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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掌控 Unverfügbark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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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基本态度，也反映了现代都市人与物、与周遭的事件之间的关系。人们面对这一切时，处于一种冷漠的形式，亦即处于一种不被任何事感动的态度。
冷漠的本质，是面对事物差异时麻木不仁。这不是说知觉麻痹了［……］，而是说对于事物差异的意义与价值、乃至于事物本身，都没有什么感受了。对于冷漠的人来说，事物都是一样的黯淡苍白，没有什么是有价值的，没有什么可以激起他的喜爱。(8)
最后，与他人、与社会共同体、与世界缺乏关系，亦即缺乏存在的联结，在法国社会学的奠基者涂尔干那里，被当作失序——亦即社会生活失去规则、秩序、法则——的原因。涂尔干把失序界定为最危险的社会病态形式。这里，追求掌控、最后却无法掌控，似乎可说是现代矛盾的核心要素。这种矛盾，在现代文学中，可能表达得比社会学文本还更为明显。例如席勒（Friedrich Schiller）于1788年在诗作《希腊诸神》（Die Götter Griechenlands）中就以一些强烈的隐喻，对（想象中古代）“会说话的”，但很大程度上不受掌控的（诸神）世界，与受到掌控，但变得沉默的现代世界之间的对立，进行了描述与表达。在前一个世界里，“万物都注满充沛的生气”，爱神撮合人、神和历史英雄，缔结了美满的姻缘，自然的血液和艺术的诗歌如此协调合一。(9)但后者是一个阴郁的世界，作为一个“没有灵魂的火球”呆转着，在“哀伤的静默”中只剩一片“荒凉的景观”，森林与海浪只能发出空洞的回响。席勒用一些非常极端的图像——“可怖的骸骨”“昏黑的遮纱”“战栗”“寒冬北风”——表述现代世界缺乏共鸣的经验。这种世界异化的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更为极端的表现，例如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剧作《终局》（Fin de partie）。在该剧作中，人们没有与世界发生关系的能力，这表现在各角色在生理上非常突出的特征——主角们无法站、无法坐，缺了双腿、双目失明，视力衰退、听力衰退，掉了头发、落了牙齿。甚至连他们的形体该如何立足于世界都成了问题。他们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了，他们活在一个“死气沉沉”、荒凉、如末日之后一般的世界中。在这里，所有可以想得到的共鸣轴，全都系统性地沉默了下来。身体的世界关系，被病态地简化了，自然已死，（剧中两位角色）只能以垃圾堆为住所，沟通的不可理解性、厌恶、鄙视刻画了社会关系。全球灾难，这部独幕剧的背景，完完全全就是终极的共鸣灾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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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Albert Camus）踩在哲学与文学的边界上，提出了世界与人之间根本的敌对经验，并将之视为现代的基本经验。荒谬的事物，就是从这样的经验、在这样的经验中发生的。敌对与厌恶相伴相随，敌对起因于我们已经无法认识世界、也无法碰触世界了——换句话说，起因于世界不受掌控了。对加缪来说，我们会感觉到荒谬，是因为我们
感觉到世界是“封闭”的，像一颗石头一样与我们形同陌路，我们看不透它，它封闭得如此紧密而使得自然或风景都拒绝了我们。［……］这个世界原初的敌意，经过了世纪之交依然存在，且再次升起、对抗着我们。(11)
荒谬的事情，不是来自主体的态度，也不是来自世界的状态，而是来自两者之间的关系。加缪写道，
荒谬性，是由我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它既取决于人、也取决于世界。它（荒谬的事物）首先是两者之间唯一的纽带。它将两者联结得如此紧密，仿佛唯有厌恶才能联结所有的生物似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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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缺乏世界，外在失去世界——阿伦特（Hannah Arendt）正是如此描述存在的缺乏关系的关系的结构。(13)这种缺乏关系的关系，也可以用来当作异化的定义。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多样的，例如可以是一个岗位，稳定的家庭关系，或是政党归属，信仰理念，以及/或是志愿工作、兴趣，等等。但如今我们却不再感觉到这中间有必要且充满生命力的联结了。它不对我说话了，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了；世界不再触及我了，我也不再能触及外在的世界了。这个“一切都不再向我说话了”的经验，表现出一种所有共鸣轴都静默下来的抑郁状态。但这一种失去世界，显然跟世界作用范围问题没有关系。当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在技术、经济和社会方面极端地高度掌控世界时，这种失去世界也会发生——外在的一切都死寂苍白 冷淡空洞了，连我内心的一切也都沉默麻木了。这种状态，以倦怠症的形式，变成了当代典型的大众流行病。这种病事实上也显露出现代的世界关系。在我看来，这里的重点不太是倦怠症确诊频率的显著攀升趋势（倦怠症的攀升可以是很多不同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在于这里显示出来的一种情况：就连一些客观来说似乎没有受到倦怠症和抑郁症威胁的人，也还是对世界的静默有着钻牛角尖般的兴趣，认为这直接就是一种威胁。我的命题是，世界静默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恐惧，只要是对于这个时代的表述，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而且也许是越来越常看到）这种恐惧。(14)
所有这些思考与观察，让我们可以总结指出：现代的个体和制度，都力求在四个面向上不断以扩大作用范围的方式来掌控世界，但这却产生了矛盾的副作用；关于这种副作用，马克思认为是异化取代了吸纳转化，阿多诺和卢卡奇认为这是物化取代了生命化，阿伦特认为这是失去世界取代了获得世界，布鲁门贝尔格认为这是无法阅读取代了可以理解，韦伯认为这是祛魅化取代了赋灵化。我自己的现代世界关系社会学的结论是，现代社会的危机在于，它不再聆听世界了，也不再感受世界了。现代社会失去了呼唤世界与触及世界的能力。如果我们将异化视为一种最顶层的概念，定义为失去关系的关系，以此概念从社会哲学的角度来把握这个状态，那么不只是社会学，而是在政治和生活实践方面，我们都会想迫切地追问一个基本概念问题：那什么又是“有关系的世界关系”呢？成功的世界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文化和结构方面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态度，认为要从科学、技术、经济、政治方面侵占世界，将之纳入个体的作用范围，而且这不断加剧了与世界之间的异化，摧毁了世界、使世界变得静默了，那么我们也必须问：我们究竟该设想另外一个什么样的可能的世界态度呢？我的大部头著作《共鸣》的目标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在接下来的章节扼要地阐述《共鸣》当中的基本命题：为什么掌控与不受掌控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现代世界关系的错误发展，以及找寻另外一种可能性来说，有着基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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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这个环境概念的批判，可参阅一个非常优秀的研究：Katharina Block,Von der Umwelt zur Welt. Der Weltbegriff in derUmweltsoziologie，Bielefeld：transcript，2016。
(2) Erhard Eppler ， Niko Paech ， Was Sie da vorhaben, wäre ja eine Revolution. Ein Streitgespräch über Wachstum ， Politik und eine Ethik des Genug，moderiert von Christiane Grefe，München：Oekom-Verlag，2016，pp.18f.
(3) Karl Marx ，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67］，Bd. 1，in：Marx-Engels-Werke（MEW），Bd. 23， Berlin：Dietz-Verlag，1972，pp.57f.
(4) “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Marx，Karl ，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1844 ［ »Pariser Manuskripte« ］ ， in ： Marx-Engels-Werke ［ MEW］ ，Ergänzungsband I，Berlin：Dietz-Verlag，1968，pp.519f，着重处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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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有。）［译者按］此处译文援引自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列恩斯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6) Weber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关 于 这 方 面 的 详 细 讨 论 ， 可 见Rosa，Resonanz，pp.548—556。
(9) Friedrich Schiller ， »Die Götter Griechenlands« ， in ： SchillersSämtliche Werke ， Bd. 1 ， Stuttgart ： Cotta’sche Buchhandlung ，1879，pp.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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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相似的世界描述，亦可见于当代文学，像是维勒贝克（MichelHouellebecq ） ， 尤 其 是 他 的 小 说 《 基 本 粒 子 》 （ Les particulesélémentaires），这个书名就表现出了一种无关系性。
(12) Ibid.，p.28.
(13) Hannah Arendt，Vita Activa oder vom tätigen Leben（［1960］， München ： Piper ， 1994 ） 以 及 Was ist Politik? Fragmente zum Nachlaß［1993］，München：Piper，2003；关于阿伦特的世界概念，亦可 参 阅 Uta-D. Rose ， »Lebenswelt und politische Welt. Eine phänomenologische Analyse«； Sektionsvortrag im Rahmen des XXI. Kongresses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Philosophie 15.— 19.09.2008 an der Universität Duisburg-Essen in Essen，全文下载 网 址 为 ： http：//www.dgphil2008.de/fileadmin/download/Sektionsbeitraege/1 4-3\_Rose.pdf； 最 后 浏 览 日 期 ： 11. 10. 2018； 以 及 Paul Sörensen, Entfremdung als Schlüsselbegriff einer kritischen Theorie der Politik. Eine Systematisierung im Ausgang von Karl Marx, Hannah Arendt und Cornelius Castoriadis，Baden-Baden：Nomo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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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共鸣的世界
异化被描述为一种缺乏关系的关系，在此种状态中，主体与世界内在地分离了，彼此冷漠以待，或者甚至如仇敌般对峙。侵占关系的萌芽已经隐藏在这样的关系模式中——它是某种在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侵占关系模式。按照我的说法，现代文化的成就恰恰在于，它将人类的能力几乎完美地运用在与世界保持距离和控制作用范围方面。于我而言，带着保持距离的态度侵占是必要的。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也许是人类的固有能力。人是一种以“离心的定位性”作为存在前提的生物，亦即人能够，且不得不与自身和他的世界关系保持距离，仿佛从外部观察自己。(1)
当我们与世界关系的侵占模式成为每个生命表达自身的基本模式时，问题便会随之而来。因为这种模式没有认识到，主体与世界不是简单孤立的存在，而是由他们彼此之间的关联与互动而生成的。各类主体总是在世界中，或者“向世界敞开”；他们总是将自己放置在、裹入到和关联着某个作为整体的世界。“我通过（一切的存在）来认识我的亲缘关系，我只是作为一个可能性，来给予他们回应、理解与答复”，梅洛—庞蒂如是说。(2)回应或共鸣因而成了人类存在与一切可能的世界关系的“本质”；它预先将分离世界和掌控世界的能力消解掉。并且这种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共鸣能力——不仅对于人类心灵与人类社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而且就纯粹人类身体而言也是决定性的，即决定着他以怎样的方式和途径，同世界进行交互活动，在其中行动、调节、感受与思考。具有生命活力的人类存在的基本模式，并不是掌控事物，而是在共鸣中与事物连接，通过自己的能力——自我效能感——面对问题并对问题进行探究。同样我在自己的《共鸣》一书中，曾利用所有能用得上的哲学工具与科学工具来尝试说明这件事。如何将这种与侵占模式和相应的异化经验相对抗的模式，更加准确地界定出来？我的观点是，共鸣对于某个确定的经验而言，不仅仅是一个隐喻，也不是主体的情绪状态，而是一种关系模式，并且我们可以通过四种定义此种模式的特征来准确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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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触动（刺激）的环节：与一个人、一处风景、一段旋律、一个观念产生共鸣，意味着我们的“内部”一定程度上被这样的事物攫获（erreichen）、触动或者搅动。人们可以将刺激直接称为一种“呼唤”：突然间一些事情呼唤我们，使我们感于外物而动，并且由此而获取意义。从特定的人或物那里，我们听到了一个如此这般的呼唤，让我们觉得它是出自“本心的”，而非仅仅工具意义上的或是出于某种需要的。当一个人呆滞的目光中突然迸发出了光亮，或者眼睛瞬间噙满了泪水，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这般的触动。这样的情况表明，我们在一个充斥着提升与优化、算计与管控，设置好目标的世界中作战时所使用的铠甲，通过这样的环节被打破，我们同时也脱离了入侵模式。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看，共鸣模式借助一种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双向运动而远离异化状态：一方面，主体被世界激发，这意味着，主体受到如此的触动或鼓舞，以至于对他所遭遇的世界图景产生出某种内在的兴趣，仿佛感到自己“被世界关注着”。
2. 自我效能感（回应）的环节：另一方面，当触动（或呼唤）之后，紧跟着一个独特的、积极的回应，共鸣就呼之欲出了。它经常表现为一种生理反应，在日常语言中被表述为诸如：起“鸡皮疙瘩”，“汗毛直立”或者“后脊发凉”，并且在医学上可被测量出皮肤电阻、呼吸频率或者心跳与血压值的变化。(3)共鸣的第二个环节是：我们回应呼唤着我们的冲动，并且迎向触动了我们的事物。感动概念绝对符合这第二个特征，因为它描绘了向外的运动（e-movere），一种包含了应答的运动。由此观点视之，唯有当我们也可以从自身出发联系上（erreichen）外界的其他面向，当我们因为自己能够影响世界（并且世界也能刺激到我们）而感觉到与世界有所联系时，共鸣才会完整地出现。因此我将这第二个环节定义为自我效能感。眼神的交流或对话是产生这种共鸣关系的最简单的情况，交谈着的双方在此种情况下倾听并回应彼此。眼睛是共鸣的窗口，因为当我们望向某人，并且感受到他回望的目光时，便意味着我们与这个人产生了共鸣。然而情况也可能是，我们为自己竖起高墙，用凌厉的目光令其退却或者是以呆滞的目光无视其存在。于是，我们可以将异化状态看成处于冷漠的或敌对的关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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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回应之声触及了（erreichen）我或提到了我，或是反过来我自己的声音不只被他人听见，还对他人产生了影响，这是一种较之眼神交流更早出现的人类基本经验。婴儿降生，或是民主政体的幸福承诺等等，都属于这类基本经验。在这种经验中，我们都处于聆听与回应的模式中，没有被嘈杂声淹没和被充耳不闻。这种让我们拥有自我效能感、并且感觉到被触动的经验，不只出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也出现在例如我们在学习演奏一门乐器的时候，跳入大海并开始游泳的时候，或者烘培面包的时候。在这种更为微妙的意义下，当我们阅读一本书并且有所领悟的时候，也会有自我效能感。
3. 吸纳转化（转变）的环节。当我们与一个人、一本书、一段音乐、一处风景、一个理念、一块木头始终处于共鸣之中，我们便会在此关系中并且通过相遇让自身发生转变，尽管转变的方式不一而足。我们会说，某些际遇让自己“变成另一种人”。或是有的转变，仅会引起像我们情绪上的几乎难以察觉并且转瞬即逝的变化。但在每一种情况中，世界关系的变化都是一种产生共鸣经验的决定性要素：只要我们进入与世界的共鸣关系，我们便不再停留在自我同一的层面。共鸣经验使我们发生变化，并且具有生命力的经验恰恰在此产生。当我们不能回应呼唤，或是当自我效能陷入瘫痪，无法回应来自外部的海量噪音时，我们的心灵便趋于死亡和麻木，即丧失了共鸣的能力。抑郁状态的标志是，我们所有的共鸣轴都陷入沉寂，我们不再被触动，与此同时也丧失了感觉，没有人可以进入我们的内心，完全被“封闭”了起来，而这恰恰是由于改变能力的丧失。于是我们说，外部世界的一切都是僵死与空洞的，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是静默和冰冷的，就算我们提升对世界的作用范围，也无法让我们摆脱这种冰冷静默的状态。从这个视角出发，生命活力严格来讲是基于一个双向转变意义上的吸纳转化：像拉图尔（Bruno Latour）或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认为，现代社会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侵占模式）的特性在于，认为宇宙中的一切都是静默的、“死的”，只有人有共鸣能力(4)，而这种世界观是片面的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是完全值得怀疑的。即便人们不愿与拉图尔和德斯科拉这类的学者为伍，但显而易见的是，对象（对我们而言）也会由于我们的共鸣经验而发生显著的变化。我爬上一座山，它（对我而言）较之那些我仅仅从远处看到或从电视里看到的山，便具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同理，书籍、音乐、话语、理念在被吸纳转化的过程中，它们也在发生着变化。它们作为“物自体”（Ding an sich），对我们而言不再是不可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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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鸣关系的第三个特征是，主体之间与主体内部，以及他们所遭遇的世界都在发生变化。它恰恰不能被描述为对某物的简单化用（Aneignung）。可能我买下了一本书，且从头看到尾，但购买与阅读却没有带给我任何意义上的触动、感悟或者改变。听一场音乐会、攀登一座山或者步入婚姻，也都可能如此。因为缺乏（就“受他者触动”的意义上的）“刺→激”“感→动”（作为充满自我效能感的回应，并以此形成一种联系）、“吸纳转化式的转变”这三重内涵，所以化用只会停留在一种缺乏关系的关系中。触动、自我效能感与转变这三个环节的共同作用是必要的，而这种必要性清楚表明：一方面，我们要像一把提琴或吉他那样，保持足够的开放，好让自己能够被触动并且发生改变，另一方面，也要能够排除一切干扰，为的是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充满自我效能地给出回应。一个人如果曾经历过暴力事件、心理受到创伤，并因此认为触动都是一种伤害，那么这个人可能会自此之后抗拒、阻绝任何触动了。但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很容易就受到所有任何事物的刺激，那么也同样会失去听到与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能力。一个人若不相信刺激的作用，便不会形成经验，或者会将他（她）心灵上可能获得的触动与回应一概抹去，从而把自己束缚在其所遭遇的充满着侵占—控制的人与物的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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