。

社会日趋多样化也是寂寞的来源之一。多样化的社会强调差异而非雷同，人们各有其个性，更能发挥其潜能，但是人和人的接触也更为困难。因为人们越有个性，就越难找到兴趣、价值观、计划、品位完全相同的配偶或情人，连朋友都不容易获得，我们很挑剔来往的人，别人也一样，结果产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交情，甚至根本没有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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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划一社会的崩溃虽然承诺给我们更大的个人发展空间，但是至少在目前让我们饱尝了孤寂的痛苦。如果即将来临的第三次浪潮社会不是冷酷无情、没有良心的，它就必然会正视这一问题，重建共同意识。

我们从何处着手呢?

一旦我们认清寂寞不再是个人问题，而是第二次浪潮机构分裂后所产生的公共问题，我们就可以着手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从共同意识的起点“家庭”开始，扩大已萎缩的机能。

工业革命以后，家庭中年长者的负担就日益减轻，也许现在正是重新赋予它一些责任的时候。只有笨蛋才会希望取消公私机构的养老金制度，或者使老年人和以往一样完全依赖家庭维生，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减税和其他措施，鼓励各个家庭自己照顾老年人，而不是把他们送到没有人情味的养老院去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经济上奖励多代同堂的家庭呢？

同样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其他的家庭功能，家庭应该负起更大的教育责任。愿意自己在家中教育孩子的父母，学校应该支持他们，而不是把他们视为怪物和违法之徒，而且家长对学校应该有更大的影响力。同时，学校可以积极培养归属感，不必把学生的个别表现作为评分的依据，而是以全班或小组的表现为衡量标准，这样做会使学生及早明了我们每个人对别人的责任。只要稍加鼓励，教育工作者就会想出许多更好的方法来提高共同意识。

企业界也可以重新建立人际关系。第三次浪潮的生产作业趋向于分权和小工作单位。企业界可以要求员工组成小公司或小企业，彼此直接联系，共同工作，借此提高士气，建立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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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公司分散成自治的小单位，不仅可以产生新的活力，而且可以建立共同意识。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副总编辑诺曼·麦克雷(Norman Macrae)认为，“由6\~17个人组成的半自治团队可以像朋友一样并肩工作，市场只指导他们应该生产什么形式的产品，每单位产品的报酬如何，然后让他们自行生产”。

麦克雷又说：“成功的朋友团队对社会很有利，也许政府应该给予他们一些补助或者减税优惠。”（这种安排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个人可以在一个营利机构中再创造一个合作团队，或者在社会主义的生产企业中创造一个获利的组织。)

公司也应该仔细研究其退休计划，断然辞退老年员工不仅使他们无法得到正常、全额的薪水，剥夺了他们生产性的角色，而且切断了他们许多的社交关系。为什么不大量采用部分退休计划，或者指派半退休人员参与人手不足的社区服务，让他们做志愿者或支付给他们部分薪水呢？

另一种培养共同意识的方法是使老年人和年轻人重新建立关系。地方上的老年人可以担任“助理教师”或“顾问”，在当地的学校传授他们的技术，或者专门指导一两位学生。依照学校的安排，退休的摄影师可以教授摄影，汽车技工可以教授引擎修理，记账员可以教授记账。在顾问和咨询者之间往往会产生一种超越教学关系的情感。

寂寞并非罪恶，在一个结构分崩离析的社会，寂寞也并不羞耻。伦敦《犹太纪事报》(JewishChronicle)上刊登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去一个显然大家都是去找异性朋友的地方，为什么不太好’呢？”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单身酒吧、舞厅和度假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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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公开信指出，东欧地区的媒人往往能撮合想结婚的人，今天我们也一样需要约会介绍所、婚姻服务等机构。“我们应该敢于公开承认，我们在人际关系和社交生活上都需要帮助。”

我们需要用许多传统和新式的服务来成全寂寞的人。有些人现在要靠杂志上的“寂寞之心”广告来帮助他们找寻伴侣。不久之后，我们可能会在地方上的无线电视服务里看到现身说法征求伴侣的广告。(有人认为，这类节目的收视率一定会吓坏人。)

约会服务只能促成爱侣吗？为什么没有人提供服务或者场地给纯粹想交朋友的人呢?

社会需要这类服务，只要是公司纯正的服务，我们就不必羞见其成。

电信沟通

就长期的社会策略而言，我们应该迅速迈向“电信沟通”。希望重建共同意识的人更应该注意到上下班交通和高度移动性对社交所造成的影响。在第三次浪潮时代，建立共同意识的关键步骤之一就是选择性地以通信代替交通。

一般人担心计算机和电信会剥夺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使得人际关系更为浮泛，这种看法实在幼稚。事实上，情形正好相反。部分公司和工厂里的人际关系可能会日趋微弱，家庭和地方上的关系却因这些新科技而得以加强。计算机和通信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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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共同意识。

新科技的出现可以减少我们上下班的需要，离心力不会再在早晨把我们甩向肤浅的工作关系，而是唤醒我们在家庭中和地方上更重要的社交关系。新科技促使许多人在家中（或家附近的工作中心）工作，形成更美满、更紧密的家庭及更亲切、更理想的生活，电子住宅可能会成为未来典型的“父母公司”。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预言的，它会构成一个共同工作的新家庭，连孩子（有时还有外来成员）也能加入工作的行列。

夫妻白天在家中工作了一整天，可能希望晚上能外出散心。(今天典型的朝九晚五工作者回到家时已经疲惫不堪，再也不想出门半步。）通信取代朝九晚五之后，我们会看到邻近地区的餐馆、戏院、酒吧、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教堂和义务性质的活动又重新出现，这些发展都会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

人与人之间疏远的关系也同样会受到重视。问题不是疏远与否，而是被动和无力的感觉。一个害羞的人或一个病人不能离开家，不能直接面对人群，现在新兴的信息环境可以通过双向的电子设备，让他们立即和国内各地志趣相投的人互相联络，比如棋手、集邮爱好者、诗人、运动迷等。

这些关系虽然疏远，但是治疗寂寞的效果在电视之上，因为电视是单向输送的，被动的收视者无法和屏幕上的影像产生共鸣。

选择性地使用通信工具可以实现电信沟通的目标。

总之，在建立第三次浪潮文明之际，我们可以寻找很多途径来维护和扩大（而不是摧毁）共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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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秩序

重建共同意识只是大流程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第二次浪潮机构在崩溃的同时也摧毁了我们生活的秩序和意识。

个人需要有生活秩序。生活中缺乏明显秩序的人就像毫无目标的海上浮木，终会被浪潮吞噬。

秩序可以为我们提供固定的行事标准。这就是为什么对许多人而言，工作在心理上的重要性远超薪水待遇。工作清楚地瓜分了人的时间和精力，给人一个可以自由支配余暇的秩序。女儿对父母的需要、医生照顾病人的责任、信徒和某些国家政党所规定的严格纪律，都为生活规划出一个简单的秩序。

一些年轻人因为找不到明显的秩序，遂使用药物取而代之。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May）认为，“吸食海洛因是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年轻人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无目标的状态下，他们的秩序就是设法逃避警察、弄到他们想要的钱、想办法再干一次勾当，这些事情赋予他们一种新的活力，扬弃他们以往无秩序的世界。

核心家庭、社会规律、固定的角色、明显的地位区分、可见的权威界限等因素为第二次浪潮时代的大部分人定下了妥当的生活秩序。

今天，第二次浪潮的崩溃瓦解了个人的生活秩序，而第三次浪潮新秩序下的机构又还没有出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会觉得他们的生活缺乏明显的秩序。

没有秩序又没有意义。我们生活的价值来自与周遭社会的良好关系，如家庭、公司、教堂、政治活动。当然，个人还需要视自己为一个更广大的体系——宇宙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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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社会规则逐渐转变，角色、地位、权威都变得模糊不清，“碎片文化”笼罩着各地，最重要的思想体系和工业主义都粉碎无遗，种种现象把我们记忆中的世界震撼得摇摇欲坠。结果大多数人只看到一个混乱的世界，他们觉得自己软弱无力而又漫无目标。

我们现在把工业文明没落前的寂寞、无秩序、无意义拼凑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出一些令人万分迷惑的社会现象，宗教流派的崛起即是一端。

教派的秘密

为什么许多非常聪明又有成就的人会沉迷于各式各样的宗教流派？一个吉姆·琼斯（JimJones）凭什么能够控制追随他的信徒的生命？

据粗略估计，目前有300多万美国人分属于大约1000个宗教派别，其中最大的教派诸如统一教、神明教、道教，每一种都在大都市设有教堂及分会。单单文鲜明（Sun MyungMoon）的统一教就宣称有6万\~8万名会员，该教在纽约发行一份日报，有一座鱼罐头工厂，在弗吉尼亚州还有许多其他的生财企业，到处都可以看到其充满机械化热情的筹款员。

这类组织并非美国所独有。最近在瑞士发生的一件诉讼案，使得位于温特图尔的神明教中心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伦敦《经济学人》杂志说：“宗教派别最多的当属美国，因为美国在这方面领先其他国家20年，但是在东西欧及其他许多地方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形。”为什么这类团体能够要求其成员完全奉献、完全服从呢？这个秘密很简单，它们知道人类需要共同意识、秩序及意义，而这正是一切教派所贩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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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起初给予寂寞的人以无私的友谊，统一教的一位主事者说：“遇到寂寞的人，我们就和他们聊天。这世界上有太多寂寞的人。”新加入的人会得到周遭人的友情和认可。许多教派要求信徒居住在一起。他们可以放弃家人和老朋友，捐献出一生的收入，抛弃药物和性关系，为的是可以立即得到温暖和关怀。

然而教派所出售的并不只有共同意识，它还给予人秩序。教派定有严格的行为规范，创造出许多规矩，其中有些规矩很过分，比如体罚、强迫服劳役，以及自定的流放和监禁。新泽西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H. A. S. 苏卡（H. A. S. Sukhdeo）访问了在圭亚那琼斯镇集体自杀的幸存者，并且参阅了“人民圣殿教”信徒所写的文章，最后他说：“我们的社会太自由了，人们有太多的选择权，而无法自己做出正确的决定，因而他们希望由别人做决定，他们愿意服从。”

舍温·哈里斯（Sherwin Harris）的前妻和女儿都追随琼斯死在了圭亚那，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就是一个例子，有些美国人愿意牺牲自我以换取一些生活秩序。”

教派所带来的最后一件东西就是意义。每一种派别都有其对现实的看法，不论是对宗教、政治还是文化。教派保有唯一的真理，外部世界中不了解这一真理的人都认为教徒不是学坏了就是被魔鬼附身了。教派的教义被整日整夜不停地灌输给新进成员，持续不断地传授，使得信徒都能运用它的观念、词汇，甚至它所设定的生存目标。教派所谓的“意义”，在外人看来可能很荒谬，但是这并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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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教义的实际内容并不重要，教派的力量主要在于整合，在周遭破碎的碎片文化中给予人们一种选择。一旦教派的信徒接受了其教义，就可以借此整理外来的复杂资料。不论教派所传授的观念是否符合外在事实，信徒都可以利用这一稳定的结构来存储外来的资料，解除负荷和困扰的压力。教派所给予人的并不是真理，而是秩序和意义。

教派出售共同意识、秩序、意义所要求的价格非常高，即要求全然放弃自我。对某些人而言，这是解决人格分裂的唯一途径，但是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种迷信方式的代价实在太高了。

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健全民主的第三次浪潮文明，那么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发掘新能源和运用新科技，我们还需要创造共同意识，建立秩序和意义。我们可以从一些简单的事情着手。

生活安排者与半教派

为什么不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组织一队专业的“生活安排人员”呢?比如一些能潜入本我和自我的心理治疗家、一些能够帮助我们安排日常生活的人。我们常听人讲一些难以置信的话，像“明天我要开始好好计划一下”或“我正准备采取行动”。

然而，在今天这种社会和科技十分动荡的情况下，安排个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第二次浪潮正常秩序的崩溃，生活中过多的选择、计划和教育机会处处增加了我们的困难。对不太富裕的人而言，经济压力自然形成严格的秩序；对中产阶层，尤其是中产阶层的子女而言，情形正好相反。为什么我们不肯面对这个事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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