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在新西兰，当权人士的愚蠢激发了一位反抗者的灵感，他要求改名为“米老鼠”，加入候选人的行列。许多人也随声附和，取名为“爱丽丝梦游仙境”，结果国会不得不赶紧颁布一项法令，禁止任何在选举前6个月内依法改姓名的人参加公众竞选。

人们不仅义愤填膺，进而更加厌弃、蔑视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政治制度应该成为变幻多端社会里的方向盘和稳定器，但是人们发现它自身已经破碎，无法加以控制了。

一群政治学家最近在华盛顿进行调查，希望知道“谁在掌管这个地方”，结果得到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他们的报告由美国企业中心出版，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的安东尼·金（AnthonyKing）教授在结论中说：“答案很短，‘没有人。这儿没有人负责’。”

不单单是美国，许多遭受第三次浪潮冲击的第二次浪潮国家都存在一个越来越大的权力真空地带—一个社会上的“黑洞”。

私人军队

只要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历史，就会发现这种权力真空状态所隐藏的危险。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禁运之后，能源和原料起伏不定，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扶摇直上，美元升值，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纷纷要求制定新经济协定，第二次浪潮国家相继出现了政治问题。

在一向自认为容忍和文明之邦的英国，退役军人雇用私人军队来维持秩序，新法西斯运动（民族阵线）在90多个议会选区都提名了候选人。法西斯信徒和左翼人物在伦敦街头大打出手。意大利左翼的法西斯信徒（红色旅）扩大了绑票和谋杀的范围。波兰政府试图通过提高食物价格配合通货膨胀，致使整个国家濒临覆灭的边缘。德国遭到恐怖分子谋杀的威胁，神经过敏的政府立刻通过一连串麦肯锡式的法律镇压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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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稳定的政治迹象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的部分（暂时）好转而逐渐消失。英国的私人军队并没有表现的机会，红色旅在谋杀了阿尔多·莫罗（AldoMoro）后，一度偃旗息鼓，重新组织。日本新政权的转移非常平稳。波兰政府与反对者之间尽量维持和平的关系。美国前总统卡特以“反制度”赢得宝座（然后就拥抱制度)，事后虽仍尽力支撑，但声望也已一落千丈。

然而，这些不稳定的迹象不禁让人怀疑，目前工业国家的第二次浪潮政治制度能否撑过另一度危机。20世纪80—90年代的危机可能比以往更严重、更猛烈，也更危险。观察家相信，最坏的还没有结束，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

如果把伊朗的输油管道封闭几周，美国的加油站就要发生骚动和暴乱事件。如果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被推翻了，这个世界（不仅是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南北也门不断发生战事，沙特阿拉伯国内涌入大量移民工人、激进的巴勒斯坦人，控制世界石油存量25%的沙特阿拉伯王室会永远掌握权力吗?华盛顿、伦敦、巴黎、莫斯科、东京、特拉维夫各地的政客，对利雅得的武装政变、宗教动乱、革命事件做何反应?对加瓦尔和阿布奎克石油工人的怠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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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事情不出谢赫·亚曼尼（SheikhYamani）所料，霍尔木兹海峡密布水雷，船只随时有被击沉的危险，世界半数的石油均被封锁，第二次浪潮中工作过度、神经紧张的政治领导人（不论东方还是西方）该怎么办呢?只要看看地图，就会发现连国内法律和秩序都很难维持的伊朗，正位于这个战略要点的狭窄海峡边上。

还有一件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墨西哥已经开展开采石油的工作，很快就会出现大量石油比索。暂且不提行政能力，统治阶层愿意将这些新财富分配给墨西哥境内营养不良、处境堪虞的农民吗？政府能够迅速采取措施，避免让小型游击活动演变成全面内战吗?一旦战争爆发，华盛顿会做何反应？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与得克萨斯州贫民区里的大批西班牙语民族又会做何感想？在今天国会和白宫步调紊乱的情况下，这样大规模的危机能够得到一个尚可的决策吗？

在经济方面，无法控制总体经济环境的政府能应付国际货币体系的大幅波动，甚至全面崩溃吗？通货失去控制，欧洲通货继续扩张，消费者、企业界和政府的信用一直膨胀，有人敢预言经济会趋向稳定吗？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直线上升，信用破产，加上其他经济危机，我们可能会见到私人军队揭竿而起。

最后，在无数蓬勃的教派中，会有一些以政治目标为鹄的吗？重要的宗教组织受到第三次浪潮多样化的影响而宣告分裂后，牧师、传教士、教师很可能会成群结队地出现，其中有一些甚至会拥有受过训练的政治追随者。

我们不难想象美国会出现一些新的政党，像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牧师这类人物，以权威的态度来主持“法律与秩序”“反色情业”等计划，或者像目前仍不知名的阿尼塔·布赖恩特一样，呼吁人们监禁同性恋者和有同性恋倾向的人。这些例子只是未来宗教与政治结合的先声。我们可以想象出各种以教派为基础的政治活动，升斗小民也可能成为霍梅尼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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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认为这种情形一定会出现，真实的情形可能和我的预测完全相反。即使这类事件不出现，其他危机也必然会产生，这些危机可能比以往更为严重。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承认目前第二次浪潮的领导者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来应对这些危机。

事实上，由于第二次浪潮的政治结构比20世纪70年代时更糟糕，我们必须承认政府处理八九十年代危机的能力、想象力及见识都不如过去10年。

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我们必须重新检讨一下那个根深蒂固的政治幻觉。

救世主情结

“救世主情结”就是以为我们能够更换当权者以获得救赎的一种幻觉。

第二次浪潮的政客在处理第三次浪潮的问题时显得无能，人们受到新闻界的挑拨后，把责任归纳成一个简单易懂的解释：领导人物的失败。但愿救世主复生于政坛，重振往日雄风！

今天，即使是最温顺的人民也渴望全能领导人物的出现，因为人们所熟悉的世界岌岌可危，环境变幻莫测，对秩序、结构和稳定的需求日渐增加。我们听到了奥尔特加·Y.加塞特（Orte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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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set）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出征时所说的话，“恐怖的呼声像群犬吠日，要求一个人物来统治一切”。

美国总统遭到无情的抨击，人们说他“没有领导能力”。英国撒切尔夫人当选首相，因为只有她还能给人一种“铁人”的印象。苏联有一本小说极力推崇斯大林有能力做“必要的政治决定”。柴可夫斯基《胜利》(Victory)一书的出版被视为斯大林意志力的复活。斯大林的小照片出现在挡风玻璃上和家庭、旅馆、电话亭中。《愚人学院》（Institute ofFools）一书的作者纳基巴勒夫认为，“今天斯大林出现在挡风玻璃上代表了一股暗流、一种反抗，目前无领导能力的混乱状况已引起人们的反感”。

一个危险的20世纪80年代正揭开序幕，长久以来为人所遗忘的黑暗势力又开始蠢蠢欲动，要求“领导力”的呼声甚嚣尘上。据《纽约时报》报道，“法国右翼组织在沉睡了30年之后，部分有影响力的小团体又开始在知识分子间活跃，鼓吹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失败后即被打入冷宫的各种种族、生活、政治领导之理论”。

他们控制了一本重要的杂志《费加罗周刊》(LeFigaro)，宣扬雅利安人种族优越论，并且极力反美。他们认为不同种族生来即不平等，应该用社会政策来维持这一不平等状况。他们引用EO.威尔逊（E. O. Wilson）和阿瑟·詹森（Arthur Jensen）等人的资料，给他们反民主的恶毒偏见加上科学的色彩。

我和妻子不久前在日本交通拥堵的街上观赏了45分钟的卡车游行，车上坐着身穿制服、头戴钢盔的政治流氓，他们挥舞着双拳，抗议政府的一些政策。同行的日本朋友告诉我们，这些人属于一个类似黑手党的组织，幕后支持者是一群希望重行战前独裁政体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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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也有同样的情形，恐怖分子嘴上喊着社会民主的口号，但是心里准备用塑胶炸弹炸出极权统治的招牌。

在美国，除了有许多不稳定的征兆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种族主义的复活。1978年以来，三K党①重新活动，在亚特兰大烧死黑白混血儿，以武力占领亚拉巴马州迪凯特的市议会，扫射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的黑人教堂和犹太人集会所，由西到东在21个州开展活动。北卡罗来纳州的三K党党员兼纳粹分子杀死了5个反三K的左派分子。

总之，要求领导能力的呼声未歇，希望从代议政府之颓势中获利的独裁团体又再度复活。星星之火立刻可以燎原。

人们渴望卓越的领导人物出现，在观念上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个是迷信极权主义会带来效率。人们误以为独裁者即使别无用途，至少也“可以使火车不晚点”。今天许多机构崩溃了，未来也无法捉摸，成千上万的人宁愿付出一些自由（当然最好是别人的自由)来换取准时的经济、社会、政治列车。

然而，强有力的领导能力（甚至极权主义）和效率并无关联。虽然苏联的领导能力必然比美国、法国、瑞典“强有力”，也更为集权，但是并没有证据显示苏联很有效率。撇开军备、秘密警察及其他支撑政权的重要机能不谈，苏联其实是一个懒散的政府—苏联新闻界也这么说。这个社会里充满了浪费、推诿、惰性、贪污，总而言之，充分显示出极权主义没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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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K党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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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在消灭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及其他非雅利安人时表现出卓越的效率，但是在别的方面毫无效率可言。英国国会议员雷蒙德·弗莱彻（RaymondFletcher）曾经在德国受教育，也始终对德国的社会状况保持高度兴趣，他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为人所遗忘的事实：

我们把纳粹德国视为效率的模范。事实上，英国在战争动员方面比德国人要强。纳粹在鲁尔区不断生产坦克和装甲设备，后来他们发现没有足够的铁路来运送这些武器，他们也不懂得运用科学家。战时1.6万项重要的军事发明中，由于效率奇差，真正付诸生产的发明寥寥无几。纳粹情报人员彼此互相监视，而英国情报人员的表现则十分出色。英国动员大家捐献出铁栅和铁锅以供战事之用，同一时期德国还在生产奢侈品。英国很早就征募妇女参战，而德国始终没有。希特勒本人是一个典型的犹疑人物。以第三帝国作为军事和工业效率的代表实在是一个荒谬的神话。

由此可见，单凭强有力的领导仍然无法使火车准时开动。

要求强有力领导的第二个严重错误，就是假设以前行得通的某种领导作风在现在和未来也一样会奏效。一提到领导力，我们就想到过去的人物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然而，不同的文明需要不同的领导才能，某一情况下的卓越领导可能对另一情况毫无作用。

第一次浪潮时代，文明以农业为基础，领导是天生的，而不是争取到的。君主只需要某些有限的实务能力：能领导人们去打仗能控制贵族之间微妙的关系，能撮合一段于己有利的婚姻。读写能力和抽象思考的能力都不是基本条件。同时，领导人物可以使用任何奇怪的方式展露个人的权威，不需要受制于宪法、立法机关和大众舆论，即使需要认可，也只是少数贵族和教士的事。领导人物操纵这群人的力量非常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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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浪潮的领导者正好相反，他们的权力与个人无关，是一种抽象的权力。他们对于许多事物都有决策权，从控制媒体到管理总体经济。他们的决定要通过一连串的组织执行，他们必须了解并且配合这些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要识字，能进行抽象思考。他们手下没有贵族，却有复杂的领导阶层和分支领导阶层。同时，他们的权威（即使身为独裁者也一样）至少在名义上是受制于宪法、法律判决、政党条件及舆论力量的。

在这种冲突的情况下，“最强”的第一次浪潮领导者如果迈入第二次浪潮的政治架构，可能会比“最弱”的第二次浪潮领导者还要脆弱、糊涂、古怪、愚昧。

同样地，今天我们正迈入一个新文明时代，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或斯大林等工业社会的“强人”都已经不合时宜了。人们希望找寻果断、坚强、顽固的领导人物，比如肯尼迪、康纳利、里根、希拉克或撒切尔夫人，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怀旧的心理，希望根据落伍的假设找到一个父亲或母亲的形象。今天领导能力的衰弱与其说是个人条件的问题，不如说是领导权力导致的机构崩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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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软弱”正是领导人物“权力”增加的结果。第三次浪潮把社会推向一个更多样化、更复杂的层次，所有的领导人物都必须仰仗更多人帮助他制定决策和执行决策。一个领袖能控制的工具（超音速飞机、核武器、计算机、电子通信）越有力，他的依赖性就越强。

这种关系是无法打破的，因为它反映出今日权力的基础渐趋复杂。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总统坐在核按钮旁边，随时可以粉碎这个世界，却觉得彷徨无助，好像“没有人在电话线另一端”一样。权力和无力是同一块半导体晶片的两面。

基于上述理由，第三次浪潮文明需要一种新的领导作风。第三次浪潮领导者所需要具备的条件现在还不是十分清晰。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领导人物的能力不在于他的果断，而在于他肯倾听；不在于强制力，而在于想象力；不在于夸大其词，而在于承认新世界的领导工作限制良多。

明日的领导人物可能会面对一个权力更分散、参与感更强，比今日更趋多样化的社会。他们再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人物。事实上，一个人再也不可能具备所有的条件。领导可能成为一份更短暂、更需要合作与协调的工作。

吉尔·特威迪（JillTweedie）在《卫报》一篇见解独到的专栏文章中即表述了这种改变，她认为，“要批评卡特很容易，他可能是一个软弱而又优柔寡断的人，但也可能其最大的过错就是默认了随着地球的缩小，问题日趋普遍、基础、互相牵制，以致难以像以前一样由一个人或一个政府来解决”。总之，她认为，我们正痛苦地转向一种新的领导者，这种转变并不是因为有人认为这是好事，而是问题的性质使然。昨日的强者可能会成为明日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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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这种论调是否符合实情，主张我们需要政治上的救世主助我们脱离苦海的说法，都隐藏着可怕的错误。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基本的问题在于人事，其实不然，因为即使由圣人、天才、英雄来统治，我们也仍然必须面对第二次浪潮的政治一代议政体的末期危机。

世界如网

如果我们唯一的麻烦就是选择“最好”的领导人物，那么目前的政治制度就足以解决问题，但是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总之，即使是最好的领导人物也无法施展拳脚，因为他们手下的机构已经落伍了。

我们的政治和政府结构在设计之初，国家正积极谋求独立。每个政府或多或少都能独立做决策。今天，我们会发现，虽然我们仍然维持着自主权的迷信，但是任何国家都难以完全独立做决策。通货膨胀变成国际性的传染病，连勃列日涅夫等人也无法阻止其蔓延。社会主义工业国家虽然有严格的内部控制，只略微受到世界经济的波及，但是仍然必须仰仗石油、食物、技术、资金及其他必需品等外来资源。1979年，捷克把石油价格提高了一倍，匈牙利的消费者被上涨51%的电费吓坏了。任何一个国家的决定都会给其他国家带来麻烦，引起连锁反应。

法国在阿格角建了一座核燃料后处理工厂，该处比英国风级反应器还要靠近伦敦，辐射尘或辐射气体一旦外泄，就会顺风飘到英国。墨西哥石油外溢污染了500英里的得克萨斯州海岸。如果沙特阿拉伯或者利比亚稍微调整石油产量，对许多国家的生态都会产生长期或短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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