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各个国家的新政治制度即源于这些冲突和争论。仔细观察这些制度，我们会发现它们是此前第一次浪潮的假设和工业时代带来的新观念的混合体。历经漫长的农业文明之后，第二次浪潮政治制度的创立者很难想象建立于劳动力、资本、能源和原料而非土地之上的经济。土地一直是人们生活的中心，因此地域因素深植于我们的选举制度之中。美国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及英国等工业国家的议员都不是依照社会阶层、职业、人种、性别、生活方式等标准被选拔出来的，他们只是一个特定地区居民的代表。

第一次浪潮中的人口流动很少，因此工业时代的政治制度自然而然地假设人们一辈子都会待在同一个地方。直到今天，居住权仍是选举规则中的要项。

第一次浪潮中的人生活节奏很缓慢，通信方式很原始，一个消息由费城国会传到纽约可能要花一周时间，华盛顿的一篇演说可能要花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才能传遍全国。迟至1865年，林肯遇刺的消息还要花12天才能传到伦敦。由于需要众人共议的事情进展很缓慢，国会的代议政体向来被视为“深思熟虑”—可以慢慢考虑他们需要讨论的议题。

第一次浪潮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很无知，因此人们相信，那些代表，尤其是选自受教育阶层的代表自然会做出比大众更为明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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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第二次浪潮革命家在政治制度中引入了第一次浪潮的假设，但他们也把眼光投向未来，因此他们所建立的制度反映出当时最新的技术观念。

机械狂

工业时代早期的商人、知识分子、革命家都被机器催眠了。他们被蒸汽机、时钟、织布机、水泵筒、活塞迷住了，因此他们根据当时简单的机械技术原则建立了无数类似的制度。像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等人既是科学家、发明家又是政治革命家，绝非偶然之事。

他们在牛顿伟大发明所产生的文化影响下长大。牛顿在探索宇宙之后，断言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巨大的时钟，按照准确的机械规律运行。法国物理学家、哲学家拉·梅特里（LaMettrie）在1748年宣称，人本身就是一部机器。亚当·斯密后来把机器的理论引用到经济上，认为经济是一个系统，而系统“在很多方面和机器很相似”。

在谈论到《美国宪法》的争论时，麦迪逊曾经指出，必须“重新塑造系统”，改变政治权力的“结构”，以“不断过滤”的方式来选择公职人员。《美国宪法》本身就像大钟的内部结构，充满了“制动机和平衡轮”。杰斐逊也提到“政府机械”一词。

美国的政治思想中充斥着飞轮、锁链、齿轮、制动机和平衡轮的声音。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发明了“政治机器”，随后，美国部分地区拥有了自己的政治机器：纽约市有了“特威德机器”，田纳西州有了“克伦普机器”，新泽西州有了“黑格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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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美国政界人士仍然在国会和各州立法机构准备政治“蓝图”“机械选举”“蒸汽轧路机式”或者“铁路式”的方案。在19世纪的英国，克罗默（Cromer）爵士构想出一个“可以保证机器各个部件协调运转”的帝制政府。

这种机械化思想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列宁认为国家“只是一部资本家用来压制工人的机器”。托洛茨基（Trotsky）提及“资产阶级社会机械结构的所有轮子和螺丝”，同时以同样机械化的语气来述说革命党的机能，他称呼这种机能为强有力的“仪器”，并指出“和任何机械一样，仪器本身是静止的……物体的运动要能克服死的惯性…因此，蒸汽的动力在转动飞轮之前必须克服机器的惯性”。

第二次浪潮社会的革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浸淫于这种机械思考之中，几近盲目地相信机器的能力和效率，因而发明了带有许多早期工业机器特色的政治制度。

代议制度

第二次浪潮社会的革命家所制定的政治结构是基于代议的基本观念的。每个国家采用一部分标准，这些标准来自所谓的全球代议制度。

这些标准包括：

1. 个人有选举权。

1. 党派集聚选票。

3.候选人赢得选举后立刻成为选举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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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立法机关（国会）里通过选举的方式，由代表制定法律。

5.行政首长（总统、首相、政党秘书）把原料以政策的形式放入立法机器，然后执行最后的法令。

选票相当于牛顿机械论中的“原子”。选票由政党收集，而政党又成为制度的“复印本”。政党从各个渠道把选票集中起来，把它们输入选举计算机，按照政党的势力予以混合，产生“民众意愿”——这是推动政府机器运转的基本燃料。

代议制度的标准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并运用。在有些地方，凡是超过21岁的人都可以投票；在有些地方，只有白种男人有选举权。在某个国家，整个选举程序只是独裁者走走过场在另一个国家，选举结果确实代表大多数民意。有些国家是两党执政，有些国家是多党执政，还有一些国家则只有一党执政。然而，历史的轨迹很清晰，不论政党如何修正、重组，所有工业国家正式的政治机能所采用的都是同一套基本制度。

正如工厂代表了整个工业科技领域，代议政府（无论如何变化多端）也成为每个“先进”国家的地位象征。事实上，在殖民者的压力和自身盲目效仿心理的驱使下，许多非工业国家都匆忙建立起同样正式的制度，运用同样的全球代议政体。

全球法律工厂

“民主机器”并不仅仅存在于国家层面，州、县、地方政府，甚至议会都予以采用。今天，仅在美国，各大都市就有50万名民选的公职人员和25869个地方政府单位，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选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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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政体和选举方法。

在非都市地区，有数千部这类代议机器，全球总数不下千万。在瑞士各州、法国各区、英国各郡、加拿大各省、波兰各区、新加坡、海法、大阪、奥斯陆，公职候选人瞬间变成代表。至少有1万部这类机器在第二次浪潮国家制定法律、政令、制度和规则。

理论上，正如每个人和每张选票都是一个微小的单位，每个政治单位国、省、地方，也都被视为微小的存在。每个单位都有其精心界定的权限、权势、权利和责任。各单位依阶层形态组合在一起，由上而下，由国到州到地区再到地方权力，但是工业制度日趋成熟，经济逐渐统一，每个政治单位的决策都会触及其权限以外的地带，引起其他政治体系的反应。

日本国会关于纺织业的决定会影响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就业和芝加哥的福利事业。美国国会表决外国汽车的配额会增加名古屋和都灵的地方政府的工作负荷。政界人士一度可以自行决策，不干扰他们权限以外的地带，但是这种情况越来越少见了。

到20世纪中叶，全球各地许多表面上很独立的政治团体，通过经济来往，广泛的旅游访问、移民和通信，不断互相影响。

各种代议制度也因而逐渐形成一部看不见的超级机器：一座全球法律工厂。我们现在就要看看这个全球体系的杠杆和控制轮如何操纵，以及由谁操纵。

选举仪式的充分保证

代议政府源于第二次浪潮革命的解放之梦，它比早年的权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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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迈进了一大步，在技术上的胜利远超蒸汽机和飞机。

代议政府摒弃了世袭制，代之以有秩序的政权转移。它为社会各个阶层开启了反馈通道。它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各个团体的歧见得以和平解决。

代议政府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一人一票的观念，帮助贫弱者从担负社会整合责任的权力专家手中获得利益。基于上述理由，就整体而言，代议政府的普及乃是历史上人性化的一大突破。

然而，代议政府从一开始就无法履行其承诺。不论我们如何运用想象力，如何下定义，它本身都不是由人民控制的政治。它确实无法改变工业国家的潜在权力结构—分支领导阶层、领导阶层和超领导阶层。事实上，代议机能不仅没有削弱管理阶层的控制力，反而变成他们掌握权力的一种主要整合工具。

选举不仅关乎输赢，而且为领导阶层承担起一项强有力的文化功能。每个人都有投票权，选举造成了人人平等的假象。选举提供了群众程序的保证，传递给人们一个观念——选择的进行是系统性的，和机器一样规律，因此自然是合理的。选举在形式上向选民担保，他们仍然是主宰者—至少在理论上，他们有选择领袖的权力。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确保履行选举程序往往比选举结果更为重要。

负责整合工作的领导阶层在各地运用不同的手法操纵政治机器，他们可以控制党派的数目或者左右选举的合法性。然而，选举的仪式（有人会认为是闹剧）却在各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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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虽然有民主改革者和激进者的努力，领导阶层仍然保有永久控制代议政府的能力，人们提出许多理论来解释个中原因，但是多半都忽略了这一制度的机械本质。

如果以一个工程师而非政治学家的观点来看第二次浪潮的政治制度，就会突然发现一个不为人所关注的关键因素。

工程师往往把机器分成两种非常不同的类型：一种是间歇作业，称为“分段处理”的机器；另一种是不间断作业，称为“连续流程”的机器。一般的打孔机即属于前者，工人把一叠金属片放入机器，把它们压成所要的形状。一叠压完，机器就会停止，等候新的一叠出现。后者如炼油厂，一旦开工就永远不会停止。一天24小时，石油流经各个输油管道。

如果我们注意到全球法律工厂断续的选举制度，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部典型的分段处理机器。大众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段选择候选人，时间一过，正式的“民主机器”就又开动了。

各个有组织的机构、游说团体和权力传播者发挥的却是持续的影响力。企业界和政府机构的说客在委员会前做证，组成蓝带审查小组，参加同样的宴会，在华盛顿用鸡尾酒、在莫斯科用伏特加举杯互敬，来回传递消息和增强影响力，因而持续不断地影响了决策程序。

总之，领导阶层创造了一部强有力的连续流程机器，和民主分段处理机器一起作业。我们只有在眼见这两种机器并肩而立时，才会了解国家如何在全球法律工厂里行使权力。

只要代议游戏继续进行，人民就最多只能间歇地利用投票的机会表达他们对政府及其决策是否认同。相反，权力专家却可以不停地左右那些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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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种控制社会的有力工具被并入代议原则。选举某些人来代表其他人，因而形成了新的领导阶层。

当初，工人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利时受尽压迫，被控以阴谋叛乱，被公司间谍追踪并遭受警察毒打。他们是政治制度的局外人，没有足够的权力在这一制度中当代表。

一旦成立了国会，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整合团体—劳工组织，其中的成员不仅代表工人，而且负责协调工人与政府及企业界的领导阶层。撇开美国劳动联盟前主席乔治·米尼(GeorgeMeanys）和法国劳工领袖乔治·塞格斯（GeorgesSéguys）的说辞不谈，他们自己就是整合领导阶层的主要成员。

在理论上，渴望再度当选的心理可以保证代表均会诚实不欺，继续为他们所代表的群众发言，但是并不能防止他们被权力吸引。代表和被代表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总之，代议政府——我们也称之为民主，是一种保证不平等的工业技术。代议政府是假代议。

稍微回看一下刚才的结论，我们所见到的是极端仰赖化石燃料、工厂生产、核心家庭、公司、大众教育、大众传播的文明，而这一切都奠基于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之上，并由负责整合工作的领导阶层管理。

在这种制度之下，代议政府成为政治工厂。事实上，这是一座制造集体整合决策的工厂。和大多数工厂一样，它是由上层负责管理的；也和大多数工厂一样，它已经逐渐落伍，成为走进第三次浪潮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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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第二次浪潮的政治结构正逐渐落伍，不能应对今天的复杂局面，部分原因应归咎于另一个重要的第二次浪潮机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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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国家狂热

阿巴科岛上有6500个居民，这座岛屿是佛罗里达州海岸外巴哈马群岛的一部分。几年前，一群美国企业家、军火商、自由企业理论家，以及一位黑人情报员、一位英国上议院议员联合决定，阿巴科岛宣布独立的时刻到了。

他们计划占领该岛，与巴哈马政府决裂，允诺革命成功后给予当地居民每人一英亩①土地。(这样做会剩下25万英亩土地为不动产开发者和投资者所用。）他们最终的梦想是要把阿巴科岛建设成没有税赋的乌托邦，让害怕社会主义制度的富有商人有个避难处。

自由企业虽好，但当地居民对挣脱束缚毫无兴趣，致使疑议中的新政府胎死腹中。

然而，在这个到处有人争取建国，已有152个国家在联合国取得成员国地位的世界，这类可笑的举动自有其意义。它迫使我们

①1英亩≈4046.86平方米。—编者注

②此为作者写作时的数据。截至2017年，联合国已有193个成员国、2个观察国。——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