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这种制度不利于盲目服从的人员，而有节制的反驳会得到奖励。工人如果探求意义、怀疑权威，希望自行做决定，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在第二次浪潮企业里他们可能会被认为是棘手的人物，但是如果第三次浪潮企业缺少了他们，企业就动弹不得。

我们在各地都可以看到，在经济制度的鼓励下，人格发生了微妙而深远的变化，这一变化必然会重新塑造未来的社会人格。

产消合一者的哲学

影响第三次浪潮文明人格发展的不只是育儿、教育和工作等事项，左右明日人类精神的是更深的力量，因为经济不只是职业和工作而已。

我在前文曾经提到，我们可以把经济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为交易而生产，二是为自用而生产；一是市场生产部分，二是产消合一部分。这两个部分对我们的心理都有影响，因为每一部分都自有其哲学、价值观及对成功的定义。

第三次浪潮带来了很多自助式的活动，也就是所谓的产消合一。这类为自用而生产的活动除了纯粹的爱好外，还有更大的经济功能。我们在这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人格也会随之调整。

市场哲学重视人们的财产，产消合一者的哲学则重视人们的作为。拥有巨额财富仍然是件令人羡慕的事，但是其他条件也有其重要性。这些条件包括自立、适应困难情况的能力、自己动手做事的能力（不论是砌一堵围墙、做一顿饭、裁一件衣服还是修理一件古董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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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市场哲学推崇专一，产消合一者则希望兼容并蓄，多才多艺大为流行。在第三次浪潮经济社会，为交易而生产和为自用而生产比以往平衡，我们开始听到人们要求“平衡”的生活方式。

经济活动由生产部分转入产消合一部分也显示出人们生活的另一种平衡。参与市场生产的工作中，越来越多的人从事抽象的工作，如处理文字、数字、模式等，以及与不受关注的人打交道。

对许多人而言，这类“脑力工作”很有趣且很有意义，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与日常实际生活环境脱节的感觉。事实上，今天备受欢迎的手工、园艺、农民或蓝领工人的作风，以及所谓的“卡车司机式性格”可能都是生产部分日趋抽象化的补偿作用。

相反，在产消合一方面，我们往往可以面对更为直接的现实直接与人和事接触。越来越多的人把他们的时间平均分配给生产工作和产消合一的工作，他们可以享受到实际的体力劳动和抽象的脑力劳动所带来的两种乐趣。产消合一者重新肯定了300年来备受歧视的手工工作的价值，而这一新的平衡可能会影响到社会人格。

同样的道理，工业主义出现以后，配合紧密的工厂工作使男人变得很客观，而家中缺乏协调的工作使女人变得很主观。今天，越来越多的女人进入生产市场，她们也逐渐倾向客观的想法。她们希望“像男人一样思考”。相对地，许多男人留在家里，分担家务事，他们的“客观性”会减弱，“主观性”会增强。

第二十六章 未来世界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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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浪潮的人把生活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关系紧密的大公司里工作，另一部分是在小生产单位为个人和家庭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见到男人和女人在主观、客观两方面取得新的平衡。

不平衡的“男性”观点和“女性”观点均不会受到重视，整个社会推崇的是能够从两个角度观察世界的人：一个客观的主观主义者或一个主观的客观主义者。

总之，产消合一制度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所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也面临另一个心理变化。生产制度的转变，加上育儿和教育方面的重大改变，像300年前第二次浪潮一样重新塑造出我们的社会人格，一种新的社会人格正在成形。

事实上，即使上述见解都是谬误，即使所有的改变皆会逆转，我们也仍然有一个坚强的理由来支持新精神领域的出现，这个理由就是“媒体革命”。

拼凑成自我

媒体和人格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而又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在改变所有的传播媒体之后仍然维持着昔日的自我，媒体革命必然会引起精神革命。

第二次浪潮时代，人们被淹没在批量生产的形象中。少数集中生产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中充斥着批评家所谓的“统一意识”的声音。个人不断受到刺激，并拿自己去和少数角色做比较，以少数人占有的地位衡量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结果，社会认可的人格形态变得十分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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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媒体多样化为人们带来各种作为衡量标准的角色和生活方式，同时，新媒体不再将僵化的完整形象强塞给我们，我们接收到的是破碎的形象。我们不再在完整的个性中做选择，而是将个人拼凑成一个轮廓。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而这也正是许多人拼命找寻自我的原因。

在尝尽了寻寻觅觅的滋味之后，我们对自己独特的个性更为敏感，对自我的认识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我们希望被视为独特的人而正当此时新生产制度也开始吸收大量具有特殊个性的工人。

第三次浪潮的传播人员除了帮助我们认清自我外，还使我们成为自我形象的生产者，或者说是产消合一者。

德国诗人兼社会评论家汉斯·马格努斯·思岑斯贝格尔(HansMagnus Enzensberger）曾说，昨日大众传播“机械化地将传送者和接收者一分为二，显示出社会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区别看待”。第二次浪潮时代，专业传播人员为大众制造消息，大众无法和消息传送者直接联络。

相对地，新传播方法最具革命性的特色就是，每个使用者除了可以从外界接收消息外，还可以制造或传送消息。双向无线电、录像带、便宜的复印机和录音机等使得个人可以掌握传播方法。

向前展望，我们可以想象到将来一般的电视会出现双向传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表演节目，而且可以和其中的人物对话，影响他们在节目中的表现。传播革命使我们每个人对自我的认识更不相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更大，自我形象的变化过程更快，加速迈向新的自我。我们可以通过电子的力量，把我们的形象传递给整个世界。

第二十六章 未来世界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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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人格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们不曾有过如此强有力的工具。我们逐渐拥有了掌握“自觉”的技术。

我们正快步迈向一个超越以往经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面前，所有的心理预测都摇摇欲坠，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所有的力量都汇聚在一起，改变了社会人格，推崇某些个性，压抑其他个性，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改变了我们全体。

脱离第二次浪潮文明，并不仅仅是改变能源制度或转移科技基础，我们的心灵空间也掀起了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企图用第二次浪潮的名词来描述第三次浪潮的人，实在荒谬。

如果我们的假设与事实相去不远，明天的个人会比今天更为活泼。他们的成长速度更快，更早表现出责任感，适应能力更强，也更为独特。他们比长辈更难接受权威。他们想要得到金钱，也会为之努力工作，但是除了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他们不会只为金钱而工作。

最重要的是，他们渴求生活的平衡—工作与游戏、生产与产消合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抽象与具体、客观与主观等各方面的平衡。他们对自我的认识比过去的人复杂千万倍。

第三次浪潮文明成熟以后，创造出的人物不是超越以往人类的理想人种，也不是歌德、亚里士多德、成吉思汗、希特勒的超人后裔，而是一个我们可以骄傲地直呼为“人类”的种族和文明。

然而，我们不可能期待这种局面，也不可能寄望新文明能安全度过转型期，除非我们肯面对一个无可逃避的问题：政治必须改变。我们怀着惊喜交加的心情，准备在结束本书之前探讨这个问题。未来世界的人格一定要配合未来世界的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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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政治的归宿

我们已经揭开了能源、科技、家庭生活、性别角色，以及世界性传播的面纱，迟早会面临一场爆炸性的政治革命。

工业世界所有的政党、议会、国会、超级会议、总统、首相、法院、统治机构、政府官僚…总而言之，所有我们用以制定集体决策的工具都已经跟不上时代，需要改头换面了。第三次浪潮文明不可能容纳第二次浪潮的政治结构。

正如创造工业世纪的人无法使用封建制度的组织来治理国家一样，今天我们需要再度发明新的政治工具，这就是第三次浪潮的政治局面。

黑洞

今天，我们目睹一个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并没有潜藏在某一个政府里面，而在于代议民主本身。第二次浪潮的政治技术在各个国家苟延残喘，犹做困兽之斗。

在美国，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决策面临与社会生死攸关的问题时几乎完全瘫痪。石油输出国组织采取禁运行动后的整整6年内，对经济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威胁到国家独立和军事安全。国会进行漫长的研究，官僚组织不断重组，总统发表激动人心的声明，然而美国的整个政治机能仍然绝望地在原地打转，无法研究出一种和能源政策一样有条理的办法。

这种政策的真空状态并非异象。美国同样缺乏广泛深入的都市、环境、家庭与科技政策。外国批评家认为，美国甚至没有一个清晰的外交政策。即使这些政策确实存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能力整合和实行这些政策。这一真空状况反映出决策的失败，前总统卡特在一次演说中不得不谴责他自己的政府“无能、呆板、举棋不定”。

不过，决策的失败并不是一个政党或一位总统的专利。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这一现象日趋严重，根深蒂固的结构问题不是任何一位总统（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目前的制度下所能克服的。这些政治问题对家庭、学校、企业界等重要社会机构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和家庭生活有直接关系的各种法律不是互相冲突就是互相抵消，使得家庭危机日趋严重。教育机构获得大笔的建筑经费，学龄人口却在此时开始减少，因此无用的学校建筑任其荒废，其他急需使用的经费却遭到删减。同时，企业界被迫忍受多变的政治环境，无法预测政府下一步的行动。

为了环境清洁起见，起初美国国会要求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汽车制造公司在所有新车上安装触媒转换器。通用汽车公司花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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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亿美元在转换器上，签订了一纸制造转换器所用稀有金属的10年合约，价值5亿美元，政府却在这时宣布附有转换器的汽车排放出的二氧化硫量比一般汽车多出35倍。

同时，任性的立法机构大量制造无人能懂的条文，一年增加4.5万页复杂的新规定。单单钢铁生产一项，就有27个不同的政府机构管理5600多条相关的全国性规定。（另有几千条适用于钢铁工业冶炼、销售、运输作业的附加条文。）著名的医药公司礼来花费在应付政府条文上的时间，比心脏病和癌症研究还多。埃克森石油公司提呈美国联邦能源局的一份报告厚达44.5万页，相当于上千本书的厚度！

复杂的官僚制度压抑了经济活力，而政府决策者反复不定的态度更鼓励了无政府主义的心态。政治制度动荡不停，基层社会组织的生存更加困难。

这一决策溃败的现象不单单出现在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英国都显露出类似的症状。日本首相指出：“我们不断听说世界性的民主危机。民主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是所谓的统治能力，已经面临挑战。日本也是一样，议会民主制度正遭到审判。”

这些国家的政治决策机能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工作越来越重，无关紧要的资料不断涌入，而面对危险时却手足无措。我们所目睹的是无法明辨本末的政府决策者，他们汲汲营营的目标只是无数琐碎、不重要的小事。

即使真有重要决策，也往往宣布得太迟，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位激进的英国立法者说：“我们利用法律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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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了7项反通货膨胀条例，我们一再消弭不公平的情形，我们解决了生态问题。每个问题都利用法律解决了无数次，然而问题仍然存在，法律没有用处。”

一位美国电视播报员根据过去的历史，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现在我觉得国家是一驾马车，马在前面跑，人想要勒住缰绳，马却毫不理会。”

这就是许多人（包括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都觉得软弱无力的原因。一位著名的美国参议员私下和我谈起他心中沮丧的感觉，似乎他无法做任何有用的事。他徘徊于破碎的家庭生活、疯狂的行动步调、冗长的工作时间、频繁的旅行、无休无止的会议、持续的压力之间。他问道：“这值得吗？”一位英国下议院议员也提出同样的问题，他还说：“下议院可以送进博物院展览了!”白宫一位高级官员向我抱怨，就连美国总统也觉得软弱无力，“总统觉得他好像在对着电话大吼，电话线的另一端却根本没有人”。

及时制定有效决策的能力已经消失了，社会基本的权力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正常的情况下，任何社会的领导阶层都会利用政治制度来执行他们的规定，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的权力取决于他们趋吉避凶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有预测和控制事件的能力—他们勒住缰绳，马就应该止步。

今天领导阶层不再能够预测自身行动的结果，他们所应用的政治制度过时了，跟不上事态的发展。即使领导阶层为了自身利益严格地予以控制，也仍然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我们也不能马上下结论，认为领导阶层所失去的权力转移到了社会上其他人的手中。权力不会转移，只会慢慢随机散布，没有人知道下一刻谁会掌管什么，谁会握有实权(不同于虚名)，权力会维持多久。在这类似无政府的混乱状况下，一般人对于“代表他们的人”多方挑剔留难，甚至怀疑在根本问题上别人是不是可能代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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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第二次浪潮的“再保仪式”—投票，逐渐失去了魔力。美国的投票率年年下降。1976年选举总统时，有46%的合格选民留在家里，这表示总统是由大约1/4的选民选出的，事实上这大约只等于全国总人口的1/8。最近，民意测验专家帕特里克·卡德尔（PatrickCaddell）发现，只有12%的选民仍旧认为选举是一件重要的事。

同样的道理，政党失去了吸引力。1960一1972年，不附属于美国任何党派的独立人士增加了400%，1972年是一个世纪多以来独立人士的人数首度与一个大党的党员人数并驾齐驱的一年。

类似的情形随处可见。截至1979年，始终统治英国的工党已经萎缩到积极党员为数不足10万的地步，而其全国人口总数为5600万左右。据日本的《读卖新闻》（YomiuriShimbun）报道，“选民对政府没有信心，他们觉得和领导人物很疏远”。政治觉醒运动横扫丹麦，一位丹麦工程师吐露出许多人的心声，他说：“政客没有办法阻挡潮流。”

在苏联，力持异议的作家维克拉·纳基巴勒夫（VictorNekipelov）认为，“在过去10年内，我们看到了10年的动乱，穷兵黩武，经济失控，生活支出增加，基本的粮食生产不足，犯罪和酗酒事件增加，贪污和盗窃不止，而最严重的是目前领导阶层的声望在人们心中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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