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掌控 Unverfügbarkeit

第七章制度上必要的掌控：基本冲突的结构面向

在上一章，我从个体生命历程的角度，描述了“我们希望确切掌控世界”以及“我们渴望与世界，或是与生命产生具有共鸣性质的回应关系”之间的张力。这章我想反过来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研究，在不同的社会领域，那些基本冲突是如何被制度化的。我的核心命题是，动态稳定模式（这也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从结构上迫使我们不断扩展对世界的作用范围、不断进行毫无节制的掌控，并以此方式形成了我在第一章指出的侵占性的世界关系。然而，当我们越想要掌控世界，世界就越退缩、越不受掌控。但“掌控世界”对我们的社会来说却有着必不可少的功能，因为若没有这种掌控，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会无法获得进展。于是，可受掌控和不受掌控之间的冲突战线不断延长，而且正是这种冲突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动力。但这具体来说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想从社会生活的五个基本趋势，来探讨这个问题。

“这结果我们担不起”：我们被迫不断朝向最优化

现代基本冲突的结构面向表现在：若一个社会需保持动态（增长）才能维持稳定，那么这个社会便无法允许不受掌控，即便不受掌控是它所需要的。增长逻辑、加速逻辑和创新密集化逻辑，都在暗暗地强迫我们要不断进行提升，要不断将效率与产出，或是过程与结果，在所有层面不断进行最优化。相反的，作为共鸣关系重要元素的不受掌控，却需要过程能够允许不确定性与结果的开放性；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共鸣会不会发生，更不知道共鸣会带来什么。但没有任何企业和机关单位可以承担这件事。最优化意指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尽可能好的结果，并且要能保持对此过程的控制。计算、控管，都是经济、政治、看护、教育等等的过程控制基本模式。事实上，光从时间压力和支出压力的例子来看，就足以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是无法承担的了。如果我们在时间不够用的压力下赶着去机场，那么我们当然就不能被允许与别人聊天、想东想西、看风景、听音乐，不能允许有人挡在路上，否则就会错过航班了。一个人如果想通过考试，他就不能被任何事或任何人打扰［不能被任何事或任何人给“联系”（erreichen）上］，不能分心，不能对考试时间和考试内容完全一无所知。一位看护工如果是按照分钟来计薪的，这位看护工就不能对看护对象没完没了地照顾下去。没有大学能允许其学院的培养方案对学时和授课内容方面交代得不清不楚。医疗保险公司不能不知道各种医疗方法会花多少时间、会有什么成果（所以精神分析治疗一直都不被纳入医保范围）。也不会有人愿意资助一项不知道要得出什么结果的研究计划。一个过程会得出什么结果，我们不能完全一无所知，它在时间和内容上必须是可计算和可控管的，而这就需要一种制度上的动态稳定逻辑。

不过，放眼所有的制度运作领域，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当中不受掌控不只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根本上也是不能放弃的。每个老师都知道，培育英才的过程有不少时候是在教学计划之外进行的，把何时要教什么都控管得很好的教学计划在这些时候是没有用的。每个研究部门和行政部门的领导都心知肚明，真正的创新、突破性的发现，不是逼出来的，也不是能预见的。每个医生都知道，一个人（至少在重病的时候）治不治得好，最终依赖于不可控制的个人体质。娱乐产业也明白，市场的成功是无法掌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首歌，可能被无数发行公司看过然后拒绝，但后来却爆红；或是反过来说也可能砸了大钱做广告，但就是乏人问津。或是像我在本书导论中强调的，体育活动，尤其是商业足球比赛，如果胜利是买得到或是可以从技术上算得出来的，那么这种比赛绝对无聊至极。

科学研究过程特别适合拿来说明这种充满矛盾的问题。如果有一位科学家，想研究共鸣或不受掌控等概念，或是想研究我们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后增长社会，这位科学家基本上不可能事先就能断言自己是否能得出值得一提的结论，会得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真能得出什么。但为了不浪费国家拨付的研究经费（这常常都是纳税人的钱），相应的研究经费资助部门都会要求科学家提交确实的、格式清楚的研究项目申报表，其中须仔细写清楚这个项目打算用哪些步骤，根据什么样的研究设计，与哪些成员合作研究，用多长的时间，期待得出什么结果，用什么形式结项。研究过程需要在时间上、经费上、“成果产出”上是可掌控的。而且政策也是这样要求的。

不过政策过程本身中的“尝试进行掌控”与“允许不受掌控”之间充满张力的关系，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今天，如果有政党想推行一项政策规划，它通常需要借助意见问卷和市场调查，来评估这项政策会得到多少赞同或反对，什么样的论据或什么样的要求在面对哪些民众群体时是会遇到的。但就算如此，政策辩论过程常常还是会得到出乎意料的结果。公共辩论会发展出不受掌控的自身动力，而且这对于政策过程来说是必要的。就是因为政策事务是不受掌控的，所以才会激起选民尝试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或借助全民表决，来迫使各议员的政治行为是可被计算与可被控管的。

所有人都知道，政策规划的执行会出现什么后果，是不受掌控的事，因此人们必须时刻关注新闻报道⁽¹⁾——虽然在进行政治选举的时候，都不外乎伴随着各种“我们会提升……！”（也就是说，“我们会掌控……！”）的承诺，像是承诺说将会提升工作岗位数量，提高税收，提供更好的环境条件、更便宜的居住空间、更有效率的交通、更和平的国际关系，等等。但是这些政策计划最后的结果大多与当初所承诺的相反。正因为这是如此不受掌控，所以才会激发出社会政策生活源源不绝的动力。

“不然会有人趁机占便宜”：科层制的逻辑与对公正的要求

不过，不只是动态稳定逻辑，以及（经济上）不断强迫提升的要求，使得我们需要计算与控制，很难允许不受掌控，就连当我们在伦理和政治方面合理地要求公平、公正的时候，也必须系统性地排除任意性与不当占取。正如韦伯在探讨科层制的文章中提到的⁽²⁾，这样的要求构成了现代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在操作、伦理与法律方面的基本框架。这样的要求，让政治世界和社会世界必须被造就成对于行动者（例如投资人和企业家，也包括规划者和消费者）来说是可计算和可管控的，让社会生活被造就成是可靠的。的确，如果行政机关和公务机关都以“不受掌控”的方式，在订定建筑合同、设定雇用条件、批示入学许可、打考试分数等情况下，对人或机构给予差别对待，那当然是不公平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不只期望能获得公平对待，而且也期望被对待的方式是有道理、有规可循的，而且结果是基于可以想见的理由的。

由各种确切的法规和机关规定交织而成的网络，正是尝试以此方式来预先掌控生命中所有的偶然和跌宕。什么时候、在哪里、对谁会有什么样的规定，都必须清清楚楚。然而，不受掌控却始终像一位顽强的对手。越是强迫要公平对待，越总是会造就新的、明显的不公不义，因为生活就是不受掌控的。我们常常只能从烂橘子和烂苹果当中选一个。如果有一个人想试图用最严格的规定来控制所有人不准滥用国家基本福利，那么这个人随后一定会发现他造成了很多违背当初用意、让人难以忍受的问题。老妇人会没法在药店付钱买药了，小孩会没法参加班级旅游了，父亲会无法为自己女儿的储蓄账户担保了。

相反的，这个人如果想避免这些问题，就必须愿意接受国家基本福利不少时候是很不公平地被利用了。如果有个人想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那么这个人就得没完没了地制定无比复杂的法规——最终依然徒劳无功。就像一个问题，一个真的很麻烦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保护难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应该？我们要怎么验证和比较这些国家中的人民的生活状况？事实上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在法律、管理、政治方面都必须承认，不受掌控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只能想办法与之共处。

如果我们尝试在法律方面和科层制度方面，对社会生活进行越来越全面的掌控，那么我们会发现，我们最后不但无法完全压制住不受掌控的社会过程动力，而且反而还得屈服于它。法律规定、程序规则、过程规章，就像霉斑一样附着在我们原本应该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活上。最近在某一个活动场合上，德国一位大城市的市长被问到一个问题：一座大城市究竟应该如何才能成为市民的共鸣空间？他回答，在青年中心或年轻人聚集场合上，常常会出现让人“眼睛一亮”的事，因为在广场、学校、或节庆的场合中，很多观念彼此都可以碰撞出火花。不过，他不无惋惜地接着又说，可惜他一直以来基本上只能对这样的场所或活动进行限制：建立这样的共鸣空间是个很好的主意，但是要建立这种空间需要签订合同、获得许可、在法规上进行检查、得到批准、设立安全措施，如此才能实现这个主意。但如此一来，所有能量就会被“消磨掉”了。当我们直接、亲身感受到世界是如此缺乏回应、冷淡、拒斥我们的时候，我们同时就会体验到一种纯然的“异化”的诞生了。不论是在营会活动中、职场上、医疗机构中、接纳难民的时候，甚至在体育协会或音乐协会里，基本上每一个有这样一种“好主意”的人，都有过这种感受。不少时候，（或刚好就那么一回）若我们忽视规则和职责，事情反而会运作得很好、很有成效。

“谁要为这件事担起责任？”：要求透明、有文档记录

忽视规则与规章，不只是很有风险的一件事，而且在一个旨在进行掌控、强迫最优化的世界当中，我们也很难忽视规则与规章。因为，可受掌控也意味着可以厘清责任归属。我们在这里再次强调：所有社会过程当中，所有有着社会生活的地方，我们都必须处理不受掌控的情况。（在很机械性的或科层制的情境下，可能“所有事”都是可计算、可掌控的，所以其中所有类型的过程都很稳定确切地运作着。但这种情境是不会有社会生活的。）这使得一个社会，在所有这类的过程中、在面对所有相应的不受掌控的情况时，都不得不去问：谁要为这件事担起责任？谁要承担代价？这个社会总是会系统性地陷入这个困难中。在学校、机关单位、公司、医疗机构、食品杂货店、组织协会等等，我们都会看到这种困难，这些地方也都会针对所有可以想见的事情指定负责人或负责单位（例如消防安全负责人、急救人员、平等权利委员会、青少年保护机构、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管理处等等），这些负责人或负责单位会经由培训或借助无数的信息材料，为所有可以想见的事情进行事前准备，并且把一切事情都记录成文档。今天，几乎所有的企业职工、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尤其是（但当然不只是）“从事社会福利事业的人员”，都在抱怨他们几乎没法做自己的工作，或是没有时间把工作做好。这绝不只是因为他们面临着（经济）提升压力或加速压力，而是也因为他们总得忙碌于一些白费力气的事，亦即把工作中所有过程和情境呈现成透明的（可受掌控的第一个面向）、可归因的（第二个面向）、可控制的（第三面向）、有效益的（第四面向）。于是老师觉得自己几乎没办法把时间花在学生身上，医生感觉没办法把时间花在病患身上，科学家没办法专心做研究，看护人员没办法好好关心看护对象，汽车技师也已经没办法好好维修汽车了。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职位要求职位上的人填写越来

越多的申请表、越来越繁复的报告和记录，以及忙于对其进行检查与评估。这些强迫人们不断忙于掌控事务的任务，仿佛霉斑，它们爬满、窒息了我们社会生活不受掌控的创造性。

而且，对于归责与归因的要求，又会引发其他一连串的问题。在发生不幸与意外的时候，我们总会尝试找出罪魁祸首与责任人或负责单位，亦即假设这些事情“基本上”是可以掌控的。有人必须负责。例如2010年在杜伊斯堡发生的“爱的大游行”电子音乐狂欢节，因为恐慌性的踩踏事件造成了20多人丧生、超过500人重伤。这个事件之后，检察机关对这个活动的16名负责人进行调查，以厘清他们在游客人潮引导、以及活动计划上是否有可能的疏失。他们当中必须有人负责。必须要有人给出交代。我不想，也没办法判断，这个事件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重大疏失。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在公众话语、政治话语里，不论是在大家的想法中、还是在现实中，社会生活的不受掌控性，都不会有一席之地。所以，就连自然灾难，例如地震、洪灾，我们都会直觉地想去找“责任人”：会发生这种灾难，必须是因为有人藐视了（建筑）法规、忽视了预防错失、没看到警告信号。整个政治或民间舆论，都仿佛对那些没有在事前或在事件处理过程中掌控住不幸意外的人或单位，感到同仇敌忾。大家也想必对那些基本上可以避免的不幸意外的发生感到难以接受。例如大家都无法接受小孩在进行体育活动或在下课时间发生意外，因为这本该是可以避免的。但我们也是时候该知道，我们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完全、断然地排除所有不幸的意外——是时候该知道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我已经付钱了，这是我有权拥有的”：商业化和权利化

将不可掌控的事物在根本上进行掌控，不只存在于劳动和生产方面，也存在于消费与使用方面。（晚期）现代社会事实上几乎把所有世界关系都给商业化了。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东西和许多服务过程都以商品的形式出售了。而这也意味着我们对于可受掌控有了一种权利要求。获取一项事物，原则上同时也意味着允许掌控这项事物。（在所有四个面向的）可受掌控是私有财产观念的核心。⁽³⁾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质量的确保都是一件利害攸关的事。买卖双方，不管有没有明说，都会同意，一项卖出的产品（而且就只有这项卖出的产品而已）的所有特质和所有部分都要可以为买家所用。

但尤其是非物质的东西的买卖，当中可受掌控和不受掌控之间的关系，就会是很有趣的问题了。当我们买了一张昂贵的音乐会或戏剧门票时，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求的是艺术家要准时、心情愉悦、充满活力吗？要求没有扰人的噪音吗？要求演奏或表演至少要持续90分钟吗？或是，当我们预定一场假期旅游时，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求天气要是好的？其他游客彬彬有礼并且健康？要求街道安静，要求饭食可口？音乐会举办者或是假期旅游服务人员（我们姑且就以这两者为例子）必须提供什么呢？他们该为什么负责呢？高速公路上塞车，飞机航班取消或延误，下大暴雨，阳台上有蚂蚁，吉他弦断了，打击乐器底座塌了，这些是他们的责任吗？无数法院诉讼年复一年审理的这一种和类似的消费争议案件，都清楚指出了，在消费者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这一端，是如何地要求广泛的可受掌控，而且之所以会有这种要求，也当然是因为相应的服务提供者一直承诺或暗示他们所贩卖的就是可受掌控。但是这种服务承诺最后往往很像空洞的话术，因为这一类的服务——像是度假时的心情放松与转换，音乐会给人带来的灵感与触动，或是简单来说：每一次的共鸣经验——最终都是不受掌控的，所以也恰恰是无法被商品化的。如果一个人在音乐会、度假、舞蹈课程、精油按摩服务中只在乎并坚持，所有的一切都要承诺是可受掌控的，并且认为自己有权要求和得到这种可受掌控，那么这个人有很高的概率最后只会错失那些不受掌控的事物，而这些事物恰恰才是他之所以投入这些活动的理由。

“你们的碰触，让他们陷于哑然与麻木／噢，我的万物，丧命于你们的摧躏残酷”：同一性思维作为基本的操作原则

上述的讨论再次表明，对于全面掌控的要求，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性的根本矛盾，既体现在我们的制度上，也渗入到我们的习惯中。它既贯穿了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实践，也塑造了我们的内在态度。我在本书开头所谓的现代性的侵占态度，把我们的此在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四个面向上都定位成一种概念上的掌控关系了。这种在思维上毫不考虑不受掌控的可能性——认为凡事顶多只有还不受掌控和还需要掌控的情况⁽⁴⁾，以及因此在经验上毫不考虑不受掌控的可能性——认为不受掌控不会发展出什么回应关系，顶多只会发展出令人感到无力的关系的情况，被阿多诺指责、批评为一种“同一性思维”。⁽⁵⁾同一性思维意指一种观念，即认为我们对于一件事物（可以是一个东西，一次的事件，或是一段过程），通过将之概念化的方式，从其本质上来掌握它、在精神上掌控它。而这种同一性思维忽略了，我们与尝试掌握的世界，或其他事物之间，永远都会存在一道裂口、缝隙。这个裂口，是不受掌控、逃脱我们的掌握的。正是且只有在这样的裂口当中，才会显现出真正的经验、真正的活力。对阿多诺来说，我们想完全掌控世界、排除不受掌控的事物的欲望，已经深植于思维本身了，亦即不只处于我们所思考的内容，而是更深植在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态度本身，并且也因此寄生在我们对世界的内在知觉中了。

德国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比阿多诺还要早将近七十年，就在他著名的诗作里，与阿多诺一样，但更为直观地，对于人类以物化的、残害的方式在语言和精神上攫取世界，表达了批判。里尔克是这么说的：

人类的字词多么令我感到惧怖
它们多么清晰地将一切道出
如此明确称此为狗称那为房屋
如此明确说出了开始与结束
字词的意义和嘲弄让我深陷忧苦
一切的过去未来它是如此清楚
再也没有一座山能让它有所感悟
再也没有田园与绿地留给世俗
愿我永远劝阻，愿你们后退一步
愿我永远驻足，聆听歌咏的万物
你们的碰触，让他们陷于哑然与麻木
噢我的万物，丧命于你们的摧躏残酷⁽⁶⁾科层规章网络，以及强制我们不断最优化的律令，就像霉斑一样布满了社会生活。从我们前文的思考来看，当现代社会尝试通过思考和语言以掌握世界时，这种霉斑便出现了。当列维特说他不希望完成对一首曲目的理解时，他的态度与同一性思维——想要完成所有事情就刚好是相反的。我们在日常实践情境当中可以很容易举出很多例子。我们来想象一下：我们被皎洁明月吸引了，然后跟身旁的人说：看！月亮！而对方说：然后呢？月亮不天天都在那？它就是一颗由岩石构成的天体，距离地球385000公里远，表面布满陨石坑，上头没有生命。几百万年前它就在那，一如既往。你提月亮干嘛？然后我们就会无言以对。月亮是这样子没错，但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它会带给我们害怕、希望、向往，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它是“月圆人团圆，千里共婵娟”的月亮，它是几千年来让我们创作出无数神话故