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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掌控 Unverfügbark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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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这本小书并没有像英译本和法译本那样，在原书出版后马上就翻译出版，而是因为上述情况而晚了一些时候，但在郑作彧与马欣分别作为社会学研究出身与哲学研究出身的学者，在其倾力合作下，这本书能确保其中的重要学术概念在翻译上同时兼顾社会学和哲学的准确性，这是其他语言的译本所不具备的优点。因此不论读者是对学理有些兴趣的一般大众、社会学家，还是哲学家，应都能接受这本译作。也由衷期盼读者在聆听罗萨与两位译者想跟大家分享的声音之后，有朝一日也能给予我们回应，让我们大家彼此间的世界也能拥有相互聆听与回应的关系。
郑作彧与马欣2021年11月于南京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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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ahel Jaeggi，Entfremdung，pp.56ff. 另外这里必须补充说明的是，不论是“化用”概念、还是将“化用”与“异化”对立起来的做法，都并不是耶姬独创的。至少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就已经提出过化用与异化的对立关系了。马克思也提到过这种概念，只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Aneignung通常在中文中被翻译成“占据”。关于化用（或占据）与异化的概念对立的详细概念史考察，可见：Sybille De Le Rosa，Aneignungund interkulturelle Repräsentation. Grundlagen einer kritischenTheorie politischer Kommunikation ， Wiesbaden ： Springer VS ，2012，pp.51—77. 耶姬早先便深受马克思的提法的影响。见：RahelJaeggi，»Aneignung braucht Fremdheit：Überlegung zum Begriff derAneignung bei Marx« ， in ： Appropriation Now！ Texte zur Kunst ，2002 ， Vol.46 ： 60—69. 但 是 耶 姬 用 自 己 的 方 式 重 新 定 义 了 异 化 与Aneignung，尤其是她刻意将Aneignung的三个意涵全部一并提及，亦即她的Aneignung意指一种将世界吸收内化进我们当中，并因此能自在地加以运用的过程，这与过往的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用法都不一样了。如果按照过往的译法将之译为“占据”，会完全无法掌握（甚至曲解）这个词汇在批判理论第四代学术圈想表达的意思。因此本书不拟参照过往的译法，而是一律将Aneignung重新译为“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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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前言
当我在2018年春天开始写《不受掌控》这本小书时，我还不知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将会席卷全世界。而且当时我一开始也还没有想好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即后来题为“不受掌控的事物，变成怪物回来了”的第九章——要怎么写。我写这本书最初的设想是，前半部分描述（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现代社会如何着眼于使用科学的、技术的、经济的手段，以支配、控制、取用与掌控世界；后半部分则探讨一个完全受支配的世界如何不但不会为我们带来幸福，反而还会让世界失去色彩，抹消能撩起我们欲望的秘密。任何事物，唯有它的某些部分仍不断在逃离我们，我们才会真正爱着它。一个我们爱的人如果完全被我们控制住，我们就不再会爱这个人了。一本书或一首歌，如果我们完全读懂或完全听透了，它们就不再会是我们最喜欢的书或歌了。幸福，意味着我们和某个东西——可以是人、艺术作品、风景、观念，或是工作——有着持续的交互关系，让我们能处于一个会持续带来让我们感到惊讶、变得惊讶的新东西的交换关系中。为此，我们要能触及我们所面对的对象，但不能去支配对象。这就是我这本书的主旨。
但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其实从来也没有真正完全控制过这个世界，也从未真正控制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尽管（或正是因为）我们有了更好的技术和更多的可能性，我们的生活从来都是不受控制的。人们越来越常感觉到生活是失控的，越来越常体验到无力感。例如我们想打开暖气、提高室温，但暖气却没有运作，依然冷冰冰。或我们想打开智能手机某个软件时，屏幕却卡顿了，一直显示“请稍后”，这使得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不能付款、不能显示通行证、不能打电话、不能查询手机卡顿的解决方式。虽然当这些设备正常运作时我们会觉得自己有很好的掌控能力、几乎是无所不能的，然而一旦设备不好使了，我们随即就会有深深的无力感。连在其他层面，我们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时，也常常会有无力感。就像仓鼠在滚轮中跑动一样，虽然我们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和选项，亦即虽然我们拥有掌控能力，但我们却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跑到哪里去、为什么要一直跑。我们感觉处在内卷的情境（急速的静止）中。与此类似，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个现代社会，情况并没有变得更好。我们对于大自然及其各种力量有越来越多的认识与支配，它们越来越能被我们掌控以服务于我们的目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摧毁自然的危险，并因为气候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后果（例如，暴雨、热浪、洪灾）使得我们沦为无能为力的受害者。这样一种新的（我们自作自受导致的）不受掌控，不能为我们带来幸福。这是一种负面的不受掌控，无法让我们与生活构成成功的、深层的关系。完全相反，这种负面的不受掌控表达了、让我们经验到了本体论层面的异化。这种通过计算以支配世界的企图［如同韦伯（Max Weber）曾描述过的现代性原则、理性化过程］悖论般地导致了新的、极端不受掌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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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描述这些情形，我将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题为“不受掌控的事物，变成怪物回来了”。我当时完全没有料到，这本书才写完没多久，这个怪物就以新冠病毒肺炎的面貌席卷了全世界，让我们感受到世界与生活在本质上的不受掌控。在世界各地的封城阶段中，新冠肺炎疫情在完全的物理意义上极端缩减了我们对世界的作用范围。这段时间里，我们身体可触及的范围只剩下我们自己待着的小房间。而且一开始这种病毒对我们来说是不受掌控的，因为还未对它进行过科学研究，还不知道怎么医治，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也无法控制疫情。更糟的是，它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不受掌控的，因为我们完全知觉不到它。我们听不到、看不见、闻不着、尝不了病毒，甚至可能在它已经感染了我们的身体后，我们都还一无所知。不论是在中国、欧洲，还是在美国，我们所有人都很努力尽可能快地控制住疫情。这样做当然是正确的。但疫情的频繁出现随即让我们想到，其实生活就像疫情一样从来都没有完全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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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控制世界的企图，不仅孕育了不受掌控的怪物，其本身也失败了，因为它引发了在这本书中被我称为“侵占关系”的世界关系。人们努力将一切事物都用数字和数据来量化，并用算法来控制、优化一切事物，但这却造成了内在的异化，让人们失去了耶姬（RahelJaeggi）所谓的化用世界或我所谓的吸纳转化世界的能力。如同郑作彧和马欣在译者导读中详细探讨的那样，这妨碍了一个充满共情或共鸣的世界关系的产生。所以我这本书特别强调一个论点：一个完全受到掌控的世界，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死气沉沉”的世界，我们不再能与之形成具有生命力的关系，而且这样的世界也会让我们在仓鼠滚轮里奔跑至死的过程中产生集体的“倦怠症”。
所以我深信，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面临一个寻找另一种在世存有形式的可能性的任务。这样的任务虽然不能没有科学和技术的协助，但人们不能再在“追求绝对力量或绝对支配”与“充满内在无力感（如倦怠或异化）与外在无力感的经验（尤其是当面对气候灾难或脱缰的经济市场与竞争市场的时候，或是当面对老是死机的智能手机的时候）”之间来回折腾了。正是因为这样的任务，所以这本小书能翻译成中文出版让我非常高兴，同时也充满期待。因为，首先我相信，唯有东方和西方一起合作，我们才能完成这项庞大的任务。唯有大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一起合作、共同克服这个问题，携手探讨我们的经验、知识与可能性，我们才有可能成功破解难题。今天人类的生活形式在很多方面已是全球性的了。气候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例子。唯有当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能跨越所有藩篱时，当代人类才能更好地学习新的生活形式。郑作彧和马欣在这本书相当精彩的译者导读中，便令人印象深刻地介绍了耶姬理论中关于生活形式的学习任务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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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主流的欧洲语言——德语、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在语法上只有两种形式：主动式与被动式。我怀疑，就是因为这样，现代文化总是在寻求“主动支配的极大化”（进行掌控）与“极端被动的无力感”之间来回摆荡。但是，我在尝试思考当代世界问题的解决方案时所提出的共鸣世界关系概念，却是一种在主动与被动之间游移的第三种模式。在欧洲主流语言的语法中，这可以被称为中层被动，亦即“半被动”。这也意味着，我的理论想表达的是一种半被动、半主动的世界关系。共鸣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们一方面被“世界”（亦即外在于我们的东西）触动，这时候我们是接受方；另一方面我们也通过回应世界（此时是主动的）而有了自我效能感与活力感。我们主动参与事件，但不必支配事件。事实上，唯有当人们将主体与客体之间严格的对立性给消解掉，将过程和事件自身置于中心地位，也许才能坚定一致地设想这样一种世界关系。例如跳舞就是这类经验。跳舞时，我们会觉得舞蹈——而非我们——才是这个活动的中心。舞蹈既在我们之内、也在我们之外。“我们怎么能将舞蹈与舞者区分开来呢？”爱尔兰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著名的诗《在学童之间》如是问到。我不久前发现，中国和欧洲的语言与思想中，有很多符合这样一种存在形式的观念。中国的语言和哲学想来应有比欧洲更好、更详细地阐述中层被动的世界关系的概念。所以我非常感谢两位译者，郑作彧和马欣，辛苦地翻译了这本书。我从郑作彧那里了解到很多中国和欧洲在思想与生活上的异同，并且我们在一起攀爬瑞士的瑞吉峰的旅程中也一起讨论和发展出这本书中的很多想法。
但是我更期待中国读者能告诉我，我的论点在哪些方面与在多大的程度上对各位读者来说是有说服力的，或是在哪些地方中国的读者可能有完全不一样的经历或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所以我非常希望这本书将会是我和各位中国读者持续不断且丰富精彩的对话的一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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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穆特·罗萨
2021年12月于耶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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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不期然的雪
您还记得童年时代在深秋或者冬日里的第一场雪吗？它就好像是另一重现实的降临。这种令人惊奇的、偶然的造访，如同一个不期然的礼物。我们没做任何事，但这样的礼物却让世界瞬间更换了模样。下雪就是这样一件不受掌控的事：我们既不能制造它，也强求不得，甚至不可预测它，至少不能提前很长一段时间。此外，我们也无法让雪成为囊中之物，将其占为己有：如果我们将它握在手心里，它便会消融在我们的手指间，如果将它带到房中，它便会融化成水，如果将它放入冰柜，它雪花的模样便不复存在了。或许这就是为何许多人——不只是小孩子——会如此期盼下雪，尤其是在圣诞临近时。气象学家在圣诞节前一连几周都在纠缠着这些问题：今年会是一个白色圣诞吗？这样的概率有多大呢？当然也不乏一些让雪可受掌控的尝试：冬季运动胜地会大肆宣传他们的雪，并保证有“充足的雪”；它促成了人工造雪机的发明，并且开发出了在15摄氏度以上仍能保持原状的人造雪。
我们与雪的关系如同水晶球一般，折射出了现代世界中的关系：迫不及待地去掌控世界是驱动现代生活的文化要素。但是，生命之活力、情感上的触动与真正的经验，都是在与不受掌控之物的相遇中形成的。倘若一个世界被充分地认知、计划和控制，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了无生气的世界。这并非一个形而上学的看法，而是基于一种日常经验：生活是在与我们“有关的”可受掌控与不受掌控的事物的相互作用中展开的；这同样发生在非日常的经验当中。我们以一种大众文化现象——足球运动为例。为什么大家会去体育馆观看球赛？“因为他们不知道比赛的结果会怎样”，德国国家队教练赫尔贝格（SeppHerberger）曾在1954年说出这句妙语，后来被多次引用。人们不断抱怨在足球比赛里“还是只与钱有关”，而与之相对的是，足球比赛的魅力恰恰于，它的胜负是既不能强求也无法购买的，即它们是不受掌控的。足球运动对于许多人而言是如此地紧张刺激，以至于他们可以持续一周将其热望聚焦在接下来的联赛上，因为从根本上它的特质就是不受掌控。但不受掌控并不是绝对的：人们当然可以通过金钱以及训练对比赛进程产生影响，每一名业余运动员都知道，不仅足球运动，还有网球、篮球，一切的运动项目皆是如此：人们的确可以借助精神上的训练与放松来增加获胜的概率，比如在网球的比赛场地进行充分的准备，但是人们不可能操控最终的胜利和下一秒的得分。不仅如此，我们不能通过加倍的努力来实现目标：当我们越是想去控制进球或下一秒的得分，就越是难以称心如意。所以许多球迷会在发球之前，作出各种隐晦的类似于神秘仪式的动作，来试图掌控不受掌控的局面。正是在这条分界线上的紧张与斗争，让体育比赛充满无穷的魅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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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受掌控与不受掌控的相互作用，不仅存在于许多运动项目中，这种相互作用对于扑克、下棋、博彩这类游戏项目而言更为根本，可受掌控与不受掌控的关系在这些项目中千变万化：国际象棋比赛中的赢家与输家能够很容易地预测出来，而在经典桌游——《老兄你别生气》或是在博彩中就不太可能了。这样的情况也不仅仅局限于游戏类的项目。我们遇到的不受掌控的事物，以及想要掌控它们的愿望或者斗争，犹如一条红线贯穿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就如同我们的睡眠：我们愈是想要睡着，就愈是难以入睡。尽管如此，我们可以试着，比方说出去散散步，或者养成一些有助于睡眠的小习惯，而让入睡变得容易一些。或是关于爱情，托托（Toto）乐队如此贴切地唱道：坚持住，爱情并不总是如期而至。抑或是关于健康，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工作来降低患感冒的风险，比如选择健康的饮食，但是，我们是否会伤风、患癌症或者椎间盘突出，则都是生活当中的不受掌控的部分，或者说，部分地受掌控。从游戏到爱情，从下雪到死亡，不受掌控构建了人类生活及其基本经验。追问现代的世界关系，即意味着去探寻当代社会的制度与文化实践，以何种方式同世界建立关联。此外，我们作为现代的主体以何种行为方式身处于世，那么我们如何在个体的、文化的、制度的与结构的层面，进入不受掌控的关系，就成了主要的分析焦点。在接下来的文本中，我想尝试将这一焦点系统地引入晚期现代社会的日常实践与社会矛盾领域，以便去考察从这一视角出发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对此，我的分析将从以下的假设出发：在晚期现代中生活的我们，企图在所有可以想见的（客体的、文化的、制度的、结构的）层面掌控世界，这让我们的世界不断遭受侵占，一连串的侵占。也就是说，世界变成我们要去认知、获得、管控或者利用的客体。我们的生活，本是由各种充满生命力的经验、充满相遇的经验所构成的，亦即因共鸣而成为可能。但我们对世界的掌控企图，让这样的生活不断远离了我们，留下的就只有害怕、恐惧、愤怒、绝望。这样的情绪尤其体现在那些昏聩的政治侵占行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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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我得感谢勒尔（Anton Röhr）的提示，他在一篇文章里令人印象深刻地探讨了网球运动的仪式经验，文章题名为《预备……开始！试论网球中的仪式与共鸣的关系》（Ready? Play！Ein Versuch zum Zusammenhang vonRitual und Resonanz im Tennis ， Erfurt ： Max Weber Kolleg ，2018）。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6e37dd44-00a2-427d-a3a7-6969b92c544e.md?start=3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