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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掌控 Unverfügbark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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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让现代性的社会文化形态，表现为仿佛是一种双面的掌控策略。我们既受到（外在）结构的逼迫，也受到（内在）文化的驱动，而去侵占世界。对我们来说，世界就是我们要去知晓、开辟、获取、化用、掌握、控制的。这常常不是就关乎让物——世界片段——变得能完全被获取而已，而是关乎让物可以更快、轻松、有效率、便宜、顺利、安全地被掌控。
(1) Maurice Merleau-Ponty ， Das Sichtbare und das Unsichtbare ， München：Fink，1986，p.290.
(2) Max Scheler，Di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m Kosmos. Vollständige Neuausgabe ， Berlin ： Sammlung Hofenberg ， 2016； William James ， Die Vielfalt religiöser Erfahrung. Eine Studie über die menschliche Natur. Frankfurt am Main：Insel-Verlag，1997.
(3) 见 马 尔 库 塞 （ Herbert Marcuse ， Triebstruktur und Gesellschaft.Ein philosophischer Beitrag zu Sigmund Freud ， Frankfurt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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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Suhrkamp，1977，p.111）接续舍勒（Max Scheler）所进行的讨论。
(4) 这里可参阅：Max Scheler，Di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m Kosmos，或是 Herbert Marcuse，Triebstruktur und Gesellschaft。马尔库塞非常细致地探讨了与世界相遇的“普罗米修斯”原则。这个原则以征服为目标，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性而形成，且越来越鲜明，并且这个原则也排挤掉在世存有的其他种可能性，尤其还排挤掉我们常描述为神秘的或情欲的世界关系的那些事情。
(5) Hartmut Rosa ， Identität und kulturelle Praxis. PolitischePhilosophie nach Charles Taylor ， Frankfurt am Main ： Campus ，1998； Beschleunigung. Die Verä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Moderne，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2005；以及最近，并且我自认为最完整的讨论，见：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Berlin：Suhrkamp，2016。
(6) 对此的详细讨论，可见Rosa，Resonanz，pp.520—522。
(7) 参 阅 Elisabeth von Thadden ， Die berührungslose Gesellschaft ，München：Beck，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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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可受掌控的四个方面
通过细致的观察，我们很快会发现可受掌控并非一个同质化的过程，它包含至少四个方面，或者说可将这一过程剖解为四个面向。
1. 首先，可受掌控意味着，使某物可目见、可认知，让已有的认知得以扩展。像人们试着通过望远镜探测到宇宙的更深处，借助显微镜探测到物质的最基本单位，或者使用电灯让暗夜宛若白昼，这些都是此种意义上的可受掌控。(1)
2. 其 次 ， 可 受 掌 控 意 味 着 ， （ 物 理 上 的 ） 可 抵 达（erreichbar）(2)，或者可进入，例如，借助火箭造访月球，利用卫星探测宇宙，驾驶潜水艇抵达深海，以及借助显微镜观察细胞结构，或是通过考古研究解密尘封的历史。自哥伦布开始，早期现代航海家所致力于的是，由已知欧洲世界的物理地界，驶向目之所及、行之将至的新大陆——这绝对是物理意义上的“殖民”过程。(3)
3. 可受掌控的第三个面向与可管控密切关联，或者说将世界的各个区域置于可被管控的范围之内。在这一点上，殖民主义的例子表现得最为明显，像是与之相关的知识生产（如地图的呈现形式）与技术管控及政治—军事监控的升级并驾齐驱。技术革新，尤其是在运输系统、军事系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技术革新，使我们可以更快速地抵达距离遥远的区域，同时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些区域。与此同时，政治与行政管理的结构，使服务于欧洲扩张的社会发展与经济资源得以（强制）掌控。这种将世界置于控制之下的努力，不只限于区域殖民的进程，还体现在更为广泛的方面：现代的世界关系的历史是侵占与控制的历史，光明穿过黑夜、飞机划过长空、轮船渡过大海、身体服下药物、空调控制温度，不一而足，皆是这一历史的体现。控制形式的先决条件是科学的分析方法，以及因果作用机制的渗透与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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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受掌控的第四个面向，即可利用，或者说是提供服务，它至少在分析的层面是可受掌控的一种形式，区别于（技术与政治）控制世界的面向。在这里，重点不只在于控制世界，也在于要将世界变成能服务于我们目的的工具，以此让“掌控世界”能更进一步变成“形塑世界”和“生产世界”。与此同时，“某物在场”也变得工具化了，再则我们每个人的计划和愿望，都转化为具体的物与客体。这一点在政治领域表现得极为明显，在竞选活动中政客始终借助抬高允诺的手段来操控选民——选我们吧，你们将会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退休金、更物美价廉的公寓、更便利的交通设施、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可受掌控的四个面向——世界的可目见、可抵达、可管控与可利用——让现代社会的基础架构，以极其坚固的方式制度化了：科学依照其直接定义，旨在扩展知识的疆域；科学活动建立在持续更新的扩大认知视野的承诺之上，它所依照的公式为“现有的知识—科学研究—更多的知识”（vorhandenes Wissen-Forschung-mehr Wissen，简写为“W-F-W”）。科技发展使得由科学知识建构的世界的各个部分与各种可能变得可以掌控，并且以这样的方式，世界的一切面向都处于控制中。经济发展则遵循资本驱动的增长模式，即“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Geld-Ware-mehr Geld，简写为“G-W-G”）这条公式。或是说，经济发展就臣服于这个公式下，所有资源都要服务于这个增长模式。不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个体层面，人们都必须通过商品消费、知识消费与工具消费等活动，隐秘地掌控世界。法律规章与政治管理部门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将“扩大对世界的作用范围”这项计划在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前提与后果，都纳入控制中。或者更准确地说，让社会的进程成为可计算的与可控制的。规则、章程和法规的日益增多，是这种努力的明显表征，它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计划的，并且在司法意义上成为可掌控的。但这一切努力都遭遇重大失败。我将会详细阐释这一点。事实上，无处不在的权力斗争在一切方面都可以被理解成为了赢得掌控权的斗争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为了世界作用范围所进行的斗争：它是否关乎直接的指挥权、经济资源的掌控权，或者其他的控制形式，则是无关紧要的。权力的表现，一直都在于能扩展自己对世界的作用范围，而且常常是以其他人对世界的作用范围为代价的；亦即不少时候权力正表现在把其他个体的作用范围，部分或全部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与掌控支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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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 里 可 参 阅 ： Michaela Christ ， Die Zukunst liegt im Dunkeln.Dynamiken von Wachstum und künstlicher Beleuchtung in derModerne ， in ： psyosozial 143 （ I/2016 ） ， Themenschwerpunkt ：Postwachstumsgesellschaft-Subjektivität-Demokratie。
(2) Erreichbar这个德文单词及其原型erreichen有很多意思，除了（可）“抵达”之外，还有（可）“获取到”“联系上”“碰到”“触动”等。罗萨在这本书中并没有明确将此词缩限在某单一意思上，而是随一般德语表述方式在适合之处自然地使用这个词。本书在翻译这个词的时候，也将视上下文的意涵而弹性翻译，但每次都会标出原文以供读者判断。——译者注
(3) 作 为 经 济 概 念 的 殖 民 可 参 阅 Klaus Dörre ， Landnahme. Triebkräfte,Wirkungen und Grenzen kapitalistischer Wachstumsdynamik ， in ：Backhouse ， Maria/Gerlach ， Olaf/Kalmring ， Stefan/Nowak ，Andreas （ Hg. ） , Die globale Einhegung-Krise, ursprünglicheAkkumulation und Landnahmen im Kapitalismus ， Münster ：Westfälisches Dampfboot 2013，pp.11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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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矛盾的反面：世界谜样般的退缩
简单说一下我在这里想阐述的论点：我的命题是，在制度方面我们不得不去掌控世界，并且在文化方面由于期待和承诺而使我们去掌控世界，但这种掌控世界的计划不仅没有“发挥作用”，而且还完全相反。我们想从科学、技术、经济和政治方面去掌控的世界，反而以很神秘的方式逃脱了我们、拒绝了我们。它退缩回去，难以辨识，沉默不语。而且，世界表现得既受到威胁，也很具威胁性，因此最终在根本上不受掌控了。这种状况的一个最明显的征兆是，在晚期现代文化当中，“世界”对我们来说其意涵首先指环境，或政治经济全球化意义下的“全球”。(1)在环境面向，我们主要会想到“环境破坏”，我们也不断面临着自食恶果的危险。在全球面向，情况也大同小异：在今天的政治话语中，全球化也象征我们对外界的混乱感、危险感、失控感，象征我们所熟悉的一方自身小天地受到威胁，所以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承诺建立围墙和壁垒，用关税和机枪保护我们免于全球化。世界因此变得极易受到威胁，同时也极有威胁性。这恰恰是掌控的反面，世界恰恰显得不受掌控了。
从埃普勒（Erhard Eppler）、佩希（Niko Paech）、格雷费（Christiane Grefe）的一场对谈当中，最能明显地看到世界如何从我们的夺取中退缩回去。(2)在这场对谈中，埃普勒被问到，他是如何变成增长批判与环境思想的先驱的。埃普勒用了一幅一目了然的图回答说：在他担任德国联邦发展合作部部长第一次搭乘飞机到北非考察的时候，他看到，人类努力往森林深处不断进行开垦、往山坡高处不断进行开发，但这些做法最后不但没有开辟出肥沃的新土地——用我的话来说：不但没有吸纳转化世界——，反而还造成了水土流失。肥沃的土地（这个土地同时也是迎向我们、滋养我们的世界片段），在开垦开发的过程中不断流失，在入海口堆积成一大片棕色的泥泞。我们扩大我们对世界的作用范围，我们掌控树林和山坡，但这样却让我们所开辟的世界片段变得严峻、贫瘠，也因此变得对我们充满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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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够：我们害怕失去世界，亦即害怕世界沉默，害怕世界变得苍白、无色；我们的这种害怕，在文化层面，与现代性的计划（即扩大作用范围），从一开始就是一同出现的。现代性的一项基础的、主要的根本恐惧，就是失去世界。事实上，从社会学这门在很多方面都相当清醒、偏好以第三人称观点来进行考察的学科建立之初，就存在这种恐惧。像是马克思（Karl Marx）的早期文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所以会写下那些思想，就是因为他观察到人类在所处世界的方方面面遭受了五重的异化。马克思认为，我们必须对世界（这里所指的世界，其形式是我们周遭的自然）进行加工，以让我们能够化用世界，意思是让我们能够填饱肚子、编织出衣服、盖起房子等等；这在根本上规定了人类的世界关系。与其他生物不同，人类与自然之间基础的物质变换过程，是通过劳动、通过改造自然而进行的。世界首先仿佛是需要加工的东西，但这是因为在对自然进行劳动的过程中，主体也随即形塑了自己，甚至是以某种方式生产出自己。而且，因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所如此形塑而成的本质，也随着生产力的增长，亦即随着我们加工自然所需的工具和知识的进步，而逐渐改变了，因此我们对自然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化用”了，而是根本成为吸纳转化了。在劳动中，我们形塑与改变我们自己，形塑与改变我们的环境，形塑与改变原料转换过程本身。但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种吸纳转化过程在现代性中已经基本上被摧毁了。我们可以说，这种摧毁就在于我们都只是在化用，而不是吸纳转化世界（这里所指的世界，其形式是原料，我们制造的产品，以及我们消费的商品）。因为处于资本主义关系中的工薪阶层所生产的东西不是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与他们的劳动产品异化开来了。因为他们与生产的目标、工具、形式都不相关了，所以他们与劳动过程，与这个造就和形塑他们本质的过程，异化开来了。因为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需要加工的自然变成了有经济价值的原料或用以塑造的客体，且与他们对立起来，使得他们也因此与自然异化开来了。这种异化对于马克思来说有多根本呢？马克思采用了配第（William Petty）的说法提到，劳动是财富的父亲，自然、大地是财富的母亲；而这种异化，就等于同时与父亲和母亲异化开来了。(3)马克思认为，工薪阶层的存在的核心，亦即在劳动中与自我、与世界的相遇，因为异化而变成了持存的纯粹的、表面的手段——变成了只是在赚钱而已。但不只如此，就连与社会世界的关系，也变成了异化关系。因为人与人之间处于持续的存在竞争中，所以人与人总体上变成了竞争对手，也因此潜在地处于敌对状态中。最终，这造成了无法扬弃的自我异化。马克思以此分享了他的一个看法：自我关系和世界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完好的世界关系，就不会有成功的自我关系，反之亦然。一个人若对自己麻木了，他也就无法吸纳世界；世界若对一个人显得沉默冷淡了，这个人也会失去自我感。后来（作为《资本论》作者）的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因生产工具的私人占有而来的薪资劳动，是异化的成因。但早期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是非常模棱两可的。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些段落，我们可以读到，异化的世界关系——亦即世界变成我们要去侵占的对象——才是成因，它建立起一种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资本运动（货币—商品—更多货币）、无尽的积累过程，变成了真正的历史主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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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另外一位伟大的现代社会学之“父”韦伯（Max Weber）来说，如果人类不是为了生活而劳动，而是为了劳动而生活，为了积累、（或是用我的话来说）为了增长、加速、创新而生活，那么这就是一种极为非理性的世界关系。他将之理解为世纪之交发展出来的、庞大的“西方理性化过程”的一个部分与后果。理性化过程的核心在于，在科学、技术、经济、法律、政治，以及最后在日常生活的导引中，让世界和生活成为可计算、可支配、可期待的(5)——也是说，让世界是可掌控的。在韦伯的时代诊断中，理性化的反面就是世界沉默，亦即他所谓的“祛魅化”。韦伯在他著作的一些段落提出了非常文化悲观主义的诊断，指出被造就得可计算和可支配的世界，不只失去了它的魔力与色彩，而且也失去了它的意义、声音，变得“冰冷”而成为没有灵魂的“铁笼”。在这个铁笼中，经济理性与官僚理性盲目且空洞地推动着上升过程，最终把人变得“什么也不是”了，却还洋洋得意地以为“攀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性阶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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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 人与物 人与世界步入关系的方式，是在文化、结构与制度的面向上形成的，而且也因此完全是可以改变的。古典社会学家们，都在通过各种讨论，试着对人类的世界关系进行分析，试图从整体来理解人类步入这些关系的方式。这种尝试，在第三位德国社会学之父齐美尔（Georg Simmel）的思想中格外明显。对于齐美尔来说，社会学的核心任务，就是对相互作用进行分析。齐美尔也明确描述过现代个体的世界作用范围扩大（他特别将之界定为社会圈的扩大过程），与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性质的改变，这中间的矛盾。齐美尔指出，现代大城市里的人，处于一种对存在感到麻木，甚至潜在地感到厌恶的基本状态中，也就是一种“让我一个人静一静！”的态度。这样一种总体上的不安，会厌恶陌生人靠近自己。保持距离变成一种基本的规划需求，由此而来的，便是人们陷入孤单与孤立的危险，即便是穿行在大城市的人群中也是如此。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么这种外在的麻木的内在面，不只是一种蛮不在乎，而是我们常常会意识到的一种轻微的反感，一种彼此的陌生感与排斥，让人与人之间就算只是靠近碰到一下，都会马上带来厌恶、造成冲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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