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今天，事情的复杂程度使得谈判产生许多不同的论点。然而，政治制度不是要利用这一现状。不为人注意的私下同盟关系致使各团体之间的情势更为紧张，也致使现行的政治机构不胜负荷。

最后，我们必须赋予少数团体束缚自身行动的权力，鼓励它们制定长期目标。我们可以帮助某一地区、某一支流文化、某一种族团体的人在州政府的监督下建立自己的年轻人法院，训练自己的年轻人，而不要依赖州政府。这类机构会树立起共同意识和自我形象，对法律和秩序有所贡献，同时解除政府机构不必要的负荷。

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必须超越这些改革措施。为了加强少数团体在新政治制度中的代表性，我们可能仍然必须以最古老的方式—抽签来选出部分公职人员，因此有些人很正经地建议我们用今日选择陪审团和军人的方式去挑战明日的立法委员与国会议员。

夏威夷大学法律与政治学教授西奥多·贝克尔(TheodoreBecker）曾问道：“为什么生死攸关的事情可以由陪审团的人决定，而托儿中心和国防支出的预算却留给人民的‘代表’决定？”

身为宪法权威的贝克尔攻击目前的政治措施有意欺骗少数团体，他提醒我们非白人占美国人口的20%以上，而他们在1976年时只拥有4%的众议院席位和1%的参议院席位。女性占人口的50%，却只在众议院占有4%的席位，参议院席位中则没有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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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年轻人、不善言辞的聪明人和许多其他人同样居于不利地位。这种情形不仅出现在美国，德国议会中女性仅占7%的席位，许多其他政府的类似偏见也很明显。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使整个制度拙于感受没有代表的团体的需求。

贝克尔说：“国会应该任意从50%\~60%的美国人中选取代表，就像实行征兵制度一样。”乍看之下，这个建议十分惊人，却迫使我们认真考虑随机选择代表会不会比今天使用的方法更糟糕。

如果我们放任自己的想象力，就可以想象出更多新鲜的选择方法。事实上，我们现在已有足够的技术去选择比陪审制度和征兵制度更具代表性的样本。我们可以为未来建立一个更具创造性的国会和议会，而且可以尽量减少对传统的干扰。

我们不必用抽签的方式选出一群人，把他们硬生生地凑在一起，像华盛顿、伦敦、波恩、巴黎、莫斯科的众多不起眼人物一样。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维持现行代表，但是只允许他们对各种事件投一半的选票，而把另一半选票分给随机抽样选出的民众。

通过计算机、先进的通信技术、投票制度，不仅可以选出一个随机代表，而且可以不断更新代表，把有关事件最新的资料送到代表手中。一旦需要制定一种新法规，依照传统方式选举出来的代表就会聚集在国会思考、讨论、修正、制定法律。

一旦面临最后的决定时刻，选举出来的代表就可以投一半的选票，而目前的随机样本（他们不聚集在国会，而是散布在自己家中和办公室里）可以利用电子设备投下另一半的选票。这种方式不仅比“代议”政府更具代表性，而且对目前拥挤于国会走廊上的特殊利益团体和说客施以当头棒喝。这些团体将不得不去说服所有的人，而不只是少数选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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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进一步想象出一个地区的选民不是选出一个人作为代表，而是以人口的随机样本作为代表。这个随机样本可以直接进入国会，和个体一样，样本的意见可以由统计数字换算成选票。样本也可以推选一个人作为“代表”并指导他如何投票。

新通信方式的排列组合很多，也很特别。一旦我们意识到目前的行政机构和国会已经落伍，就必须开始找寻新方法，各种惊人的政治途径突然间全都出现在面前。如果我们希望能左右迈向21世纪的社会，就必须以20世纪可能的技术和观念作为工具。

重要的不是这些建议。只要我们肯思考、肯合作，就一定可以想出更易执行、更和平、更好的方法。重要的是我们选择的路径。我们可以压抑今日新兴的少数团体，也可以重建政治制度来配合新的变化。我们可以继续使用第二次浪潮政治制度的拙劣工具，也可以设计出一套敏感的新工具，以应对明日的少数民主。

第三次浪潮使划一的第二次浪潮社会趋向多样化，我相信时势的压力会有所选择。如果第一次浪潮时代的政界人士算是“前多数主义”，第二次浪潮时代是“多数主义”，明日很可能就是“迷你多数主义”——融合多数统治和少数权力。

半直接民主

第二个明日政治制度的绊脚石就是“半直接民主”—由依赖代表转为代表自己。两者的混合就是半直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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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过，意见分歧推翻了代表的意念。家乡的选民没有一致的意见，代表能“代表”谁呢？同时，立法者越来越依赖幕僚的支持和外来的专家以修改法律。英国议员比政府官僚软弱得多，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幕僚支持，所以不得不将很多权力由国会转向行政官员。

美国政府想要平衡行政官僚的影响，结果却创造了自身的官僚制度—国会预算部、技术评估部及其他必需的机构和附属机构，因而国会人员在过去10年内由1.07万人增至1.84万人，但这种做法只是使问题由外转内。我们所选出的代表越来越不了解他们决策所依据的各种规定，因此必须仰仗他人的判断。代表不再能代表他们自己。

在理论上，议会、国会、州议会都应该是协调少数团体意见的地方，他们的“代表”可以替他们争取公道，但是今天这种老式迟钝的政治工具不足以使立法者详细了解他们所代表的许多团体，更不用说替他们努力争取了。美国、德国、日本的国会负荷越重，情况越恶劣。

这也就是单一事件团体不稍妥协的原因。他们了解国会和立法机构无法达成协议，因此对制度的要求毫不让步。以代议政府作为经纪人的理论也不能成立了。

就长期而言，谈判破裂、决策无用、代议机构瘫痪都意味着现在由少数代表所做的决定将来会逐渐交还给选民自己。如果我们选出来的经纪人不能为我们做成生意，我们就得自己出马。如果他们所定的法律不合乎我们的需要，我们就必须自己修订。因此，我们需要新的制度和新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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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今日代议制度的第二次浪潮人士很了解直接民主的可能性。从1793年制定的《雅各宾宪法》中就可见直接民主的痕迹。美国革命人士也懂得新英格兰的市政厅和小规模的共识形成机制。后来在欧洲，马克思及其信徒经常将巴黎革命自治团体视为市民参与制定及执行法律的模式。直接民主的缺点和限制也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在当时更具劝导性。

美国全民投票提案的撰写者麦考利（McCauley）、鲁德（Rood）和约翰逊（Johnson）曾说：“在联邦主义者’当中，对这种想法有两个反对意见。第一，直接民主对群众暂时的情绪反应无法审核或缓和；第二，当时的通信技术不能采用这种方法。”

这些都是必须正视的问题。比如，20世纪60年代，愤怒激动的美国民众如何投票决定应不应该往河内扔原子弹？痛恨恐怖分子的德国民众对设立“同情者”集中营的提议做何反应？在勒内·勒维克（RenéLévesque）夺权的当周，加拿大人有权对魁北克问题做全民决议吗？被选出的代表应该比一般人的情绪更稳定、更慎谋能断。

不过，大众过分情绪化的反应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克服，比如在以全民投票或其他直接民主方式进行重要决定之前，给予一段冷静的时间，或提供第二次投票机会。

瑞典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实地进行一项颇具创意的计划，当时政府要求大众参与制定全国能源政策。政府了解大多数公民对各种能源（从太阳能到核能、地热）缺乏足够的技术知识，因此开办了一门10小时的能源课程，·邀请任何修习这门课或其他相当课程的人向政府提出正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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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工会、成人教育中心、各党各派也都开办个别的10小时课程。据估计会有1万个瑞典人参加，结果出乎意料，有7万\~8万人参与了家庭和地方上的讨论。根据美国规模来算，这相当于200万个公民一起考虑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我们可以采用这种制度来克服全民选举或直接选举“过分情绪化”的缺点。

另一个反对意见也有办法解决。因为旧日的通信障碍不再能够遏止直接民主的发展。通信技术的惊人进步首次揭开了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的可能性。

不久之前，我有幸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Qube无线电视系统上欣赏到一件历史上的大事——世界上第一座“电子市政厅”。哥伦布小城郊区的居民可以利用这一通信系统，通过电子设备实际参与地方规划会议。只要在客厅里按一下按钮，他们就可以立刻表决地方区划、住宅法规、拟议中的高速公路工程等实际案件。他们不仅可以投票赞成或反对，而且可以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可以按一下按钮通知主席何时该进行下一个项目的讨论。

这只是明日直接民主最原始的形象。通过先进的计算机、人造卫星、电话机、无线电、选举制度及其他工具，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可以自行做出政治决定，这是件前所未有的大事。

这不是一道是非题。问题不在于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自我代表还是他人代表。

两种制度都有好处，我们应该可以找出一些具有创意、以前没有使用过的方法来融合直接公民参与代议政治，创造一个新的半直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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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们可以仿照加利福尼亚州和奥地利的做法，对类似核发展等易起争论的问题举行全民投票；我们也可以不把最后的决策权直接交给选民，而是仍然由一个代表团（比如国会）来举行辩论，做最后的决定。

因此，如果民众投票支持核能，就把预定的选票分给国会中支持核能的人。他们得到大众的支持后，根据民众意愿的强烈程度在国会中占有10%\~25%的优势。这样做不会立刻采纳民众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会占有一些分量。这是全民投票方式的一种变体。

还有许多其他方式可以用以融合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现在国会和其他议会及立法机构的人员都设立了自己的委员会。普通民众无法强迫立法者创造一个委员会来处理一些被人忽视或引起争论的问题。可是为什么投票人不能通过请愿的方式直接敦促立法机构设立委员会，讨论大众而非立法者认为重要的问题呢？

我提出这些“不着边际”的意见，并不是因为我绝对赞成这些意见，而是想举出一个要点：有许多方法可以拯救这个濒临崩溃不具代表性的制度，但是我们必须跳出过去300年来陈旧的思想轨道。我们不再能以第二次浪潮残余的心态、模式和结构来解决现在的问题。

这些新方法仍有很多不确定的后果，因此在大规模实施之前，我们必须先进行仔细的地方性试验。不论我们对各项提议的看法如何，反对直接民主的声浪都较以前更微弱，而反对代议民主的人数则较以前更为浩大，半直接民主在有些人眼中可能显得很危险、很怪异，但这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设计未来新机构的和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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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分工

容纳更多的少数权力，让公民在自治活动中扮演一个更直接的角色，这些做法都是为时势所趋的，但是仍显不足。明日政治第三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打破决策的混乱状态，把决策放到适当的位置。这种做法并不是重新调配领导人物，而是针对政治无能所下的一剂解药，我称之为“决策分工”。

有些问题不能靠地方力量来解决，有些问题不能靠全国力量来解决，而有些问题则需要各方面同时行动。甚至最适当的解决机构并不在于一点，而是与时俱进。

要解决今日机构负荷太重所引起的决策混乱问题，我们必须将决策分开，然后重新分配一—把问题分配到各个阶层，视问题性质更换决策单位。

今天的政治措施完全违背了这一原则。问题转手了，可是决策权仍留在原地，因此许多决策仍然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全国性行政机构的组织最为繁复。相反，国际性的决策不够，这方面的组织都还没有开发。此外，次级组织的决策太少，比如各地区、各州、各省、各地方及非地域性的社会团体。

我们曾经指出，全国政府所掌握的许多问题都已经超出了能力范围，对任何单一政府而言都嫌太大，因此，我们迫切需要设立新的国际性机构，将许多决策转交给新机构。比如，我们不能靠严格的国内立法来应付跨国企业无地域限制的权力，我们需要新的国际策略来建立和执行全球公司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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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贿赂问题而言，美国公司的对外贸易受到美国反贿赂法规的严重影响，因为其他政府允许，甚至鼓励其厂商贿赂外国顾客。同样的道理，只要国际上没有适当的法规，遵守环保规定的跨国公司就会面临其他公司不公平的竞争。

我们需要国际粮食仓库和突发灾难救助组织；我们需要新的全球机构及早提出作物灾害警告，平衡重要资源的价格起伏，控制武器交易的蔓延；我们需要非政府联盟和组织来解决各种国际问题。

我们需要较为理想的机构来约束如脱缰之马的通货膨胀；我们需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互助委员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机构之外设立新的机构或将原有机构重新改组；我们必须设立新的机构来传播科技的优点，防止科技的不利影响；我们必须加速设立强大的国际机构来管理外太空和海洋；我们必须彻底整修僵化、官僚的联合国。

在国际事务上，我们仍然停留在原始、未开化的政治阶段，正如300年前工业革命开始时，我们对国内事务一无所知。把一些决策由国家交给更上层的单位，不仅可以使许多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得到有效的处理，而且可以减少中心单位“国家”的决策负担，决策分工势在必行。

把决策向上转移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还有大量决策必须由中心向下转移。

这个问题也不是一道是非题。这不是绝对的分权和集权。问题是如何合理地重新分配决策，目前的制度过于强调集权，以致中央决策者无法消化不断涌入的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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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分权并不是民主的保证，邪恶的地方专制政体仍然有存在的可能。地方政治往往较中央政治更为腐化。同时，许多分权措施，比如尼克松政府的重组，只是为集权者利益着想的假分权。

虽然有这么多缺点，但是许多政府如果不大量转移中央权力，就不可能重建理性、秩序和管理“效率”。我们必须把大部分的决策向下转移。

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浪漫的无政府主义者希望重建“乡村文明”，也不是因为有钱的纳税人愤慨地要求减少提供给穷人的福利，而在于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就连拥有IBM370计算机的银行也包括在内）都只能处理有限的信息，做出定质定量的决策，而现在的决策爆炸情形已经超出了政府的负荷量。

同时，政府制度必须和经济结构、信息系统及其他文明动态发生关系。今天，传统的经济学家没有注意到，我们正面临分散式的生产和经济活动。事实上，全国经济已经不再是基本的经济单位了。

正如我所强调的，我们在每一个全国经济单位之内都看到大规模、组织紧密的区域性经济单位崛起。这些次级经济单位彼此极不相同，各自拥有完全不同的问题，有的存在失业问题，有的则担心劳工短缺。比利时的瓦隆人抗议政府将工业移交给法兰德斯人，落基山一带各州拒绝成为西岸的“能源殖民地”。

华盛顿、巴黎、波恩划一的经济政策对这些次级经济单位产生相当不同的影响。同一经济政策对某一地区或某一工业有利，却会伤害其他地区或工业，因此许多经济政策必须授权给地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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