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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掌控 Unverfügbark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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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受掌控的环节：我们在上一节描述的“病理的”（或白话一点来说：“不幸的”）状态，并不能通过意志上的决断得以改变。共鸣不是作为工具而形成的，也不可进行掌控。这便是第四个（并且在这本书中是具有决定性的）共鸣关系的环节，我将其称为不受掌控。首先，如上所述，不存在某种方法以及7个或9个步骤来保证我们与他人或物之间能够产生共鸣。即便我们试图将所有主体的、社会的、空间的、时代和环境的背景条件都进行管控，并致力于某种共鸣经验的策划以及实现，但可能出现的状况是，恰恰在烛光的环绕中、红日初升的山顶上，音乐厅里票价最高的座位里，我们越发地感到“寒冷”，越发地不能被触动，也无法与周围世界建立连接。我们在平安夜或许会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想摆脱圣诞节前的紧张情绪时，会切掉电源，全身心地陪伴在爱人身边，被圣经故事与神圣的歌声、乐音所触动；简言之，聆听与应答。但没有哪个时刻会像我们正在跟爱人享受烛光晚餐，或是在听我们最喜爱明星的音乐会这样的夜晚更容易面临异化的危险。是否会产生共鸣，以及它产生后会持续多久，从来都是无法预测的。共鸣从根本上是不受掌控的。它与我们的关系有点像我们与睡眠的关系：愈是想努力促成，愈会事与愿违。不受掌控当然也意味着与期待的正好相反。共鸣的产生（同样也可以跟睡眠进行比较）从来不能排除以下情况：它可能产生在极其陌生或者对立的情况下，尽管这种状况通常是难以设想的。由此，共鸣的特质是，既不能被强迫，也无法被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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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鸣的不受掌控性还有更为重要的一层含义：一旦它发生，我们就会随之改变，但我们会朝什么样的方向改变，或者改变的结果如何，这都是无法预测的。当我们真正走进一个人的内心、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一个理念、一本书、一处风景时，这些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和程度发生改变，这在吸纳转化过程结束之前，原则上都是不可知的。而这意味着，某种共鸣关系的变化情况，摆脱了来自主体持续且必然的控制与计划，它既不可计算又无法管控——并且这就是它缘何在对可受掌控关系的批判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如我在这里所阐发的。由于共鸣从根本上是开放的，因此一个不断追求进步与优化的社会逻辑，以及相应的将世界视为侵占对象的世界态度，都与共鸣有着根本上的紧张关系。

共鸣不能累积、贮存，也不能以工具的手段加以提升；这也属于它不受掌控的特质。只要是唱歌的人都会知道，一首最喜欢的歌就算每天都在表演，或是表演了无数次，演唱是否会获得共鸣依然是不受掌控的。只要是想把可能引起共鸣的精彩瞬间捕捉进一张或数张数字相片的人也都知道，这样的照片是否真会引起共鸣是不受掌控的。除此之外，不受掌控的特质也包括它不能凭借奋斗获得。我们一旦进入斗争关系（或开启侵占模式），就会抑制了共鸣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不想再让自己被外界联系（erreichen），而是只想贯彻自己的意图；我们的自我效能感不再来自刺激，而是来自工具性的操控。很可能我们购买了价格不菲的撒哈拉徒步旅行套餐或是豪华邮轮旅游船票，却没有与自然产生共鸣。广告宣传的运作模式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根基是，将我们对共鸣的渴望——亦即我们对关系的渴望——转化为对客体的渴望。我们购买商品（撒哈拉徒步旅行），并且期待着一个与大自然的共鸣经验——前者可以保证，而后者则无法保证，我们越是想去掌控，它便越是不能实现。我们的确渴望遇见狮子，但要确保它不会靠近我们，确保旅途不会太久（我们最终想要在晚饭前按时返回）并且我们不想变成落汤鸡或是被烤成焦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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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正如我在上面所阐明的社会学命题，在文化上建立并且通过制度立法的方式已经在结构上迫使世界在一切方面都趋于可计算、可操控、可预见与可受掌控。但是，共鸣却无法通过科学知识、技术统治、政治操控、经济效益等得以掌控，这是社会形构中重要且根本的恼人之事，是社会形构的基本矛盾，由此会不断产生出各种新型样态的愤怒的民众。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的目标是去探察这种基本矛盾所有各类表现形式，以及全部与它相关的、在我们日常行动和社会中的社会冲突场域里都没有料想到的社会后果与心理后果。因此，我将会揭示出现代人所身处的困境，即他们在自然关系、在政治关系，以及他们与主体自身的关系、世界关系中的重重困境。另一个目标则是，凸显共鸣渴望与掌控诉求之间的充满张力的各轴线，以期获得一些或许在日后能够克服或解决其矛盾的理念。

(1) “ 离 心 的 定 位 性 ” （ Exzentrische Positionalität ） 是 由 莱 普 斯 纳（ Helmuth Plessner ） 提 出 的 概 念 ； 参 见 ： Ders. Die Stufen desOrgaischen und der Mensch，Berlin/New York：de Gruyter，1975；也可参阅：Max Scheler，Di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m Kosmos。

(2) Maurice Merleau-Ponty，“Das Metaphysische im Menschen”，in：Ders. ， Das Auge und Geist. Philosophische Essays ， Hamburg ：Meiner，2003，pp.47—70，hier S.63,也可参见Bernhard Waldenfels，Antwortregister，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7；以及LambertWiesing，Das Mich der Wahrnehmung，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2009。

(3) 可 参 见 ： Brian Massumi ，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Affect, Sensation，Durham/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

(4)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不仅反对诗意的，甚至反对日常的“物的经验”，在这种经验当中，我们等同于物与（工作）材料，被“谈论”或“允诺”，抑或被“搁置一旁”（对此的详细讨论见：Rosa，Resonanz，pp.38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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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物的可受掌控与经验的不受掌控：五个命题

当我们仔细去分析共鸣与不受掌控之间的关系时，我们马上就可以发现，如果仅仅把共鸣理解为不受掌控或甚至等同于不受掌控，那么我们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些。事实上，唯有当其他人或物仿佛是“半受掌控”的，也就是处于完全被掌控与完全不受掌控之间时，我们与其他人或物才会产生共鸣。更仔细点来说，我们有必要把共鸣经验在根本上的不受掌控，与物或人原则上得以与我们产生共鸣的可受掌控，两者区分开来。这两者乍看之下是矛盾的，而且现代社会正是想解开这个矛盾：现代社会正是想尽可能掌控更多的“世界”，以让不受掌控，但我们又深切渴望的共鸣经验，能有更高的可能性和概率得到满足。

命题一：共鸣在根本上的不受掌控，与物在原则上的可受掌控，两者本身不是矛盾的

唯有当其他人或物，在第二章讨论过的四个可受掌控的面向，至少有一个面向是可受掌控的，我们和这个人或物才能产生共鸣。虽然也许光一张照片、一段陈述，乃至一段录音，便足够引起共鸣，但如果我们亲自面对一个人或直接身处一处风景中，当然就更可以产生共鸣了。可能有音乐鉴赏家（例如阿多诺）光是看乐谱，就能陶醉在一段曲子中；但是像我，通常就必须要听到音乐或旋律才能产生共鸣。这意味着，完全无从掌控，是不可能产生共鸣的。所以人们才会希望并发展出掌控音乐的技术。一开始是固定举行专业演奏，后来则是用录音机把声音录下来。然后，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会从音乐中得到深刻的共鸣体验，所以开始用黑胶唱片或光盘来收录更多歌曲。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的架子上摆满了所有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或马勒的音乐，或是平克·弗洛伊德、滚石乐队、披头士、佛利伍麦克合唱团的所有专辑，那么虽然在听音乐时，共鸣的出现是一个不受掌控的时刻——它是一种古希腊文所谓的“kairos”（“幸福的正确时刻”）——，但因为我们拥有了所有这些专辑，所以“听音乐”这件事是我们“可获得”（erreichbar）（即第二章讲到的第二个可受掌控的面向）、因此可掌控的。通过当代影音流媒体服务，我们可以在“可获得”（erreichbar）的意义上，只要付相对少的钱，便轻而易举地随时收听所有这些知名的、被录制下来的音乐；上百万的歌曲尽在掌控中。非常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对于文章、书籍的掌控，以及对照片、视频的掌控，也有着并行且结构相同的历史。事实上这也意味着，驱使着现代社会追求作用范围的扩大的原初动机，也不过就是对于共鸣的渴望罢了。正是因为共鸣本身是不受掌控的，所以如果正确的时间点会来临的话，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能否掌控“世界”。如果我想跟你说话，我不用等着我们哪天在路上不期而遇，而是我会直接打电话给你。如果我想听贝多芬第五号交响曲，我不用等着有现场音乐会的那天，或回家站在音乐架前翻找光盘，而是可以直接把这首交响乐下载到我的智能手机里，而且还是下载最高音质的效果最棒的一场演奏。如果我想去埃及，我甚至可以马上在周末或半夜订机票。全年24小时无休的服务，似乎就是为了持续应对共鸣的不受掌控。本章开头所提到的矛盾，于此似乎完全解开了。但，这样子有哪儿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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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从对共鸣关系形式的分析出发，在理论层面回答这个困难的问题，那么我想指出，共鸣是一种双向的运动。单单我去汲取世界，是不够的；共鸣有个前提，即我也要让自己被呼唤着，我要被刺激着，外界的事物可以触及（erreichen）我。我们可以推测，第三章提到的世界的“沉默不语”，不过是因为我们不再有被呼唤的经验罢了，而这是由毫无节制的掌控所导致的。事实上，如果我们用现象学的视角来更近一点看我们所拥有的共鸣关系，就会发现，蕴含不受掌控的时刻的不是只有经验，而是还有与我们相遇的物。当我们在进行生平叙事访谈，请受访者讲述自己的人生时，受访者会讲的，几乎都不外乎是堪为人生转折点的重要共鸣经验，几乎都会谈到一些意料之外的缘分：我遇见了这个人，我读到了这本书，我（偶然）加入了这个协会，有人带我到了这个地方……这改变了我的人生。但是，向意料之外敞开（用我那不那么文雅、有点隐喻性质的话来说，这叫作“让受呼唤”）似乎也是日常微小的共鸣经验的前提。（第一场）降雪的不受掌控，或是日落的不受掌控，都可以带来与之潜在相关的强烈共鸣。当然，人与人之间的每次际遇，也都是如此。我和另一个人，不论对方是家庭成员、朋友、同事，还是陌生人，会不会产生（对话上的或肢体上的）共鸣关系，都是很难讲的。其他人也可能会说“不”或“现在不要”，但这也是我们和对方得以产生共鸣的前提。如果一个人总是说我是对的、一定支持我，总是顺着我的意见、满足我的愿望，那么我和这个人不会产生共鸣，顶多只会有“回音关系”。<sup>(1)</sup>甚至家里的猫也是同样的道理。猫对我喵喵叫、对我撒娇，会让我觉得我和它之间有种纯真的共鸣，是因为它也可以不理我，因为它有时候不对我喵喵叫，甚至还抓我、咬我。简单来说，因为猫不是完全受我掌控的。如果雪是我想让它下它就会下的，那么从我的命题来看，降雪就不会让我有被呼唤的感觉了。如果我的猫是一台程式化的机器，总是在对我喵喵叫和撒娇，那么它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而已。在另外的意义上，诗也是如此。也有诗让我感觉到它在对我诉说着什么。我面前的这首诗，唯有当我并不完全了解、理解、吸收它（第三个可受掌控的面向），当它让我得静心思考、好像对我隐瞒着什么事时，它才会产生并保持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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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在这里用不着提出完整的论据证明，也还是可以指出，一个根本上不受掌控的时刻不只存在于主体和世界之间的经验或关系，而是也存在于物本身，只要我们和物之间有着可能的共鸣关系的话。

命题二：我们完全掌控，亦即在所有四个面向都掌控了的物，会失去它的共鸣性质。也就是说，共鸣暗指一种半受掌控

“半受掌控”这个命题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失去了家乡时，家乡就会成为一种共鸣概念。如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尝试指出的<sup>(2)</sup>，家乡表现出了我们如何希望能有一块可吸纳转化的世界图景，如何渴望在世界里找到或建立一方天地，并且当中的物（花草树木、山川流水、小桥街巷、瓦屋茅房、乡亲父老、鸡犬牛羊）都对我们说话、向我们诉说着什么。一个完全受掌控了的世界片段，在这层意义上会失去它的共鸣性质，它会一下就寂静下来，让我们觉得厌烦。不只物理的世界图景是如此，所有类型的际遇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完成一件事”，完全管控住它，它就不会再跟我们说话了。如果我们从一本书得到了共鸣经验，例如圣经或《资本论》，那会是因为我们感觉到还没有完完全全了解它，觉得它还在不断挑衅我们，有时候甚至激怒我们。最近有一个例子很有启发性。一位著名的俄裔德国钢琴家列维特（Igor Levit），在一次接受《时代周报》的访问时被问到，他还会不会听贝多芬那非常受欢迎的《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他回答：

会。我最近还弹奏过这首曲目。当我越常弹奏这首曲目、越常钻研它，我就越不理解它，越觉得它离我更远了，但我却觉得更幸福了，所以我更想要弹奏它了。［……］我想我永远不会说：我已经理解这首曲目了，可以换下一首了。我的目标是不断回归初衷。<sup>(3)</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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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访谈中，列维特不只明确提到奏鸣曲（在第三个可受掌控的面向意义上）的不受掌控所带来的幸福经验，而且还提到像是“贝多芬的音乐我已经都听完了，我想听其他东西了”“我爬过阿尔卑斯山了，现在想爬其他山了”“每次圣诞节都一样，今年的假期时间我想用来横渡南太平洋”这一类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怀疑对这样的人来说，贝多芬、阿尔卑斯山、圣诞节是否还是种共鸣轴。列维特的经验也随即指出了，技能绝不是共鸣的敌人。钢琴家学习和精练了音乐技能，是为了演奏奏鸣曲，为了和奏鸣曲深深地对话，为了让钢琴家和奏鸣曲之间总是可以不断有新的对话与回应。这种技能的形式与运用，完全不同于为了技术上的可受掌控（第三个面向）和（商演上的）可利用（第四个面向），因此以在技术上更准确地精通和驾驭乐曲为目标的技能。

这也就是为什么——再回到机器猫的例子——对共鸣关系来说非常重要的不受掌控，不是一台随机数发生器能制造出来的。如果每天晚上，不是一只猫，而是一台毛茸茸、大眼睛的机器要回应我，那么那台随机数发生器得想办法通过一些统计手段，来跟我撒娇或蹭我九下到十下，然后第十下对我发出不满的呼噜声并跑掉。那么这时候，我和它之间的“关系”，的确在不可计算和不可计划的意义上建立起了不受掌控的时刻。但难道这样我和机器猫之间，就能发展出可同我和家猫之间的关系相比拟的关系了吗？我猜不是如此，两者无论如何都不会一样。这首先是因为机器的行为，与我自己的行为之间没有回应关系。至少就我对随机数发生器的理解，我得说机器的行为是不稳定的，意思是它是非回应性的。我确定它没有想对我说些什么，它根本没有认知到我，它的行为与我无关。虽然——我们再脑洞大开地继续推进这个思辨的想象——也许可以设想这台机器猫可以学着看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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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让它的行为配合我的行为。但这对我来说反而正好会造成“沉默”的关系，因为这会让我忍不住想探究引起或产生这玩意儿的行为的学习机制是什么。

这种不稳定的不受掌控不只跟共鸣无关，而且相反的还有可能会摧毁共鸣，甚至产生恐怖的异化经验。每个用平板或电脑在工作的人都知道，平板或电脑老是会搞出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事，一些毫无逻辑、没有道理的事；它们跟我们作对，而我们几乎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作怪。当电脑跟我们作对的时候，我们显然会非常火大。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排斥这种不受掌控的形式呢？其中一项解释是，因为电脑的不稳定性会破坏我们的自我效能感。我们感到自己完全无能为力，而这，根据定义，即把共鸣给排除了。但不只如此：我们在这些时候会觉得机器的“行动”纯然是非回应性的，即便它的界面明明被设计成在跟我对话、在配合我们行为。电脑激起了共鸣，但它只是在按照算法运作而已。它虽然和我的所作所为有因果关联，但并没有在“配合”我，我和它只是机械性的因果关系而已，这种机械性的因果关系都是偶然的、不稳定的。模拟共鸣和“盲目”或“沉默”的作对之间是不协调的。这种不协调会让我们感到失望，甚至有时候会让我们莫名发火。

显然，在共鸣关系中，对象的不受掌控是性质上的不受掌控，而非单纯因偶然而来的不受掌控。所以不受掌控不单纯等于偶然性。共鸣只出现在一个“用其自己的声音跟我们说话”的对象，这个对象有自己的意志、特质，至少有一个不受我们掌控的内在逻辑。还有，我必须要能知道这个声音是在对我说话的，而且不管在何种意义上都是会回应我的。在这个意义上，甚至登山者会说，每一座山“都有它自己的特质”，渡洋者会说，我们想要理解海洋，就要仔细聆听海洋。

命题三：共鸣需要一种会“说话”的不受掌控；不受 掌控不只是偶然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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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降雪在此意义上是不受掌控的吗？即便山有自己的特质，但山会对我说话吗？我很清楚这个命题是最难、最模糊的，而且也会是最有争议、最难以证明的。我在这本小书里想仅聚焦在世界关系的现象学面向，这意味着，我在这本书里不想去问山“本身”是不是真的会说话（而且，谁知道呢？），而是只去问我们对于山的经验，以及跟山有关的经验。这里，山对我诉说着什么和山对我说话，这两种表达在纯粹语言上和在经验上的些微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与第一场降雪、与一座山、一本书或一张唱片之间有产生共鸣的经验，那这意味着我们和它们的相遇和际遇，牵涉到某些对这种共鸣经验来说有意义的事。事实上，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会用一些表达方式来呈现这种平淡无奇的感受，像是“这本书（或这段乐章）在跟我说话”。这时候我们的意思不是说，它在具体的意义上或在隐喻的意义上对我说话了，而是我感觉到被它们呼唤了，而且也同时感觉到我、或我内在有什么想回应它们，感觉到我想回答它们。当然，这样一种感觉对双方来说都顶多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受。我们不是非常知道怎么形容它们对我们诉说了什么、我们又想回答些什么。这种经验，不论对象是一个人、一本书、一首乐章、一座山还是一场降雪，都包括了首先是内在有了一种转变或改变的感觉。其次，且尤其是我们会猜想或也会希望，与这些对象有所交流，进一步去探究它们，因为我们还没有彻底理解，还不懂它们对我们所诉说的事。只要共鸣关系存在，那么这些对象就还是一位他者、陌生者，仍总是会逃离我们或反抗我们，就像列维特那相当精彩的说法。共鸣绝不等于“纯粹的美”或“纯粹的和谐”的那种经验。和音可以让我们感到共鸣，但前提是它有可感受到的差异。如果两种各自不同的声音暂时相遇、汇合在一起，那么这两种声音可以产生一种令人感动的共鸣经验，但前提是这两种声音是（不受掌控的）两种声音。

这不是说，我们遇见的他者必须要有纯然的自我意志；而是说，共鸣经验暗指我们感受到一种独立的（反抗）力量，反抗所有“机械性的”可受掌控。我们会说：在这幅画、这座山，或这棵树里头，存在着某种东西，而且这种东西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我们想和它们有一段际遇，我们就必须与它们有所交流。这里，我们可能直觉上可以理解为什么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会觉得所有东西天生都是有意志的。<sup>(4)</sup>也许执意是把握住这种感觉的最恰当的概念。正是因为《月光奏鸣曲》对列维特表现得执意弥坚，所以它和列维特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互的关系，而且它与列维特之间总是若即若离。登山者和山之间也不外乎如此。但共鸣意味着这种执意不单纯是一种固执，而是会动态改变的，特别是当我们和它们有一段际遇的时候。一本书，一首《月光奏鸣曲》，一座马特宏峰，它们会说什么，取决于我们的回应。共鸣关系的第三个特质暗指，共鸣的双方都是会（持续）转变的。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哲学和浪漫主义文学［例如荷尔德 林 （ Friedrich Hölderlin ） 、 施 莱 格 尔 兄 弟 （ August WilhelmSchlegel & Karl Wilhelm Friedrich Schlegel ） 、 诺 瓦 利 斯（Novalis）或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作品］最根本的成就，在于它们让我们能够想象到，主体和世界之间可以有一种相互运动，共同构筑了现实。<sup>(5)</sup>在一些尝试发展关系本体论的较新哲学理论甚至是物理学理论（如新唯物主义）中，这种思想更是进一步在认识论的层面持续有所发展。<sup>(6)</sup>不过，如前所述，对于本书的宗旨来说，从现象学的面向来进行分析，意思是，分析我们与世界的相遇和对于世界的经验，就已经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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