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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企业界而言，我们不仅见到内部分权，而且发现依地理区域分权的情形（通用汽车公司的280位经理最近花了两天时间集会讨论如何打破官僚结构，分散中央权力)。《商业周刊》指出，“越来越多的公司把工厂和办公室迁往交通不便的地区，美国经济出现区域性不平衡的现象”。

这一切正反映出社会信息流程的大幅变化。随着中央权力的萎缩，我们已进入分散式通信时代。我们眼见无线电、磁带、计算机、私有电子邮政系统的蓬勃发展，这一切都朝分散的方向进展。

一个社会不可能分散经济活动、·通信方式等重要事项而仍然维持集权的政府决策。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现行政治机构表面的改变。在预算控制、税赋、土地、能源和其他资源方面都可能掀起激烈的战争。决策分工绝非易事，但在过度集权的国家里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我们一直把决策分工视为突破瓶颈的方法，让政治制度得以重新恢复活动。然而，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为执行这些原则不单是减轻全国政府的决策分量而已。基本上，领导阶层的结构改变，必须配合新兴文明的需要。

扩大领导阶层

对任何想要了解民主的人而言，“决策负荷”的观念非常重要。所有的社会都需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决策才能运行。事实上，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决策结构。所需的决策越多、越不同、越频繁、越复杂，政治的“决策负荷”就越重。分担这一负荷的方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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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社会的民主程度。

在工业社会之前，劳动分工还很粗放，变化也很缓慢，推动事务进行的政治和管理决策很少，决策压力很小。受过一点儿教育、非专业化的领导阶层就可以独立处理事情，自行承担整个决策压力。

我们现在所谓的民主是在决策负荷突然超过旧领导阶层的应付能力时才产生出来的。第二次浪潮的来临带来了贸易扩张、精细的劳动分工，社会跃入一个复杂的新阶段，当时决策混乱的情形正和今日第三次浪潮时代一样。

结果，旧领导团体的决策能力被否定了，人们不得不起用新的领导阶层和分支领导阶层来应付决策负荷。革命性的新政治机构也因而崛起。

工业社会日趋复杂，领导阶层也不得不继续起用新人手帮助他们处理繁重的决策。这一不可见的政治程序使越来越多中产阶层进入政治圈内。决策的需求增加，行政机构的分支部门增加，也必须起用更多人手。

第二次浪潮国家许多激烈的政治冲突都和领导阶层的新职位分配有关，比如美国黑人要求统一，英国工会会员要求平等的教育机会，妇女争取政治权利。

然而，在任何时期，政府领导阶层所能吸收的人员都有一个限度，而这一限度是依决策压力的分量而定的。

不论第二次浪潮社会如何掩饰，许多人都在种族、性别等考虑下被排除于领导阶层之外。经过一段时间，社会跃入一个更为复杂的新境界，决策负荷加重，原先被排斥的团体意识到这个新机会，就会努力争取平等的权利，领导阶层也会因而把门开得大一点儿，整个社会可以感受到更为民主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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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番景象大致不差，我们可以看出民主的程度不尽是仰仗文化、战斗的勇气、滔滔雄辩、政治意向，最重要的还是社会的决策压力。沉重的压力终究得通过更民主的参与方式分摊给大众。只要社会制度的决策压力不断加大，民主就不是一个抉择问题，而是演化上的必然现象，否则制度无法维持。

这些状况表明我们正处于另一个民主进步的边缘。决策爆炸的现象使我们的总统、首相、政府制度备受打击，然而却也是工业革命以来首度为我们揭开一个令人兴奋的远景—大幅度的政治参与。

未来的主要竞争

新政治机构的需要也反映出我们对新家庭、教育机构和企业机构的需要，同时牵连我们在新能源基础、新科技、新企业方面的研究。政治上的需要也反映出通信技术的变动和重建与非工业世界之关系的需要。总之，这些不同领域的激烈变化都反映在政治方面。

如果我们不了解其中的关联，就不可能掌握周围发生的大事。今天最重要的政治冲突不再是贫富、种族、贵族、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决定性的争执在于支持维护工业社会的人和准备超越这一阶段的人之间的冲突，这是明日的主要竞争。

其他传统的冲突，比如阶层、种族、意识形态，并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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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这些冲突可能会愈演愈烈，尤其是当我们必须经历大规模的经济动荡时。所有的这些冲突都会融入主要竞争之内，因为这一竞争的范围遍及所有的人类活动，从艺术与性到商业与选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有两场政治斗争同时向我们逼近。一方面，我们见到第二次浪潮团体惯有的政治冲突，彼此争夺眼前的利益；另一方面，更深入地看，这些传统的第二次浪潮团体联合反对第三次浪潮新兴的政治势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存的政党虽然在结构和意识上都非常落伍，但是彼此的形象十分酷似。民主党和共和党、保守党和工党基督教民主党和戴高乐主义者、自由党和社会党，撇开其间的差异不谈，都是第二次浪潮的党派。这些党派虽然在内部争权夺利，但是基本上都在尽力保护没落的工业秩序。

换言之，我们这一代最重要的政治发展就是两大阵营的崛起，一个阵营致力于第二次浪潮文明，另一个阵营则致力于第三次浪潮文明。一个阵营固执地要保守工业社会的重要机构——核心家庭、划一的教育制度、庞大的企业、统一的工会、集权的国家、代议政府的政治；另一个阵营认识到今日最迫切的问题——从能源、战争、贫穷到生态破坏和家庭关系的崩溃，不能再用工业文明的架构来解决。

这两个阵营之间的界限还不是十分明显。就个人而言，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脚踏两条船，情况仍然很暖昧。同时，每个阵营中都有许多团体各自追求其狭隘的利益，而没有放眼全局的见识。虽然任何一个阵营都没有一个统一的道德标准，但是双方都不乏有识之士。然而，这两种政治组合之间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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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护第二次浪潮的人士反对少数权力，他们讥笑直接民主是“民粹主义”，不赞成分权、区域主义、多样化，抗议分散学校的措施，保护落伍的能源制度，推崇核心家庭，轻视生态问题，强调工业时代传统的国家主义，反对朝更公平的世界经济秩序发展。

相反，第三次浪潮的势力赞成由少数团体分享权力的民主制度，他们打算实施更直接的民主政治，支持国际主义，也赞成转移基本的权力。他们希望打破庞大的官僚制度，希望在核心家庭之外能给人更多的选择余地，争取更独特、更不划一的学校，很重视环境问题，认识到必须重建一个更平衡、更合理的世界经济制度。

最重要的是，当第二次浪潮的保护者还在大玩传统的政治游戏时，第三次浪潮的人已经开始怀疑所有的政治候选人及政党（即使是新的政党也不例外)，他们意识到和我们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不可能在目前的政治结构中得到解决。

第二次浪潮的阵营中包括了社会上大多数的名义权力持有者—政界人士、商人、工会领袖、教育家、大众传播首脑，不过他们中有很多人也为第二次浪潮不甚妥当的世界观而感到忧心忡忡。虽然第二次浪潮阵营仍然声称他们获得大多数人民自发的支持，但是在各阶层民众之间弥漫着悲观的气氛和觉醒的意念。

第三次浪潮的支持者很难定型，有些人是大企业的首脑，有些人是与企业作对的热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者；有些人是紧张的环境至上者，有些人则更关心性别角色、家庭生活和个人成长；有些人只专注于开发新的能源，有些人则乐见通信革命所带来的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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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是第二次浪潮的右派，有些人是第二次浪潮的左派——自由市场推动者及自由化运动者、新社会主义者、妇女运动者、民权运动者、以往的嬉皮士、正派中最正派者；有些人是和平运动的长期推行人，有些人则从来没有参加过游行示威；有些人是虔诚的教徒，有些人则是绝对的无神论者。

学者可能会滔滔不绝地讨论这个散漫的团体可不可以被称为一个“阶级”，如果称为阶级，那么这是不是一个由教育水准很高的信息工作人员、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新阶级”。当然，在第三次浪潮阵营中有许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然，许多人直接参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或加入服务业，如果要在称呼上做文章，我们也可以称他们为一个阶级，但是这样做，我们还是一头雾水。

事实上，把工业社会推向多样化的主要团体中包括相对受教育程度极低的少数民族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中许多都不是手提公文包的知识工人。

竭力打破第二次浪潮社会固定角色的妇女应该归入哪一类？加入自助运动的几百万民众又如何呢？许多不能够嵌入阶级观念的“精神受害者”又怎么说呢，比如无数寂寞的牺牲者、破裂家庭和单亲家庭的成员、性行为与众不同的少数人？这些人可能来自社会上任何阶层、任何职业，然而他们都是第三次浪潮运动重要的力量来源。

事实上，连“运动”这个字眼都用得不准确，因为这个字眼暗示着较目前之境界为高的共同意识，而且第三次浪潮的人不再信任过去所有的划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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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论这些人是构成一个阶层、一种运动，还是单单作为一个变动的个人和短暂的团体，他们对旧日的制度都有一层深切的领悟，共同认识到旧的制度现在已经破败得不可收拾了。

这些第二次浪潮势力和第三次浪潮势力之间的主要竞争在阶层、党派、年龄、种族、性偏好和支流文化之间画了一道锯齿状的线条。我们的政治生活因而得以重新排列组合。未来社会不是一个没有阶层、没有冲突、没有意识形态的存在，在最近的未来，危机日益严重，社会极不安定。许多国家都会出现大量的政治纷争，所争夺的不是谁将从工业社会的废墟中获利，而是谁将参与塑造和控制继起的社会。

这一主要竞争必然会影响明日的政治及新文明的形态。在这场竞赛中，不论我们有没有觉察到，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可能是破坏性的，也可能是建设性的。

创新的使命

有些时代是为创造而生的，有些时代则是为保有一种文明而生的。掀起历史上第二次浪潮变动的时代受环境所迫不得不成为创造者。孟德斯鸠、穆勒、麦迪逊等各派人士发明了我们目前袭用的大多数政治体制。他们生活在两种文明的夹缝之间，注定要负起创新的使命。

今天，在社交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家庭、学校、企业和教会，在能源制度和通信系统等各方面，我们都需要去创造新的第三次浪潮形态，成千上万的人在许多国家里已经起步了。然而，最落伍、最危险的莫过于我们的政治领域。今天在任何领域内我们都找不到像这么缺乏想象力、缺乏实验精神、缺乏自发的热忱去策划改变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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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敢于创新的人（不论是在律师事务所、实验室、厨房、教室还是公司)，似乎都怯于指出我们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已经落伍，需要彻底的修正。政治改革的风险很高、前途堪忧，因此现状似乎突然成为最美好的世界。

相反，在每个社会里都有一群假革命分子沉迷于落伍的第二次浪潮的假设，对这些人来说，没有一种改变称得上激烈。无政府浪漫主义者、左翼激进分子、温室的游击队、只对神负责的恐怖分子，梦想出现集权科技统治或中世纪乌托邦。我们已经冲入新的历史领域，他们却还在昨日发黄的政治制度中大做革命美梦。

然而，随着第二次浪潮人士和第三次浪潮人士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我们面前出现的不是以往革命戏剧的再现，没有“前进派”引导大众推翻统治阶层，没有由恐怖主义促成的自发式的群众动乱。第三次浪潮文明的新政治制度不是来自单一的剧烈动乱，而是各地、各阶层几十年无数革新与冲突的结果。

在迈向明日的途中，暴力仍然可能出现。从第一次浪潮转向第二次浪潮文明，经历了长期的浴血战争、叛乱、饥荒、强迫迁移、武力改变和浩劫。今天代价更大，时间更短，速度更快，风险也更高。

后果大半须视今日各领导阶层的韧性和智慧而定。如果这些领导团体和以往大多数统治集团一样短视、僵化、恐惧，他们会竭力压抑第三次浪潮，致使暴力和毁灭的风险变得更高。

相反，如果他们顺应第三次浪潮的潮流，如果他们了解必须建立更开放的民主制度，事实上可以加入创造第三次浪潮文明的行列，正如最明智的第一次浪潮领导阶层预见科技化工业社会的来临，即投身于创造时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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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或感觉到我们生存的世界有多么危险；我们知道社会不安和政治动荡可以造成暴戾之气；我们知道战争和经济变动的结果如何，也记得集权主义往往来自高贵的动机和社会的崩溃。然而，大多数人似乎都忽略了现在和过去具有积极意义的不同之处。

各国的情况不同，但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具备各行各业的知识；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享受过这么富裕的生活，经济也许不稳定，但是足够的收入使他们能够将时间和精力分配给社会问题与社会活动；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能够旅行，去交换和学习其他文化；最重要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只要保证进行和平的改革（必要和彻底的改革）就能大有所获。

领导阶层不论多么聪明，都无法自行创造一个新文明。全体人民的努力仍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些努力有待发掘。事实上，如果我们身为高科技国家的成员能够订下明确的目标，为下一代创造出全新的机构和法律，我们就能够发掘出比能源还要有力的“集体创造力”。

根据上述3项原则少数权力、半直接民主、决策分工，我们越早着手设计新政治机构，和平移转的机会就越大。会增加危险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阻止改革的企图。盲目地保护落伍的观念会造成流血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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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要“避免”暴力动乱，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关注世界性的政治结构落伍之问题。我们不仅要就这个问题请教于专家、宪法学者、律师、政界人士，而且要请教一般民众人民组织、工会、教会、妇女团体、少数民族、科学家、家庭主妇、商人。

我们必须举行大规模的公众辩论，讨论配合第三次浪潮文明需要的新政治制度。我们需要以会议、电视节目、竞赛、模拟练习、宪法实验会议的方式来激发富有想象力的政治重组计划，挖掘各种新颖的构想。我们应该使用最为先进的工具，从人造卫星、计算机到录像带、双向电视。

没有人清楚地知道未来是什么模样，或者第三次浪潮社会最重视什么。因此，我们不应该只想到由上而下的一次集体重组或一项革命性的改变，而要同时想象出成千上万个自动自发的小型试验，在地方和区域事务上试验新的政治决策，然后再应用到全国和国际事务上。

同时，我们必须开始在全国和国际机构的选民组成上进行类似的试验和全新的设计。今天反对第二次浪潮政府的怒气、怨气和觉悟可以被视为要求独裁领导的狂热，也可以被导入民主重建的工作。

我们借着大规模的社会学习方式，在许多国家同时进行更民主的试验，就可以驱散集权主义的狂热。我们可以让人们对即将来临的错乱与危机有所准备，也可以技巧性地对现行政治制度施加压力，以加快改革的速度。

没有这些基层的强大力量，我们不可能指望许多今日的挂名领导人物向制度挑战，这个制度不论怎么落伍，都给了他们声望、金钱和权力的幻觉，即便不是权力的试验。部分见识不凡的政界人士和行政人员会乐于支持政治移转活动，但是大多数人只会在外界需要不可抗拒或危机严重、濒于暴力、无计可施时才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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