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第二次浪潮政治制度迅速退化，整个世界充斥着核武器，经济和生态都处于崩溃的边缘，这种种现象对整个社会构成极大的威胁—不仅是“圈外人”，而且包括“圈内人”；不仅是穷人，而且包括富人，连非工业国家也在内。我们所面临的危险不单是执政者有计划地使用权力，更重要的是官僚制度的政治决策体系已经太过落伍，即使是真诚的善意也会演变成危险的后果，这种计划之外的副作用才是我们最应该关切的问题。

我们所谓的“现行的”政治制度是抄袭工业制度出现以前的模式—当时没有罐头食品、冰箱、煤气灯和摄影术，没有酸性转炉和打字机，没有电话机，没有莱特兄弟的机翼，没有汽车和飞机没有左右我们心灵的收音机和电视机，没有工业化的杀人方式，没有神经毒气和核导弹，没有计算机、复印机、避孕药、晶体和激光。在设计这些政治制度时，世界是什么模样，我们实在难以想象—那个世界里没有马克思，没有达尔文，没有弗洛伊德，也没有爱因斯坦。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我们最基本的政治和政府机构已经落伍了。

在向第三次浪潮迈进的过程中，有识之士不可能单靠守卫我们目前的机构来谋求人类的自由。我们应该向200年前美国“开国之父”学习，创造新的行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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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21 世纪的民主

致开国元老：

你们是革命先烈。你们是在遥远的美洲海岸创造了新国家的男士、女士、农民、商人、技工、律师、印刷学者、宣传专家、小生意人、军人。你们当中有55人在1787年的炎夏聚集于费城，拟定出轰动一时的《美国宪法》。你们创造的未来变成了我们的现在。

这份文件和1791年的《权利法案》同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和许多人一样，我也不断询问自己，你们如何在社会和经济的动乱与压力之下提出高瞻远瞩的观念？你们听到明日遥远的呼唤，意识到一个文明已经死亡，另一个文明正在萌芽。

我认为你们不得不顺应潮流的发展，以免软弱的政府被不当的原则和落伍的结构拖垮。

很难想象这样一份庄严的工作是由个性完全不同（聪明、不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做出来的，这些人各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经济见解，但是皆因不能忍受现任政府可怕的“无力”

状态而团结在一起，成立一个以完全不同的原则为基础的新政府。

直到今天，这些原则仍然影响着我们，以及世界上无数的人。我承认在读杰斐逊和潘恩（Paine）的文章时，常常因其美丽和真诚而感动得落泪。

我要感谢你们，革命先烈，因为你们我得以在法治而非人治的环境中度过了半个世纪，尤其是宝贵的《权利法案》，它不仅使我能够思考和表达不受人欢迎的见解—不论这些见解是愚蠢的还是荒谬的，而且可以毫无恐惧地写出以下文字。我现在写出的看法很容易受到当代人的误解。有些人无疑会视之为煽动性的文字，然而我相信你们很快就会了解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因为你们所塑造的政府制度（包括你们所依据的原则）已经逐渐落伍了，也因而危及我们的福祉。这个制度必须彻底改变，再创造一个新的政府制度—一个21世纪的民主。

你们比我们清楚，没有一个政府、一种政治制度、一本宪法、一篇宪章、一个统治政权是永久的，以往的决定不能永远成为未来的束缚，为某一种文明而设计的政府无法妥善应付另一种文明。

因此，你们应该了解为什么连《美国宪法》都需要重新修订，这不是说要删减联邦预算或要加入一两个狭隘的原则，而是要扩充《权利法案》，容纳以往无法想象的威胁和自由，创造一个全新的政府结构，为我们拟定新世界生存所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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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智和民主的决策。

我手中没有现成的未来宪法蓝图，我不信任那些自以为得到答案的人，因为我们连问题都还没有想好，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想象全新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讨论、争执、辩论、设计明日民主的结构。

我们不是出于愤怒、肯定或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广泛的咨询及和平的大众参与，我们必须一起重建美国。

你们应该了解这一需要，因为这是你们的子孙杰斐逊在深思之后所宣布的：“有人以假装尊敬的眼光来看待宪法，认为它像（装有《摩西十诫》的）盟约之柜一样神圣不可亵渎。他们赋予往昔的人超人的智慧，认为他们的作为是不可动摇的…当然我并不主张不断修改法律和宪法…但是我也知道，法律和制度必须与人类的心灵并肩前进…一旦出现新发明，揭露新真理，心态和舆论就要与时俱进，制度必须同时进步，跟上时代的脚步。”

这番见解最应该感谢杰斐逊先生，他协助创立了长久以来造福我们的制度，现在这个制度必须被取而代之。

阿尔文·托夫勒

于华盛顿

这是一封存在于想象中的信。相信在许多国家，有机会的话，一定会有人表达出同样的想法，因为今日许多政府的落伍情形并不是我一个人独有的秘密，也不是美国独有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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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是在旧日废墟上建立新的文明必须由许多国家同时设计出更合适的新经济制度。这是一个必须执行的痛苦计划，如此惊心动魄的规模可能要花费数十年才能完工。

我们可能要经历一场漫长的战争，才能彻底修正甚至淘汰美国国会、英国下议院和上议院、法国众议院、德国联邦议会、瑞典和丹麦议会，以及许多国家庞大的行政部门和附属的文官、宪法和法院制度，总之，是代议政府中许多不合适、行不通的组织。

这一政治冲突不会仅仅止于国家层面。几十年后，从联合国到市议会的整个“全球法律机器”都必然会面临不可抗拒的重组呼声。

这些组织都必须彻底改变，并不是因为它们秉性邪恶，也不是因为它们被某一阶层或集团控制着，而是因为它们渐渐不起作用了，不再能够适应一个变动世界的需求。

这项工作会牵连许多人，如果大幅修正遭到激烈的反抗，可能会演变成流血暴动。手段和平与否需视许多因素而定：目前的领导阶层弹性如何，经济崩溃是否会加快变化的速度，是否会引起外来的威胁和军事干预。风险显然很高。

然而，不修正制度的风险更高，我们越早着手就越安全。

要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要进行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我们必须抛弃第二次浪潮时代的陈腔滥调，重新考虑以3个主要原则为基础的政治生命。

事实上，这可能就是明日第三次浪潮政府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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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权力

第三次浪潮政府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少数权力原则。第二次浪潮时代最重要的多数统治原则逐渐落伍了。现在是少数占上风，而不是多数占上风。我们的政治制度必须逐步反映出这一事实。

杰斐逊代表他那个时代的信仰，他认为政府必须“绝对认可多数人的决定”。当时处于第二次浪潮初期的美国和欧洲刚开始迈入工业化的划一社会，多数统治的观念非常适合这个社会的需要。

今天，我们已经把工业主义抛在脑后，迅速演变为一个多样化的社会。结果要组成多数，甚至组成一个统治联盟都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就是意大利接连6个月、荷兰接连5个月都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原因。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政治学家说：“今天在任何事情上，我都看不到绝对的多数。”

由于第二次浪潮领导阶层的地位有赖于这一原则，他们往往会代表多数人发言。美国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苏联共产党为“劳动阶层”说话，尼克松声称代表美国“沉默的大多数人”，而今天的美国新保守党知识分子攻击新兴的少数团体，如黑人、妇女、西班牙语民族，声称自己代表伟大、团结、平稳、中流砥柱的大多数人的利益。

以东北部大学为根据地的华盛顿智囊团，极少涉足俄亥俄州的玛丽埃塔或者堪萨斯州的萨莱纳等小地方，学术界的新保守党显然认为美国中部充斥着愚昧无知、反知识分子的蓝领工人和乡民，然而这些人并不如知识分子和政客所想象的那么划一。美国中部和其他地方一样很难达成一致的协议，最多也只不过是在少数事件上产生短暂、有限的协议。新保守党人士以虚构的大多数来掩饰他们反对少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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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目前这个等级严密、少数重要团体联合组成大多数的社会之后，我们将会拥有一个结构复杂的社会，其中有几千个少数团体，而大部分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暂，很少能针对重要问题达成51%的协议。第三次浪潮文明因而削弱了许多现行政府的合法地位。

第三次浪潮也向我们传统的多数统治和社会正义发起挑战。在这方面也和其他方面一样，我们看到惊人的历史动荡。第二次浪潮时代，争取多数统治乃是合乎人性、提倡自由的举动，在继续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比如今日的南非，情形仍然如此。在第二次浪潮社会，多数统治几乎永远代表为穷人谋福利，因为穷人以前是大多数。

然而，今天受到第三次浪潮冲击的国家，其情形往往正好相反。真正穷困的人不再占大多数，在许多国家内，他们和每个人一样都变成了少数。除非进行经济大屠杀，否则他们仍会维持原状。

因此，在迈向第三次浪潮社会的途中，多数统治不仅不足以构成一个合法的原则，而且不再合乎人性、合乎民主。

第二次浪潮社会千篇一律地责怪划一社会的崩溃，没有看到崭新的多样化社会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机会，反而攻击“分裂”“割据”的情形，将之归咎于少数人的“自私”，这些浅见倒果为因。少数团体新兴的活动并不是人们突然自私所产生的后果，这种现象反映出一个新生产制度的需要，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更加多彩多姿、开放多元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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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第三次浪潮的民主之前，我们必须抛弃一个可怕的错误假设：更多的变化会为社会带来更多紧张和冲突。事实正好相反，社会冲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某一限度之内是值得追求的。如果100人都拼命追求一枚铜戒指，那就一定会发生打斗；如果100人中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目标，他们就可以交换、合作，形成共生关系。如果有适当的社会措施，多样化就可以塑造一种安全稳定的文明。

由于今天缺乏适当的政治机构，加剧了少数团体之间的冲突。也正是由于缺乏此类机构，寻求大多数也变得越来越难。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压制异己，也不是指控少数人自私（好像领导阶层和他们的专家都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似的)，而在于以富有想象力的新措施来配合多样化的局面，新机构要能迅速觉察到众多少数团体不断变化的需要。

多样化文明挖掘出许多没有解决的深刻问题：多数统治的未来、机械化投票制度表达民意的程度。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回顾选举制度和多数统治，视之为传播原始人的古老模式。然而，在今天这个危险的世界上，我们不能将全部的权力授予每个人，不能放弃多数制度下任何一丝微弱的影响力，不能允许少数人做出统治其他少数人的重大决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大幅调整追求大多数的第二次浪潮的方法。我们需要为少数民主设计新方法：以显露差异为主，而非以陈旧的投票方式、严格的选举程序组成不真实的大多数力量。总之，我们需要革新整个制度，提高各种少数团体的地位，准许它们形成多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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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做必须大幅改变许多政治结构，从民主的象征——投票箱开始。

在第二次浪潮社会，以投票来决定民意对领导阶层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反馈来源。如果情况对大多数人而言变得无法忍受，这51%的投票人就可以表达出他们的不满，领导阶层至少可以更换政党、改变政策，或者做出其他调整。

即使对昨日的划一社会而言，这51%的原则也绝对是一种纯粹数量化的迟钝工具。以投票来决定大多数，无法告诉我们民意的质量如何，只是让我们知道在某一时刻有多少人想要某物，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想要的程度如何。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愿意用什么东西来交换某物，这个情报对由许多少数团体组成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个少数团体觉得受到威胁，或者把某一事件视为生死攸关的大事，那么他们的观点或许应该占有较重的分量，但是在目前的制度下我们无法得知实情。

在一个划一的社会，这些多数统治的缺点众所周知，只是大家都隐忍不发，因为大部分少数团体没有行政力量来瓦解这一制度。在今天这个组织如此复杂的社会，我们都是少数团体的一员，上述情况已经不能成立了。

对一个多样化的第三次浪潮社会来说，过去工业时代的反馈制度实在太不完美了，因此我们必须以崭新的方式来进行选举。

我们不要再采用简单的是非选择，而要清楚潜在的交换条件，询问：“如果我放弃堕胎的立场，你愿不愿意放弃国防支出和核能的立场？”“如果我同意明年多缴一点儿个人所得税，以赞助你的计划，你怎么报答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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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界中，借助快捷的通信技术，人们不需要进投票所就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表达这类观点。同时，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将这些观点纳入政治决策过程的方法。

我们可能会希望重新调整选举法，取消反对少数团体的偏见。可行的方法很多，最传统的方法就是接受一些相左的意见，目前许多公司都用这种方法来保障少数股东的权益。这种方法可以使选民表达出他们的喜好和他们所做选择的强度及秩序。

我们必须放弃陈旧的党派结构，因为它的对象是一个由大量交易与划一活动构成的缓慢变动的世界，同时我们必须创造暂时的模式党派为变动不居的少数团体服务，这就是未来插头式随插随拔的党派。

我们可能需要任命“外交官”或“大使”去调节每个国家内部的少数团体。我们可能需要创造出准政治机构去帮助少数团体迅速方便地组成及解散合作关系，不论这些少数团体是职业、种族、性别、宗教、区域还是娱乐组织。

我们可能需要提供一些场所，让不同的少数团体可以轮流或者任意交换问题，协调意见，解决争端。如果把医生、飞车党、计算机程序设计师、耶稣再临论者、灰豹党全聚集在一起，加上懂得明辨是非、分清先后、解决争执的内行人士的协助，或许可以组成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团体。

至少各方面的差异可以表达出来，政治谈判的基础也可以确立。这些方法不会（也不应该会）消弭所有的冲突，但是可以将社会和政治争执提升到一个更睿智、更具建设性的层面，尤其是有关长期目标的争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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