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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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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传送消息的系统。一个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社会也需要传送大量消息一由一人同时向多人传送。工业社会以前的雇主可以亲自到为数有限的员工家中拜访,而工业社会的雇主不可能和属下数千名员工逐个接触,产品的经销商和分销商更不可能与顾客直接接触。第二次浪潮社会需要有效的方法把同样的消息迅速、可靠而廉价地传送给许多人,由此便产生了一些传递方法。

邮政服务可以把同样的消息传给数百万人,但是不够迅速;电话可以迅速传递信息,但是不能同时传给数百万人。这一鸿沟就要由大众传播工具来填补了。

当然,今天大量发行报纸和杂志已经成为工业国家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然而这些刊物能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正反映出许多新工业技术和社会形态集中发展的趋势。因此法国作家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Jean-JacquesServan-Schreiber)说,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火车可以在一天之内运送刊物到一个相当于欧洲大小的区域;印刷机能在几个小时内印出千百份副本……最重要的是,义务教育使人人懂得阅读,而企业界必须大规模分配它们的产品”。

从报纸、广播、电影和电视等大众传播工具中,我们再度发现工厂基本原则的具体表现。这些传播工具让同样的消息映入无数人的脑海,正如工厂把一模一样的产品送入无数家庭。标准化、大规模制造的“真理”就像标准化、大规模制造的产品一样,由少数集权的“形象工厂”传给无数消费者。如果没有这种输送信息的有力系统,工业文明就不可能出现,也不可能有效地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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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所有工业社会,不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出现了复杂的信息领域可以像输送货物和原料一样迅速传播个人与大众消息的通信网络。这一信息领域与科技领域、社会领域相结合,使个人行为与经济生产步调一致。

这些领域在整个大系统中执行着重要功能,缺一不可。科技领域生产和分配财富;社会领域包括无数相关的组织,分派角色给大系统中的个人;信息领域传播必要的信息,使整个系统能够运转。这些领域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

我们现在已经大致了解了所有第二次浪潮国家的基本结构,不论它们的文化和气候有何差异,不论它们的民族和宗教传统有何不同,也不论它们称自己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共产主义国家。

苏联、匈牙利、联邦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基本结构限制了其政治、社会和文化差异的表现程度。企图保留第一次浪潮旧式结构的人和认识到唯有新文明方能解决旧问题的人,在经历了痛苦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冲突之后,产生了上述结构。

第二次浪潮为人类带来了更大的希望。男女老少第一次敢于相信贫穷、饥饿、疾病和暴政都可能被征服。摩莱里、罗伯特·欧文、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路易斯·勃朗、爱德华·贝拉米等哲学家和未来派作家都在工业文明中看到了和平、协调、人人都有工作、财富和机会均等、取消出身决定的特权、消除原始社会和农业文明时代似乎永久存在且不可能改变的一切情况。

第二章 文明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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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日的工业文明并非乌托邦,事实上令人觉得窒息、可怕,生态环境很危险,战争迫在眉睫,人们精神压抑,那么我们必须了解个中原因。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观察将第二次浪潮精神领域一分为二的一把“巨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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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看不见的巨斧

第二次浪潮就像某些核武器的连锁反应一样,粗暴地把我们一向单纯的生活劈成两半。它挥舞着巨大的斧头,砍入我们的经济、心理,甚至性别角色。

一方面,工业革命紧密结合了卓越的科技、社会机构、信息渠道,创造出非常统一的社会系统;另一方面,它也破坏了社会潜在的和谐,创造了充满经济压力、社会冲突和心理抑郁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先了解这把看不见的巨斧如何塑造出第二次浪潮时代的生活,然后才会明白今日改造我们的第三次浪潮的全面影响。

第二次浪潮把人们的生活劈成两半:生产和消费。我们常常在想自己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生产的货物和提供的服务都是由生产者自己、他们的家人及少数剥削其剩余价值的领导阶层消费的。

在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是聚居于半孤立地区的农民。他们的收入仅能糊口,庄稼收成只够自己维生和满足农场主。他们不知道长期储存食物的方法,没有可以把产品运往远方市场的铁路和公路,产量一有增加,就会被农场主或者封建主没收,所以他们也没有兴趣改进技术或者增加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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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当然存在商业。我们知道少数大胆的商人利用骆驼、篷车和船只把货物运到千里之外,我们也知道新兴城市依赖乡下供应食物。1519年,西班牙人到达墨西哥之后,惊讶地发现有数千人在特拉特洛尔科买卖珠宝、贵金属、奴隶,以及鞋子、衣服、巧克力、绳索、皮革、火鸡、蔬菜、兔子、猪和各种陶器。16—17世纪为德国银行家发行的专刊《富格尔简报》(The FuggerNewsletter)报道了当时各类贸易兴旺的一面。来自印度支那的一封信详细地描述了一个欧洲商人带领五艘船去那里买胡椒运往欧洲的事迹。他说:“开胡椒店是一桩好生意,但是需要很大的热忱和耐性。”这个商人同时把丁香、肉豆蔻、淀粉、肉桂、豆蔻及其他药材运往欧洲市场。

然而,这些贸易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相比,只占历史的一小部分。据对当时历史最有研究的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①表示,直到16世纪,整个地中海地区(从法国、西班牙到土耳其)有6000万\~7000万人口,其中90%的人靠土地维生,只有一小部分的生产供交易使用。布罗代尔说:“有60%,甚至70%的地中海生产活动从未进入市场经济。”这是地中海地区的情形,北欧又如何呢?当地的岩石地和漫长的严冬使农民更难从土地中获利。

我们不妨将工业革命前的第一次浪潮经济分成A和B两个部分,这样有助于我们了解之后的第三次浪潮经济。在A部分,人们为自用而生产;在B部分,人们为交易而生产。A部分很大,B部分很小。对大多数人而言,生产和消费融合成单一的生活机能。希腊人、罗马人和中世纪的欧洲人并没有区分这两个部分,他们的词典中甚至根本没有“消费者”一词。在第一次浪潮时代,只有少数人仰赖市场为生,大部分人都活在市场之外。英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RH.托尼(R.H.Tawney)说:“金钱交易只是自然经济世界的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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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法国历史学家,年鉴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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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浪潮大大改变了这一情况。它创造了大量食物、货物和劳务的销售、交易制度,排除了为自用(不论是为生产者个人还是为其家庭)而生产的货物,同时创造出一个没有人(包括农民在内)能够自给自足的文明。每个人都几乎完全依赖别人生产的食物、货物和别人付出的劳动。

总之,工业主义打破了产消合一的局面,使生产者与消费者截然分开。第一次浪潮的融合经济变成第二次浪潮的分裂经济。

市场的意义

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其意义。临时形成的小型市场第一次成为人们的生活中心。经济变成了“市场化”的经济,这种现象同时出现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社会主义工业社会。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纯粹的资本主义产物,而且往往把这个名词视为“利润经济”的同义词。然而,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交易和市场比利润先出现,而且与利润无关。确切地说,市场只不过是一个交易网络、交换枢纽,货物、服务和消息由此处分配到适当的地点,它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产物。

第三章 看不见的巨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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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第二次浪潮所到之处,生产目的由自用变成交易,因此必须有可以进行交易的场所,必须有市场,但市场不是被动成立的。经济史学家卡尔·波拉尼(KarlPolanyi)解释了附属于早期社会与宗教文化目标的市场如何为工业社会拟定目标。大多数人被金钱制度吸引,商业价值变成重心,经济增长(以市场规模来衡量)变成政府的主要目标,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一样。

市场是一个自我扩张的系统,正如早期的生产分工鼓励了商业发展,市场的存在鼓励人们更进一步生产分工,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自我扩张的系统也在这一基础上得以成立。

市场爆炸性的扩张使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得到提高。

然而,在政治方面,第二次浪潮中的政府发现自己被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新冲突撕裂,阶级斗争逐渐被更大、更深的冲突掩盖,生产者(工人和管理者)要求更高的工资、利润和红利,而消费者(也包括前者)要求更低的价格。经济政策就在这个支点上摇摆。

美国消费者运动的蔓延,波兰反对物价上涨的抗议暴动,英国无休无止的有关价格和收入政策的辩论,苏联重工业与轻工业孰重孰轻的意识形态斗争,都是生产和消费分离后在各个社会产生的深刻冲突。

除了政治外,文化也受到这一分离现象的影响。此时出现了历史上最拜金、最贪婪、最商业化、最斤斤计较的文化。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会同意《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论述:“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人际关系、亲情、爱情、友情、社会关系都被商业的自利行为腐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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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钱、商品和财物的迷恋并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反映,而是工业主义的结果。这种现象反映出市场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生产和消费分离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依靠市场而非个人的生产技术获得生活必需品的。

在这种社会里,不论其政治结构如何,买卖、交易的对象都不仅仅是产品,还包括劳动力、思想见解、艺术与灵魂。西方的采购员滥收非法佣金,与苏联的编辑收受作者的回扣作为采用其作品的报酬或水电工要一瓶伏特加作为小费并没有什么不同;法国、英国、美国的艺术家为金钱而写作、绘画,与波兰、捷克的小说家、画家和剧作家出卖他们的创造自由以换取津贴、买一辆新车或其他常人得不到的东西并无二致。

这种腐败现象源于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市场必须重新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把货物从生产者流通至消费者,这种趋势自然赋予控制市场的人一股巨大的力量,他们也自然会为这种权力辩解。

生产和消费分离的现象成为所有工业社会和第二次浪潮社会的特征,并且影响到人的心理和对人格的假设,所有的行为都被视为一连串的交易。继以往建立于友情、亲情、部落、封建关系之上的社会之后,出现了以或明或暗的合约关系为基础的第二次浪潮文明,连夫妻关系都有婚姻合约。

生产者与消费者这两种角色的分离同时创造了双重人格。同一个人,(身为生产者)被家庭、学校和雇主教育得要节制,要接受培训、控制和约束,要服从命令,成为集体中的一分子,同时(身为消费者)要追求及时行乐,要快乐,不要算计,要放弃纪律,要追求个人的享乐—总之,要做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尤其是在西方社会里,广告火力全开地对准消费者,鼓励他们冲动消费,“挥霍趁今朝,付款待将来”,这种活动为经济巨轮的运转提供了忠贞不贰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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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分裂

最后,在第二次浪潮社会里劈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同一把巨斧也把工作劈成了两半。这种二分法对家庭生活、性别角色及个人内心的生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工业社会,最常见的性别分类就是把男人视为“客观的”,把女人视为“主观的”。如果说这种看法有任何真实性,那它可能并不符合某种不变的生理事实,而是这把看不见的巨斧所造成的心理影响。

在第一次浪潮社会里,大多数工作都是在田野或家中进行的以整个家族为经济单位,而大部分生产是在农村或庄园之中消费的,工作和生活合二为一。每个村庄大多都是自给自足的,某地区农民的丰收和另一地区毫无关系。在一个生产单位里,大部分工人都可以执行多种工作,因季节、疾病或选择等需要而互相交换工作。工业社会之前的生产分工非常原始,结果第一次浪潮中农业社会的工作特色就是互相依赖的程度很低。

第二次浪潮横扫英国、法国、德国等地,把工作从田野和家中转入工厂,同时,人们工作之间的互相依赖程度也比以前提高了。现在工作需要合作、分工、协调许多不同的技术,工作的成功有赖于数千个分处各地的工人仔细地依照计划配合行动,这些人可能素未谋面。大钢铁厂或玻璃厂如果不能把所需的原料送入自动化工厂,在某些情况下就可能会影响整个行业或者整个区域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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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依赖程度低和程度高的工作之间在角色、责任、报酬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早期的工厂主抱怨工人不负责任—工人不在乎工厂的生产效率,在最需要他们工作时出去钓鱼、玩耍或喝酒。事实上,早期的工人大多是农民,他们习惯于做互相依赖程度低的工作,而且对自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角色及因自己的“不负责”而引起的减产、故障和错误没有什么认识。同时,由于薪水很少,他们根本没有生产积极性。

在这两种工作的冲突中,新形态的工作似乎占了上风。越来越多的生产转入工厂和公司,农村人口外迁,成千上万名工人变成高度互相依赖系统中的一部分。第二次浪潮的工作方式压倒了第一次浪潮落伍的工作方式。

虽然互相依赖战胜了自给自足,但是没有赢得全面胜利。

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分散的单位,从事生物生产,即生养孩子,传播文化。即便一个家庭没有生育,或者没有好好地抚养孩子,为孩子今后的工作做好准备,也并不一定会危及邻居家的生产任务。换言之,家庭生产仍然是互相依赖程度很低的活动。

家庭主妇仍然执行一些重要的经济功能。她们从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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