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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是前文提到的A部分(为家庭自用)生产,不是为市场生产。
丈夫投入直接的经济工作,妻子仍然留在家中从事间接的经济工作。男人承担起传统意义上比较先进的工作,女人则处理比较落伍的传统工作。男人向未来迈进,女人则停留在过去。
这种差别造成了人格和精神生活的分裂。工厂和公司的集体工作特性,协调与统一的需要,强调客观分析和客观关系的重要性。男人从小就为了工作而做准备,他们要进入互相依赖的世界,因此被要求要“客观”。女人从小就准备承担生育、抚养孩子、操持家务等工作,这些工作和社会的关系相对疏远,她们被要求要“主观”,因此往往被认为不能做需要客观、理性及分析性思考的工作。
因此,女人一旦离开家庭,外出从事互相依赖的生产工作,就往往被指责为不像女人、冷漠、心肠狠。
同时,性别差异和性别角色日趋明显,也是因为人们误将男人与生产、女人与消费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男人也消费,女人也生产。总之,虽然女性在第二次浪潮出现之前一直受到压抑,但是近代的“两性之战”大部分应归咎于两种工作方式的冲突,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分离的经济使得性别的分离更为彻底。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看不见的巨斧将生产者和消费者一分为二,因而产生了许多重大的改变:市场的形成和扩大衔接了生产与消费,新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冲突出现了,新的性别角色确定了。然而,这一分离的意义远非如此简单,它意味着所有处于第二次浪潮的社会都将以这种方式运转,并且必须符合某些基本条件。至于生产的目标是不是利润,生产机构是公有的还是私营的,市场是“自由的”还是“计划的”,名称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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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生产是为了交易,而不是为了自用,只要生产必须经过经济总闸或市场,人们就必须遵守第二次浪潮的某些原则。
一旦这些原则被人们认可,所有工业社会潜在的动力就会被一览无余。同时,我们也可以据此推知第二次浪潮中人们共同的想法,因为这些原则构成了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基本规则——行为规范。
第三章 看不见的巨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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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打破规则
每种文明都有一套潜规则—这一连串规则反复不停地操纵着人类所有的活动。当工业主义风行全球之际,这特殊的潜规则变得十分明显,其中包括6个控制人们行为的相关原则。这些原则源于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性、运动、工作、战争。
今天的学校、企业和政府内部许多激烈的冲突都集中于这6个原则,第二次浪潮中的人自然地运用和维护这些原则,第三次浪潮中的人却指责、攻击这些原则。不过这话题扯得太远了。
标准化
第二次浪潮的这些原则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标准化。众所周知,工业社会可以生产出数百万件相同的产品,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一旦市场变得很重要,我们就不仅仅把可口可乐瓶、电灯泡、汽车变速器予以标准化,还把同样的原则应用到许多其他事情上。最早把握住这个重要观念的是西奥多·韦尔(Theodore Vail),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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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庞大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韦尔在18世纪60年代末担任铁路邮局职员,他注意到没有任何一封信会经由同一路线到达其目的地,邮包来来回回总要花上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才能到达目的地。韦尔首倡标准化路线的观念——所有前往同一地点的信件都经由同一路线递送,这一观念革新了邮局的工作方式。他后来成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每一户美国家庭安装一部一模一样的电话。
韦尔不仅使电话听筒和所有的零件标准化,而且使其公司的作业程序和管理都迈上标准化之路。他在1908年刊登的广告上辩称自己吞并小电话公司的行为是为了“全盘标准化”,可以节约“设备、线路和管道工程及作业方法、法律工作”的经济成本,当然还包括“统一的作业系统和会计系统”。韦尔认识到,要在第二次浪潮的环境中成功,“软件”,即程序和管理工作,要和硬件一样标准化。
韦尔是塑造工业社会的“伟大的标准化专家”。另一位专家是善于革新的机械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Taylor),他相信可以通过使每个工人的工作步骤标准化,迈上工作科学化之路。20世纪初,泰勒断言每份工作都有其最好(最标准)的执行方法、最好(最标准)的工具和明确(最标准)的完成时间。
他以此哲学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管理大师,与弗洛伊德、马克思、富兰克林等齐名。不仅汲汲于榨取工人最后一点儿生产力的资本家赞扬泰勒主义,效率专家、按件计酬计划、进度制定者应运而生,而且共产主义者也加入热情赞扬泰勒的行列。事实上,列宁鼓励社会主义的生产作业实施泰勒的方法。列宁是工业主义者,也是共产主义者,更是标准化的热情信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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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浪潮社会,雇佣程序和工作逐渐标准化。标准化测验被用来辨别和剔除不合格者,尤其是在行政事务领域。整个行业的待遇水准、福利、午餐时间、休假制度、投诉方式都被予以标准化。为了让年轻人适应就业市场,教育家设计出标准化的课程。比奈①和特曼②等人设计出标准化的智力测验。学校的评分制度、教学方式和授予学位的规定都是标准化的。选择题测验盛行一时。
同时,大众传播工具散播标准化的影像,让千百万人观看同样的广告,阅读同样的新闻、同样的短篇小说。政府禁止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加上大众传播的影响,使得威尔士语和阿尔萨斯语③等方言几乎完全消失。“标准的”英语、法语、俄语取代了“不标准的”语言。外观大致相同的加油站、广告牌、房屋随处可见,国家的各个地区越来越相似。标准化的原则遍布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更深一层来看,工业文明需要标准化的重量和长度单位。为法国带来工业时代的法国革命,首先淘汰了工亚时代以前欧洲盛行的拼凑式测量单位,代之以公制单位和新历。统一的测量标准经由第二次浪潮被带到许多地方。
第四章 打破规则
① 比奈,指比奈·阿尔弗雷德(Binet Alfred,1857—1911),法国实验心理学家、智力测验的创始人。——编者注
② 特曼,指刘易斯·麦迪逊·特曼(LewisMadison Terman,1877—1956),美国心理学家。目前世界各国通用的标准智商测试就是他发明的。——编者注
③ 阿尔萨斯语是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的一种语言,其使用区域主要在法国东北部的阿尔萨斯地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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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批量生产需要标准化的机器、产品和生产方法,不断扩张的市场需要标准化的货币,甚至标准化的价格。以往货币是由银行、私人和国王发行的。直到19世纪,美国部分地区仍然使用私人铸造的货币,加拿大直到1935年仍然如此。工业化国家逐渐禁用各种非官方货币,以单一标准的货币取而代之。
甚至到19世纪,工业国家的买卖双方仍然在开罗市场上为每一桩买卖讨价还价。1825年,一位年轻的北爱尔兰移民A.T.斯图尔特(A.T.Stewart)在纽约开了一家干货店,他的不议价作风令顾客和竞争者大吃一惊。这种不议价政策—价格标准化,使斯图尔特成为“当代商界之主”,同时为批量销售扫除了主要障碍。
前进中的第二次浪潮思想家力排众议,坚持标准化是合乎效率的,因此第二次浪潮无情地使用标准化原则消灭一切差异。
专业化
第二个风靡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的原则是专业化。第二次浪潮消灭了多样化的语言、休闲和生活形态,因此更需要多样化的工作。第二次浪潮加速了劳动分工,以狭隘的专家和只做一份工作的工人——泰勒作风,取代了多面手的农民。
早在1720年,英国一份名为“关于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的报告中即指出,专业化可以使用“较少的时间和劳力”把工作做好。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卷首特别强调:“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的改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斯密曾经写下一篇谈论制造别针的文章,被誉为经典之作。他说,一个老式的工人如果独立进行所有的作业,一天最多只能做出20个别针,可能连一个也做不出来。相比之下,斯密谈到他所参观的一家“工厂”,由10个专业化工人操作18个不同的作业程序,每人负责一个或多个步骤。他们每天可以生产4.8万个别针,每人平均生产48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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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工作逐渐转入工厂,生产别针的故事一再上演,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专业化的人员成本也逐渐上升。工业化的反对者指责高度专业化的重复劳动使工人的非人性化程度加深了。
1908年,当亨利·福特开始制造T型车系列时,完成一个单位的作业程序不再是18个,而是7882个。福特在其自传中指出,在这7882个作业程序中,有949个需要由“身强力壮、体力绝佳的男人”完成,有3338个需要由“一般”体力的男人完成,其余的工作可以由“女人或年龄稍大一些的小孩”完成。他冷酷地说:“我们发现,有670个作业程序可以由无腿的人完成,2637个可以由只有一条腿的人完成,2个可以由没有胳膊的人完成,715个可以由只有一条胳膊的人完成,10个可以由盲人完成。”总之,专业化的工作不需要一个完整的人,只需要部分肢体即可。由此可见,过度专业化将人仅仅视为劳动工具。
批评家将这归咎于资本主义,但这也成为社会主义的特色,因为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常见的极度专业化都根植于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如果没有精细的专业化,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就不可能像日本或者美国一样经营工厂——美国劳工部在1977年发布了一份包括两万种不同职业的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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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专业化带来了专门职业的兴起。某些专家趁机垄断独门知识,使新进者无法逾越,因而产生了专门职业。随着第二次浪潮的发展,市场将知识所有者和客户连接起来,把他们清晰地分割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因此,在第二次浪潮社会里,健康也被视为一种产品,由医生和“健康运输”机构提供,而不是病人自我治疗(为自用而生产)的结果;教育应该由学校教师“生产”,由学生“消费”。
从图书管理员到推销员,各种职业团体都极力争取被称为专业人员的权利,并且订立加入其所在专业的标准、价格和条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迈克尔·珀楚克(MichaelPertschuk)说:“我们的文化被专业人员霸占了,他们称我们为客户’,并且规定了我们的‘需求’。”
同步化
生产和消费分离的结果也迫使第二次浪潮中的人改变对时间的态度。在依赖市场的制度下,不论是计划性市场还是自由开放的市场,时间都等于金钱。昂贵的机器不容闲置,它们以自己的节奏开展工作。因而产生了工业文明的第三个原则:同步化。
即使在原始社会,工作也必须与时间密切配合。外出狩猎的人常常需要协同配合以捕猎同一猎物,渔猎的人必须协力划船和拖网。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汤姆孙(GeorgeThomson)多年前指出,不同的劳动号子代表不同的体力要求。船夫以简单的两音节声音“噢——呸”来代表劳动时间的节奏。第二个音节是出力最大的时刻,而第一个音节是准备的时间。他还发现,拖船比划船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所以出力的时刻间隔更长。爱尔兰人拖船时的劳动号子是“吼——哩——吼——哈”,在最后出力前的准备时间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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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浪潮带来了机器,劳动号子已不复闻。在此之前,同步化的工作多半出自劳动者身体器官的需求,来自季节的流转、生物过程、地球的自转和心跳的节奏。第二次浪潮社会却根据机器的节奏运行。
随着工厂式生产的蔓延,高昂的机器成本和紧密的劳工关系都需要更精密的同步化作业。如果工厂中某一群工人完工太迟,其他人的工作就将被耽搁,所以在农业社会并不显得十分重要的守时观念,在工业社会却成为必需,钟表也开始普及各地。18世纪90年代,钟表在欧洲已经成为常见的东西。用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E.P.Thompson)的说法,“正是在工业革命要求劳工更为同步化之时”,钟表得以普及。
在工业文化中长大的孩子从小就要有时间观念。学生在上课铃响时就要到校,因此参加工作后,哨音一响,他们就会准时到达工厂或办公室。工作以时间为单位,被分成以秒计时的程序。“朝九晚五”成为数百万名工人的作息时间。
受到同步化影响的不只是工作,所有的第二次浪潮社会,不论出于对利润还是政治因素的考虑,人们的社交生活均受到时钟的摆布,以配合机器的需要,把一部分时间拨给休闲。标准长短的假期、休息时间和工作计划时间遍布各地。
学生按照统一的时间入学和毕业,医院同时唤醒所有的病人共进早餐,交通高峰期道路拥堵不堪,广播频道把娱乐节目都安排在同一个时段—“黄金时段”播放。每一家企业都有其旺季和淡季,供应商和分销商与之采取同一步调。同步化的专家出现了,包括工厂监工者、制表员、交警、研究时间的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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