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今天，少数精神病专家承担了安排生活的责任。除了临床治疗外，他们还实际帮助人们寻找工作、结交男女朋友、拟定金钱预算、传授节食方法。我们需要更多这一类的顾问，同时也不必羞于征询他们的意见。

在教育方面，我们必须着眼于以往为人所忽视的问题。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教授各种有关政治组织或变形虫组织的课程，但是有多少人研究过我们日常生活的组织状况，比如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分配时间的方法、个人的开销状况、寻求帮助的途径？我们认为年轻人理所应当知道如何在这个社会生存，其实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职业和企业组织是怎么一回事。大多数学生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在城市的经济、地方政府的运作，或到何处去控告一个商人。大多数人连自己学校的组织情形都不了解，更别说在第三次浪潮冲击下可能发生的改变了。

我们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给予人们秩序感的机构，包括教派在内。一个明理的社会应该拥有各种不同的机构，有毫无组织者，也有组织严密者。我们需要有开放的教室，也需要有传统的学校。我们需要来去自如的组织，也需要严格的清规（不论是宗教组织还是非宗教组织)。

今天，教派全然的秩序和日常生活全然的无秩序之间的鸿沟似乎太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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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为许多教派全面的镇压手段不值得效法，那么也许我们就应该鼓励人们组织“半教派”：一种介于无秩序的自由和秩序森严的统治之间的形式。宗教组织、素食者及其他各类团体可能会形成个别的小社会，按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制定松紧不等的规则。这些组织可以通过发执照或者督导的方式管理，以确保它们不至于发生残害身心、挪用公款、欺诈等行为，需要外在秩序的人应该准许他们参加半年或一年的活动，不因其离去而施加压力或多方留难。

这类组织显示出，人们需要一些介于自在的平民生活和严格的军事训练之间的机构。何不由城市、学校或者企业界来组织各种平民服务团体，为地方提供有利的服务？这类组织雇用年轻人，施以严格的训练，付给他们相当于军队水准的待遇。“环境污染团”“公用卫生团”“知识传播团”“老人服务团”等组织会为个人和地方带来大笔红利。

这类组织除了能提供有用的服务和某种程度的生活秩序外，还可以为组织成员的生活带来意义。这不是玄妙的神学，也不是政治理论，而是为地方服务的单纯理想。

在这些方式之外，他们还需要使个人的意义融入更广阔的世界。单单让人们知道（或者以为自己知道）个人对社会的微薄贡献还不够，人们必须了解他们应如何配合这个大世界。在第三次浪潮来临之际，我们需要拓展一个新的整体世界观——紧密的整合，而非零散的碎片。

任何单一的世界观都再也无法捕捉全面的事实。我们唯有采纳各方面的匆促印象，才能得到全面的世界观。虽然这仍是一个不完整的画面，但认清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生命是无意义的。事实上，即使从宇宙的观点来看，生命也确实是无意义的，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良好的社会关系中创造意义，自视为绵密历史洪流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第二十五章 心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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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建立第三次浪潮文明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摆脱寂寞，而且要赋予生活以秩序及目标。因为意义、秩序和共同意识乃是迈向未来不可分割的先决条件。

在着手于这些目标之前，我们应该首先了解令人感到痛苦的社交断绝、无人性、无秩序、无意义等现状都是既往崩溃的象征，而不是未来发展的轨迹。

仅仅改造社会还不够，因为我们固然可以通过日常的决策和行动来塑造第三次浪潮文明，而且第三次浪潮文明也可以反过来塑造我们，当一个新的心理领域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它会全然改变我们的性格，这正是我们即将讨论的——未来世界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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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未来世界的人格

在新文明萌芽之际，我们不免会怀疑自己是否已经落伍了。我们的习惯、价值观、规律、反应都产生了问题，难怪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既像过去时代的人物，又像第二次浪潮文明的遗老。如果说我们当中有些人是陈旧的古物，是不是也有些人属于展望第三次浪潮文明的未来派呢？一旦我们将周遭的没落和分裂归于历史，是不是就可以看出未来世界人格的端倪—一个“新人”的降临呢？

新人的出现并非没有先例可循。欧洲文化中心主任安德烈·雷斯勒（AndréReszler）曾写过一篇精彩的文章，谈到以往人们对新人类来临所做的预测。比如，18世纪末就有“美国亚当”（在北美出生的新人）的出现，据说这种新人身上没有欧洲人的恶习和弱点。20世纪中叶，新人应该出现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曾说：“纳粹主义不单是一种宗教，更是一股创造超人的意念。”这种顽强的“雅利安人”应该是农夫、战士和上帝的混合体。希特勒曾经告诉劳施宁：“我看到过这个新人，他既勇猛又凶残，我在他面前满怀畏惧。”

约在一二十年前，弗朗茨·法农（FrantzFanon）主张新人将会拥有一颗“新的心灵”。切·格瓦拉（CheGuevara）的理想人拥有更丰富的精神生活。每一种形象都不相同。

雷斯勒曾经指出，在这些新人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一个熟悉的老面孔—文明的野蛮人，具有一切文明洗刷去的特质。雷斯勒审慎地探索了这种对原始人的浪漫观念，也提醒我们刻意创造新人政体往往会演变成极权主义。

因此，催生新人乃是愚不可及的事（除非纯就生物眼光来看遗传工程师的工作)。这种观念只是一种文明一厢情愿的理想模式在这个急速趋于多样化的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然而，认为物质情况的大变动对个人人格和社会人格毫无影响，也是十分愚蠢的。社会的基本结构改变了，人也会有所调整。即使有人相信某些人性是不变的（我并不赞成这种看法)，社会对某些特性的奖励和处罚也仍然会使这些特性的分配状况发生革命性的改变。

心理分析家埃里克·弗罗姆（EricFromm）对社会人格很有研究，他给社会人格下的定义是“团体中大部分成员所共有的人格结构”。他认为，任何文化中都有构成社会人格的共同特征，同时社会人格也会改造人们，使“他们的行为不是出自有意识地决定是否应遵从社会规范，而是身不由己，同时依照其文化的要求来行动，并可以得到报偿”。

因此，第三次浪潮的目标并不是创造某种理想的超人或某种英雄人物，而是促成社会普遍性格的大幅转变；不是新人，而是新社会人格。因而我们的工作也不是搜索神秘的“人”，而是搜索未来文明中最可能受到重视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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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格不仅来自（或反映）人所感受到的外在压力，而且来自存在于人的内在欲望和社会的外在压力之间的紧张状态。然而，这些共同人格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比如，第二次浪潮文明传播了新教道德观，强调节俭、不可逃避的苦难、延迟满足感，这些个性促使人们将大量精力投入经济发展工作。第二次浪潮还改变了对主观、客观的看法，个人主义，对权威的态度，抽象思考、理解力和想象力。

农民要想成为工业化的劳动力，必须先培养读写能力。他们必须接受教育，多方学习，了解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也需要很多能够揣摩新角色的人，他们的眼光要能超越目前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主义不仅要开放通信和政治，而且不得不解除对想象力的限制。

这些心理和文化改变的结果产生了不同的个性，出现了新的社会人格。今天，我们正面临同样的心理和文化剧变。

我们正逐渐远离划一的第二次浪潮时代，而又无法掌握新生的精神领域。对于未来这方面的发展，我们也只能揣测而已。

然而，我们可以指出将会影响第三次浪潮社会心理发展的巨大变化。我们不妨根据这些变化来构思问题，虽然没有结论，但这些问题会影响育儿、教育、青少年、工作，以及我们对自己的看法。除非我们将来能改变整体的社会人格，否则不可能改变这一切。

第二十六章 未来世界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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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一代

明天的孩子可能会在一个托儿中心比较少的社会中长大。

所有高科技化国家共同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意味着大众会更关注老年人的需要，而减少对年轻人的关切。同时，妇女在工作和事业上的发展，也使得她们不再将全部精力投入传统的母性职责。

第二次浪潮时代，成千上万的父母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因为他们相信孩子在社交和经济方面都会比他们过得更好。这种向上发展的潜力鼓舞父母把大量精力投注在孩子身上。今天，许多中产阶层的父母只剩下幻灭的梦想，因为他们的孩子置身于一个更为艰难的世界，在社交与经济水准方面日趋下游，父母对孩子的寄望完全落空了。

因此，明日出生的婴儿可能会发现这个世界不再重视孩童的需要、期望、心理发展和满足感，甚至会对其抱以冷漠的态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明日的教育学家会呼吁人们给予孩子一个更有秩序、更为严格的童年生活，要求父母不可以采取过于放任的态度。

有人认为，青少年期也不会像今日这般漫长、痛苦。许多孩子在单亲家庭中长大，辛勤工作的父母被经济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再也得不到20世纪60年代子女所享受的富裕和从容。

孩子以后会在工作家庭或电子住宅中长大。正如许多第二次浪潮的家庭形成了家族企业，明日电子住宅中的孩子会直接投入家庭工作行列，很早就担负起生活的责任。

这些事实表明，童年期和青年期将会缩短，但是这段时期所负的责任和所发挥的生产力较以往都更大。孩子在家中和成年人一起工作，比较不会感受到同辈朋友的压力，将来可能会有更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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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社会的转型期，工作很有限，第二次浪潮的工会组织不可避免地要努力将年轻人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工会（和教师）将会要求延长义务和半义务教育的年限。如果他们成功了，许多年轻人将会被迫停滞在痛苦的青少年期。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在电子住宅中提前承担工作责任的年轻人快速成长，而其他人则成熟得较为缓慢，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就长期而言，我们可能会看到教育方式的转变。人们在课堂外学到的知识比在课堂内学到的还多。虽然有工会的压力，但是义务教育的年限仍会缩短，而非延长。年龄的界限逐渐消失，老少都杂处在一起，教育逐渐和工作合一，普及人生的各个阶段。不论是为市场交易而生产还是为家庭自用而生产，工作年龄都将会比前一两代提早。基于上述理由，第三次浪潮文明可能孕育出完全不同个性的年轻人一不在乎同辈朋友、不以消费为目的、不沉溺于个人享乐。

不论这些是不是实情，可以确定的是，成长的过程将会和以往不同，所形成的人格自然也会有所差异。

新型工人

青少年成熟之后，进入就业市场，新的力量开始在他们的人格中显现出来，有些个性会得到奖励，也有些个性会受到惩罚。

在整个第二次浪潮时代，工厂和公司的工作越来越重复、专业化、急迫，雇主希望工人服从、守时、愿意执行单调的工作，因此学校的教育方式和企业界的奖励措施都集中于这些个性。

第二十六章 未来世界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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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浪潮来临之后，工作不如以往那么单调，也不如以往那么琐碎，每个人所做的工作都变得比较庞大。弹性工作时间和自订计划取代了以往划一的行为规律，工人不得不应付工作上更多的变动，以及难以预料的人事调动、产品变化和组织调整。

第三次浪潮雇主需要的员工必须能承担责任，了解如何与他人合作，可以处理重大任务，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能敏锐地与身边的人互相配合。

第二次浪潮企业往往奖励迟钝的官僚行为，而第三次浪潮企业则需要更加有韧性、执行力更强的人员。西方电气公司内部教育负责人唐纳德·康诺弗（DonaldConover）说，其间的差别就相当于古典音乐家和爵士即兴演奏家之间的差别，前者的每一个音符都是照着预定的形式演奏的，而后者一旦决定了要演奏的曲子，就可以敏感地配合彼此的心意，决定下一个音符。

这些人很复杂、很独特，他们以自己的与众不同为傲。他们正是第三次浪潮企业所需要的多样化人员。

民意调查家丹尼尔·扬克洛维奇（Daniel Yankelovich）指出，只有56%的美国工人（多半是年纪较大的人）仍然重视传统的奖励方式。他们以严格的工作指示和清晰的工作责任为荣。他们不指望在工作中找寻“意义”。

相对地，有17%的工人已经反映出第三次浪潮社会的新价值观。扬克洛维奇表示，这些人多是年轻的中层管理人员，“渴望更大的责任和更重要的工作。他们愿意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技术”。他们既追求金钱报酬，又不放弃工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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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如果希望雇用这种人员，就应该配合个别情况给予不同的报酬。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前卫的公司不再提供员工固定的福利，而让他们自行选择假期、医药福利、退休金和保险。每名员工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享受适当的待遇。（克利夫兰一家科技公司就采用了这一方法。）扬克洛维奇说：“任何一种奖励方式都不可能适合所有的劳工。”他还指出，兼用各种工作报酬之后，金钱的激励效果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这并不表示这些工人不需要钱，他们当然需要，但是一旦达到某一收入水平，他们的需求就各不相同了。额外的金钱所产生的影响力不如从前。位于旧金山的美国银行要提拔助理副总裁理查德·伊斯利（RichardEasley）去仅仅20英里外的分行任职，却被伊斯利回绝了，因为他不愿意外出上下班。10年前，《未来的冲击》一书首度探讨工作调动带来的压力，当时只有大约10%的工人拒绝公司的调动。根据美林证券对调动管理的统计，虽然调动往往会带来更丰厚的待遇，但是拒绝调动的比例已经上升到1/3\~1/2。塞拉尼斯公司的一位副总裁说：“人们断然由尊重公司的决定转变为强调家庭关系和生活方式。”正如第三次浪潮企业的目标不止利润一端，第三次浪潮员工的目标也殊不相同。

同时，根深蒂固的权威形态也发生了变化。第二次浪潮企业的每一名员工都只有一位老板，员工的争执由老板解决。然而，在新的矩阵组织中，作风完全不同。员工同时有好几位老板，来自不同阶层、掌握不同技术的人可以组成临时项目小组，对这方面最有研究的戴维斯和劳伦斯在他们的代表性著作中说：“争执的解决不必靠正式老板的仲裁。矩阵组织的前提是冲突为正常现象。差异受到尊重，人们即使知道别人不会同意，也要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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